【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黄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挑战

我将分享关于新冠病毒流行给当前世界带来的挑战的一些想法，这些挑战对全球和全球不确定性都有影响。以下五点摘自《光明日报》上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

首先，这次疫情爆发与流行，可以说所有国家、政府、组织、机构，谁也没有先见之明，没有谁提前就知道它将要爆发，更没有谁提前就知道如何妥善应对它，故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去无端猜忌别人别国一开始有没有采取更高明的措施，更没有资格去事后诸葛亮般地无端指责别人别国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

其次，这次病毒降临和流行，对所有国家、政府、组织、机构，都是一次大考，能经受住考验的，是实际的应急与组织动员能力，尤其是面临紧急的公共卫生危机时的应急能力和治理能力，其中包含（但不限于）：国家的组织力、民众的配合度，社区的管理水平、个人的自觉行为，防疫体系的健全性与可行性、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与奉献精神，社会对重要的防护信息的及时发布与分享，等等。

再次，这次疫情突发，有不少人提前就（常常是带着傲慢、偏见、无知与武断）推论甚至断言，哪个国家根本不可能在大考中取得如此成绩，如果考分竟如此之高就一定有诈，到头来反而是这些提前推论者断言者自己还没能考过关。

第四，这次疫情蔓延，使本来就还没有从2007-2008世界经济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的各国经济变得更加低迷或进一步放缓，失业人数之多已经成了某些大国自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故也无法从原有版本的经济政策中直接找到解困之道，包括试图逆全球化而上，不仅要自我“优先”，而且不惜与世界“脱钩”。

最后，这次抗疫，对所有国家、政府、组织、机构，都是全新的挑战，它使本来就已经进入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世界再添新的大变数，使本来就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使我们本来就面临认识范式与治理方式的转换的巨大压力变得更加沉重。

所以，第一，对于我们日益链接紧密的世界“地球村”来说，在这场危机之前已经出现隐忧。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向我们展示日常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可能受到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性的深刻影响。我们尚未完全从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面临了目前的危机，这场危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高失业率只是一个指标）。现在我们遇到了另一个不确定性：病毒大流行。由于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将挑战视为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而将危机视为对我们所有人的危机，而不是试图去搞自己“优先”甚至与人脱钩。因此，正是由于这些挑战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挑战，我们需要更加紧密地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以控制并减少负面影响，并一步一个脚印地抗疫防疫，并恢复经济与社会生活。

第二，自冷战结束以来，其实已有一些作品值得我们深思。福山因为一部《历史终结》而名噪一时。两年后，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nstein）出版了另一本书，书名反其意而用之：《我们所知的世界的终结》，还有一位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一本名为《风险社会》的书。自2007年和2008年以来，华尔街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经济学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当前世界唯一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还有，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的一次著名演讲的题目是“飞离我们而去的世界”。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启蒙运动后，我们相信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正确方法都可以提供对世界的知识，所以我们将对社会有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达到确定性。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即使时有危机，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背后都是确定的规律。但是现在， SARS，气候变化，埃博拉病毒，极端分子，和这次的冠状病毒，都对现有社会系统的确定性提出了挑战。

第三，中国与欧洲之间、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欧洲内部十分复杂，它是一个超国家行为体，也是一个多边体，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中国和欧洲是两个古老的文明。因此，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特别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正在从多边机构撤退到单边、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孤立主义的时候，在疫情流行无人能幸免的时候，中欧两个最大的国家体、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文明体，更要通过携手合作来促进和平、繁荣和应对不确定性。

朱晓中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学术委员会委员）：

新冠疫情影响及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

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的瘟疫，或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被文字纪载的疫情。本次新冠疫情与那次疫情在很多方面十分相似，即较高的传染性和死亡率，且不断反复，持续时间长。长期以来，瘟疫与人类社会共存并不断进化，一次次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面对百年未见之变局，各国政府被迫采取除战争之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尽可能最大程度地维持社会经济生活。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本次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一个国家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传统区别，某些国家出于各种理由，推卸责任，转移对其应对措施的批评，并获得迫切需要的资源，致使国际合作出现了严重中断。虽然像世卫组织这样的多边组织和临时联盟(如疫苗和免疫联盟)的影响力仍然较大，但很少有政府完全摆脱了“本国优先”的诱惑。正可谓“没有什么比暂时更长久”。为此，许多国家采取了限制人员和货物正常跨境流动的措施，并采取了其他公共卫生措施和特殊规定，以保护国内公司。这些措施虽然可能是合理的，但可能会引发法律挑战，因为它们违反了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对外国投资者提供的“公平公正待遇”保护。其代价很可能是国际关系的扭曲，甚至是某些正式的义务不能履行。

      迄今为止，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医学界预测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预期1-2年。受疫情影响，中东欧国家诸多受到影响的领域与其他地区类似，如对旅游业和航空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企业面临的财务和产品压力日益增大，失业率上升等。但疫情中的中东欧也表现出某些自身的特点。如某些威权政府变得越来越自信；大国竞争和博弈的加剧导致中东欧地区出现战略困境；疫情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出现v型复苏的前景渺茫；在某些西方国家供应链转移中，中东欧国家不可能挑战中国，更不会独自取代中国。总的来说，新冠疫情的后果很可能是强化现有趋势，而不是产生新的趋势。

      当下，中东欧的一些国家正在经历新一轮感染,部分原因是过早解除封锁，封城不可取，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意地回归常态。由于感染曲线随着重新实施预防性限制措施而波动，经济也将随之波动。人们必须认识到，这将是一种新常态。这场疫情长度和深度，以及外部地缘政治的发展，使人们无法对未来做出明确的预测。尽管如此，作为新常态的一部分，人们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风险环境，并适时和审慎地做出必要的反应和政策调整。

在宏观经济方面：根据奥地利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2020年中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收缩3%至11%，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那些贸易和旅游业最发达的国家。受疫情影响，中东欧国家在财政上支持受经济衰退影响严重的企业和行业，这些中东欧国家的很多干预性的产业政策似有情可原。

迄今为止，中东欧17国已有11国加入了欧洲联盟，除了欧盟统一大市场的作用之外，欧盟中期预算中的各类基金在推动已入盟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大部分中东欧国家通过30年转型，经济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因此，在2021-2027年中期预算中，部分中东欧国家获得凝聚基金的数额将少于2013-2020中期预算中获得的基金数额。这将对后疫情时期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中东欧国家要持续保持经济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途径和工具。

在国家治理方面，近年来，中东欧地区的许多国家不再渴望或坚持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更加自信，偏爱甚至袒护一些经济角色，冷淡另外一些角色。疫情期间，少数国家政府表现出更大的威权行为。最明显的是在匈牙利、波兰和塞尔维亚。而其他国家，亦有不同程度的类似迹象。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威权体制的优势在于稳定，但这种稳定并非理所当然。随着转轨疲劳和当地精英优先议程的变化，公民社会变得越来越活跃，以及难民问题的出现，中东欧地区非自由主义政党日益增多。同时，斯洛伐克、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等国出现了一些转轨以来规模最大、且不断发生的抗议活动。抗议的议题涉及从反腐败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

在地缘政治方面：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加大对中东欧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大国博弈加剧。在中东欧地区大国博弈中，欧盟和德国为守成势力，俄罗斯视中东欧地区为自身传统利益范围，美国则是“乘人之危”，全方位深度介入中东欧地区事务。中国作为“后来者”，自2012年开始同中东欧国家在多领域进行合作。随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所面临的域内外各种猜忌与限制日益增多。美欧德俄等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已经为中东欧国家提供各种“刚需性”公共产品，并借此占据了对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有利位置，给“后来者”留下的空间有限。更为严峻的是，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政客到中东欧国家游说，试图鼓动这些国家建立所谓“民主联盟”共同遏制中国。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必须勇敢且智慧地应对新的地缘政治挑战，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寻找与中东欧国家更多的共同利益交汇点，不断发掘新的合作机遇。同时，中国应妥善处理同相关势力在中东欧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使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能够行稳致远。

刘作奎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秘书长）：

中美博弈时期，欧洲会不会选边站？中国对欧洲应有准确认识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全面博弈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冠疫情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包括对中欧各自内政和外交的影响，中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实早在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关系战略展望》，里面的对华定位就出现了多重身份：伙伴、协商者、竞争者、对手……这是欧盟对华外交的一次重要转折。

在中国，针对欧盟在中欧关系中的定位的分析不在少数，且多是正面和积极的。本人认为，在国际关系急剧变化的新时期，中国对欧洲也应该有准确的定位，且不仅仅局限在经贸层面。总体来看，有四个层面的定位：

全方位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伙伴（Partner）：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个文明，加强合作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中欧提议什么、反对什么，都会在全球层面形成分量和战略性影响。中欧合作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政治、经贸和人文形成了全领域合作，并且形成的倡议越来越有全球性影响，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合作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

多边主义的共同支持者（Supporter）：我们还不能说是多边主义上的合作伙伴，因为在一些领域确实是重要的合作者，形成了很多合作成果，但彼此的多边主义形成背景、含义和运作方式是不同的，而且存在不同的优先重点和价值取向。在多边主义问题上，我们要合理管理期望值。多边主义是欧洲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规范性影响力的组成部分，多边主义在中国则是推进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内容。我们重视欧洲作为一种力量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欧洲则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以规则为导向的行为者。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不友善和非建设性对话者（Dialogist or Interlocutor）：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欧洲人向来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批判他国的意识形态差异性，喜欢以民主和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也越来越被中国认为是影响中欧关系的重要因素，影响到双方的务实合作。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只有一种，欧洲不要试图改变中国，更不能还想做中国的教师爷。

国际规则和话语权的竞争者（Competitor）：在某些方面，中欧虽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但欧盟试图在规则和话语权方面寻求竞争。比如在互联互通领域，欧盟就迫不及待地形成自己的规则话语，并隐晦地批评中国的不足和劣势。在新冠疫情期间，甚至欧盟官员还正式对外界表示，防止中国追求国际影响和话语权，担心中国的声音带有地缘政治影响。欧洲一直希望压制来自中国的声音，担心中国施加政治影响，夺取他们赖以存在的话语权，影响到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存在。甚至，在经贸领域，欧盟很多规则制定越来越有针对性地排斥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欧洲一直难以理解中国的运作方式和国家发展的优先重点是什么。新时期，我们应有新认识，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国际挑战。

周俊子博士（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捷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中东欧关系

中东欧国家普遍于3月出现疫情，于5月放松管制，期间历经疫情扩散、爆发、受控三个阶段，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抗疫成果。近期，部分中东欧国家出现疫情反弹，面临第二波感染浪潮，正重启严格的抗疫管制措施。新冠疫情下，中国-中东欧关系出现复杂性、两面性，一方面双方围绕疫情开展抗疫合作和协调，另一方面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

在中东欧国家抗击疫情过程中，我国及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协助解决防疫物资不足问题，并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我国通过协调外交部、商务部、海关、民航、银行等各个部门和机构，开辟“空中运输走廊”“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为中东欧国家在华采购防疫物资提供便利和支持，同时我国与中东欧17国就新冠肺炎疫情举行防控专家视频会议，互通抗疫信息，分享防控经验，交流诊疗方案。由于浙江温州、青田是全国闻名的以旅居欧洲为主的侨乡，此次对中东欧国家的疫情支援尤以浙江较为活跃，包括政府机构、民间组织、企业和侨胞等社会各界纷纷驰援，积极捐赠防疫物资，助力中东欧国家抗击疫情。

以捷克为例，3月初捷克总统特使兼总统府办公厅主任弗拉蒂斯拉夫·米纳日（Vratislav Mynář）访问中国期间捐赠了5吨防疫物资。而后考虑到捷克疫情快速上升态势以及防疫物资短缺困难，我国决定将尚未起运的4吨捐赠防疫物资留在捷克以支持捷克抗疫。据中国驻捷克使馆和东方航空数据显示，从3月20日开始至5月3日结束，累计执行捷克疫情防疫专项政府包机51班，交付约2000吨、近40亿捷克克朗的防疫物资，包括口罩、防护面罩、呼吸器、防护服、检测试剂盒等。事实表明，得益于中国的支援，捷克防疫物资匮乏状况得到了极大地缓解。省级层面，政府机构支援上，浙江省委统战部和省侨联联合捐赠口罩5万个，由捷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捷克青田同乡会向在捷华人华侨免费发放；宁波市委统战部和市侨联联合捐赠口罩1.2万个，委托中东欧经贸联合商会发放；青田县委统战部捐赠中药防疫冲剂，由捷克中欧工商联合会分发。民间组织支援上，成立捷克华人战疫志愿者联盟，开展紧急运送食品药品、分发物资、医疗咨询、翻译等服务工作；浙江至爱公益基金会联合温州高温青年社区捐赠防护用品，部分赠与捷克布杰约维采市的医院，部分赠与中国留学生、华人华侨及一些社会服务机构。医院和企业支援上，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佐力百草医药有限公司、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捐赠了一批抗疫预防中药；丽水市中心医院开通“海外侨胞医疗服务直通车”，组织专家为侨胞提供线上医疗服务；在捷浙企大华向乌斯季州的养老院捐赠红外线检测设备。捷克外交部4月初称，浙江向布拉格中央陆军医院捐赠了10万个口罩、2万台呼吸器以及2000件防护服。

抗疫合作让中国-中东欧关系更为紧密，为双方友谊注入新能量。但与此同时，不和谐因素此起彼伏，包括抗疫舆论、涉台问题、投资防范、美国介入等。抗疫舆论两极分化，一方面积极肯定中国抗疫成效及支援行动，但另一方面质疑中国医疗物资质量、华商囤积居奇等，甚至质疑中国“政治化”疫情以谋求地缘政治利益。涉台问题动作频频，尤以捷克表现明显，包括捷克经济文化办事处与台针对新冠疫情发表防疫合作联合声明，捷克参议院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捷克参议院议长8月底率团访台等。防范收购具有明显国别针对性。在中东欧国家疫情爆发之初，欧委会就特意警告成员国避免关键资产和核心技术的流失，欧盟进一步宣布经济重启路线，涉及减少供应链外部依赖、加强外国投资审查两个要点，重点防范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并购。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全面展开，美国开始大规模介入中东欧区域，比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访问中东欧国家，中东欧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其实，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差异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潜意识里的一个阻碍，一旦美国凸显其对抗性、对立面，这将成为影响中国-中东欧关系的核心问题。

应对新冠疫情下中国-中东欧关系出现的复杂性和两面性，需跳出中东欧放眼全局，认清意识形态差异不可回避，在务实合作中深化双方关系。重新审视中国与中东欧的关系，不应局限于中东欧本身，而应放在欧洲次区域、欧洲一体化以及更广泛的全球格局等多维度进行考量。正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从差异性中找寻共通性，通过扩大共同点来消除差异性对双边关系的不利影响。务实合作是重要突破口，在经贸关系推进、协会企业载体和地方政府对接，打开务实合作新局面。比如经贸关系推进上，传统货物贸易发展面临一定瓶颈，服务贸易显得尤为重要，可积极挖掘中东欧国家的技术优势，开展技术贸易、技术合作，实现比较优势互补，既有利于贸易平衡，也有利于增加双方人员交流，这也正是中东欧博览会和“一带一路”综试区等平台可大力作为之处；协会企业载体上，应以行业协会、中大型企业为重要力量，从现实市场需求角度拓展合作途径；地方政府对接上，鉴于中东欧国家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较为稳定，未来双方合作可以在地方层面进行突破，加强建立友好省州关系。

叶予民（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俄波宿怨与波兰之殇

2019年，波兰举行纪念二战爆发80周年的活动，并邀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但唯独没有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近年来，在美国的支持下，波兰“重翻与俄的旧账”，呼吁公开二战过程中苏联对待波兰的真相，甚至要求把二战爆发的时间定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时间。俄罗斯则是坚决反对。一方面俄重要官员或机构进行外交反击，例如2015年时任俄驻波兰大使谢尔盖·安德烈耶夫接受波兰TVN24电视台时表示“波兰当时曾屡屡阻止组建反纳粹德国联盟，因此波对二战的灾难负有部分责任”；再如俄最高法院对《美联社》施加压力，要求其修改“俄是纳粹德国的盟友”的语句。另一方面，普京在多个场合显示了强硬立场，他表示俄是二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俄占领波兰拯救了不计其数的波兰人民尤其是犹太人。一些西方国家企图篡改历史的行径触碰了俄的底线。

实际上，俄波关于二战历史记忆的争论，折射出两国五百年来的宿怨。早在中世纪，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波兰人信仰天主教），俄罗斯前身罗斯诸国就已经开始与波兰相互厮杀。在16世纪，波兰与立陶宛大公国建立联邦，逐步成为东欧最强国家，并控制了基辅和斯摩棱斯克等斯拉夫人重镇，甚至曾两次攻进莫斯科。但是连年的征战以及与俄的拉锯战也使得波兰人口、农业生产急剧下降，这就成了后期波俄两国实力对调的重要原因。

17世纪中期，波兰的封建农奴制危机和无政府状态发展到了顶点，几乎遭到所有邻国（俄国、瑞典、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趁虚而入。在经历两次北方战争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后，波最终沦为了末流国家，俄对波形成了压倒性优势。1763年，波兰奥古斯都三世病故，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迫使波兰选举亲俄贵族为国王，并加紧控制波兰。1766-1768年，俄国联合普鲁士以波兰境内东正教教徒受到不平等对待为由，干涉波事务。为了捍卫波兰自由，土耳其与巴尔联盟共同对俄宣战，但败于俄，波兰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战败国。1772年，俄普奥三国对波兰进行第一次瓜分，波兰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人口，并成为了俄普奥的保护国。18世纪80年代，波兰中小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掀起了爱国革新运动，引起了俄国的不满。1792年俄国再次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与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使其成为沙俄的傀儡国。例如波兰国王未经沙皇许可，不得与外国宣战或媾和。波兰被两次瓜分后，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波兰国内再次爆发革命并建立革命政权。但是随后俄军在普奥的配合下，将起义镇压下去。1795年俄普奥三国签订瓜分波兰的协议。至此，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灭亡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方得复国。

波兰处于“大陆心脏”地带，尤其是左邻德意志右靠俄国，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复国的波兰在近代同样是命运多舛。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出动75万大军、2400余辆坦克、2000余架战机，对波兰发动闪电战，且迅速兵临华沙。苏联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属秘密协议，也派出军队占领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波兰政府流亡英国建立临时政府。

然而，噩梦还远未结束。在苏军进入波兰后，波兰放弃抵抗，21.5万波军以及包括13名将军在内的1.5万名波兰军官被苏军俘虏。根据林晓光的研究，20余万波军先是被关进战俘营，之后陆续得到释放或流放；而波兰军官则是被关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劳改局所属的科泽利斯克、斯塔罗别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三个劳改营。起初，这些波兰军官还能与外界联系。但到了1940年春季，这批被俘军官像是人间蒸发一般，杳无音讯。另外一些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的数千波兰精英阶层，如教授、学者、工程师等也突然失踪。这些人去了哪里，在当时是一桩悬案。

1941年，德国对苏联实行“巴巴罗萨”行动，全面侵苏。1943年，正值苏军与德军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德军工兵部队组织劳工在卡廷森林地区修复公路和铁路时，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埋葬着军官、士兵以及其他人的墓坑。随后纳粹德国组织了“国际调查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调查。该委员会认为这批上万名波兰战俘是被苏军屠杀的。苏联则反驳称这是德国的栽赃陷害。由于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阵营的，与英法美等国并肩作战，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辩解并没有异议。

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扑朔迷离的卡廷悬案才浮出水面。1990年4月13日，在时任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访苏之时，苏联正式宣布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1992年10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派特使、国家档案馆馆长鲁道尔夫·皮霍亚前往华沙，向波兰递交了关于卡廷惨案的所有秘密档案的副本。档案显示，也许是出于节约物力财力以及担忧波兰的反抗的考虑，1940年3月，时任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向苏共中央提交关于枪决战俘的绝密报告，斯大林等中央高层都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并决定由苏军和苏联秘密警察具体执行。

2010年4月，在卡廷惨案70周年之际，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亲临卡廷森林，并在纪念碑前单膝下跪以表真诚的歉意。同年5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向波兰递交了67卷卡廷事件的有关文件，并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向前看。尽管如此，卡廷惨案一直是横亘在俄波两国之间迈不过去的坎，成为了波兰人民心中永远的痛。由于俄罗斯骨子里认为领土扩张是获取安全的重要渠道，不仅是波兰，其他中东欧国家长期患有“恐俄症”，把俄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国家，这从维谢格拉德集团纷纷加入北约可见一斑。再加上历史宿怨，波兰对俄罗斯的态度一直是处于消极状态。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在中东欧展开战略竞争，实行“随美外交”的中东欧第一大国波兰很明显地成为了“反俄先锋”，并成为了美在中东欧的地缘战略竞争的新抓手，其目的就是要在美国的庇护下，增加对抗俄的筹码。

地缘与历史因素造成俄波两国惨痛的羁绊与宿怨的形成。历史上的波兰之殇使得现如今的波兰民族主义更为敏感，在保护本国利益与抗俄立场上，波兰毋庸置疑会显现出强硬的立场。这就使得俄波两国关系无法有质的突破，尤其是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下，俄波两国关系前景不容乐观。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在希腊新学年开学仅1周后，希腊教育部在9月20日下午宣布，因发现新冠患者，全国超过25所学校的个别班级或者整间学校需要关闭，其中涉及阿提卡地区17所学校，以及皮尔戈斯、特里卡拉和塞雷斯等地的学校。另外，希腊北部佩拉也因为新冠患者数字持续高企，该地区所有学校须停课至9月25日。

保加利亚

保农业、食品和林业部制订《2021-2027年期保加利亚海事、渔业和水产养殖计划》，包括：支持发展可持续的小型沿海捕捞活动；执行与养护渔业资源有关的捕捞禁止计划；计划对渔港进行现代化改造；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与科学组织之间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努力聚焦发展可持续的水产养殖产品，以节省水资源的开发；促进水产养殖作为对濒危、稀有物种的捕捞替代方法；增加保加利亚原材料的加工量，以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整合产品链，以加强产品质量控制和跟踪；保持、扩张现有市场，为可持续出口创造条件。

捷克

总理安德烈·巴比什确认将恢复中央危机工作小组（ÚKŠ）的工作。由内政部长哈马切克再次领导的中央危机工作人员于9月21日开始工作。据巴比什说，因为与卫生部的合作“不理想”。政府不排除必要时可以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采取超出卫生部权限的措施。政府试图维持“准正常生活并保护人民”。

布拉格Zdeněk Hřib市长宣布，布拉格的感染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因此，除了实践培训外，将从周一开始在大学进行远程教学。时间为9月21日至10月31日。个人访问图书馆和自修室，进行个人咨询，在不超过10人的情况下进行考试，在不超过15人的情况下进入实验室做实验或艺术作品创作以及临床和实践教学例外。但是关闭中学的理由还不充分，下周将与布拉格地区卫生站讨论做出决定。

在布拉格，从9月18日星期五18:00至10月18日将禁止访问、探视住院医疗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该措施不适用于儿童，残障人士和不治之症的晚期患者。从星期一开始，在布拉格，中波希米亚地区，兹林地区，乌赫斯克市赫拉什特地区，克罗梅日地区和Cheb地区的100余人的户外活动中，口罩将被强制使用。两岁以下的儿童，智障人士，艺术家，主持人和运动员除外。

斯洛伐克

卫生部长马雷克·克拉伊奇（MarekKrajčí）告知，斯洛伐克有14个区域确定为红色，其他14个区域属于橙色，超过65岁的确诊患者数量正在增加。如果感染人数继续以这种速度增长，到10月底，医院传染科的床位将无法满足需求。这将意味着医院病床的划分将改变，而其他患者的病床将留给新冠病毒感染者使用。斯洛伐克部长告知，斯洛伐克新冠病毒传播水平为1.156。人们最易被感染的地方是婚礼、公司聚会和迪斯科舞厅。带食物的教会聚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克罗地亚

从9月初截至昨天，18天内在克罗地亚境内共有58人死于新冠病毒，占新冠病毒进入克罗地亚以来死亡总数的四分之一，9月12日有7人死于新冠病毒，9月18日有6人死于新冠病毒。在大多数确认病例具有轻度或者中度临床表现的时候，死亡人数却突然增加，专家对此无法给出确切的解答，部分专家表示疾病发病率的增加导致了死亡率的增加。克罗地亚公共卫生局正在对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数据进行分析，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初步结果，仅有部分说法--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中患有高血压的比率较高。

克拉皮纳省公共卫生局宣布，该省内5名来自Krateks企业的员工确认感染新冠病毒，目前该企业236名员工中有200人开始实施自我隔离措施。该企业管理层目前决定暂停运营14天至隔离结束为止，预计将于2020年10月2日恢复正常运营。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巴图”研究所所长韦里卡·乔瓦诺维奇（VericaJovanović）表示，从周五下午6点开始，对从国外返回的该国旅客进行健康追踪手续以来，截至20日早上，大约有10,000名公民注册了电子健康账户。

根据诺维帕扎尔公共卫生研究所的估计，受感染的人数略有增加，导致该市的疫情加剧，大部分确诊病例是从黑山和阿尔巴尼亚度假回来的公民。三名确诊病例已经安排住院治疗。

波兰

近日，位于波兰西南部奥波莱省小镇延杰尤夫的一家养老院爆发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事件。9月20日，奥波莱省政府在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中称，在该养老院的85名老年住户中，共有82人检测结果为阳性，仅有1人阴性，2人检测结果模糊需要再次进行检测。此外，另有24名养老院工作人员也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匈牙利

匈牙利总理表示，政府必须要在疫情期间保住就业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因此，政府决定将家庭部门的贷款偿还暂停期再次延长六个月。延长偿还暂停期主要针对抚养孩子的家庭，且与孩子、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以及公共岗位就业人员的数量有关。针对企业，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果企业的收入下降了25%以上，企业也可以申请延长这一偿还暂停期。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政府发言人表示，根据政府的追踪软件，近期在各大城市发现了数十例的确诊患者。由于各大城市的确诊数量还在上升，政府决定关闭一切体育场馆，为期14天。政府通知所有公共活动的组织者暂定组织工作，并在14天内不会发放任何活动许可。居民应该在14天内避免聚集活动。在各大城市的医护中心也相继出现了问题。医护人员的任务过重，无法及时接听电话。当地的社区医生也已经被动员起来。其联系方式将会发放给当地有需要的社区居民。

罗马尼亚

罗政府日前发布一项政府紧急法令草案，决定对罗现行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进行调整,将设立一个由政府、总统府、情报机构和外国直接投资主管部门代表组成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委员会，同时还可视情邀请其他部门代表参加。

爱沙尼亚

据社会事务部长Tanel Kiige称，爱沙尼亚政府在星期四晚上讨论了国家预算的相关问题，其中包括是否制定支持旅游业的必要措施。会议尚未通过任何支持旅游业的政策。其原因是，目前各种政策无法保证其公平性以及是否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立陶宛

随着新冠肺炎感染率的增加，立陶宛流行病学家建议居民记住并遵守春季的卫生规则，以减少感染数量。国家公共卫生中心的专家贾斯蒂娜·彼得拉维奇恩（JustinaPetravičienė）指出：“我们强烈敦促立陶宛人民记住我们在春季学到的教训：采取一切感染控制措施，采取手部卫生措施，在可能和适当的地方佩戴个人防护设备，保护自己和他人，如果您身体不健康，请不要上班，上学。务必留在家里，以减少疫情的传播。”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罗马尼亚

罗通社9月16日报道，罗经济、能源和营商环境部国务秘书博尔若尔在世界旅游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应当加强各国同旅游相关的抗疫措施协调，出台的措施不能影响旅游服务质量，同时保持连续且积极的沟通渠道。

根据欧盟统计局周五发布的数据，2018年欧盟有一半以上（60%）16-74岁成年人使用互联网购买商品和服务，罗马尼亚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18%和19%，排名欧盟靠后。

保加利亚

保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月至7月保加利亚对欧盟外第三国的货物出口下降了9.4％，总额为106.664亿列弗。同期，保从欧盟外第三国的货物进口额为128.560亿列弗（CIF价格），同比下降13.3％。 该期保加利亚与欧盟外第三国的贸易逆差为21.89亿列弗。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