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郑春荣博士（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学术委员会委员）：

抓住中欧合作窗口期

9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了一场视频会晤，这次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在6月22日，习近平主席与两位新任欧盟领导人已经有了首次视频会晤，而且是因为这次会晤正式签署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和再次确认了实现年内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目标。

在中德欧峰会举行前，欧洲媒体和智库学者多有杂音，不看好此次峰会，要求欧方调整对华政策。但是，峰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而且，中欧双方也就人权等敏感问题进行了坦诚沟通，为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纷纷表示，此次交流是良好的、开放的和真诚的。

当前，中欧合作处于重要的窗口期，这至少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政策，破坏多边主义进程的背景下，中欧双方有着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开放的贸易秩序的共同诉求和愿望。针对美国企图与中国全面“脱钩”，甚至挑起“新冷战”，欧方并不愿盲目追随，因为这不是欧方的利益所在，相反，欧盟认为对华合作具有战略利益。

其次，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推动下，德国将加强对华合作列为其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的优先项之一，默克尔积极促成中德欧峰会的召开就是最显著的标志。在最新的盟情咨文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坦言，中欧关系是最具战略性的双边关系之一。可见，中欧双方都有将“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推向更高水平的意愿。

再次，中欧正在制定新的中长期规划。2013年11月达成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即将到期，双方正在谋划签订新的五年规划。在这份新的五年规划中，中方可以将十四五规划的思考与新一届欧盟领导层的战略议程相对接。本次中德欧峰会上达成的中欧绿色和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就是双方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在已有的中欧和平、发展、改革、文明伙伴关系的坚实基础之上开辟出的新的合作空间。

最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年内完成谈判依然可期。自2013年以来，谈判已经经历了31轮，在公平竞争等诸多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尽管欧洲舆论在峰会前多有唱衰双边投资协定，但是，中欧领导人再次确认了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事实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始于2011年，也历时8年时间，于2019年11月6日才结束谈判。因此，中欧投资协定虽然“好事多磨”，但一旦达成，就将推动中欧启动自贸协定的联合可行性研究。 

 当然，欧盟内总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中欧走近，他们希望中欧合作的窗口期尽快关闭，甚至企图联美共同对抗中国，但是，中欧合作的窗口期是基于中欧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它有着扎实的基础。我们需要将中欧合作的窗口期化成中欧合作的具体机制和成果，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欧关系系上“稳定锚”，由此，中欧合作将更具韧性，更加经得起风雨的考验。

赵永升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如何看待近期法国的印太战略

与世界的许多地区相比，印太地区还算较比稳定，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经济增长也较快。但近期印太地区的局势出现一点波动，原由有二：一是由印度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二是澳大利亚在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崛起中的亦步亦趋。

限于篇幅，本文仅论述前者，即基于中印边境冲突，印度有意拉拢法国、澳大利亚，旨在建立三方合作；而法国则顺水推舟，拟推动印太第三条道路。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法国对印太战略的具体政策考虑呢？

其表：基于历史和疆土的铁杆“盟友”

由于法国早已不是历史上的法兰西帝国了，所以不少国人看到法国隔三差五要派军舰到南海附近海域“巡视”、动辄对印支和印太地区事务指手画脚，觉得不甚理解。其实，且不说历史，仅以当今法国尚在印度洋东部和太平洋南部地区拥有海外省和海外领地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法国军舰从国际法上角度，其实是有理由进行所谓的“巡视”。

除了法国在印度洋东部和太平洋南部地区拥有疆土之外，法国尽管经济实力已经跌落到世界第六，但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却远比其经济实力高不少。笔者曾在之前的文章中将法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列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力量。因此，与同为欧盟“引擎”的德国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国际“大国”，法国有其明确的地区战略和国际战略及诉求。

印度尽管历史上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英国的殖民地，但由于印度与法国曾经的殖民地“印度支那”三国毗邻，法国其实一直不将自己视为印度事务的局外人。就拿法国最近几任总统为例，萨科齐当政时期，他就公开支持印度提出的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奥朗德也不掩饰法国和印度的亲密关系。法国和印度之间，更是直接相互邀请参加在各自国家举行的国庆阅兵仪式。因此，要仅从“其表”来看，法印是基于历史和疆土的铁杆“盟友”。

其里：基于利益和制衡的脆弱“盟友”

诚然，从法印“其表”来看，这两国关系貌是铁杆的“盟友”，在国际舞台上的诸多事务上两国也经常一唱一和。然而，若要深入地看法印关系的“其里”，其实法国和印度之间的所谓“盟友”关系是极其脆弱的，在笔者看来无非是基于利益和制衡的脆弱“盟友”而已。

如前文所述，尽管如今的法国已经沦为一个“二流”的发达国家，但其“国际之心”尚存。所以，倘若从地区战略和国际战略角度考虑，法国对印度的一系列政策，其实都具有地区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含义在里面。在笔者看来，这是法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国际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制衡之策”——通过对印度的扶持，从而一方面达到对印支和印太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达到对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崛起的抑制。如果说前者是法国出于自身的国际地位考虑，那么后者则是法国出于维护西方阵营的整体地位和利益而遏制中国崛起所需。

首先，法国之所以大力扶持印度，是为了实现自身在印支和印太的“地区战略”。和经济实力超过法国的德国不同的是，法国仍然是当今西方世界里的一个“大国”，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西方国家里仅次于美国。所以，与德国的对外政策首先及（或）仅仅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同的是，法国经常将其对外政策置于其相应的“地区战略”之中考虑。

法国历史上曾经在印支地区拥有三国殖民地，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法国通过长期的殖民，尤其是对例如越南这样中国历史上的附属国推行“拉丁化”或“去中国化”政策，此类国家与中国文化越来越趋异，同时与法兰西文化越来越趋同。这就是为何尽管法国被赶出越南那么久了，其影响力还是相当地大。上了一点年纪的越南人仍然会讲法语，越南的上层社会多数仍然首先送孩子去法国留学。而在当年越南大规模排华之际，也是法国接纳了数十万被迫害的华人华裔。随着这些人及其后裔在法国的财富和知识的积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法国和印支地区国家的纽带。

其次，法国之所以大力扶持印度，是为了实现西方阵营对新兴中国崛起压制的“国际战略”。尽管法国有自身的战略和目标，但首先法国是属于西方阵营的一个经济实体，因而法国要首先服从作为西方阵营的一个重要成员的角色所需。无论是先前的殖民，还是后来的霸权，抑或再后来与苏联的争霸，法国都是西方阵营的一个急先锋，也是一个大的“分赃者”或受益者。

前苏联解体之后，来自东欧阵营的威胁基本解除，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在西方国家看来，这不仅仅是对美国霸权的严重挑战，也是对整个西方阵营的严重挑战。因此，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头下纷纷对中国掀起“遏制”之策。这一点无论从美国禁止使用华为5G，还是美国的小兄弟英国考虑再三之后也紧随其后，即可明证。

至于法国的“地区利益”和“国际利益”，及其“地区战略”和“国际战略”同，在此不再赘述。而法国的单独行动和西方集团的共同行动，从经济学角度，可用“双头垄断利润”和“寡头垄断利润”的原理加以解释。

其表其里的破解之策

诚然，法国是出于自身的地区利益和地区战略以及国际利益和国际战略出发，那么中国该如何破解之呢？笔者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法：一、是从“务虚”的角度；二、是从“务实”的角度。

若从“务虚”角度出发，中国要加大对法国进行中国价值观以及政治体制的宣传与沟通。试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印边境冲突之际，为何都选择一边倒地站在印度那边？”其中毋庸置疑首先有战略和利益的干系，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西方国家实际上已将印度的政治体制视同为与西方一体。换言之，法国和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从政体一致的视角来决定其对印政策。因此，笔者强烈建议要精准地针对例如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进行我们国家政体的宣传和沟通工作。

其实，绝大部分的法国人和西方人对中国现有的政体，不仅仅是一知半解，而且经常是完全误读。他们并不知晓的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体和前苏联的“独裁”政权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基于现实主义和务实精神的一种理念和价值观，而非前苏联的那一套。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汲取了诸多“资本主义”制度里好的地方，将其纳入中国的“社会主义”之中，并使其为中国“社会主义”服务。

相反，印度实行的所谓“民主”体制，更多的是其形式上的民主。一个种姓制度依旧盛行的国家，一个妇女的基本权利都难以保障的国家，一个连基本的卫生条件都未能保障的国家，仅仅实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又有何用？极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高度的社会“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将抑制印度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这一切，又有多少法国人和西方人看到了？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的放矢地针对西方国家做大量的宣传工作，让西方人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和一个真正的印度，以及两国的区别所在。

而若从“务实”角度出发，中国应将对法国的空客等大型采购订单与法国的对印度政策挂钩。价值观和理念说起来是有些“虚”，最能起作用的其实是钞票，即订单。中国政府每年要从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采购大量的货物，例如上百架的空客飞机，价值动辄达到上百亿欧元。如果将多项政府采购放在一起，金额达到数百亿欧元。中国是法国和西方国家政府采购的“大客户”，因此完全可以将此类政府大订单，与法国和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态度和政策直接挂钩，并写进采购合同条款之中。如若违反，则全部或部分取消订单。由于法国和西方国家此番“新冠”疫情受到严重打击，面对如此大额的订单，决计不会为了印度而放弃中国的订单。

总之，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印度有意拉拢法国。法国和印度从“其表”来看，是基于历史和疆土的铁杆“盟友”；而从“其里”来看，则是基于利益和制衡的脆弱“盟友”。无论法国是出于自身的地区利益和地区战略以及国际利益和国际战略出发，无论是从“务虚”的价值观和政体宣传，还是从“务实”的与大额政府采购订单挂钩，中国皆能破解之。

张晓通博士（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中欧如何应对世界不确定性

我对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感到困惑，例如COVID-19、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的奇怪甚至不合理的政策、英国脱欧等。人们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如此多的灰犀牛或黑天鹅，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关键时刻”。在短时间内看到如此多的关键时刻，说明历史可能将出现重大变化。我们需要找出背后的原因。

习近平主席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我们的平均寿命在70-90岁之间，这是绝大多数人生命周期中会经历的唯一一次“百年变局”。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我们感到困惑，我们也感到兴奋。在人类历史上，预测未来深植于我们的基因当中，但多数时候预测是徒劳的。你永远无法弄清楚明天或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预测到9.11，也没有预测08年金融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我们的工具箱在预测方面肯定出了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开发一些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的分析工具。未来的演进基于一些重要的机制，这些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对未来充满信心并采取合作共赢的态度，那未来可能会走向好的方向。但是，如果你对未来是悲观的态度，并且采取单边主义行动，那么自我实现的预言就会朝负面发展，这将带来灾难。因此，各国应该共同努力化危为机。

关于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我认为中国和欧洲在解决困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自1975年建交以来，我们就破冰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欧洲的最重要动机是经济，他们想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对中国而言，动机是政治性的，因为中国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并在欧洲的支持下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找到平衡。现在我们正在谈双边投资协定。我经历了谈判的最初阶段，当时我正在中国驻欧盟使团商务处工作。 大约是2009年前后，欧委会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们，他们想与中国达成一项投资协定。因为有了《里斯本条约》，外资成为了欧盟的职权。欧方告诉中方，中国与德国及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双边BIT将在两年后到期。当时我们还没有预测到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会增长这么快。后来中国对欧投资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了更大的动力来推进中欧BIT谈判。但是在谈判的起初阶段，中方愿意跟欧方谈BIT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支持欧洲一体化。

“一带一路”可以从欧洲一体化当中汲取灵感。但我们实际上采取的是不同的路径。欧盟一体化遵循超国家主义路径，“一带一路”则遵循政府间合作的道路，它没有规则上的强制性，更多的是大家坐在一起，采取“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谈论项目并逐步发掘好的做法。中国的全球治理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我们的贡献是大家共同努力，一起讨论规则，而不是强加规则。我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性，也是我们对全球治理的贡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关键时刻，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巩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如何找到将国际体系“粘合”在一起的力量。现有的国际体系是二战之后建立的体系，中国是要为这个国际体系作出贡献，不想重建一个新的体系。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避免地缘政治陷阱。我同意王义桅教授的观点，如果再有一场冷战，欧洲将成为新的冷战边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描述的铁幕是落在欧洲，如果有新的冷战，铁幕依然是落在欧洲。我们需要将地缘政治思维转变为后现代思维，我们需要摒弃陆权vs.海权、非黑即白的零和思维。

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我们应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是，今天到明天的机制有时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我们心怀坦荡、以互利共赢的方式创造未来，那未来也将朝着光明的方向迈进。

王弘毅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华沙大学访问学者）：

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欧强化“延伸威慑”的原因

2019年2月以来，美国高层频频访问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尤其是美国将1000名驻德美军转移到波兰等强化美波安全合作的举措，一度引发俄罗斯方面的高度警惕，致使中东欧安全局势再度紧张。究其缘由，其与美国内部鹰派执政者的强硬、中东欧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要求的提高，以及美国大战略——维持并巩固其在世界的“首要地位”等要素密切相关，以上共同构成了特朗普政府强化中东欧延伸威慑战略的主要动力。

国家层面：鹰派主导共和党的安全理念

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安全和外交领域委任的高级官员以强硬派人物为主。其安全观念是基于现实主义视域下对美国当前面临威胁的感知与评估。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报告》中已经指出：“美国优先”的安全战略是“基于结果、而非意识形态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原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鲍勃·科克（Bob Corker），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埃德·罗伊斯（Edward R. Royce）等主张自由国际主义的温和派议员已经被边缘化。相反，此前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约翰· 博尔顿（John R. Bolton）、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和美国陆军退伍军人出身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极端鹰派势力已经构成美国共和党外交和安全事务的主流。他们主张美国对外进行更多的军事干预，奉行以实力论高下的对抗性思维，通过不断提高美国军事能力巩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

博尔顿在美国被冠之以“战争鹰派”的标签，博尔顿坚信只有在美国在世界上处于主导地位时，世界才会更加安全和美好。英国卫报为此刊文，“博尔顿：一个正在‘ 驾驭’美国走向战争的人”。虽然博尔顿于2019年9月18日因与特朗普意见不合辞去了这一要职，但并未表明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调就此发生转折。继博尔顿之后，特朗普任命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为新一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其在2016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美国睡着了：在危机世界中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While America Slept: Resto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to a World in Crisis）中，毫不掩饰地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认为奥巴马倡导的“幕后领导”（lead from behind）战略，鼓舞了对手，却使盟友灰心。基于此，奥布莱恩主张实力决定论。这与特朗普强调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观基本一致。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也认为，美国拥有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拥有广泛地盟友和伙伴。当他谈到当前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时指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成了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他提出的应对策略也是基于延伸威慑的安全理念，主张通过率先遏制对手和巩固联盟，降低乃至避免美国本土遭受打击的可能。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蓬佩奥，他是特朗普政府现任安全政策团队中唯一一位留任至今的高级官员。通过对蓬佩奥政策理念的考察，大致可以管窥出特朗普安全政策的连续性。蓬佩奥主张“强硬外交政策”，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世界舞台上“受尊敬和有原则的领导者”。他还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学院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所谓的特朗普外交思想，即在美国面临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新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推动政府实施强硬的“最大压力”战略。

显然，不管是博尔顿、蓬佩奥、科顿还是奥布莱恩，俄罗斯始终被视为欧洲秩序的挑战者，维护美国在地区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是他们的主要政策理念。美国在中东欧强化延伸威慑战略也正是受此驱使。

地区层面：中东欧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保证诉求提高

美国对其欧洲盟友提供的“延伸威慑”承诺的可靠性直接影响欧洲盟国外交政策的倾向性。中东欧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要求的提高，是特朗普政府强化在中东欧军事部署和延伸威慑的又一重要动力。核武器是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延伸威慑安排的核心部分。在欧洲，由于美国在五个国家（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战术核武器（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因此，扩大核威慑的必要性在欧洲盟国一直存在争议。而北约内部对于扩大核威慑的分歧原因主要是，不同成员国对外部威胁，以及对防御对手所需的核武器规模和打击能力的认知不同。

从西欧国家方面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关系之间的“延伸威慑”关系对欧洲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以及核不扩散问题至关重要。冷战结束后，西欧主要大国与俄罗斯关系逐渐缓和，使欧洲面临的总体威胁感知减弱。这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基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和北约在欧洲部署军事力量的军费开支。例如，副总统彭斯就指出，德国受益于美国对欧洲的保护，然而，德国仍然拒绝将其GDP的2％投入到北约的共同防御中。美国对此极为不满。

相反，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处境和威胁感知与西欧国家明显不同，中东欧国家基本都是前苏联卫星国，和俄罗斯之间多有历史积怨。地理上的毗邻性更加凸出了地缘不安全感。加之“近年来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和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都加剧了这种威胁感知。”因此，那些作为北约成员国和美国盟友的中东欧国家普遍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甚至将美国的核威慑、导弹防御体系以及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视为安全保证的关键。例如，波兰总统杜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希望美国在波兰设立永久军事基地的愿望，并表示愿意为此承担美军军费开支，甚至计划将该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这恰好为美国扩大在中东欧军事部署提供了契机。

国际层面：维持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战略使然

就具体的战略操作层面而言，历经半个多世纪左右的延伸威慑战略是对美国全球集体安全、合作安全以及遏制战略的具体有效实践，也是冷战后美国中东欧安全政策的核心内容。

与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战略规划相比，特朗普政府在总体基调上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依然强调维持并巩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即在全世界的“首要地位”和对世界的领导权。有所变化的是特朗普将“大国竞争”的复归视作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理念。基于此，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更加突出了核武器在美国延伸威慑战略中的地位。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美国一方面不断走向相对衰落，另一方面又不甘于接受现状，试图重新巩固其在世界的领导权。而这一领导地位的取得与战后美国依靠延伸威慑战略建立起来的联盟体系密不可分，正是基于美国为欧洲盟友提供的安全保证和核共享安排，才使其获得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龙（Michael O'Hanlon）所言，对美国来说，威慑绝不仅仅是保护美国本土。美国在战后建立了广泛的同盟体系，一直以来是美国维持其全球军事投射力的战略基础，也是美国保持全球主导地位的关键支点，而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便是延伸威慑。

中东欧地区在冷战时期主要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缓冲地带，牵动着美苏关系的敏感神经。冷战结束后，美国奉行“自由霸权主义”战略。该战略从总体上延续了美国维持其全球首要地位的战略定位，而同盟体系仍然是美国维持世界领导权，遏制竞争性大国崛起的重要手段。中东欧则被美国视为威胁其在欧洲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安定前沿。因此，若要继续保持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关键在于遏制俄罗斯，保障来自中东欧地区的北约盟友的领土安全。该地区也是捍卫美国在欧洲地区军事联盟体系的关键区域，一旦中东欧国家遭受俄罗斯的战略扩张，意味着美国在欧洲地区的主导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甚至丧失。

谢芷雨（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希腊语助教）：

希土争端中希腊的反应

希腊与土耳其的争端由来已久，大小摩擦不断，但近期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可谓剑拔弩张。自去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海上划界协议以来，其一系列行为不断挑动着希腊政府的神经：组织难民冲击希腊埃夫罗斯边境；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及科拉教堂改建为清真寺；2020年8月以来，双方围绕油气主权争端对峙持续升级：希腊与意大利、埃及分别签署海上边界协议；土耳其派遣“奥鲁奇 雷斯”号（Oruc Reis）勘探船在军舰护卫下进入东地中海争议海域进行勘探活动；双方以海上军事演习、扩大领海范围、向边境增兵等行动不断相互试探，挑战底线。

面对波诡云谲的东地中海形势，希腊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反应。

一是希腊领导人的强势话语回击。面对土耳其方面的“挑衅”，希腊政府的态度无疑是坚定的，正如总理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多次强调的，“停止挑衅，开始对话”，他在讲话中反复提及希腊人民必须要有“自信”。新任总统萨凯拉罗普卢（Katerina Sakellaropoulou）在接受塞浦路斯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我们随时准备面对并应对对方的任何挑战。”此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希腊和土耳其同意开始“技术性会谈”，但迅速遭到雅典方面的否认，雅典方面称不接受“土耳其的威胁”，并敦促土耳其停止勘探活动，以“进行真正的对话”。

二是希腊国防部门的“硬核”军备应对。同为北约成员国，希腊的军事实力并不如土耳其强劲，面对土耳其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威胁，为了在冲突对峙中不处于被动位置落于下风， 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首届塞萨洛尼基Helexpo论坛上重点讲述了全面提升希腊国防能力、大规模增购军备的计划，未来5年希腊还将增加1.5万名军人，并重新评估兵役和军队教育机制。欧债危机早已让希腊国库空虚、不堪重负，今年的新冠疫情又为希腊社会的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希腊政府决定拨出专款用于军费开支，这个信号无疑传达了其坚定态度，也是对埃尔多安政府的警告与示威。

三是希腊舆情对欧盟的“过度期待”。此次东地中海冲突期间，法国坚定地站在希腊这一边，多国领导人及欧盟都公开对希腊表示支持，并谴责土耳其的举动，但希腊一些人士对此似乎并不买账。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其中，冯德莱恩就东地中海争端阐明主张，她表示：“我们的成员国，塞浦路斯和希腊，可以一直依靠欧洲的全面团结来保护其合法主权。” 而欧洲议会副主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人迪米特里斯 帕帕迪莫里斯（Dimitris Papadimoulis）在电视采访中说到：“冯德莱恩夫人的宣告很有趣——问题在于如何将言语付诸实践。” 希腊著名国际法学家迪米特里斯 斯塔沙科布洛斯（Dimitris Stathakopoulos）在一档电台节目中谈到他的看法，他认为欧洲以及西方世界领导人之所以只停留于谴责发言而未实施实际制裁，是因为土耳其多年来一直是西方开展“黑色贸易”的阵地，所有所谓的“国际贸易”，例如石油、黄金、武器、毒品和贩运都要经过土耳其，因此没有人打算与埃尔多安政府彻底“闹翻”。

9月13日，土耳其政府证实“奥鲁奇 雷斯”号已从东地中海返回土耳其海岸。对此，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当天回应称：“这是正确的第一步,希望未来会有更多进展。” 2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表推文，称希望给予外交空间，同时表示土耳其是一个“渴望平静地解决分歧的国家”，尽管他在推文中并未提及希腊，抑或是东地中海冲突。由此可见，围绕东地中海博弈的希土两国仍然各执一词，双方走向谈判桌还需要第三方力量推动。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工会宣布本周连续多日罢工，大量航班被取消。据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公布，由于员工从21日早上6点至23日晚上10点之间罢工，因此取消21-23日的58个国内航班，包括雅典往返克里特岛、纳克索斯岛、米洛斯岛、帕罗斯岛、莱罗斯岛、罗德岛和锡蒂亚岛等地的航班。另外，比雷埃夫斯海员工会宣布在24日举行24小时罢工，以争取签署新的集体劳动合同、增加工资和为失业海员提供更好的补贴等。届时，多班渡轮将会受到影响。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已成功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两期政府债券，分别是10年期和30年期债券，总额达25亿欧元。这将有利于为应对保疫情影响，恢复国民经济提供资金。财政部长表示，今年年底预算赤字预计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约35亿列弗）。政府将面临旧债到期；索非亚机场的特许权费存在不确定性；通行费收入下降等都将使得年底部分预算收入难以兑现。

捷克

9月21日晚捷克总理巴比什再次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人们注意戴口罩并遵守防止冠状病毒传播的其他规定。巴比什承认在夏季未能采取正确措施对抗COVID-19。巴比什说，他对春天的胜利和社会上的乐观气氛所吸引，重申与春季不同，政府不想关闭经济，因为这会威胁到就业。政府希望在健康保护与经济之间找到平衡。

新任命的卫生部长罗曼·普里米拉（Roman Prymula）周二在办公室举行了首次新闻发布会，他告诉捷克人事情可能在变得好转之前变得更糟，并敦促他们团结起来帮助克服冠状病毒危机。他说，没有计划进行封锁，但要取得成功，必然要有纪律严明和限制性更大的措施。下午，普里米拉宣布，从周四（9月24日）起，餐厅和酒吧在晚上10点至早上6点保持关闭。在同一天，国家将限制体育赛事。将户外活动的人数限制为100人，室内活动至50人。

斯洛伐克

据斯洛伐克《真理报》报道，该国8月登记失业率达到7.60％。与上月相比，下降了0.0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63个百分点。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危机以来，失业率首次下降。求职者人数在8月份达到208,362人，比7月减少了1,424人。根据求职者总数计算的八月份失业率为8.37％。失业人数环比减少0.07百分点，同比增加2.34 百分点，劳工局登记的失业人数为229517，比7月份减少1987。 “这样的情况是积极的，我们在五个月内成功扭转了危机造成的趋势。” 劳动、社会事务和家庭部长米兰·克拉伊尼亚克说。

克罗地亚

克卫生部门21日宣布关于新冠病毒检测，隔离与自我隔离的新规定：

1. 无症状的新冠病毒阳性确诊病例，隔离时间从14天缩短为10天；

2. 轻度症状或者中度症状的新冠病毒阳性确诊病例，如果患者24小时以上没有发烧，并且其他临床症状也有明显的改善，隔离时间从14天缩短为10天（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除外）；

3. 重状及免疫力低下的患者，还有重症监护的新冠病毒阳性确诊病例的隔离时间至少为20天，如果患者48小时以上没有发烧，并且症状有明显的改善，那么隔离时间可以缩短至15天，但是两次新冠病毒检测的结果必须都为阴性；

4. 隔离或者自我隔离结束后返回工作岗位之前无需再进行新冠病毒测试；

5. 在过去三个月中被确诊为阳性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无需再次进行检测；

6. 与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亲密接触者，需要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如果没有出现任何症状，那么无需在隔离中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

7. 与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过三天或者三天以上的亲密接触者，并且在此期间与弱势群体有过接触，则需在自我隔离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匈牙利

匈牙利财政部长近日表示，如果全球不能及时研制出疫苗，那么在匈牙利经济大幅度下跌之后，“停滞不前”就是最好的前景了。在出现第二波疫情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具备维持国家经济运转的能力。因此政府相应提出了新的经济保护措施。一方面，在部分行业中，例如旅游业和建筑业，要激发更多需求。对此，政府准备实行临时性减税措施并延长还贷期限。另一方面，政府将利用欧盟的资金，支持那些原计划由本国财政预算负担的工程（如筑路、翻新医院等）。关于匈牙利明年的经济走向，政府设想了三种可能：如果疫苗在2021年第二季度研发成功，匈牙利的经济可能会增长4%至5%。这是一个乐观的脚本。如果疫苗到明年年中没有被研发出来，那么匈牙利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水平刚刚超过0%的情况。第三个设想是，疫苗会被及时研发处来，但因为摆脱病毒的过程旷日持久，匈牙利经济仅能增长3%至4%。

罗马尼亚

9月21日，约翰尼斯总统、奥尔班总理和交通部长博德体验了火车北站-奥托佩尼机场线列车。总统在致辞中表示，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振兴计划的基础，也是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罗使用欧盟资金来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机会非常大。火车北站-奥托佩尼机场线将于12月12日投入运营，届时从火车北站到奥托佩尼机场仅需15-17分钟。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政府近日呼吁爱沙尼亚人民共同努力制止新冠肺炎的传播。政府发布公告指出:“考虑到爱沙尼亚的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状况，社会、经济、卫生保健和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福祉，我们呼吁人们共同努力，防止冠状病毒肆虐我们日常生活。新冠肺炎在爱沙尼亚的传播已经显着增加，接下来的几周将决定我们是否可以预防人群中更大的疫情浪潮。必须控制病毒的传播对整个爱沙尼亚社会的危害，政府将为保护所有爱沙尼亚人民的健康而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我们相信爱沙尼亚人民的合理行为，有助于国家早日成功地应对疫情”。

拉脱维亚

新冠肺炎对拉脱维亚运输业产生了严重影响，但疫情也为提高运输业效率带来了机会，并为运输业更加有效地摆脱危机创造了先决条件。交通部长Linkaits指出，拉脱维亚已经加入铁路货运八号走廊的建设中。合作和联合项目在波罗的海铁路基础设施建提供了一种途径。未来，波罗的海铁路将不仅确保互连性，而且在环境友好型运输和优质客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得益于波罗的海铁路，波罗的海国家将完全融入欧盟铁路网络。

立陶宛

立陶宛卫生部长Aurelijus Veryga周一指出，立陶宛政府决定购买COVID-19疫苗，即便在购买计划中存在很多风险。立陶宛应该决定是否使疫苗的采购多样化，或者参加所有疫苗的采购（目前有七种），并为此预留专款。同时，在疫苗采购过程中存在很多风险。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疫苗都有可能被批准为有效疫苗。如果立陶宛拒绝购买其中的某些疫苗并且最后证明是有效的，那么立陶宛之后将失去有效的疫苗。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罗马尼亚

近日，罗全国中小私营企业委员会副主席表示，欧盟在交通运输领域的最新政策将对罗从事欧盟业务的运输商带来消极影响。这些政策包括司机和货车定期返回居住地和公司、运输完成后强制休息等，这将利好中欧这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国家，抬高罗等东欧国家运输公司成本。未来两年，预计将有30%的罗运输企业倒闭，国际运输业向中欧地区转移给罗带来的损失相当于GDP的5%。

保加利亚

9月21日，保加利亚Vivacom公司启动其5G网络，并将在27个地区的中心城区同时开放。这是5G技术首次在保面向公众开放。该公司称，年底前将向用户提供免费的5G网络服务。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