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赵刚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东欧合作已经进入了第9个年头，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在经历疫情之后，特别是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中东欧合作与初期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觉得未来的合作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将中国-中东欧合作放在全球大变局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实际上，已经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美国对中东欧的介入越来越明显，这包括政治干预、经济诱导、军事介入，从而必将对中国-中东欧合作产生不利影响。中国企业在中东欧的经营、投资、发展业务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最近，美国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企业多点出击，对中企正常的投资项目进行政治干预，甚至动用国家力量。前不久，蓬佩奥专门访问以色列，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中国企业的海水净化项目打掉。可想而知，在中东欧地区，中国企业面临的美国这种非市场压力和挑战也会越来越大。其实不只是企业，中国的文化、教育机构，包括孔子学院，在中东欧地区也面临美国不加隐晦的干预和影响。我个人判断中东欧地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成为中美博弈的一个焦点地区。中东欧地区大部分国家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又对1989年以前的制度有着痛苦的记忆与对美国的高度认同感，所以将来中东欧地区一定是美国着力经营、挤压中国企业开展合作的重点地区。

实际上，美国正在通过一系列举措，在欧洲抗衡中、俄的影响。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对盟友也无所不用其极。俄德合作的北溪-2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个案例中，德国还可以尽力维护自己的经济主权。但如果将德国换作是中东欧国家，则这些国家既没有充足能力，也没有强烈意愿对抗美国的压力。因此，在未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中，部分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情况是可以预见的。

那么未来美国因素对中国-中东欧合作一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绝不能就此放弃中东欧，中东欧是中国必须要争取、维护的伙伴。我觉得未来中国中东欧合作必须放在3个大三角中考察，就是中-美-中东欧、中-俄-中东欧，以及中-欧-中东欧，在这3组关系里进行考察。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中国-中东欧合作面临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但中国应更加积极有为、有所作为。在中-美-中东欧这组关系中，中国应该做好美国扰乱“17+1合作”的充分准备。关于中-俄-中东欧三角关系中，中国应该在俄罗斯与中东欧的关系中发挥更好的润滑剂的作用。在中-欧-中东欧关系中，我们可进一步加强第三方合作，降低欧盟对中国-中东欧合作的疑虑。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不能仅仅在商言商，必须有国际政治思维，对国际形势要有充分的研判，在一些投资项目上应有战略思维。所以以后一些企业做大项目时，可能真的需要国际问题专家帮着把把脉，让中国企业能够更深地理解中东欧国家的现状与差异性，区别化对待，认清与哪些国家合作的成功率更大。另外，中国企业需要真正了解中东欧国家的想法，而不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思路去设计、规划。比如我们需要好好地研究各国能源、交通等各类发展战略，做到有的放矢。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还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在教育、就业、环保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这是对中国企业超乎常规的要求，但最终为的是赢得民心和获取更大的合作空间。还有就是中国企业应该改变大项目拿不到、小项目看不上的这种状态，应该从小项目做起，一点点积累，逐步赢得口碑。

原航博士（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华沙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疫情与欧盟社会维度的未来

目前欧盟的社会维度发展滞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维度是关于“人”的维度，涉及大众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重要议题。在欧洲一体化中，经济是发展最快、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维度。欧盟的社会维度是伴随着经济一体化逐步发展起来的，相对而言仍然处于很弱的地位。同时，社会维度是联合国定义的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是在欧盟中，经济是最优先议题，环境保护也是本届欧盟领导层的核心议题之一，相对而言社会维度是三大支柱中受重视程度最弱的一个。欧盟社会维度发展滞后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结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流行背景下，欧洲面临资本强大、工会式微的局面，福利制度日益面临收缩的压力。但是，这不等于社会维度不重要。

社会维度至关重要。社会维度是与经济发展和卫生健康联系紧密的一个维度，也是直接涉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对于很多欧洲普通民众来说，相对于冰冷的经济统计数字，对本国和本地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有更直接、更直观的感受。在宏观上，失业率的升降可能仅是经济学家们考察的经济指标之一，但是在微观上，失业与再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直接关乎一个个具体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成本，而生活成本又转化为普通人的生存诉求。他们谋求捍卫权益，对政府施压，危及政府和政策合法性。例如，2016年法国的《劳动法》改革引发持续抗议，全国罢工和游行示威不断。2018年法国燃油税调节加剧了人们对生活成本上升的担忧，进而引发黄马甲运动。而对于一些英国普通人来说，他们支持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欧盟条件下本国就业机会流失和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的忧虑。民众对各国精英和政府的失望和不满自然地为民粹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事实上，这些问题与其他议题常常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缠绕在一起渐渐形成气候，对欧洲国家和欧盟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

疫情进一步冲击了欧盟的社会维度。2020年3月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严重蔓延，欧洲各国经济受到重创，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影响。据欧盟统计局7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影响，5月份欧盟和欧元区失业率继续攀升。欧盟5月失业率为6.7%，高于4月的6.6%；欧元区5月失业率为7.4%，高于4月的7.3%。数据还显示，年轻人和女性失业率相对较高。欧盟5月年轻人失业率为15.7%，欧元区年轻人失业率为16%。根据欧洲劳工商会测算，即使疫情前青年失业率最低的捷克（5%），今年也将攀升至16%。我们看到，在整体失业率攀升的情况下，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更严重。据悉，受新冠疫情影响，截至4月26日，德国企业已要求1010万雇员从事短时工作，以降低整体失业率。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德国也仅有330万人申请短时工作。青年失业潮的后果可能会波及整整一代人，缺少职业技能和职场经验会对这些人造成长期的影响。可以预料，这种情况对欧洲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气候将产生进一步的催化作用。不言而喻，如果经济不能早日复苏，就业不能早日恢复，那么欧洲各国和欧盟的合法性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未来。

不过，欧盟社会维度的未来发展，困难不小，不容乐观。从7月开始，德国担任为期六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7月8日，默克尔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承认“我们面前是一场经济崩溃、担心就业的未知局面，为此我们需要正确的解答”。 德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寻求支持，然而这需要得到其他成员国的同意，恐不会很顺利。欧元集团候任主席多诺霍表示，欧盟各国在疫情期间针对经济的反应措施存在分歧。欧盟首脑峰会将会讨论这项复苏配套。然而，对于很多普通欧洲人来说，正如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呼吁的那样，“欧盟的复苏计划，工人们需要更多的支持而非更多的峰会（EU Recovery Plan: Workers need more support not more summits）”。当然，欧洲工会联合会支持复苏计划，该会秘书长Luca Visentini指出，“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有1430万失业人口，给了成员国领导人1430万理由，在7月17日他们开会时去采取保存岗位的复苏计划。此外，尚有4200万人因疫情暂离岗位，面临变成永久失业的严重风险。欧盟复苏计划必须早日通过”。 不过，工会在欧盟影响力式微，在三方对话中是较弱的。即使欧盟的复苏计划如期通过，其效应何时抵达普通民众层面，在个人的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多大程度上让个人和家庭有感，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更何况，欧洲疫情尚未结束，存在反复的可能性。在这样不确定的条件下，若现在就谈后疫情时代经济如何复苏，恐怕还为时尚早。

费正健（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专任教师）：

新冠疫情下的塞科问题——2020年上半场较量

回顾上半年度，新冠疫情的全世界蔓延，不可避免地波及了欧洲地区，尤其是长期蛰伏的西巴尔干地区。原本难有进展的科索沃问题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愈加复杂化。塞尔维亚政府与普里什蒂那当局都在不同程度的变化中曲折而艰难前进，科索沃问题的多重国际化也逐步使其越来越充满变数且难以预测。

本届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使得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及其参选执政联盟具备了完全独立组阁的实质权力，这将直接延续塞尔维亚政府处理科索沃问题的大致方向，即基于欧盟框架，且在无损于塞尔维亚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着手实现塞科关系正常化以换取入欧门票。对于武契奇总统领导下的前进党是否有敢于凭借新议会中绝对优势席位而采取特别方式实质性默许（或间接承认）科索沃独立，笔者保持高度怀疑。前进党人在本次选举中的绝对胜利主要还是依靠执政业绩与舆论宣传优势，以及反对派的抵制与新冠疫情的间接助力，武契奇的个人魅力值得商榷，当下反对派包括青年学生一直伺机而动，尚未完全摆脱激进党人身影的武契奇一旦冒险，势必招致强烈反弹，予反对势力以口实，抗议活动及其规模将难以衡量。可行之道多为搁置政治纷争而聚焦共同经济发展与建设，从而实现相对模糊的关系正常化，为入欧暂时性扫清障碍。

普里什蒂那当局自去年选举后，组阁之路颇为艰难，议会中相对分散的政治势力以及特定民族预留席位的设置，以及来年领导人选举，都为较大党派间的组阁谈判增添了变数，年初自决运动与民主联盟为首联合组阁的库尔提政府即考虑了会议议长、强力部门职位以及未来领导人选举等多重因素，然而在面对新冠疫情是否实行紧急状态的关键议题上，执政两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担心分权而反对紧急状态的自觉运动以及党首库尔提无奈下台。六月初，民主联盟历经多次协商后最终敲定与未来联盟等党派组建霍提政府，考虑到长期蛰伏觊觎大位的幕后领导人穆斯塔法，民主联盟实力与其布局不容小觑。

库尔提政府上台之初本有诸多善意举动，包括库尔提面对自由欧洲电台采访时所提到的将以政治经济贸易互惠原则取代当前百分百关税的方案，而采访时两位阿族人士所全程使用的语言居然是塞尔维亚语，而非科索沃当地主流官方用语阿尔巴尼亚语，态度诚恳与否可见一斑。疫情来袭，库尔提拒绝紧急状态实质是拒绝总统哈希姆·萨奇（原科索沃民主党人士，民主党为议会反对党）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行政事务的介入，面对分权的担忧也迫使库尔提与自决运动宁可选择下台而成为看守内阁。库尔提政府的垮台本是科索沃内部问题，却直接影响了塞科关系的良好前景（姑且不谈库尔提执政前的言行举止），后续组阁的霍提政府对塞政策尚不明晰，实际执行上也不可能延续库尔提路线。不甘落幕的库尔提也曾于六月中旬发动游行示威意图倒阁，这为来年的领导人选举埋下不稳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了原本分散的政治力量间的进一步撕裂。

自塞尔维亚政府在欧盟协调下致力于与普里什蒂那当局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相对于早年间双方签署协定的良好局面，近几年可谓是剑拔弩张，无论是科索沃塞族领导人奥利维尔·伊万诺维奇遇刺、科索沃特种部队占领加齐沃达水电站、科索沃军警强行进入阿族社区逮捕俄罗斯籍联合国工作人员，还是之后的科索沃组建军队以及对塞征收百分百关税，似乎都显示科索沃凭借某种特殊力量或关系来挑战塞尔维亚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底线，从而使得双边关系发展日趋复杂化、激进化、多边国际化，在地方政治、军事以及经济贸易往来上都有着愈发明显且难以调和的冲突。相对而言塞尔维亚政府一再隐忍且深耕国内发展，而普里什蒂那当局却一再以激进方式挑战塞尔维亚中央政府底线。欧盟方面虽多次介入调和却留给世人以偏袒或默许科索沃所作所为的印象，但当美国特朗普政府高调派遣格林内尔特使介入巴尔干事务之后，普里什蒂那的相关激进行为已有恃无恐，几乎得到了双重庇护与纵容。对于特朗普政府的高调介入，科索沃当局的可预期受益远比欧盟框架下和谈更有利，美国特使格林内尔所坚持双方应达成的最终协议，内容上其实是以美国对双边经济利益换取塞科双方、尤其是塞尔维亚方面较大的妥协，塞尔维亚政府与普里什蒂那当局对美国主导的塞科领导人会谈的积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欧盟在解决科索沃问题上主导权。美国的经济介入更会引起欧盟内部对于西巴尔干投资的隐忧与忌惮，对于高速发展且积极招商引资的塞尔维亚市场，欧盟与欧洲本土企业一样，并不希望外部投资过多地参与到这块蛋糕的瓜分。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对于普里什蒂那政府的相关行为，真正起到实质性遏止作用的并不是欧盟本身，也非德、法等欧洲大国所牵头组织的塞科和谈，反而是拥有特殊权利和象征意义的海牙刑事法院及其下属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依据海牙特别法院相关规定，对于涉嫌科索沃战争期间相关罪行以及相关人员的起诉内容长期保密，直到初审法官确认，且初审法官最多由六个月时间来决定确认或拒绝起诉，而现今科索沃政坛上众多活跃人士或多或少都与战争以及恐怖组织“科索沃解放军”有所联系。如果说去年因科索沃前政府领导人哈拉迪纳伊因涉嫌战争犯罪问题而主动离职导致议会重新选举是偶发性事件，可一旦结合到今年六月底海牙法院直接传唤科索沃当局领导人哈希姆·萨奇等人，致使万事俱备的塞科赴美会谈事宜，在政府领导人霍提随后表态拒绝参加后突发性流产，很难相信欧盟与海牙双方间毫无默契。欧盟在塞科问题上的主导权日后也极有可能再次由海牙手握的秘密调查传讯权以司法名义潜移默化或恰逢其时地佐以捍卫，从而另辟蹊径，维护欧盟现有利益与欧洲价值观。欧盟对此表示，塞科间关系正常化的对话必须继续，无论海牙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是否起诉科索沃总统，此番表态循规蹈矩却又耐人寻味。

欧盟与欧洲大国主导下的塞科对话仍在继续，加入欧盟是塞尔维亚参与对话的最大动力，对于科索沃而言，获得塞方与国际承认并进入国际组织是其首要目标，塞尔维亚所坚守的仍然是不能有损其主权与国家利益，二者间有多少交集、科索沃方面是否愿意同塞尔维亚一同务实协商聚焦经济发展如今都难以定论，可以确定的是2020的下半场较量依旧值得期待。

林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同济大学外语学院在读博士）：

希望与失落——东西欧的两张脸

“西方”概念的内部消解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金格（Michael Kimmage）在《西方的衰落》（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中说，“西方”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术语，凝聚了太多的历史因素：它是冷战时期的政治动员口号，是二战后的跨大西洋联盟；它代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启蒙思想，也是美国大学及文化机构人才培养的意识形态旗帜。

对于中东欧国家，尤其是前南国家来说，“复制西方”的口号始终是个难堪的心结。冷战时期，“西方”作为跨大西洋的美国及西欧联合阵营的指称，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反义词。随着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利益日渐消弥，“西方”一词迅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欧洲。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欧洲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前南各国逐渐失去了柏林墙倒塌后“全面向西”的热情，民族自觉日占上风，一心向往的“欧洲身份”开始让位于“民族国家身份”。

对美国来说，放弃“西方”这个集结号，最初始于奥巴马时期。奥巴马及其政治决策精英集团大多在1980年代上大学，而当时美国的大学正在极力淡化“西方”概念及其背后的欧洲启蒙价值观，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和对人权的承诺。“多元化”与“人权”的理念根生于美利坚大地，美国推行这些价值观、做全球的老大，不再需要绕道欧洲。因此有西方学者评述说，“当前的美国和欧洲外交政策是不成形的，因为西方自由的叙述已被从中删除，而且没有类似的叙述能取代它。”

特朗普上台后，这种离弃盟友的精神更加令人瞠目。置欧洲于不顾，公开推行美国优先，四处开火，引发贸易战 , 甚至在与各国政要会谈的国际场合口出狂言，缺乏基本的外交礼仪——这在注重传统礼仪文明的欧洲，让人难以接受。除了英国还在脱欧阵痛中挣扎，法国、德国等传统欧洲国家也逐渐放弃了“西方”这一古老的集结号，不再将自己视为美国的扈从，而是在对外政策中各自设定自己的议程。至此，“西方”已只存在于历史人文主义之中。

 “西方”概念的外部消解与新的东西之辩

2018年，西方历史学者Timothy Snyder在英国传统纸媒《卫报》写道：九十年代至零零年代，影响从西方流到东方，而一零年后，这种影响开始逆向而行，东方将成为影响力的发源地。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当初的“向西看齐”发展为今天的“东张西望”，并不全然是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也是一种失望的表现。冷战期间长期被苏联笼压，横亘东西的柏林墙一倒，便强烈渴望“西方”，渴望“自由”——这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和人民的心态。除了发展模式上复制西方外，大批移民涌入西欧，也为冷战后的德国和西欧各国输入了大量的物力劳力。彼时的东欧各国，如此笃信民主与自由的力量， “西方”的一切被奉如圭臬，美国电影循环播放，波普摇滚所向披靡。一位九十年代访问东欧的美国人感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苏联残影与好莱坞，古典音乐与摇滚波普，厚重与庸俗、严肃与轻浮，一切都迷离而又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因为当时的东欧各国人们认为，只要自己够努力，自己就能“成为西方”。

两德统一、欧洲大团结的欢呼，掩盖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民主与资本的不可调和，资本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巨大贫富裂痕被无视。当西欧将冷战后的地缘红利吃尽，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日渐狰狞时，才发现“自由民主才能强民富国”不过是虚妄的神话。 “注定要倒” 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没有垮台，反而成就了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奇迹。讽刺的是，推行“普世性”民主使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操作更是充分暴露了部分政客商人资本赌徒的本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损害的不只是发展中国家，更迷惑了美国自己。但事实却是，颜色革命让中东一片狼藉，非洲因为欧美的强势介入变得更加动荡贫穷。

三十多年后的东欧阵营暮然发现，多年来苦心追随模仿的对象正在失去领导地位，从内部生长出裂痕。“民主进程”、“自由进程”、“欧洲进程”——这些主导者编织的美丽名称背后，有太多难以描摹的消极心理暗示：身份危机、自我怀疑与否定、本不应有的自卑。近年来东欧各国的民粹主义泛滥、非自由主义抬头，初衷并不是想恢复从前的旧体制，而是来自心底深深的失望：既然“我们”不是“你们”，“你们”也从来没把我们当成“我们”，那么何必再委屈自己。

事实上，包括政客在内的许多西欧人很少真正去理解中东欧国家。2011年，反映八十年代波兰的奥斯卡外语提名电影《我所爱的一切》（Wszystko co kocham）在西欧公映时，许多观众竟然认为电影中的那些荷枪实弹、军管戒严场面，反映的是今日波兰。这让导演大跌眼镜，波兰离他们如此之近，前来观影的又都是对东欧或有了解和兴趣的人士——如果连他们都这么认为，那可想而知，普通民众对波兰及东欧又了解多少？

这种傲慢与无知，到头来终将反映在政治上，和平时期相安无事，一俟危机来临，暮然发现，原来自己从不曾在一起。2015年难民问题席卷欧洲，维谢格拉德集团（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强烈抵制。身扛人道大旗的西欧国家对此“感到震惊”，认为这些年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都是“表面的”，“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新的铁幕正在落下”。

在经历了希望与失望的层峦起伏后，中东欧国家开始重新思索“东西”之辩，将目光投向东方。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共同打造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成立。2018年，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与16国贸易额逆势增长21%，过去几年中东欧国家对华出口增长了四五倍。2019年，16+1扩员，迎来了另一传统文明古国—希腊的加入，翻开“17+1”的新篇章。“17+1”平台已经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立体架构。

西欧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矛盾心理

传统欧洲媒体对中东欧与中国的交好心情复杂。《南德意志报》以 “中国与‘十六个小矮人’” 为题称，中国在欧洲举行“16+1”领导人峰会企图削弱欧盟的当家位置。德国《时代周刊》以 “欧盟不在北京的世界新秩序里” 为副标题，从政策和历史角度长篇累牍地分析了中国对欧洲企图“分而治之” 的心态。《经济学人》索性直接将 “中国对欧洲有企图，欧洲该如何应对？” 作为标题，直言中国在用经济实力买政治影响力。

西欧媒体、智库在质疑的同时，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经贸及文化往来并未减少，甚至逐年增加。这种既爱又恨，排斥又吸引的关系，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影响力的与日俱增。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最新调查结果，在“相比十年前，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这一问题上，70%的世界民众认为中国已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次是俄罗斯（42%），德国（35%）和美国（31%）。当然这只是一个历史比较，展示的是中国国际地位与话语权的上升。在“ 谁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中”，美国仍居首位（39%），中国位列第二（34%）。在“中国友好度”的调查中，两类人群对中国更为友好，一是年轻人，二是发展中国家人群：年轻人态度更为开放，没有历史的意识形态眼镜；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本国经济正在上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有利的人民，认为中国塑造了良好的进步形象，让他们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未来与意义

欧盟应该意识到，其今日的困境是内部的矛盾和全球化冲击的双重结果，而不是中国的“分裂”的结果。世界上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经历这种全球化带来的福祉与副作用。“17+1”框架下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是在任何时代西方“ 民主国家”都会做的事情。“17+1合作”是中国同欧洲合作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同欧盟合作的有益补充，西欧没有必要紧张。世界发展多极化的今天，无论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还是美欧关系，都不可能独自左右局面，而需要在各方平衡与合作中发展。全球各地区的合作，包括中国与欧洲的合作，都是平衡的杠杆，有利于整体的稳定。合作的原则就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中国与欧盟合作、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抑或是更大范围的“一带一路”合作，都是1+1>2的数学题，最终都将带动的合作伙伴的发展、融合与进步。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开放边境之后，境外游客逐渐增多，导致希腊外防输入压力巨大。为避免新冠病毒在进一步扩散，希腊当局讨论制定防疫“B计划”。

当地时间7月10日，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与多名政府部长、警方代表、海岸警卫队负责人、国家公共卫生组织EODY主席等举行会议，讨论如果疫情进一步升级，希腊将采取的新的计划。该计划将在希腊公民保护部总秘书处的协调下进行，分为下列三个阶段：1.检测所有从希腊和保加利亚接壤的Promachonas边境口岸入境人员。2.检测所有在希腊进行季节性工作的人员。3.在希腊全国所有入境口岸对入境人员进行100%测试。

米佐塔基斯在会上强调：“现在还不是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政府正在评估局势，将根据卫生专家的评估和建议及时调整我们将要采取的措施。”有消息称，本周末对于希腊应对境外输入疫情尤为重要。此外，希腊国家透明度管理局将督促政府加强检查的力度，以确保酒吧、餐馆和零售店等企业遵守旨在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协议。希腊国家透明度管理局局长安哲洛斯·比尼斯（Angelos Binis）在接受《每日报》采访时说，商业总秘书处、希腊警察局、市警察局、海岸警卫队和地区卫生部门将协同配合，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进行密集检查。这项检查活动将于下周启动，检察人员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在希腊全境的商业场所内和交通设施上进行突击抽查。周末将加大检查力度，防止酒吧和大型派对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

捷克

在库特纳霍拉地区，由于Církvice爆发了聚集性冠状病毒感染，中捷克州卫生机构决定发布一项特别措施，命令在包括工作场所在内的建筑物内部恢复佩戴口罩。同时，群众聚集行动受到限制。该措施适用于库特纳霍拉和恰斯拉夫市，将从星期五的午夜生效。卫生学家在整个库特纳霍拉地区登记了34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其中33例与Církvice的疫情爆发有关，该地的一家工厂发生聚集性感染。Církvice位于库特纳霍拉以东5公里，该村共有1300人居住。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劳工、家庭和社会事务部的国务秘书向公众介绍了第四个防疫一揽子计划的相关情况。国务秘书表示，斯洛文尼亚议会已经通过了防治第二波疫情爆发的法案。法案决定延长对相关临时裁员的补贴以及对社会福利机构雇员的补贴，也对疫情期间位置追踪软件的引入作出了规定。国务秘书强调，在隔离的情况下，如果雇主能够远程让雇员在家工作，那么此类人员将不会得到补贴。由于在工作中接触到感染者而隔离的情况下，该雇员可以获得100%的补助金。

塞尔维亚

7月9日，塞尔维亚总理召开了危机工作人员会议，会议决定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贝尔格莱德将采取最新防控措施：

1，室内室外集会规模限制为不超过10人。

2，餐厅、商店、药店将限流，按人均四平方的标准限流。

3，餐厅、商店、购物中心及其他封闭营业场所21:00-6:00禁止营业。室外营业场所23：00-6:00禁止营业。

此外，取消了此前发布的宵禁令。

7月8日和9日凌晨，塞尔维亚一些城市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约有1万人聚集在贝尔格莱德中心广场的议会大楼前，抗议者向议会大楼投掷燃烧弹、石块、瓶子和鸡蛋。抗议者对该国疫情所采措施不满，要求提供有关新冠疫情的“真实”信息。在为期两天的抗议活动中，不仅是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等城市都发生了暴力事件。

克罗地亚

7月10日克罗地亚新增了创纪录的116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之后，卫生部长贝罗什宣布将采取新措施。 例如，将加强集会控制，收紧从邻国进入克罗地亚的条件，并强制在餐馆、酒吧和商店中戴口罩。

卫生部长在9日政府工作会议上称，在近期反弹的疫情中，有几个爆发点，他们分别是贾科沃、萨格勒布、布罗德省、波热加省斯普利特省、西萨克省和扎达尔省，而最多的输入病例来源是塞尔维亚，有30例输入病例和44例接触感染病例，波黑有12例输入病例以及10例接触感染病例，斯洛文尼亚有10例输入病例和5例接触感染病例。贝罗什说，目前看到很多病例来自夜店，以及家庭或群体聚会，下一阶段将重点监控夜店的安全巡查，公共卫生局将会对家庭和群体聚集制定新的防疫守则。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最近4天记录了38例冠状病毒病例，邻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可能会引入新的限制措施。国内普遍开始担心第二波高峰的来临。

本周三，拉脱维亚外交部和立陶宛外交部举行了非正式研讨会，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埃德加斯·林科维奇斯与立陶宛外交部长利纳斯·林科维修斯进行了双边对话。两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讨论了安全、欧洲联盟和区域合作有关的议题。两位外交部长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间的合作十分成功。双方同意在危机结束后继续加强双边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在座谈会上，两国外交部官员就北约、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卫政策、东部伙伴关系、中国问题以及疫情后的区域经济合作交换了看法。讨论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复苏将主要取决于欧盟单一市场的合作以及数字、气候等议题。

保加利亚

近日，保国民议会批准成立国家石油公司。据保《国家储备和战时库存法》修正案，新公司不得私有化。新公司计划在各地建立至少100个加油站，还将根据《燃油法》进行注册并运营保税仓库。新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将是保经济部长。

罗马尼亚

继2020年5月底从国际市场融资之后，罗马尼亚公共财政部日前再次通过发行国债形式进行借款。此次借款以美元计价，共筹集资金33亿美元，分两期，期限分别为10年和30年，到期日分别为2031年2月14日和2051年2月14日，每半年支付一次固定息票。参加认购的银行包括花旗银行、埃斯特银行、汇丰银行，ING银行、JP银行等。今年6月初，标准普尔将罗国家信用评级维持在负面不变。根据罗最新预算调整方案，罗政府今年必须为预算赤字借入720亿列伊（150亿欧元）的资金。

斯洛伐克

面对近期疫情的严重形势，斯总理马托维奇决定召集专家来了解最新情况。他宣布，流行病学家理事会将在7月13日举行会议，提出有关新冠状病毒的新建议。总理表示，星期五（7月10日），内政部将发起全天候的边界监控，以了解有多少人穿越边境。目前，对所有人进行测试被认为是不合逻辑的。

劳工部长米兰·克拉伊尼亚克要求社会服务机构评估措施，并在第二波疫情可能到来的时候做好准备。部长表示，迄今为止，对社会服务设施的援助总额超过了1000万欧元，并且向所有设施提供了超过400万个口罩，185,600副手术手套，30,000台呼吸器，15,000副护目镜和2790升消毒剂。

匈牙利

匈牙利总理表示，应该严加防护病毒的再次入侵。因为外来输入的情况较多。很多国家已经再次加强了疫情期间的管制措施。匈牙利也仅仅是赢得了一场战斗而已，成功阻击了第一波疫情。当前国家是安全的，但是还必须防止外来输入。匈牙利的周边国家，例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中的感染人数正在上升。欧洲的这一趋势已经对匈牙利产生了影响。根据防疫协调小组的报告，当前匈牙利每一个新增病例的追根溯源中，都有外来输入的影响。

立陶宛

立陶宛卫生部长Aurelijus Veryga指出，到目前为止，人们没有必要重新戴上强制性口罩。目前政府更加重视疫情传播情况。如果COVID-19的传播加剧，那么很有可能重新实施强制措施。周三，总理萨利乌斯·斯克弗里斯（Saulius Skvernelis）在政府会议上暗示可能会恢复某些具有约束力的政策。这些措施包括在公共交通上的强制性口罩。据他介绍，关于实施必要保障措施的法律草案已提交政府的下届会议。如果感染数量急剧增加，下周可能会确认实施。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希腊

当地时间7月9日，国家能源集团向希腊能源监管局、希腊配电网络运营有限公司、阿提卡天然气分配有限公司、纳克索斯综合医院、约阿尼那大学附属医院、亚里山德鲁波利斯市医院、塔斯洛丽亚医院以及吉尔吉斯小学捐赠口罩、医用手套和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以及电脑等电子设备，以支持希腊继续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驻希腊使馆政务参赞王强表示，中国和希腊是真挚的朋友，在今年初中国发生疫情时，不少希腊朋友支持中国抗击疫情，而希腊出现疫情后，中国政府、中资企业、华侨华人也纷纷向希腊捐赠大量防疫物资。他说，在目前希腊输入新冠病例增多的情况下，国家能源集团克服采购、物流等种种障碍，不远万里地把大量防疫物资运送到希腊，为希腊防疫工作带来实际帮助。

爱沙尼亚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爱沙尼亚与立陶宛经济今年约萎缩10％，但爱沙尼亚失业率在波罗的海国家中预测最低，而立陶宛的失业率预计将增加最多。

近日，爱沙尼亚企业旅游发展中心在芬兰和拉脱维亚发起了旅游活动，以在邻国宣传前往爱沙尼亚进行度假。爱沙尼亚旅游中心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夏天旅游企业的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国内旅游和邻国，虽然更遥远的国家也有很大兴趣，但疫情原因前来游客机会很小，我们正在与各方协调合作，尽力让游客们尽快前来度假。爱沙尼亚统计局周二公布了5月份旅游业的结果。数据显示2020年的前五个月，住宿服务的销售总额为3,900万欧元，比去年同期减少4,800万欧元。

罗马尼亚

过去15年，罗食品行业至少有30家大型工厂停业，累计损失大约5000个工作岗位。罗马尼亚成为食品净进口国，每年从德国、波兰和意大利进口超过40亿欧元乳制品、香肠和甜食等。入盟后罗将大量欧盟资金用于谷物等初级农产品种养殖，每年的农产品贸易赤字超过25亿欧元，粮食进口比出口高2.6倍，出口谷物和绵羊等活动物。

罗食品工业总规模约500亿列伊（104亿欧元），仍具有强劲增长潜力，有望翻番达到1000亿列伊（208亿欧元），但必须进行大量投资。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危机为各个国家带来发展乳制品、面包、食用油、香肠、糖等农副产品生产的机会，以尽可能减少进口依赖。罗食品行业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家之一瓦尔维斯认为，罗食品行业需要延长产业链，建立垂直组织，将原料在本地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

保加利亚

保农业部长对保国内小麦的供需平衡和粮食价格表示乐观。今年年初的干旱导致该国粮仓多布罗加（Dobrudja）地区小麦单产比去年降低71％，东部地区单产降低45％至53％。截至目前，小麦收割已完成55％。据欧盟预测，保可收获500万吨小麦；保国内保守估计可收获约450-490万吨。除去国内消费，保尚可出口300万吨。据保农业部消息，2019年保收获小麦约620万吨。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