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郑春荣博士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学术委员会委员）：

对华合作可成德国主政欧盟亮点

经过持续5天的马拉松式谈判，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终于就75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达成一致。这是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以来的首场欧盟峰会，过程的艰难预示着德国实现“让欧洲再次强大”的口号不是易事。

7月1日开始德国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上次德国担此职务还要追溯到2007年，当时欧盟深陷制宪危机，正是德国这一“欧洲中心大国”带领欧盟走出泥潭，通过了现行的《里斯本条约》。因此不难理解，无论德国自身还是欧盟其他国家，都对再次“主政”的德国充满期待，希望它能引领欧盟就后疫情时期经济重建达成一致，并在对美、对俄和对华等方向上有所作为。

但首场欧盟峰会就进行得如此艰难，加上欧美分歧短期内难有弥合迹象，都在打击着外界期待。相对而言，推进中欧关系是德国本届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内更容易实现的一个亮点。

在当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国际格局中，加强中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是双方共同认知。最近这段时间，德国公开拒绝在香港问题上盲目跟从美国，并称保持与中国合作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加强对华关系本身就能反哺欧盟的内部转型进程。

加深中欧关系也拥有诸多符合双方利益的有力抓手。欧盟在新一届领导层带领下走绿色化、数字化转型之路，包括致力于化疫后经济重建的挑战为实现结构转型的动力，德国在其中扮演积极推动作用。而气候保护和数字化也是中国改革发展议程的优先事项之一，中国对与德国、欧洲在气候保护方面的技术合作和经验交流有着很大需求，中国“互联网+”与欧洲“制造+”虽然是不同的数字化路径，但彼此有着很好的互补性。

落实《巴黎协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制定国际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规则，也离不开中欧间的密切合作。而且，中欧在双边和全球层面的成功合作也能成为欧盟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推力，减轻欧盟的内部转型阻力。另外在疫苗研发、对非抗疫合作上，双方也有共同合作需求。尤其是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减轻欧洲的难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中欧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使中国的资金优势与欧洲的技术优势实现“强强联合”。

当然，中德、中欧在某些议题上依然存在认知差异，比如“对等开放”问题。尽管如此，双方始终坚持通过建设性对话来化解分歧。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尽快达成值得期待，届时欧盟将从中国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中获取更大收益，这对处于疫后重建期的欧盟尤为重要。

臧术美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一种多层级合作机制初探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开展，“地方合作”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近年来，学界对“一带一路”和“16+1”（现为“17+1”）的研究主要着力在国家战略和政策层面，关于中国与中东欧的地方合作关注相对较少。本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加强和推动地方层级的合作？一方面，本研究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层级合作的深入开展，将会对中国和中东欧高层级合作——包括欧盟层面、超国家的次地区层面以及成员国层面——产生“外溢”(spill-over) 效应，为其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推动力；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就目前的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形式来看，“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地方合作仍然不是很充分，双手合作更多地是受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但长远来看，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开展，“自下而上”的地方合作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合作将逐渐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层级立体合作模式。

20世纪90年代起，“多层级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逐渐成为欧盟治理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和实践模式。该理论方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把欧盟看成是地区（此处指国家内部地区）、国家和超国家层次间的相互连接和互动。这种新的思考方式，跳出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转而从关注“日常政治”的角度，使用一种新的“资源共享”的视角来解释三个层级的相互依存。不过，“多层级治理”理论和实践价值也不能被过分高估，民族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依然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在各层级关系中依然起着某种程度的“主导”作用。本文借用欧盟“多层级治理”理论，并非意在简单照搬该理论的所有内容，而是想借用“多层级”视角来探讨中欧（尤其是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合作关系，期待引起人们对次地区与地方层级合作的进一步关注与重视。

实际上，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合作已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层级”特点，既包含超国家层面的多边合作，也包含国家层面的双边合作，同时也有地方层面的合作。中国和中东欧地方合作由来已久，近些年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已经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平台：

1.地方领导人会议、“市长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地方合作委员会

近些年，在“16+1”（“17+1”）和“一带一路”框架内，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地方政府积极参加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园区建设、经贸、科技、教育、人文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2013年（重庆）、2014年（捷克布拉格）、2016年（唐山）和2018年（保加利亚索非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16年6月16日，《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章程》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第二次工作会议上获得审议并通过。此外，2018年还专门被定为“16+1地方合作年”。

“市长论坛”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具体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市长论坛”等形式。“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分别于2016年（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2017年（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2018年（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和2019年（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办。而“中国-中东欧国家市长论坛”在分别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在浙江宁波举办。此外，中国与波兰地方合作论坛创立于2013年，至今也已经连续举办过多届。

此外，还有一种新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地方合作委员会，也值得关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地方合作委员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城地组织(UCLG)亚太区框架下联合发起成立，秘书处落户杭州。目前全球已有近70个城市和机构加入该委员会。

2.各行业协调机制、联合会和中心

各行业协调机制、联合会和中心，也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一种形式。2014-2018年间，已经成立了数十家联合会与协调中心，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2014年8月布拉格）、“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2015年12月华沙）、“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促进会”（2015年6月索菲亚）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物流合作联合会”（2016年5月里加）等；2019年4月发布的《杜布罗夫尼克纲要》中，讨论建立以下多个行业协调机制：海关信息中心（匈牙利）、“信息通信技术协调机制”（克罗地亚）、“智慧城市中心”（罗马尼亚）、“创意中心”（黑山）、“区块链中心”（斯洛伐克）等。

3. 欧盟“国际城镇项目”

在2015年成立的“国际城镇项目（亚洲——可持续及创新性城市与区域合作）”的支持下，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试点地区范围逐步扩大，支持试点地区之间在可持续城镇发展、工业及科技创新、贸易投资、智慧城市、金融、社会教育及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注重推进中小企业部门的合作，继续加强政府、研究机构及商业三方参与的合作模式。中国的广州开发区、天津市、武汉市、成都市与法国里昂、意大利拉齐奥、西班牙巴塞罗那、英国伯明翰/西米德兰郡、爱尔兰都柏林等地区开展了务实合作，汕头市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也就合作意向开展了交流。目前，中国的郑州市、重庆市、汕头市、长春市净月高新区和龙岩市已被选为新增案例地区，将与希腊阿娜卡梅特罗市、德国曼海姆市、保加利亚布尔加斯市、西班牙马拉加市和捷克布拉格市建立结对关系并开展合作。

此外， 每次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2019年4月召开了第21届）都会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中欧地区与地方合作。“中国-欧盟市长论坛”（2012年布鲁塞尔举办首届，2013年定名为“中欧城市博览会”）、“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2012年举办首届）、“中欧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2013年举办首届）等机制也同样可以被纳入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框架内。“中欧班列”和“国际友好城市”也同样可以被视为中欧地方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与此同时，诸多现有的次地区层面（比如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多瑙河流域国家和地区等）的合作机制，也可以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开展合作的平台，但由于这些次地区组织本身仍然比较松散，中国与之开展合作的成效短期内不可被高估。

虽然上述各平台在近些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总体来说，这些平台的效应发挥尚不充分，彼此之间也缺乏充分的协调，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在以后的中欧地方合作中，需要各方积极整合现有机制，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 “17+1”和“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高层级平台，既要发挥其宏观指导作用，也要注意引导、推动和规范各种地方合作机制的构建、完善与协调，从而发挥出更好的整体效应。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多层级合作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化：

1.宏观层面：结合“一带一路”和“17+1”等框架，继续推动中国和欧盟之间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2.中观层面：推动中国和欧洲次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3.微观层面：把现有的“国际城镇合作项目”（欧盟地区/凝聚政策框架内的重要项目）与“国际友好城市”、“市长论坛”等机制（不局限于此，也可以尝试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之间的多维度、多主体、开放性的合作模式）有机整合起来，推动城市、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具体而言，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体量不对等、企业规模也不对等。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多为大型国有企业，而欧洲国家比较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数量庞大。这些不对等使得双方开展合作困难比较多，许多合作计划难以落实。因此，可以适当鼓励中国地方政府以及中小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中东欧地区的本地中小企业的对接，促进项目落地。

其次，需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当地多样性、差异性和敏感性，因地制宜，从长计议，实现共赢。目前“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中，时常会遇到一些诟病，比如未能充分保障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不够尊重当地法律规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环境保护等，这些都会限制中国与当地合作的有效开展。一方面，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诉求，争取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确保地方合作的长效、健康、良性发展，这是推动“一带一路”深入开展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东欧很多地方行为主体（中小企业、老百姓）对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了解都非常少，还可能存在一定的误解，甚至存在很大程度的漠视。当地媒体的宣传，也经常起到比较负面的引导作用。中国既要学会以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也要通过落实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给当地的发展带来实际的益处，从而帮助当地人建立起对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正确认知。这也是中国构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提升软实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

谷亚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后）：

西班牙疫情及社会经济最新走向

6月21日，西班牙结束国家紧急状态，并且向申根区国家民众恢复开放边界。此前，在桑切斯政府的要求和努力下，西班牙从今年3月13日开始，已经6次延长了国家紧急状态。作为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西班牙急切希望重启经济，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总体来说，结束紧急状态之后西班牙疫情并不乐观，出现了反复，与此同时，经济层面得到了来自欧盟抗疫基金的支持，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状态得到进一步改善。具体来说，“重启”之后的西班牙疫情及社会经济有以下特点。

1、新增确诊人数呈现上升趋势。目前西班牙的确诊人数为267551例，死亡人数为28462例。最新数据表明，7月22日-23日，西班牙报告新增确诊人数为730例，比前一天增加将近200例，为5月8日以来新增报告病例最多的一天；在过去两周，西班牙冠状病毒的发病率提高了三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西班牙是当前唯一感染人数呈上升趋势的欧洲国家。同时，随着西班牙边境的逐渐放开，境外输入病例逐渐呈现上升趋势。数据表明，境外输入病例已经占到了西班牙感染人数的1.9%，为435人，从7月15日到7月17日，西班牙已有105例境外输入病例。例如，加泰罗尼亚的列伊达省因境外采摘水果者的到来而出现病毒输入，这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2、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染了冠状病毒，主要跟夜间聚会和俱乐部活动有关。卡洛斯三世健康中心的最新报告表明，结束“国家紧急状态”之后，西班牙有大量的年轻人感染新冠病毒，多数年龄在15至29岁之间，大多为无症状感染者。自5月10日西班牙开始逐渐放松管控措施之后，每10名感染者中就有2名年轻人。但是，在4月1日之前，80%的感染者为40岁以上的人群。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这种聚会活动非常难以控制，其夜间活动和聚会场所成为了西班牙疫情出现反弹的重要场所。

3、从地域方面来看，当前西班牙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是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纳瓦拉。在阿拉贡地区，每十万人中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60例；加泰罗尼亚每十万人感染人数是84.5例；在巴斯克这个数字是35.5，是之前的三倍；当前，纳瓦拉新增确诊人数仅次于阿拉贡地区。在其他相对不严重的地区，例如，卡斯蒂里亚、马德里、加利西亚等地，上周的确诊病例也出现了上升趋势。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已经采取了封锁措施。加泰罗尼亚大区已经规定强制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建议居民不要外出，限制出行，对酒吧和餐厅进行限流，并逐渐关闭了夜晚活动场所，体育馆，并取消文化活动。

4、西班牙对于传染源和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做得并不到位。在西班牙对传染源和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有37%的患者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被传染的。目前，平均一名确诊患者所能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是1人，这显然与事实严重不符。其中最严重的地区是加泰罗尼亚大区，竟然有四分之三的病例认为自己没有接触任何的新冠肺炎感染者，迄今为止，加泰罗尼亚还没有公布每个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人群。巴塞罗那医院院长表示，加泰罗尼亚没有追踪密切接触者的能力，从而有效应对新一波疫情，目前情况正在失控。

5、西班牙得到了欧盟抗疫复苏基金1400亿欧元的支持。7月21日，欧盟领导人就7500亿欧元的抗疫复苏基金达成协议，包括3900亿欧元的资助金和360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西班牙将获得14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相当于西班牙2019年GDP的11.2%，其中727亿欧元属于资助基金，其余为低息贷款。几乎所有的西班牙政党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认为欧盟复苏基金将帮助西班牙渡过此次难关。同时，西班牙政府希望来自欧盟的复苏基金能够推动西班牙国会通过新的国家财政预算，因为，自今年1月份新政府执政以来，一直没有通过新的财政预算方案，仍然沿用拉霍伊政府2018年的财政方案，明显不符合当前新的发展形势。如果新的预算方案得到通过，对于稳定西班牙国内分裂的政治局势来说十分有益，毕竟从2015年到2019年，西班牙已经进行了四次大选。当然，得到欧盟复苏资金也是有条件的，可能会影响西班牙在劳工法和养老金制度方面的改革。当前，西班牙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升国内公共消费以及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欧盟的援助使这些问题变得容易。

6、国内政治分裂状态得以进一步弥合。5月份，西班牙成立了重振经济社会委员会（coronavirus economic and social recovery commission），旨在促进西班牙经济社会的复苏。委员会成员来自各个党派，主要讨论四个领域的问题，欧盟、健康服务系统、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目前，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计划中，除掉社会政策方面，其他的三个领域的方案均已得到国会的通过。值得一提的是，7月16日，西班牙在马德里皇宫为新冠肺炎逝世者举行了国家纪念仪式。超过400百人出席了此次仪式，包括费利佩国王一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各个国家政府部门和17个大区的首脑以及逝世者家属代表，医务工作者代表等。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议会主席萨索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等也参加了此次仪式。这表明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西班牙国内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正在得到改善。

王弘毅（华东师范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博士生、华沙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三海倡议”——中东欧版的互联互通？

“三海倡议”是由波兰和克罗地亚于2015年联合发起的一项连接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次区域合作平台。该平台加盟成员国家包括12个欧盟成员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据统计，截至2018年三海成员国覆盖的地域面积超过120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达1.1亿， GDP总量超过2万亿美元。时至当下，“三海倡议”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首脑峰会，分别是2016年的杜布罗夫尼克峰会，2017年的华沙峰会和 2018年的布加勒斯特峰会，2019年的卢布尔雅那峰会。

优先事项是互联互通

“三海倡议”旨在推动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创建一个共同的天然气市场，并增加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和竞争力。当前，“三海倡议”开发的优先事项是南北和东西轴线上的交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在能源合作方面，2019年三海峰会共达成九项多边合作协议。第一，由波兰发起的“波兰-立陶宛天然气互联”（GIPL）项目，参与国家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第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天然气管道连接项目（BRUA）。第三，由斯洛伐克发起的连接“东线项目”（Eastring），参与国家有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第四，波罗的海国家电力系统与欧洲网络的一体化项目，发起国是立陶宛，参与国家有波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第五，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输气走廊。第六，由波兰发起的，通过实施波罗的海管道项目和波兰、斯洛伐克以及乌克兰之间的跨境互连，实现三海地区的天然气供应来源多样化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整合。第七，由克罗地亚提出的爱奥尼亚亚得里亚海管道（IAP），该项目致力于东南欧国家间的能源互联。第八，由克罗地亚发起的克尔克岛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疏散管道。

在数字化方面，达成的协议有八项。包括“三海地区间的证券交易所”、“水文监测数字平台”、“中欧无人机演示器（CEDD）”、“三海间的数字高速公路”、“三海地区市场”、“三海地区能源存储领域中的数字化和可持续化解决方案”、“三海地区的智慧城市论坛”和位于匈牙利的“佐洛埃格塞格试验场”。

在交通方面，共有11个多边合作项目达成协议。这些项目主要包括“跨喀尔巴阡山走廊”、“维京火车”、“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全欧交通网络核心走廊”、“多瑙河航道”、“波罗的海铁路”、“琥珀之路货运走廊”、“跨波罗的海项目”、“多瑙河–奥德–易北河连接”、“格但斯克–康斯坦察铁路的现代化和发展项目”。

主要依托是“三海商业论坛”和“三海投资基金”

除了常规性每年举办三海地区12国首脑峰会之外，在2017年7月举办的第二届“三海倡议”首脑峰会上，与会十二国代表表决通过了《华沙联合宣言》，决定建立一个商业论坛，旨在将对经济合作感兴趣的经济实体聚集在一起，以增进该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三海商业论坛”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规性的年度活动，宗旨是加强欧洲和跨大西洋经济合作，首届论坛于2018年9月17日至18日在罗马尼亚举办。与会企业代表不仅来自十二个“三海倡议”成员国，美国、其他欧盟成员国、西巴尔干地区国家、摩尔多瓦、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等国也参与其中。就实质而言，该论坛创造了一个为来自三海地区各国企业代表与这些国家有关政府官员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如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接触的平台，从而达成新的商业和投资机会。

在2019年，波兰银行国家开放银行和罗马尼亚进出口银行共同签署了三海倡议投资基金创始协议。基金监事会由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捷克的开发银行代表组成。目前，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两个创始金融机构已承诺出资超过5亿欧元作为启动基金。欧洲投资银行也已将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另外“三海倡议”还将争取欧盟基金的投入。该基金的重点是推进三海地区的交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项目。

与其他地区间合作机制有何关系？

当前，“三海倡议”的12个成员国均为欧盟成员国，除了奥地利以外，其他11国均为中东欧国家。因此，除了在欧盟框架下之外，该倡议似乎与中东欧地区现存的“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简称V4）、“布加勒斯特格式”（Bucharlest Format，简称B9）有所交叉。事实上，这几个机制之间的成员国有所重叠，但彼此扮演的功能却各具特色。总体上而言，“三海倡议”与欧盟的互联互通战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V4是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组成的合作机制。该机制建立初衷旨在共同应对独立后的安全威胁，为加入北约和欧盟做准备。在入盟之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在欧盟框架下联合发声的、具有压力集团性质合作形式。在最近几年中，V4的合作深度逐渐转向共同的安全防御方面，例如2016年在欧盟框架下组建了V4战斗群。由此可见，V4对于波兰而言，其扮演的角色主要在政治意义上，即提高其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其次是安全防御意义。

B9是北约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东部侧翼成员国之间进行磋商和对话的平台。该对话论坛于2015年在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元首首次峰会上启动。自2018年起，B9的互动交流层次提高到了新的层级，即B9国防部长会议和B9议会峰会。就实质而言，B9是一个由中东欧地区安全议程驱动的，旨在加深欧盟与北约合作的对话平台；而“三海倡议”则旨在实现地区间的经济增长、相互联系和共同发展。

2018年9月，欧盟颁布了题为“连接欧洲和亚洲 —— 欧盟战略的基石（以下简称‘欧盟欧亚连接战略’）”报告。通过考察发现，欧盟欧亚连接战略在天然气和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方面涉及多数“三海倡议”成员国。譬如,欧盟的中欧和东南欧（CESEC）互联互通优先项目，主要包括保加利亚 - 希腊的互联、保加利亚 - 塞尔维亚的互联、加强罗马尼亚的天然气系统等。同时，三海地区国家被欧盟确定为跨欧洲运输网络（TEN-T）的九条核心走廊中的五条走廊的一部分，主要包括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走廊; 地中海走廊; 北海——波罗的海走廊; 莱茵——多瑙河走廊等。据此不难看出，“三海倡议”在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的互联互通可以成为欧盟欧亚连接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并行不悖。

引发多方关注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华沙，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第二届“三海倡议”国家首脑峰会，并发表了演讲。特朗普强调了对“三海倡议”的支持，并呼吁为美国能源的进入减少壁垒。美国的支持使“三海倡议”的国际影响力骤然提升。事实上，从促进中东欧地区能源多元化角度，三海国家的有限联合将为美国创造一个开拓中东欧能源市场的广阔机会。从地缘平衡角度来看，美国也可借此平衡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

尽管波兰媒体和学者声称三海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框架，不针对第三方，也不是一个地缘政治项目。但从其历史进程来看，在1918年独立初期，波兰元帅毕苏斯基在外交上倡导“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体”，即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海际联盟”，其覆盖范围大致与三海倡议的地缘范围相近。因此不难看出波兰发起“三海倡议”隐含树立其中东欧大国地位的地缘政治考量。

因此波兰主导发起的“三海倡议”难免招致邻国的战略猜疑。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德国和俄罗斯。德国“南德意志报”国际部负责人斯蒂凡·柯内琉斯（Stefan Kornelius）指出：“建立从‘ 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联邦’是许多波兰人的旧地缘政治梦想的象征。“三海倡议”正是对久已有之梦想的实践。俄罗斯卫星社于2018年9月15日刊载一篇题为“三海倡议：是否标志着波兰时刻的来临？”文章指出：“‘三海倡议’虽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华沙政坛背后的地缘政治野心让人怀疑波兰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该文还认为波兰在18世纪晚期的分裂之后，最终结束了它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然而，自波兰重获独立之后，几代人一直在努力恢复其在该地区失去的领导地位。

汪圣钧（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欧面临何种“叙事之争”？

“叙事之争”已经成为当前中欧关系的热门议题。“叙事之争”始于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在3月24日的一篇博文，其认为“全球叙事之争”（Global Battle of Narratives）已经爆发，而赢得“叙事之争”的关键在于及时组织抗疫行动、从世界其他地区快速学习经验以及向内部公众与外部世界传播自身的抗疫故事。博雷利强调在欧盟内部与外部各存在一类“叙事之争”，前者围绕欧盟的团结危机展开，而后者则是特定地缘政治行为体的“慷慨政治”所致。对于欧盟团结问题，解决方案是发挥欧盟的协调作用，而对于“慷慨政治”，要用事实来反击欧洲的“诋毁者”。然而，“battle”一词既意味着敌我斗争，也有竞争的含义。从其全文语境看，博雷利提及“全球叙事之争”的目的在于强调欧洲必须作为整体才能有效应对新冠疫情时期的激烈“叙事竞争”。

中欧存在务实且有度的“叙事竞争”

中欧的“叙事竞争”主要表现为精英层次的观念与政策分歧，且其长期存在而非疫情时期的特殊产物。6月14日，博雷利在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视频会面后，在博文中写道，“需要在欧中关系中保持合理的平衡”，具体而言其指的是在气候与可持续互联互通领域的积极合作，而在投资审查机制、政府采购对等、供应链多元化领域强化欧洲应对新地缘政治现实的能力，但依旧确保双方以真诚的沟通应对一些暂时难以弥合的分歧，以确保其产生对彼此都有力的结果。中欧在部分领域存在观念分歧，如欧盟主张贸易规则与双方开放程度应该绝对对等，但中国认为需考虑各方竞争能力不同而有所区分。双方都以逻辑自洽的“叙事”来论证各自主张的合理性。此外，政治制度与人权观念也是中欧“叙事竞争”的重要领域。博雷利明确表示，中欧关系的竞争性源于彼此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而欧洲将中国界定为“体系性对手”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进入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阶段。

中欧都不愿陷入政治动员的“叙事战争”

“叙事之争”的另一面是博雷利所不愿卷入的、以全面对抗为特征的“叙事战争”。博雷利在6月14日的博文中提到，技术事务和非“高政治”领域的议题，比如投资和贸易、技术与货币，都被卷入了大国竞争甚至对抗的轨道，而那些曾经牢不可破的科学事实却受到挑战而成为在社交媒体不断发酵的“叙事战争”的组成部分。简单而言，区分“叙事竞争”与“叙事战争”的关键在于“叙事”是否被用于大众政治动员，是否脱离了实据而沦为舆论操纵的手段。

欧盟对外行动署发布的“虚假新闻”报告、欧洲中国研究智库网络发布的《新冠与欧中关系》报告都指责中国驻外机构在各类社交平台开展“受国家支持的政治宣传”，“散布欧洲民主国家虚弱、分裂与无能的言论”。但是从实际来看，中国驻外机构与媒体多呈现出“应激-反应”的模式反驳涉华不实报道，如中国驻法使馆自3月底开始刊发了五篇以“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命名的系列文章，对法国媒体的近期涉华不实言论进行即时总结与反驳。《新冠与欧中关系》报告的一些国别信息撰写者都提到，部分欧洲国家的中国驻外机构并未出现被认为是“政治宣传”的活动，部分原因正在于其所在国媒体对华相对客观的报道态度。

对于更为恶劣的“污名化”叙事，如“中国病毒”、“中国实验室制造病毒”等并未在中欧“叙事之争”的框架下出现。这不仅表现为欧盟和主要成员国明确拒绝使用“污名化”的病毒命名方法，还体现在博雷利对《纽约时报》的不实指控的回应上：其在对欧洲议会的陈词中强调，对于任何公开发布的材料，欧盟对外行动署必须确保其每一条指控都有凭有据，因而存在两个版本并非在向中国“屈服”。这也意味着，欧洲对华“叙事之争”尚未超越事实证据的约束而进入疯狂的“叙事战争”状态。

谁在西方世界炒作“叙事之争”？

新冠疫情撕去西方媒体的“独立性”面具。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接受法国《言论报》专访时提到，“在我印象中，法国媒体是独立的，但这次法媒却紧跟美国。每当美国抛出一个针对中国的指责后，法媒肯定会在一、两天后报道，跟着起哄，大肆炒作针对中国的谎言和谣言”。博雷利在6月14日的博文中认为欧洲将不得不在一个更加险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找寻自己的位置，中美关系的紧张使得欧洲“选边站”的压力剧增，而且那些关于中欧战略对话和应对“虚假信息”报告的媒体评论充斥着大量编造的消息。

如果考虑同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动态，便更容易理解谁在西方世界炒作“叙事之争”。例如，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就提出了一个对华“四杀”（the four kills）叙事，指责中国以世界卫生组织作掩护制造病毒，而后故意让国内病毒携带者出境以传播病毒并且以疫情爆发为幌子在全球范围抢购医疗物资，并最终利用囤积的医疗物资牟取暴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外长的会谈也将中国与“虚假信息”设为重要的议题。但在会议之前，博雷利就明确表态，欧洲需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愿被强迫在中美关系中选边站，其将不会寻求参与旨在对抗中国的跨大西洋联盟。

就政治价值观和对国际规则的利益分歧而言，中欧一直存在有限且有度的“叙事竞争”，但将“叙事”作为政治动员工具来发动敌视彼此的“叙事战争”，却并非博雷利的本意。然而，中欧关系的确面临严峻的考验。对于欧洲来说，中国借助有力的抗疫事实对西方媒体所营造的关于抗疫效果的“制度决定论”进行了有效的“反叙事”，因而其将中国的反击视为进攻。这可能并非对西方制度的“不自信”，而是欧洲对长期自我营造的假象被戳破而滋生的恐惧，对西方话语权松动而产生的担忧。尽管当前中欧依旧在“叙事竞争”的框架内合理处置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边关系，但增信释疑与立足务实对于避免双边关系真正滑入“叙事战争”的陷阱，十分必要。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捷克

7月23日，捷克卫生部召开特别新闻发布会，紧急宣布从25日零时开始，整个捷克共和国将恢复强制在室内戴口罩。该措施将适用于室内超过100人的活动。下周一开始，人数将限制为500人而不是1000人。在餐厅，酒吧或俱乐部中不强制保护鼻子和嘴巴。如果要举行音乐会，则必须戴口罩。人们在商店和公共交通中也不必遮住嘴巴。在室内举行有100多人参加的婚礼和葬礼上都需要戴口罩。

基于捷克目前的疫情状况，卫生部长亚当·沃伊切赫（Adam Vojtěch）在23日与流行病学专家们讨论了任何可以采取的收紧措施，原决定从下周一开始实施。为应对捷克不断恶化的流行病情况，在总理巴比什的强烈要求下，决定部分措施提前从本周六开始实行。

在捷克共和国，每百万居民中有近20例，远高于周边国家。在德国则少于5例，在波兰和奥地利约有10例，在斯洛伐克则不到8例。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基础设施部部长表示，斯洛文尼亚与匈牙利之间的经济合作当前十分良好，且可以进一步通过能源和公路基础设施项目来加深。项目之一就是Cirkovce-Pince输电项目。这是两国之间第一个跨境发电厂的合作项目。预计项目将于9月启动，并于2021年底前竣工。此外，两国还签署了关于天然气、电力、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合作备忘录。

罗马尼亚

2021-2027年间，罗马尼亚将从欧盟获得799亿欧元用于重建罗马尼亚的基础设施，该数额远超此前预期的330亿欧元的规模。罗已制定完成国家经济复苏计划，将提交欧盟委员会批准，以便获得相应资金。

塞尔维亚

当地时间7月22日，据塞尔维亚卫生部消息，过去24小时塞尔维亚共对11521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刷新前一天创下的单日测试人数最高值（21日检测10310人）。塞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新冠检测比例已成为欧洲第四或第五国家，而且也超过了德国。他还表示，为应对因冠状病毒引起的经济危机，国家将在7月和8月为所有微型、中小型企业的工人支付最低工资的60％，微型、中小型企业需要缴纳的税费可以延迟一个月缴纳。并对毕业的职专和大学生启动一项“我的第一份工资”补助计划，为他们分别发放20000第纳尔和24000第纳尔的补助金（分别约合176欧元、204欧元）。

塞卫生部长隆查尔（Zlatibor Lončar）表示，十名市民因在室内没戴口罩而受到惩罚。

克罗地亚

7月23日根据克民防总部发布的信息，在过去的24小时内，新报告了3起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病例。目前的死亡人数为128已经有3394例治愈，克罗地亚目前有1112例感染病例，其中132人住院，有7例患者使用呼吸机。自2月下旬以来，克罗地亚已进行了108,222项测试，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1,417项测试。大多数活跃病例仍在首都萨格勒布，武科瓦尔-斯里耶姆，奥西耶克-巴拉尼亚和斯普利特-达尔马提亚县中。

23日克罗地亚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克努诺斯拉夫·卡帕克（Krunoslav Capak）驳斥了荷兰公共卫生研究所的说法，即克罗地亚没有给荷兰相关部门关于疫情的数据，这些数据用于荷兰评估克罗地亚是否列入人员开放的名单中。他说克罗地亚虽然没有向荷兰发送任何数据，但是都向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发送了各类疫情数据。卡帕克表示：“在他们的网站上，您可以看到我们按县发送数据。这是完全正确和最新的，我们是最有秩序的国家之一，每天发送他们要求的所有传染病数据和各种调查数据。” 卡帕克希望荷兰“未来几天内”将克罗地亚从人员入境的橙色名单中删除。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政府周四签署了《外国人法》中有关第三国家学生流动性的修正案，修正案的目的是防止因移民而导致社区出现疫情风险。内政部部长赫尔默指出，由于不能充分确保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必须修改现行的学生流动性法规。为此，有必要审查在爱沙尼亚学习的外国人完成学业后留在爱沙尼亚的条件。该法案旨在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外国人必须学习结束后返回家乡，学生的流动性不能用作在爱沙尼亚永久居留的手段。出于学习目的在爱沙尼亚定居的外国人将无法申请永久居留许可。持有临时居留证的国际学生在爱沙尼亚所花费的时间不计入申请永久居留证所需的居留时间。为了使外国人能够申请永久许可证，他们需要根据工作或企业家身份的居住许可证居住在爱沙尼亚。同时，这个要求不适用于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人。

斯洛伐克

在过去的几天中，斯洛伐克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人数再次激增。在最近两天增加的78例确诊病例中，有19例来自尼特拉（Nitra）。公共卫生局的地区分局将大多数确诊人员安排在尼特拉附近隔离，这些确诊人员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返回。许多确诊人员都在当地的富士康公司工作，他们从塞尔维亚回国后向公共卫生局做了报告，进入隔离并接受测试。宿舍目前受到警察和士兵的监视。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议会通过了最新法律的修正案，修正案允许因违反隔离行为而撤销第三国国民的签证或居留证。

拉脱维亚财政纪律委员会主席因娜·斯坦布卡（Inna Steinbuka）在接受拉脱维亚广播电台的采访时指出，当决定欧盟资金的分配时，拉脱维亚应避免过于昂贵和无效的项目。政府可以参考《国家发展计划》，该计划概述了支出欧盟资金的主要标准和准则。同时，政府应该将计划项目告知公众，确保透明度。未来七年将有近105亿欧元可用于拉脱维亚的经济发展，与目前的2014-2020年度预算相比，增长了39％。此外，拉脱维亚将能够以优惠条件借款25亿欧元。与当前时期相比，拉脱维亚的凝聚力和农业基金有所增加。这意味着可以在创新、绿色、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现代增长方面追加投资70亿欧元。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希腊

新冠疫情打压了希腊房地产在过去数年连续上涨的出售和出租价格。房地产网站Spitogatos首席执行官梅拉赫利诺斯表示，尽管出售和出租的希腊房地产供应量大幅增长，且搜索量全面回升，但价格仍与第一季度持平。他称，出售和出租的价格均是如此，不同地区之间的变化十分细微。在出行禁令取消之后，市场仍选择观望和等待。

数据显示，雅典市中心的房地产售价在过去几个季度都连续大幅增长，但今年第二季度的价格与第一季度基本持平。雅典北郊和南郊的房产售价增长率分别为0.2%和0.3%。其中，新普西基科区（Neo Psychico）增长率最高，为6.01%；其次是新菲拉德尔菲亚地区（Nea Filadelfia），增长5.99%。同时，跌幅最大的地区为波利果诺-土尔克鲁尼亚地区（Poligono - Tourkovounia），售价降低8.58%。

为了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许多希腊业主将原本用于短期租赁的房屋转为长期租赁，令长期租赁市场中的房屋供应量猛增，但目前租金仍然稳定在今年第一季度的高位，全国各地不同区域间稍有波动。

罗马尼亚

截至7月23日，24小时之内罗马尼亚新增感染人数1112例，为罗马尼亚疫情发生以来单日确诊最高人数。累计感染人数41275例，累计死亡2126例，共治愈24862例。紧急情况部负责人阿拉法特（Raed Arafat）曾表示，如果疫情继续恶化下去，政府不排除对疫情严重地区采取限制性措施。

保加利亚

保罗边境港口城市Silistra市的 Iglika幼儿园近日发生集体感染，已有四人检测呈阳性。上周末，该幼儿园一名员工确诊，随即该园进行了大规模检测。目前，该幼儿园并未完全关闭，只是暂停接收新生入园，加强消杀，并对相关班级活动进行了严格的区域限制。

斯洛伐克

在斯洛伐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配件销售增长是空前的。由于人们不知道流行病情况如何，因此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购买优质的自行车设备。该国自行车生产厂商Dema公司今年自行车的总销量同比增长了25％，电动自行车销量几乎翻了一番。但是由于零部件绝大多数来自亚洲，由于疫情影响零部件供应跟不上且价格上涨。

匈牙利

匈牙利财政部长表示，匈牙利经济在六月份有微弱的增长。但是总体来看，第二季度的GDP已经同比下滑了10%。预计全年将下滑5%。这一衰退水平低高于预期，当时乐观的观点认为衰退的水平为3%。财政部长还表示，今年最大的衰退发生在四月份，当时曾一度下滑了20%。五月份的下滑趋势则已经停止，六月份出现了增长趋势。今年公共债务的水平曾预计占GDP的1%，但现在已经达到了3.8%的水平。到年底，预计赤字水平会继续增加，因为经济增长需要融资来源，而且第二波疫情已经爆发。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