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晨博士（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助理研究员）：

关于当前欧洲极端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当代恐怖主义研究和反恐政策实践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接受某种极端主义思想、实现极端化是个体走向恐怖主义最关键环节：恐怖主义可以简单表述为一个极端化不断升级的过程，即个体或群体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不满或怨恨情绪，在接受了极端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逐渐发展成为恐怖分子。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十余年的历史同样也证明了，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国内反恐层面，反极端化措施均没有从根本上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当代蔓延。当前极端主义研究反思的核心在于，应该从“极端主义”、而非“某一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的角度研究恐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机制，概言之，赋予了恐怖主义以暴力因素和政治性的，是极端主义的“极端性”本身，而不是它在特定时期和情境下的某种社会诉求倾向或宗教神学特质。

马努斯·米德拉斯基（Manus Midlarsky）在对近一个世纪的大规模暴力活动背后的极端主义因素的分析中精要地总结道，不管是政治左派和右派的极端分子，还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或带有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色彩的极端主义者，在他们夺取和保持权力的过程中，都体现出一些策略方面的共性：1）倾向于使用武力或暴力而非劝说；2）倾向于一致而非多元；3）倾向于激励目标而非个体自由；以及4）倾向于命令而非对话。^[8]置于当代恐怖主义暴力的语境中，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就在于，个体或群体只有在接受了极端主义、坚信自己掌握了所有问题的终极答案之后，他们才真正成为社会“多元性”和“开放性”的解构力量；极端分子认为所有问题因此只能有一种解决方式，对持有其他观点的人或群体倾向于使用武力或暴力而非劝说，而其中获得条件、并真正落实暴力实践的少部分人，就可以被称为恐怖分子。^{[9] [10]}这一关系，得到了当前欧洲的社会事实的证实。

因此，理解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明确反恐、反极端对策的打击对象，可以在极端主义层面分解为两个在策略层面具有明显先后关系的子问题：作为恐怖主义思想来源的极端主义从何而来？赋予恐怖主义以行动特质的极端主义暴力性从何而来？正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极端主义的产生发展、个体与群体的极端化，可以被理解为在本质上是一个认同政治问题。

第一，极端主义是社会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境中认同危机的激烈表现形式。奥利维埃•罗伊（Olivier Roy）在其2004年的著作《全球化的伊斯兰》中最早明确提出当代极端伊斯兰主义是认同政治的表现这个观点，罗伊认为，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群体的不满诉求，即便是个体极端化或独狼式恐怖主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或自我赋予的集体属性。^[11]事实上，极端主义的这种群体性并非伊斯兰主义所独有，而是极端主义与认同政治的最本质联系，即极端主义的出现，是一个群体出现认同危机的激烈表现形式。区别于哲学层面的“同一性”与心理学层面的个体模仿和情感趋同，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认同”或“认同政治”概念的提出与群体权利的当代凸显密切相关。不管是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还是右翼极端主义，它们都可以被视为当代欧洲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升级和激化的具体表现：1）两者诉求的本质都在于对某一具体群体的不满，都有一个明确的群体化“敌人”；2）两种极端主义都形成了封闭的社会运动之中，它否定“多元”和“开放”，其封闭性是对多元文化社会中群体间共存现状极不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3）通过极端叙事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更大范围的群体的“代言人”或“先锋队”，认为自己是这一（往往是假定的）群体文化或身份的捍卫者。

第二，存在认同危机的群体和个体更容易受到外部极端思想的影响。引入认同政治或认同危机视角讨论欧洲当前社会极端化的本土性，并非否认9·11事件以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外部极端意识形态对于欧洲特别是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的影响。事实上，在一个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多重的社会极端化现象的社会，社会本身所存在的认同危机不仅构成了社会极端化的重要基础条件，也是极端化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动力机制，外部的极端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思想资源。福山在罗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存在认同危机、或“社会失范”（anomie）的群体，更加容易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激进伊斯兰可以填补某些真空，因为‘基地’组织和其他诡辩家能够对‘我是谁’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他们告诉身处移民社群之中的人们：你们不是传统的穆斯林，你们既没有按照你们的先辈那样践行宗教，也不被你所移居的社会所接收”。^[12]

第三，极端主义的暴力因子来自于其所坚持的封闭的身份认同。如何理解和遏止恐怖主义的暴力性是当代反恐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最迫在眉睫的现实难题。从认同政治角度而言，认同危机坚持绝对封闭和二元对立的“我群”和“他群”，而这种封闭的身份认同正是极端主义的暴力来源。极端主义者努力构建一个基于严格、教条的意识形态信条的同质化的社会；他们通过压制所有的反对声音、征服少数群体的方式来实现社会顺从，倾向于使用武力或暴力而非劝说，倾向于命令而非对话。这种来自于封闭的身份认同的暴力性，将极端主义者与那些虽然也存在群体性不满、但接受多样化并坚信理性而非教条的力量的激进主义者区分开来。

基于上述两点，从认同危机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探讨极端主义在“极端”方面的认同危机本质与体现，据此思考“极端主义”、而非“某一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动因。因此，我们研究当代欧洲包括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在内的社会极端化现象，应该重视的，是它在当代欧洲产生与发展的动因，而非仅关注外源性意识形态渗透因素；应该考察它在欧洲既有安全议题的基础上，利用“不安全感”所对于敌对“他群”的塑造，而非强调它在形态上具有某一种文化或宗教的特质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察同时期各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与运动的互动情况，对多个向度的“极端化恶性循环”进行考察，而非仅仅关注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

张君荣（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在读博士生）：

新冠疫情与PESCO走向

冷战以来，北约第五条款规定的集体防御原则，成为欧洲传统安全的唯一依靠。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秩序发生改变，原来来自华约的威胁被稀释，国际安全形式变得多样化，欧洲防务自主概念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2008年以来，奥巴马任内推动美国战略东移，特朗普任内提出印太战略，并显示出强烈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政策偏好，美欧安全分歧逐渐表面化和冲突化，双方围绕军费多寡和北约指挥权等问题的权责互动加剧，以至呈现“美国威胁退出北约”“法国宣称北约脑死亡”等戏剧化情景。

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也未能让剧情缓和。2020年6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北约线上峰会正式提出“北约2030倡议”，进一步明确了北约的“全球化”转向。随后，伴随着北马其顿正式加入北约，美国又宣布将在北约框架下将驻德美军规模将由原来的约3.6万人减少至约2.5万人，撤出的1.19万名士兵中，约6400人将返回美国，其余5400人将调往波兰等欧洲其他地区，欧洲“防线”东移。

美国认知中的“威胁”来源分散，客观上助攻了欧洲防务一体化和战略自主意识。面对多重挑战欧洲不得不加强团结，加强独自应对更多来自欧盟内外的安全挑战的能力。

欧盟认为，欧盟境外发生的事情与欧洲内部的安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安全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多维与多变。任何欧盟成员国都无法独自面对这些威胁。在安全方面，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密不可分。因而，欧盟将安全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优先事项，并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在努力创造条件，使会员国在国防方面彼此更加紧密地合作。

2016年，由于始料未及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欧盟成员国减少为27个，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重挫。伴随着英国脱欧的冲击，欧盟随后迅速发布尚处于修订中的《欧盟全球战略（2016）》，首次提出“战略自主”概念。欧盟的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CSDP）具有许多方面：外交、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合作、气候行动、人权、经济支持和贸易政策……这些都被欧盟视为其全球安全与和平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这些不同的工具以适当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欧盟全球战略（2016）》所提出的综合方法。欧盟防务自主成为“战略自主”的重要切入点。

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调查显示，大多数欧盟公民希望获得更多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欧盟对当前威胁的协调反应。而PESCO是对欧洲公民这一要求的明确回应，也是对欧盟的全球伙伴期望快速有效应对危机的明确回应。简而言之，欧盟认为，欧盟必须能够独自保护自身安全利益，甚至承担起其作为全球安全提供者的责任。

一时间，“战略自主”与“防务一体化”成为欧盟的首要叙事。 2017年6月，欧洲理事会同意在《里斯本条约》和欧盟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CSFP）相关原则之下，“有必要推出一个包容性的、雄心勃勃的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框架”，以加强欧洲安全和防务。2017年11月13日，来自23个会员国的部长签署了关于PESCO的联合通知。2017年12月7日，又有2个会员国加入了该公约。自此形成了25个成员国（除丹麦和马耳他外）参与的、包含47项防务合作项目的PESCO。

PESCO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包括联合训练、演习或购置和发展军事装备。PESCO雄心勃勃，参与国之间的合作逐渐从孤立的项目，转向计划和基于影响的合作活动，目的是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欧洲防务能力格局。PESCO是一个合作框架，也是一个结构化过程，其设立旨在逐步加深欧盟防务合作，以提供执行最苛刻任务所需的能力，从而为欧盟公民提供更高的安全性。PESCO项目既反映了对欧洲防务能力发展的支持，又反映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实质性支持。

这样，在英国脱欧之后，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迅速发展出几项政策工具，构成一个安全与防务工具箱，具体包括PESCO，以及与其“配套”的欧洲防务基金（EDF）、国防协调年度审查（CARD），分别为PESCO提供财政支持和年度评估。

PESCO无疑为欧洲防务一体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基础和行动合法性。根据欧盟《里斯本条约》第42（6）条，“军事能力达到较高标准并在这一领域相互作出更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以期要求最苛刻的特派团的会员国，应在联盟框架内建立永久的结构化合作。”这早就提示，欧盟成员国具有自愿参与安全与防卫领域的永久结构化合作（PESCO）的可能性。参与国“将包容性的PESCO视为在需要更多一致性、连续性、协调与协作的领域中，促进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最重要工具”。

此外，PESCO与其他形式的合作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参与成员国所承担的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参加会议的决定是由每个参加会议的会员国自愿作出的，而决策仍将由安理会参加会议的会员国掌握。这不影响某些欧盟成员国的安全与防御政策的特定特征。

不过，PESCO作为实用性工具的设计虽然野心勃勃，但是后续推进却犹抱琵琶半遮面。CARD的设计是欧盟的防务合作平台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员国通过公开其国防开支计划，以查明不足之处，提高一致性，和有效性，节省成本。不过，按计划每年2017年11月、2018年11月出台的两份CARD报告，只能得到非常简要的总结，具体的财务流向、项目进度则无从查起。针对PESCO的进展缓慢，以及CARD报告缺乏清晰度、透明度，欧盟官方和民间智库都表达了一定的失望。2020年7月7日，Radosław Sikorski向欧洲议会下属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认为，作为自愿联盟性质的PESCO，在防务目标达成方面能力太弱，且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有效的管理。该报告指出，PESCO应该进一步强化规则约束力，并向欧盟层面申请更多的预算支持，以吸引参与国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平台。

或许，欧盟层面早已注意到这类呼吁。2020年7月21日，为了挽回新冠疫情造成的欧洲经济和社会损失，欧洲领导人通过了复兴计划以及2021-2027年财政框架，这一事件被认为标志着欧盟向财政一体化迈出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综合财政预算的第五大类中，专门规定了欧盟未来7年的安全与防务预算：

首先，在安全层面，将有17亿欧元被注入欧盟内部安全基金（Internal Security Fund），用以预防和阻止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重大有组织犯罪、综合犯罪，以及外部移民管理等；

其次，在防务层面，将有70亿欧元预算主要交给欧洲防务基金（EDF），用以进行防务能力、战略自主以及与战略伙伴协同能力建设，并支持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和能力发展计划；此外，还有15亿欧元将被用于欧洲联通基金（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用以支持建设军事用途的欧洲运输网络政策（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 (TEN-T) policy ）。

由此，作为欧洲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发展的凝聚力象征，PESCO未来将走向何处，依然牵动着那些致力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者的眼光。近日,欧洲半官方智库Egmont学者Sven Biscop在发布的报告中指出，PESCO是欧盟差异性防务一体化的重心和基石。不过，他也不无担忧地指出，PESCO预期的协同作用和“凝聚力”效应似乎没有显现出来，更多地国家似乎只是将其视作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欧盟”共识的达成任重道远。

据此，有观察者将其归因于法德领导力的失败，原本的法德双轴心并未在PESCO实施中出现，反而由于参与国太多且项目分散，稀释了本该有的法德双轴心领导力。不过，Biscop认为，德国最近借由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际，提出一份“战略指南”，或许有助于CSDP 的推进。至于PESCO 是否会就此沦为明日黄花，则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目标是否能进一步具体化，进而建立综合行动能力；二是是否能优先落实战略性项目，通过责成参与国至少参与一个战略性项目，并将欧洲防务基金预算优先用于这些项目上；三是能否促进规制化和约束力，这需要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能力政策与北约的防务计划进程（Defence Planning Process (NDPP)）对接捆绑。

他认为，PESCO不应被遗忘，而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借以凝聚参与国，推动欧盟防务一体化。2020年4月，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报告也认为，新冠疫情危机也提供了重新定义欧洲防务战略优先序列的机会。根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报道，2020年年下半年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阐述了其在任期间的安全与防务优先事项。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表示，德国将推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FSP）进一步发展，使德国和欧盟能够对内保障安全，对外应对国际危机，并为后疫情时代做准备。有必要在提高欧盟安全与防务可靠性方面制定一个“战略指南”，呼吁欧盟各国在对俄罗斯等国关系方面的价值观、利益和目标上保持一致，并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合作。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对于可能正在爆发的第二波疫情，雅典大学传染病教授、政府医学顾问西普萨斯表示，目前疫情仍可控，但肯定需要引起重视和关注。他形容现阶段情况“如履薄冰”，单薄的冰面随时可能破裂，尤其在年轻人暑假群聚的情况下。

雅典医学院的顾问杜达斯则建议当局在夏季休假高峰期到来之前进行更多防疫宣传，以杜绝民众出现趋向放松的防疫心态。他说，“医学数据还没有显示第二波疫情爆发，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已经在我们手上。”

希腊政府从29日起已经扩大强制使用口罩的范围，几乎所有希腊室内公共场所都需要佩戴口罩。

除此之外，希腊公民保护部长克里斯托奇迪斯称，将会加强警方的巡查力度，打击希腊各地，尤其热门旅游岛的派对群聚活动。对于违反防疫规定的酒吧和餐馆，将会被立即关闭。另外，希腊警方也同时加强对私人住宅的群聚检查，禁止举行40人以上的任何聚会活动。

捷克

捷克共和国的冠状病毒感染反弹严重。目前，在全国76个地区中有73个地区登记了感染病人的病例，波西米亚西部和南部三个地区目前是例外。从反映当前被感染者日常发展情况的地图来看，很明显该疾病在假期开始时扩散到共和国东部，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再次传播，但疫情的严重程度各地区存在差异。例如，最近，南波希米亚州和维索契纳州的某些地方的人们必须戴口罩，这些地区疫情相对较弱。

捷克西部地区目前的疫情情况似乎是最好的，过去一周的增幅最大的是布拉格，卡尔维纳，弗雷德克-米斯泰克，伊赫拉瓦，布尔诺和俄斯特拉发地区。

布拉格城堡（总统府）卫队的一名士兵COVID-19检测呈阳性，其所在单位的其他成员也被隔离。还好士兵们没有与总统米洛什·泽曼接触。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国务秘书表示，当前疫情追踪位置的应用已经处于测试阶段。这一应用是基于德国的版本进行调整后的产品。斯洛文尼亚政府在周三进行了879个新冠病毒测试，其中有24人确诊。这一数字比上周增长了数倍。这些确诊案例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中。所以这一手机应用被加紧开发，在8月1日之前将可以从谷歌商店和苹果商店下载。这一应用将不会访问手机的通讯录以及其他信息。当和另一个手机应用的持有者相遇时，手机会开启蓝牙并交换信息，并记录会面的时间和距离。会面的位置和名字不会被记录。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第二座由中国企业参与设计并捐赠设备的“火眼”病毒检测实验室落成仪式30日在塞南部城市尼什举行。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卫生部长隆查尔以及中国驻塞大使陈波等出席落成仪式。布尔纳比奇在讲话中说，尼什“火眼”实验室是这一地区最先进的病毒检测实验室，从开始兴建到正式启用仅用时3个月。布尔纳比奇对中方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她说，自出现疫情以来，塞尔维亚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提升了20倍，在抗疫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两座“火眼”实验室的建成，不仅有利于控制疫情，更将提升塞尔维亚医疗水平，造福当地人民。

30日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通过了关于对私营部门中经济实体发展情况的讨论，将对针对经济实体开展第二论援助，目的是减轻COVID-19造成的经济衰退。该方案包括支付企业最低工资的60 ％，以及将税金和工资缴费推迟一个月，总价值660亿第纳尔。上述措施将立即开始执行，因此第一笔155欧元将在8月10日前存入雇主的特别帐户，第二笔将在9月支付。它将影响235,000个经济实体，涉及100多万雇员。

克罗地亚

7月30日克罗地亚政府通过了欧盟委员会与欧盟成员国之间就购买针对COVID-19疾病的疫苗的协议草案。卫生部长说：“根据草拟协议，与会成员国授权欧洲委员会与疫苗生产商签署预先购买协议，以购买疫苗并遏制这种疾病。”通过加入该协议，克罗地亚确认了其购买疫苗的意图，并有权购买一定数量的疫苗。通过与疫苗生产商签订单独的协议来行使这项权利，以欧洲委员会代表成员国协商的价格购买疫苗。

克总理周三在议会上表示，克罗地亚将在未来7年中从欧盟预算中获得220亿欧元，他说，这将促进城镇、农业、农村的发展和人口振兴。

爱沙尼亚

由于爱沙尼亚国内许多移民工人的延长工作许可证即将到期，外籍工人必须在8月离开爱沙尼亚。日前，尽管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宣布不接受外国工人入境，但爱沙尼亚的第三国的工人只要在农业部门工作，就可以延长其许可证。8月1日开始，这些延长的工作许可证也到期了，农民将需要寻找替代工人，情况十分棘手。

罗马尼亚

7月29日，罗马尼亚政府宣布新的疫情防护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凡是5岁以上的公民在拥挤的公共场所有义务以正确方式佩戴口罩。并要求各地方政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对容易形成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实施时间管控或者限制人数等办法进行防控。要求露天餐饮场所、俱乐部、酒吧等容易造成人群拥挤场所在23点之后停止营业。新防护规定将从8月1日起开始实施。

同日，约翰尼斯总统就目前疫情状况发布了电视演讲，重新进入紧急状态是处理疫情危机的"最后手段"，这将导致一些公民权利被削减并影响经济。如果罗马尼亚人都遵守防疫规定，疫情是可以控制的。

保加利亚

保议会预算委员会扩大商品和服务税的征收范围，将葡萄酒、啤酒、旅行社和短途旅行，健身房、游泳池、游乐场等体育设施经营纳入，增值税率均降为9%。该举措旨在克服疫情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支持在紧急状态下受影响最大的旅游业。这项变更在《地方税收和费用法案》二读中投票通过，预计将于8月1日开始生效。

斯洛伐克

最近，为来自未标记为“低风险”国家的人们，斯洛伐克引入了一项新功能。那些来自这样一个国家或过去14天到过那些地方的人需要向公共卫生局（RÚVZ）的区域分支机构报告。他们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方式进行。 RÚVZ将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家庭隔离规则，并安排在不迟于到达后第5天进行测试。来自高风险国家的人们需要保持隔离状态，直到他们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三岁以下的儿童无需接受测试。

公共卫生办公室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声明，指出斯洛伐克大部分为境外输入，或者与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者。目前，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中。

匈牙利

匈牙利总理府部长表示，政府并不希望调整已有的防疫措施，因为任何调整都是有风险的。政府希望能够成功预防第二次爆发。政府的另一个目标是从9月1日开始，学校能够正常开学上课。匈牙利是那些成功应对第一波疫情的国家。但是那只是一部分成功。因为虽然局势得到了控制，感染人数较少，但是很多地方也出现了第二波疫情。而在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局势在不断恶化。匈牙利的情况则出现了稳定与缓和。关于第二波疫情抵达的时间，总理府部长表示，当前很多国家已经迎来了第二波疫情。匈牙利会尽全力保障其影响最小。

立陶宛

自立陶宛政府决定恢复在公共场所强制佩戴口罩后，药店销售数据表明目前已经销售了更多的口罩，而且国内口罩储备充足。

受隔离政策影响，立陶宛的经济收缩幅度低于预期。与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立陶宛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1％。在疫情背景下，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经济衰退可能会达到两位数。立陶宛央行行长维塔斯·瓦西利亚纽斯卡斯（Vitas Vasiliauskas）对记者说：“这个数字令人惊讶。”同时，经济学家也指出，许多面向国内的经济部门正在迅速复苏，但出口商的热情被疫情不确定性所掩盖，随着发病率的上升，居民也可能开始削减成本，企业可能会推迟投资。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希腊

希腊新冠疫情正面临第二波爆发的风险，从7月29日起，几乎所有希腊室内公共场所都需要佩戴口罩。口罩又再成为希腊民众生活的必需品。无论是进口还是本地生产，希腊人对口罩的需求越来越多。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希腊的口罩厂商就已“开足马力”，其中包括位于拉里萨的生产商“Larisa Face Cover”。从今春开始，这家原本以生产尿不湿和卫生巾为主的工厂就新开了口罩生产线，一次性口罩的月产量可以达到6000万只，而目前该工厂的生产量大约为每月900万只。该厂预计很快将加码生产。另一方面，更多进口商从外国引进适合希腊市场的口罩，例如日本口罩制造商KAI，为希腊市场提供一种可以重复使用，并能够快速清洁后立即佩戴的带过滤器口罩。

目前，根据希腊政府规定，所有人在零售店、食品店（包括面包店、肉店等）、超市、理发店、美容院、公共机构、公用事业公司、银行、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医院、诊所、电梯必须佩戴口罩。咖啡馆、酒吧和餐馆的员工也必须佩戴口罩。违者将罚款150欧元。

罗马尼亚

据罗国家统计局预测，今年7月至9月，罗工业和零售业将出现温和增长，建筑业和零售业的雇员人数也将增加，但汽车行业将出现下降。受访制造业企业预计，加工制造业产量将适度增长（增幅11％），饮料生产将大幅增加（增幅49％），而汽车、机械和设备制造活动将显著下降（降幅18％）。制造业雇员人数将下降13％。

保加利亚

7月29日，保卫生部长Kostadin Angelov接受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保政府已授权卫生部，待议会批准后，保将积极参与预计今年8月中旬开始的欧盟联合疫苗采购计划。一旦疫苗可用，将为保公民提供200万剂疫苗。65岁以上老年人、患慢性基础疾病者、医疗专业人员和工作人员，尤其是抗疫一线且有直接接触病患危险的人员等最易感人群优先接种。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