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茅银辉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综述：波兰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与评论

自2020年1月初中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波兰媒体在第一时间即开始关注并进行报道。7个月内，疫情蔓延向全世界，上千万人感染，且波及波兰。其间，波兰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依旧相当及时，但关注点和论调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每个阶段有其特征可循。

第一阶段：中国自疫情爆发至高峰期

这一阶段，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对日韩略有波及，对欧美的影响尚微乎其微。波兰媒体大多以一种旁观者视角和心态进行报道，主基调流露出对中国的同情和声援。报道的内容多是引用中国官方媒体和世界卫生组织官方言论。对武汉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应对不力也未做过多苛责。最早的几篇报道出现在1月20日前后。

随着中国以举国之力抗击疫情，波兰媒体也同步开始以艳羡的口吻正面报道中国迅速建立“小汤山类”医院和方舱医院的壮举，并承认能够实现“全国总动员”是中国的优势，开始正面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其中一篇题为“医院可以在一周之内竣工吗？在中国，可以”的文章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能够快速建设医院的原因。文章还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如今所需的几乎所有东西——可能除了在抗疫斗争中正力求研发的疫苗或抗COVID-19病毒的药物——都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从已知药物的活性成分，到口罩、防护服、手套，到实验室设备和建筑元件，而在欧洲或美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调动资源并保证不间断地提供必要的材料是难易实现的。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疫情逐渐向全世界蔓延，波兰开始从武汉撤侨，媒体也意识到波兰无法在全球流行的疫情中独善其身，开始更多地结合中国疫情，宣传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整个第一阶段，波兰媒体虽对中国严格的隔离制度略有微词，但都认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话，认为“中国为我们赢得了时间” 。

第二阶段：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欧洲大爆发

这一阶段，中国抗疫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中国向全世界推介经验，并强调制度的优越性。而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却因疫情大规模爆发而陷入困境，波兰也开始出现疫情，并逐渐成为中东欧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波兰媒体在较为客观的报道中，承认了中国取得的胜利，正视到中国在抗击疫情中采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以及西方模式的不足。认为这场危机可能会进一步稳定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同时，又因欧洲诸国受到制度限制，无法采取这种有效的模式来抗击疫情而抱有一种“酸葡萄心态”。同时，波兰媒体也意识到，中国对外的大规模医疗物资援助使中国发生了角色转变。中国不再是国际援助的接受者，也不再是一个依靠西方公司的支持才能获得成功的国家。在危机时期，中国作为最大的医疗物资生产国之一，能发挥一个世界领导者的优势。从历史上“屈辱的世纪”、西方的统治、与美国的对抗构成的中国身份来看，最近的事件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转折。

波兰媒体也报道了中国复产复工的尝试和复产复工后的种种场景，但对复产复工的结果预测表示不乐观，强调了企业经济债务负担、外国订单的丧失、投资人撤资和疫情有可能再次爆发的风险所导致的复杂局面。

波兰主流媒体基本做到了“兼听则明”，刘光源大使在《共和国报》、ONET网站、虚拟波兰网站上的多篇社论，茅银辉、韩永辉教授在《论坛报》上的正面发声，都能在重要版面上不做删减地刊出。

第三阶段：欧洲疫情好转，美、俄、印、巴大爆发，中国局部小范围反复

这一阶段，疫情的中心转向了美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在中国仅有零星病例和小范围反复，波兰媒体的主要关注点也落在了上述国家和波兰本土上，而非中国。其间，波兰媒体对中国疫情始末做了一些总结性的报道，也介绍了中国典型城市基本恢复常态后的现状。

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就疫情爆发的责任甩锅给中国，波兰也出现了一些质疑中国感染人数和病死人数的声音，但大多是引用其他国家的报道，而非主动发声质疑。

中国出现的一些疫情相关事件，例如学生因戴N95口罩跑步而死亡，波兰媒体也进行了客观报道，并提醒本国注意。同时，多数媒体对中韩等亚洲国家是否面临二次疫情爆发充满了担忧，也对中国北京、新疆、大连等地出现的局部反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跟踪报道。

这一阶段，波兰对于中国疫情的报道开始不局限在疫情本身，而是更多地思考在中美交恶的背景下，欧洲和波兰如何应对。普遍认为，欧洲身处中美之间的“夹缝”中，新型冠状病毒给欧洲吹响了“最后的哨声”。中国的力量不断增强，并迅速向前迈进，而华盛顿对欧盟的政策则变化多端。要摆脱这个陷阱，欧洲必须改善地缘政治环境。现在有必要认真考虑如何恢复波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能力，最重要的是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以便不再过度依赖中国。

综上所述，波兰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相对客观，没有明显地受到美国的胁迫，封杀来自中国的正面发声，也未出现鲜明的甩锅论和阴谋论，抹黑与迁怒中国，对于病毒的来源等问题，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论断基本保持一致。但受到政治体制和思维方式的局限，波兰主流媒体并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抗击疫情取得成功和制度优势的必然联系，对中国的质疑论还存在一定市场。随着中美摩擦的升级以及波兰对美国依赖性的增加，未来的波兰媒体上可能会出现更多不和谐的声音。

董雪兵博士、周伟博士（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

出口走势优于进口，班列数量显著增加 ——2020年6月17+1贸易指数解读

2020年6月，宁波航运交易所发布的17+1贸易指数如下：进出口贸易指数报收于208.67点，环比上涨8.00%，同比上涨2.51%；出口贸易指数报收于229.07点，环比上涨0.01%，同比上涨6.20%；进口贸易指数报收于164.15点，环比上涨42.78%，同比下跌7.31%。

2020年6月，我国与中东欧17国家贸易总额为603.58亿元（人民币计价，下同），同比增长6.27%。其中，出口454.59亿元，同比增长10.18%；进口148.99亿元，同比下跌4.10%。上半年，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分别实现进出口总额3099.62亿元，其中出口2339.23亿元，进口760.3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36%、上涨4.21%、下跌6.48%。相比之下，上半年我国整体贸易同比下降2.95%，其中出口下降3.09%，进口下降2.80%。可见，我国与中东欧的贸易具有出口逆势增长、进口降幅较大的特征。

从国家来看，上半年，我国与波兰和捷克分别实现进出口额931.42亿元和573.82亿元，分别实现同比上涨6.41%和6.81%，在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最高，占比分别为30.05%和18.51%。贸易额排在第3-5位的是匈牙利、希腊、罗马尼亚。

从增长速度看，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速最快的国家是塞尔维亚，增幅达到81.14%；其次是匈牙利、立陶宛和黑山，增速分别为13.50%、10.30%和9.98%。此外，上半年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实现同比增长的国家有9个。

从商品种类来看，上半年，我国出口至中东欧国家的商品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机电及机械器具、纺织品及原料、杂项制品，在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出口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49.78%、11.10%、6.83%，分别实现同比增长7.49%、6.12%、-9.39%。我国进口中东欧国家的商品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机电及机械器具、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制品，在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进口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36.83%、22.73%、9.95%，分别实现同比增长3.47%、-28.26%、-7.01%。

我国与中东欧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拉动了中欧班列的增长。上半年，中欧班列共计开行5122列，同比增长36%；运送货物46.1万标箱，同比增长41%，连续4个月屡创新高。从具体线路看，“长安号”班列上半年共开行1667列，是去年同期的2倍，运送货物总重130.1万吨，是去年同期的1.9倍，重箱率、货运量、开行量稳居全国前列；“渝新欧”班列上半年开行突破1000列，班列数量同比增长12%，往返程总货值近3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其中5月、6月单月开行超过200班，创下单月历史新高；“齐鲁号”班列累计开行740列，同比增长超4成，返程运量大幅增加；“义新欧”班列上半年开行294列，共发运24466标箱，同比增长117.1%；其中5月最后一周开行列数达19列，6月每周常态化开行20列以上，创下了周开行列数历史新高；徐州中欧班列上半年累计开行125列，同比增长229%。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各地开行的中欧班列运送物资中包含防疫物资367万件、2.7万吨，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东欧国家的多项经济指数4月份在疫情冲击下普遍下跌，5-6月有所回升，但目前仍低于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以捷克为例，据捷克统计局发布的数据，6月捷克经济信心指数较5月增长2.1点至77.2点，其中增长最多的是商业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增幅分别为2.2点和1.4点。而在2019年，该国经济信心指数一直保持在90点以上。其他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也有类似的趋势。未来几个月，中东欧国家将从低位逐步反弹，与我国的贸易也将逐步恢复。

郑东超博士（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欧洲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如何定位

当前，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弹迹象，确诊人数增速趋缓，但形势依旧严峻。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开始着手重启经济，放松边境管控，希望为下半年经济复苏蓄力。在疫情尚未得到彻底控制前，欧洲冒然减小管控力度，具有较大风险性，难保实现经济复苏目标，甚至有被疫情反噬危险。

带疫解封

欧洲是全球疫情“重灾区”之一，进入4月后，欧洲多数国家疫情有趋缓迹象，蔓延扩散呈收敛之势，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大国日新增病例维持在数百例级别。当然也有少数欧洲国家累计病例总人数不突出，但每日新增病例在千例级别高位增长，瑞典每日确诊病例以1000余人的速度递增。整体看，欧洲疫情进入拐点与平台期，暂时渡过了“至暗时刻”。

随着疫情逐步好转，欧洲国家开始分阶段、分人群，谨慎渐进解除相关限制性措施。逐步放开欧盟国家内部及与欧盟国家外边界管控是重要举措之一。6月15日是一个时间转折点，申根地区大部分国家取消全部或部分边界管制，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等欧洲国家解除针对欧盟成员国公民的边境管控措施，有条件地恢复欧洲跨境旅行。7月起，逐步解除对非申根国家的边境限制。

当然欧洲国家放松边境限制并非一步到位，实行有选择开放。中东欧绝大部分国家对来自它们认为的感染率过高地区的外国人维持限制措施。奥地利继续保留对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及英国的旅行限制，同时强调对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的旅行警告仍然有效。

相对逐步开放边境，欧洲国家复工复产启动时间更早。4月起，欧洲国家陆续重启生产活动。4月底，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5月11日后疫情防控新措施以及复工复市复课方案。同期，西班牙降级限制性措施，以渐进方式分4个阶段逐步放宽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限制。5月4开始，意大利恢复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业工作，零售业、博物馆、画廊、图书馆、酒吧、餐厅、理发店和美容院等恢复营业。欧洲其他国家陆续公布本国解封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无奈之举

疫情下，欧洲各国关闭边境，限制全球旅行，供应链中断，国际物流堵塞，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大幅下滑已成定局。在疫情尚未彻底好转，新增病例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欧洲国家急于放松管控措施，关键原因在于减轻经济衰退压力。

目前欧洲已整体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建立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服务业占据欧洲产业的多半壁江山，其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欧元区经济的亮点。此次疫情对服务业打击尤甚，为阻止疫情蔓延，商店和餐馆被迫关闭，服务业几乎全体陷于停滞。欧元区4月服务业PMI终值仅为12，5月回升至28.7，但这仍与2019年12月52.8的水平相去甚远，欧洲经济优势化为劣势。受其影响，欧洲经济将进入低谷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预计，今年欧元区整体经济将下滑7.5%。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GDP环比下降3.6%，创下1995年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欧盟委员会预测，2020年欧盟经济整体将萎缩7.4%，欧元区19国经济将萎缩7.7%。

具体到欧盟成员国，经济状况同样不容乐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预计，在不暴发第二波疫情的情况下，2020年英国经济会下滑11.5%，将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发达经济体。安永统计俱乐部预计，英国经济今年将收缩8%。4月是英国第一个全月封锁的月份，英国经济收缩20.4%，这一降幅创有史以来最大记录。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乐观估计，作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经济今年预期萎缩至少8.3%。法国政府预计2020年经济将萎缩11%。

欧洲国家还面临失业挑战。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疫情导致欧洲失业率继续上升。欧盟4月份失业率为6.6%，比上月增加了0.2个百分点，为多年来最大增幅，失业人数增加了24万，欧元区失业率由7.1%升至7.3%。欧洲各国的失业情况有所不同。其中，德国情况较好，4月失业率为5.8%。西班牙受疫情打击最严重，失业率从3月的14.2%攀升至4月的14.8%。

面对着经济形势历史性恶化，持久下去，其负面效应会溢出经济领域，抬升爆发社会、政治危机的风险。欧洲寻求止损之道，带疫解封，重启经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疫情暴发以来发表的第四次全国电视讲话很具有代表性，“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几乎停滞，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建一个强大、绿色、彰显主权和团结互助的经济。”

前景难料

疫情警报未解除情况下，欧洲放松管制，重振经济，但面临较大挑战，恐难得偿所愿。欧洲经济复苏的基本条件是根除病毒，但疫情何时结束不能确定，即便第一波疫情结束，仍有二次反弹风险。在未研发出疫苗情况下，有不少欧洲国家推行群体免疫，效果几何亦是未知数。总体看，欧洲带疫解封具有较大冒险性，能否达到重启经济的目标存在变数，前景难料。

放松管制，开放边境，有助于满足欧洲国家提振经济的需求，但这会给防疫带来挑战。如果重启经济并未引发大面积人员感染，放松控管制措施就具备持续落实的条件，有利于欧洲经济及早恢复。但一旦欧洲疫情二次暴发，重启经济计划势必被搁浅，难以持续。此外，还要考虑外部因素。即便是欧洲内部疫情传播得到控制，但在逐步放开与欧洲外国家边境管制时，欧洲要面临输入性风险，会束缚完全放开边境的手脚。欧洲带疫解封是保经济的无奈和冒险之举，实现恢复经济难言乐观，经济复苏之路崎岖且漫长。

沈晓晨博士（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 助理研究员）

关于当前欧洲极端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理解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明确反恐、反极端对策的打击对象，可以在极端主义层面分解为两个在策略层面具有明显先后关系的子问题：作为恐怖主义思想来源的极端主义从何而来？赋予恐怖主义以行动特质的极端主义暴力性从何而来？正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极端主义的产生发展、个体与群体的极端化，可以被理解为在本质上是一个认同政治问题。

当代反恐背景下的极端主义与认同政治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当代恐怖主义研究和反恐政策实践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接受某种极端主义思想、实现极端化是个体走向恐怖主义最关键环节：恐怖主义可以简单表述为一个极端化不断升级的过程，即个体或群体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不满或怨恨情绪，在接受了极端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逐渐发展成为恐怖分子。可能更重要的是，基于这一共识，极端主义标的了反恐的打击对象，对于极端主义的认识决定了反恐的内容和方式。

大致与极端主义学术研究兴起相应，以反击极端主义叙事、预防和中断极端化进程的反极端化和去极端化工作，也已成为当前大多数国家反恐的主要政策思路。2005年，美国首先在全球反恐层面使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斗争（Struggle Against Violent Extremism, SAVE）”，以意识形态的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取代了之前的“全球反恐战争”，并在之后进一步明确为“反暴力极端主义”（CVE）。而真正赋予反极端化工作以国内反恐意义的，是在2010年前后，英国、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原先较为宽泛的、注重社会融合的反激进化（counter-radicalization）措施进行收缩，集中于打击极端主义、遏制极端化相关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国内反极端模式，已经取代全球反恐战争时期的国际反极端模式，成为当前反恐的主流路径。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十余年的历史同样也证明了，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国内反恐层面，反极端化措施均没有从根本上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当代蔓延。置于当代恐怖主义暴力的语境中，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就在于，个体或群体只有在接受了极端主义、坚信自己掌握了所有问题的终极答案之后，他们才真正成为社会“多元性”和“开放性”的解构力量；极端分子认为所有问题因此只能有一种解决方式，对持有其他观点的人或群体倾向于使用武力或暴力而非劝说，而其中获得条件、并真正落实暴力实践的少部分人，就可以被称为恐怖分子。这一关系，得到了当前欧洲的社会事实的证实。

反极端语境中的认同（危机）政治研究范式

第一，极端主义是社会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境中认同危机的激烈表现形式。奥利维埃•罗伊（Olivier Roy）在其2004年的著作《全球化的伊斯兰》中最早明确提出当代极端伊斯兰主义是认同政治的表现这个观点，罗伊认为，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群体的不满诉求，即便是个体极端化或独狼式恐怖主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或自我赋予的集体属性。事实上，极端主义的这种群体性并非伊斯兰主义所独有，而是极端主义与认同政治的最本质联系，即极端主义的出现，是一个群体出现认同危机的激烈表现形式。区别于哲学层面的“同一性”与心理学层面的个体模仿和情感趋同，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认同”或“认同政治”概念的提出与群体权利的当代凸显密切相关。战后至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日益深化的多元文化共存社会事实促使政治学者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限定在个人层面的身份和权利承认已经不足以支撑多元文化国家的社会治理，“认同政治”在此背景下被引入政治研究，并逐渐成为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关系的主要研究范式，其核心议题，是对于群体权利和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身份的承认，而群体及其成员身份认同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即认同危机——则构成认同政治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研究对象。在多元文化或多族群社会语境中，认同危机因群体特质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表现，但一般而言，往往产生于群体因安全和发展的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带来的怨愤，并基于此划分出二元对立的“我群”和“他群”，视后者为自己需求未得到满足的主要原因，因而最终体现为对“他群”的不接纳，以及不认可同属于一个共同体。因此，不管是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还是右翼极端主义，它们都可以被视为当代欧洲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升级和激化的具体表现：1）两者诉求的本质都在于对某一具体群体的不满，都有一个明确的群体化“敌人”；2）两种极端主义都形成了封闭的社会运动之中，它否定“多元”和“开放”，其封闭性是对多元文化社会中群体间共存现状极不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3）通过极端叙事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更大范围的群体的“代言人”或“先锋队”，认为自己是这一（往往是假定的）群体文化或身份的捍卫者。

第二，存在认同危机的群体和个体更容易受到外部极端思想的影响。引入认同政治或认同危机视角讨论欧洲当前社会极端化的本土性，并非否认9·11事件以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外部极端意识形态对于欧洲特别是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的影响。事实上，在一个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多重的社会极端化现象的社会，社会本身所存在的认同危机不仅构成了社会极端化的重要基础条件，也是极端化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动力机制，外部的极端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思想资源。福山在罗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存在认同危机、或“社会失范”（anomie）的群体，更加容易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激进伊斯兰可以填补某些真空，因为‘基地’组织和其他诡辩家能够对‘我是谁’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他们告诉身处移民社群之中的人们：你们不是传统的穆斯林，你们既没有按照你们的先辈那样践行宗教，也不被你所移居的社会所接收”。

进言之，在当前IS或基地组织意识形态家以一种“为我匹配”、“愿者上钩”方式来进行宣传动员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夸大当代恐怖组织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从认同角度出发，如果本身没有不满与怨愤，个体也很难与极端思想形成共鸣。这一点，我们可以回过头重新参考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于个体认同危机的讨论：“年轻人处于一个需要外部思想或意识形态帮助其进行认同构建的阶段，如果一个年轻人缺乏自尊，那么投身恐怖激进组织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有效的‘认同稳定器’（identity stabilizer），能够为其提供一种归属感、价值感和目标感；而一旦他感到这种认同被周围的主流文化所排斥，就可能认为需要挺身而出‘保卫’组织及其意识形态”。从客观事实而言，欧洲的暴力伊斯兰主义激进化的确符合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属于少数群体、又具有认同需求的个体被恐怖主义所吸引，本质上是以一种激进方式对其族裔或宗教根源和传统的重新确认。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架构理论（Framing Theory）的“框架校准”（frame alignment）讨论中得到印证。

第三，极端主义的暴力因子来自于其所坚持的封闭的身份认同。如何理解和遏止恐怖主义的暴力性是当代反恐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最迫在眉睫的现实难题。从认同政治角度而言，认同危机坚持绝对封闭和二元对立的“我群”和“他群”，而这种封闭的身份认同正是极端主义的暴力来源。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指出，“暴力往往孕育与这样的一种认知，即我们不可避免地属于某种所谓唯一的——并且往往是好斗的——身份，该身份可不容置疑地向我们提出极其广泛的要求（虽然有时候这些要求是不那么容易接受）。……那些宣扬这种或那种单一身份（及其相应的含义）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孕育了这个世界的暴力”，极端主义者努力构建一个基于严格、教条的意识形态信条的同质化的社会；他们通过压制所有的反对声音、征服少数群体的方式来实现社会顺从，倾向于使用武力或暴力而非劝说，倾向于命令而非对话。这种来自于封闭的身份认同的暴力性，将极端主义者与那些虽然也存在群体性不满、但接受多样化并坚信理性而非教条的力量的激进主义者区分开来。

基于上述三点，从认同危机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探讨极端主义在“极端”方面的认同危机本质与体现，据此思考“极端主义”、而非“某一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动因。因此，我们研究当代欧洲包括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在内的社会极端化现象，应该重视的，是它在当代欧洲产生与发展的动因，而非仅关注外源性意识形态渗透因素；应该考察它在欧洲既有安全议题的基础上，利用“不安全感”所对于敌对“他群”的塑造，而非强调它在形态上具有某一种文化或宗教的特质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察同时期各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与运动的互动情况，对多个向度的“极端化恶性循环”进行考察，而非仅仅关注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

顾虹飞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后）；边敏嘉（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韩萌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欧数字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与政策方向

中欧数字经济合作的挑战

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迅速发展，以及华为等中国企业在欧洲所提供的电信网络及数据服务，引起了欧洲的担忧。虽然欧盟成员国非常重视5G技术发展，但欧盟目前采取的措施还不够。欧洲的电信运营商面临着迅速推出5G服务的巨大压力，以5G标准所在的网络空间竞争力的丧失正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随着5G技术的不断成熟，欧洲担心在此方面的发展会被华为等中国的企业所“包围”。当前，我国是唯一领先于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2020年5G发展计划”的国家，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5G小组（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1.数字鸿沟的障碍

数字经济鸿沟反映了中国和欧洲在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巨大差距，存在显著的中心-边缘秩序。一方面，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持，一些地区仍不能融入数字经济网络。另一方面，基于技术资本和市场垄断的先天优势，发达国家不断巩固数字经济的优势地位，设置更高的市场壁垒。就中国而言，中国的网络社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居全球首位，网络普及率达58.4%，移动终端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但是，尽管用户数量庞大，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IWS）的统计数据，中国并未入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50个国家中，而全球的互联网普及率的合格值为65%。就欧盟而言，如德国等一些欧盟成员国数字化程度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但大多数成员国的发展相对滞后，并增长乏力，仍不及欧盟平均水平。

此外，数据与人员、技术以及资本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欧各自的公开数据存在标准不统一、影响使用效率的问题，数据质量的改善有赖于政府部门发布通用标准和程序，以提高数据的规范化程度，否则数据供给层面将形成鸿沟。中国和欧洲之间社会经济、技术和语言因素的差异导致数字产品和互联网所代表的数字经济的不均衡传播。电子与通信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使用成本高、缺乏语言优势，以及技术支持薄弱等原因仍然是中欧在数字经济合作领域的障碍。

2.中欧之间的规制方式差异

数据是数字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数据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数据过载”现象。数字技术的大范围使用在提高效率和促进创新的同时，在数据知识产权方面，中欧之间的规制差异也带来了隐私保护、网络安全、劳动保障等问题。欧盟创造了公民数据隐私的政治共识，但是在使民众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益处的措施层面却没有达成类似的共识，而哪些数据可以被应用恰恰是其矛盾所在。多数欧盟成员国仍然有很多特定的监管法规，严格程度并不相同，而正是这样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也造成了中欧双方数字行业企业的进入和扩张政策。

因此，中欧还需逐步了解数字经济合作中的法律及规则差异。2018年，我国和欧盟分别出台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即GDPR）。二者均引入了国际通行的个人信息原则、定义标准、权利框架以及个人信息风险控制等原则。但在个人敏感信息范围和处理限制、数据的主体权利等方面仍有不同。我国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对欧盟GDPR中有争议的部分进行了修正，更适合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对需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则需要完成从产品或服务设计、公司运营中注意默认隐私的要求才能符合欧盟的法规。而对于已经满足GDPR的经营组织，也需要对隐私政策的文本进行修正，才能符合中方的要求。从总体上看，中欧之间的数字经济规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也体现了双方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趋同性要求。

3.传统意识形态竞争的式微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中国与欧盟在国际合作的新领域，其中的安全风险也成为中欧之间的焦点。在我国最新发布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提到“深化网络空间的安全合作”。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有关数字安全的威胁及漏洞也在增多，影响到各个行业。网络安全所带来的影响是数字经济产业的基础，数字基础设施的加速了安全威胁的传播和渗透，因此也对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转变，其安全风险逐渐蔓延到智能医疗和金融技术、汽车网络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整合。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出现了新的复杂变化，加之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抬头,使欧洲在对华战略定位和认知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新的共识。随着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飞速发展，中欧之间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也使其对华战略的“两枝化”（bifurcation）更为突出。一方面，欧洲需要中国的合作和支持，将中国视为一个合作伙伴，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机遇为中欧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潜在的途径，也为双方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将中国视为一个强大的竞争者，2019年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对外事务部在布鲁塞尔发布了《中欧联合展望》（China-EU A Strategic Outlook）的报告，报告首次在双边经贸及科技领域将中国定位为“追求技术领导权的经济竞争者”和“竞争对手”（competitor），在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十项行动中，大多也与数字经济相关，并提出了旨在保护“欧盟数字竞争力和战略自主权”的措施。这是欧盟对华关系的重大变化。虽然与美国相比，欧盟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尚显温和，但与之前的欧盟立场相比，声明措辞异常强硬，并且在5G网络等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出台了具体的行动。这种战略定位和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直接反应到中欧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之中。尽管中国在2018年的政策文件中重申了与欧盟发展数字经济的承诺，但是正如欧盟在其《互联互通战略》中提到的：“欧盟应促进和平，安全和开放的ICT环境，同时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并在线保护人权和自由，并通过一致的监管方法来保护个人数据”，在与中国进行双边合作时，欧盟需要“在国际标准市场准入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来加强双边合作。

中欧数字经济合作的政策前景

当前，中欧之间通过共同筹资机制（CFM）资助，预计到2020年，在5G领域的投资将超过6.4亿欧元。然而，在制度层面，政府需要通过改进基础设施网络和设施（如ITU21和3GPP）来促进5G的全球标准化。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因为5G的一些新的频谱要求，例如无线电频段的实现。虽然挑战当前，但中欧双方在互相认知上的增进，使合作仍然具有前景。双方通过启动中欧数字经济合作，共同实施联合研究行动，系统地监测和比较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监管框架，同时在电子商务、云服务、数据保护、网络安全、5G和未来网络、版权和专利等领域共同合作，以实现欧洲数字议程与中国“互联网+”之间更好的协同开发5G研究项目并探索5G的服务和应用，特别是在物联网、智能城市、电子卫生、智能交通、教育、娱乐和媒体领域，以及电子银行业务。此外，中欧双方的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私营公司在互惠和获取5G网络研究资金方面的合作，也为双方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开放提供了渠道。欧洲公司可以参与中国5G研究，而中国企业也可以参与欧盟的5G项目，因此这种类型的联合项目在制度层面可能是非常互补的。

而根据欧盟的计划部署，商用5G网络到2025年将在主要城市和运输路线覆盖，运营商总收入将以2.5%的增长率增长，到2025年预计达到1.3万亿美元。因此，中欧双方在发展战略的时间差，是中欧双方当前在5G领域的合作契机。为了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移动流量超过千倍增长的需求，支持高达1000亿个连接，并在具有超高数据速率的各种场景下提供一致的体验，需要能够处理的高速移动网络大量的数据流。因此，随着规模组网验证的深入，中欧双方可以通过汇集资源，可以更快地开发双方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同时提高中欧在数字经济市场的竞争力。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是欧洲的“容克”计划，以及逐渐弥合的信任裂痕，都为中欧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作为中欧双方的战略焦点，信息、通信和技术行业（ICT）和广泛的数字经济技术在双方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数字时代，中欧都在努力适应信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环境变化。但是，双方的数字合作必须建立在研究与创新的基础上，协同研发新一代设施达到先进技术水平，以适应用户服务最新要求。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将为中欧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实现真正的互联和智联，这也将是中欧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绝佳机遇。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希腊政府料将改变为在希腊逗留期间感染新冠的游客买单的做法，入境希腊的游客可能需要额外支付每人20欧元附加费，以支持希腊当局隔离和治疗感染新冠病毒的游客的费用。据希腊医疗网站healthreport.gr的消息指，希腊卫生部在7月底已经决定，所有到卫生中心、地区诊所和医院门诊部就诊的外国游客都将被收取费用。使用紧急护理的游客也需要为服务支付费用。

此前，希腊政府发言人佩特萨斯曾在6月1日表示，希腊政府将为任何访希期间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的游客支付隔离住宿费。不过，佩特萨斯没有说明希腊政府是否也会支付感染新冠病毒游客的食品和药品费用。

根据希腊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收费标准，需要进行血液检测和其它类型筛查的人士将需缴交费用。目前，在希腊公立医院，新冠测试的收费低于100欧元，但私营医院的收费则有所不同。消息指，新的收费标准也适用于居住在希腊，但非永久居民的人士。

由于希腊政府已宣布，从8月4日起至8月18日，乘船出行的旅客无论是在客舱内还是在甲板上均需佩戴口罩。从8月4日新规定生效当天，希腊当局已经对乘客佩戴口罩的情况开始了严格的检查。

目前正值希腊夏季出行高峰，为了满足暑期运力的需求，目前希腊已将客船允许的最大载客率从此前的60%升至80%。而乘客之间的人员间距必须保持至少1.5米。 乘客、船长和船员在登船前，航行中以及下船时都必须遵守有关预防病毒的规定，具体的规定已公布在运输和岛屿政策部的网站上。

对于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将给与不同程度的罚款。对于乘客和船员将被处以150欧元的罚款，而对于船东和管理人员将被处以1000欧元的罚款。

捷克

捷克卫生部发布了第一个捷克国内的病毒感染风险交通信号灯预警。根据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它以不同的颜色指示捷克共和国的各个地区，对民众的生活，出行，度假给予预警信息。区域将用以下四种颜色之一标记：白色，绿色，黄色、红色。该系统将基于来自卫生信息与统计研究所（IHIS）的数据，地区卫生学家和国家首席卫生学家Jarmila Rážová根据本星期的感染情况，在星期五做出预报，每周更新一次。首都布拉格卫生站主任Zdeňka Jágrová补充说，布拉格在绿色和黄色区域之间的边界上移动。根据上周提供的数据，它应以黄色显示。“我们争取到了布拉格是绿色的，但不是胜利。我敦促大家保持谨慎。”

首次发布的病毒感染交通信号灯结果显示，捷克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白色的。布拉格以及西部和南部的几个州标记为绿色，没有黄色和红色地区。根据预警系统不同颜色，相关地区将采取不同级别的防疫措施。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报纸Delo表示，汽车制造业的问题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疫情将所有的问题曝光。其中一个问题是，不论是否已经发生了疫情，汽车制造业都已经过于饱和。全球有过多的生产商，他们必须要进行整合。另一个问题是汽车制造业向电动的转型，这意味着汽车的构造更加简单，仅需要很少的供应商即可。当局势稳定下来之后，那些获得了国家资助的企业将会存活下来。

波兰

据我驻波兰使馆报道，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倾听企业家面临的困难问题及工作建议，推动各企业业务稳步发展，7月29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波兰中国总商会共同举办驻波中资企业视频座谈会，刘光源大使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航空航运、能源环保、电商物流、医疗器械、食品加工、安防视频、加工制造、承包工程等行业的11位企业家代表与会发言，32家驻波中资企业的近40名代表参加了连线。

刘大使表示，各位企业代表的发言实事求是、切中要害，反映了很多共性的问题，驻波兰使馆会认真梳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努力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提供更多优质服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驻波中资企业要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在危机中发现机遇，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争取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

刘大使指出，习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的“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等五点希望，对所有驻波中资企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驻波中资企业心系祖国、为国分忧，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中资企业以实际行动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支持波兰抗击疫情，向波兰各界捐赠了近70万件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资。

刘大使表示，疫情之下，中波两国元首和总理分别通话，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积极加强疫情防控合作。中波两国经济合作领域广，未来合作前景可期。每一位企业家都是一张国家名片，要继续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和“中波合作共赢”的故事，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塞尔维亚

在8月4日举行的危机工作小组会议上，塞卫生专家表示，更严格的预防措施，包括餐饮设施工作的限制，继续生效，直至另行通知。贝尔格莱德和诺维萨德仍然是患者人数最多的地区，而苏博蒂察的患者人数与前几天相比略有增加。

塞尔维亚共和国商业登记局局长米兰·卢西奇3日说，自3月15日因冠状病毒而进入紧急状态以来，超过13,500个商业实体将能够利用塞尔维亚政府提供的支持来降低经济损失。他提醒说，第二批国家对经济的支持中的企业家，微型，中小型企业，可以预期两个月的最低工资为60％，而一个月的工资缴纳税款和缴费会有所延迟。据他介绍，在紧急状态下的经济实体将无法自动使用政府的援助，而必须自己出面申请。

克罗地亚

克国家冠状病毒危机管理小组8月4日发布信息，在过去的24小时内，克罗地亚发现了24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其中1人死亡。迄今为止，已经对123,199人进行了新病毒测试，其中包括过去24小时的1,133人。国家响应小组接受了Vukovar-Srijem县新冠病毒危机管理小组的建议，即将该东部县的流行病学防疫措施再延长15天，直到8月19日。这意味着该县的所有婚礼只能在直系亲属的陪同下举行。

爱沙尼亚

截至周日，失业保险基金已向17,560家机构的137,677名员工支付了工资补偿，总额达2.565亿欧元。国家在3月决定从3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对雇员进行两个月的工资补偿，则该措施后来在限制条件下又延长了一个月。因此，该雇员最多可以享受三个月的福利，而不是原来的两个月。根据失业保险基金的数据，受益最大的是制造业的雇员占到了24.8%，授予制造业雇员的福利总成本为6540万欧元；20.3％的雇员在批发，零售贸易和汽车维修公司中工作；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占13.1％。分配给这些部门的福利总成本分别为4,770万欧元和2,980万欧元。

阿尔巴尼亚

据我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报道，7月30日，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政务参赞白云斌会见阿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菲佐，向阿方转交中方援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物资。

白参赞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中阿两国始终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中方已向阿方提供多批抗疫援助物资。当前阿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抗疫斗争呈长期化态势，此次援助旨在帮助阿进一步提升检测能力，为阿早日战胜疫情提供助力。

菲佐所长对中方持续提供宝贵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称提升检测能力是当前阿疫情防控的关键，相信这批物资将为阿彻底战胜疫情发挥重要作用。

中方此次援助物资包含10000份新冠肺炎检测用品。

保加利亚

8月3日，鲍里索夫总理在会见旅游业代表时宣布，拟从“创新和竞争力”运营计划项下拨款500万欧元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总理指出，欧洲旅游业损失巨大，有关经济数据令人担忧。500万欧元将主要用于救助旅游公司。该救助计划有望于八月底前生效，资金申请标准已经制定。

斯洛伐克

位于Považie的一家医疗设备生产企业正在成为冠状病毒流行的焦点。这家企业是ChiranaStaráTurá公司，已有八名员工确认感染。因此，所有120名工人都被隔离了。该公司主要生产医疗器械和材料，包括医用针头、呼吸机等用品。该位于Novo Mesto nadVáhom的分公司的两名员工也被发现了感染该病毒，因此所有员工都必须进行隔离。

斯洛伐克学校在今年9月份能否开放，还未形成定论。6月份该国表示新学期学生和学生很可能会重返学校，但由于当前疫情再次爆发，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闭学校，至少在爆发地区采取这样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教育部长布拉尼斯拉夫·格罗林尚未谈论在2020/2021学年开学的问题。

匈牙利

匈牙利创新与技术部国务秘书表示，已经注册登记的求职者梳理在六月中旬达到最高值，但现在已经下降了2.5万人。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正在向好。政府的经济防护政策的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才能降低求职者人数。国务秘书还表示，最新的就业数据也比五月有所好转，出现了5.8万人的增长。疫情首先影响了贸易、旅游业和加工制造业。但这些行业也是吸纳求职者最多的行业。这说明这些行业已经开始复苏。经济保护计划在在2010年之后取得的经济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帮助匈牙利经济的复苏。匈牙利也将会一直是欧盟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

由创新与技术部提议的工资补贴计划将保护26万个工作岗位，帮助一百万雇主的经营活动。

罗马尼亚

8月3日，罗国家卫生部宣布，罗马尼亚将分三批收到欧盟提供的共计25157瓶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用于治疗新冠重症患者。第一批6026瓶瑞德西韦将于8月7日抵达罗马尼亚。根据每名新冠患者需要5瓶的剂量计算，该批可以为1200位患者提供帮助。

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各成员国最近14天的疫情数据，对抗病毒药物进行了分配。罗马尼亚仅次于西班牙，为第二大药物接收国。瑞德西韦是目前欧盟唯一正式批准的新冠病毒治疗药物。

立陶宛

立陶宛教育、科学和体育部长阿尔吉达斯·蒙凯维奇乌斯（Algirdas Monkevicius）指出，立陶宛国内下一学期可以恢复正常，但有额外的安全要求。远程学习可能会加入到学期计划中，但是学前和小学教育则是线下教育。“我们认为有必要，特别是对于不能独自离开家中的幼儿，他们应该有适当的条件在学前机构和小学接受教育，因此，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以避免今年出现重大问题，我认为我们会这样做。”卫生部长将在周四为即将到来的学年发布更详细的计划。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罗马尼亚

7月31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在罗马尼亚西北部扎勒乌市签约绕城路建设项目。这是中国公司通过公开竞标在罗承接的首个公路设计施工项目。罗交通部长卢奇安·博德专程前往参加签约仪式，部长表示相信中国公司能够保证工程质量、按期完成项目，为在罗马尼亚市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2020年上半年，罗马尼亚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超过4%。

2020年上半年，布加勒斯特写字楼市场总需求量下降近28%。

克罗地亚

根据克罗地亚国家银行（HNB）的最新数据，7月31日的外汇储备总额为181亿欧元，6月底为173亿欧元，较5月底增长10％。分析师说，3月、4月和5月外汇储备总额的下降是冠状病毒大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封锁和本币贬值的直接结果，HNB对此采取了干预措施。外汇市场保持库纳对欧元汇率稳定。克罗地亚外汇储备总额将足以为国际收支中可能出现的不平衡提供资金，并有利于克采取稳定的货币政策，即保持汇率稳定。

北马其顿

北马其顿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以执政的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为首的政党联盟在15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

根据北马其顿国家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结果，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和“贝萨”运动组成的政党联盟赢得35.89%的选票，在议会中获得46席；以主要反对党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为首的政党联盟赢得34.57%的选票，获得44席；阿族融合民主联盟获得15席；阿族人联盟获得12席。其余3个议席由两个小党获得。

因未能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议席数，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和“贝萨”运动政党联盟需与其他党派组建联合政府。

北马其顿议会共有120个议席，议员通过直选产生，任期4年。上届议会于2016年12月选举产生。

2019年10月，北马其顿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进程受挫。为推动早日开启入盟谈判，北马其顿各政党达成一致，决定今年4月12日提前举行大选。受新冠疫情影响，选举被迫推迟至7月15日。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