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朱晓中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学术委员会委员）：

新冠疫情对西巴尔干国家经济的影响及可能的化解之道

世界银行在其2019年秋季的定期经济报告中警告说，由于全球和地区增长率的预期下降，经济可能面临严重风险。由于新冠大流行，情况现在已经恶化。

西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形势也不例外。许多工作岗位将被削减，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至少40万人将陷入贫困，中产阶级受到的打击将最严重。由于“许多工作都是临时性的，或是在非正规部门。随着新冠肺炎危机的发展，前几年取得的经济进展日益耗尽，企业关门大吉很可能使这些工作受到最大影响。而且最糟糕的是，许多工人可能无法行使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世界银行警告说，西巴尔干各国政府在向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的同时，要密切管理人员的流动性，以避免危机进一步升级，这是一个重要挑战。

经济增长下降

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增长将为负,可能介于-3%到-5.6%之间。这种下降是基于两种预测,如果情况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欧洲的大流行很快开始放慢速度,这就意味着2020年下半年开始限制性措施可以解除和经济逐渐复苏；不利的预测是，新冠疫情继续蔓延，控制措施在8月底前取消，经济活动只有在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才开始复苏。

科索沃地区的经济下行最厉害,世界银行的预测介于4.5%-11.3%。类似的预测适用于黑山,而在发生快速停止冠状病毒的传播预计经济衰退了5.6%,并在发生大流行的延续,直至夏末下降幅度将高达8.9%。对阿尔巴尼亚的预测也在这一轨道上，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或6.9%。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预计将下降3.2%和4.2%。塞尔维亚将面临负增长，衰退幅度在5.3%和2.5%之间,北马其顿的经济将下降3.2%至1.4。

世界银行西巴尔干地区负责人Linda Van Gelder说:“虽然很难预测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它正在使整个地区感到困惑，因为它给卫生系统带来负担，使经济活动瘫痪，并威胁到人们的福祉。”从中期来看，新冠疫情的灾后恢复是可能的，但它将取决于封锁措施的时间长度，以及该地区各国政府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这一挑战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取决于经济衰退将持续多久，因为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资本和流动性储备消耗的速度。世界银行的分析师指出，“只要有货币或财政政策的空间，现在就应该利用货币或财政政策来维持经济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的运转，并支持和拯救经济和生计” 。

目前，西巴尔干国家已经宣布了各自的行动，以帮助本国经济复苏。实施加强巴尔干6个经济体之间合作的倡议，将为公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创造条件，因为区域合作可在大流行之后成为西巴尔干经济体的生命线。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所谓的“绿色走廊”，即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运输的国际运输线，于3月13日开通。自2006年以来，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北马其顿、摩尔多瓦和科索沃（地区）一直是中欧贸易协定成员国，该协定批准了一份按照加速程序跨境的食品、药品和医疗设备清单。这是一个例子，每个人都可以组织起来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从而使经济生活能够顺利运行。事实证明，即使在大流行之后，西巴尔干各国除了供应链的基本运作之外，还应该为恢复相互依存的经济找到更多的合作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也预测了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受到新冠病毒威胁的程度。该组织预测，到2020年，塞尔维亚的GDP将下降3%，克罗地亚和黑山将下降9%北马其顿的GDP大约下降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增长在5-8%之间,塞尔维亚明年经济预期将增长7.6%阿尔巴尼亚为8%，科索沃（地区）为7.5%,北马其顿为7%、黑山为6.5%。

根据西巴尔干国家地区合作理事会的数据，在该区域的35万家公司中，99.7%属于中小型公司，如餐馆、咖啡馆和个体生产商。他们最先感受到新冠疫情危机的后果。西巴尔干地区合作理事会的数据还显示，占该地区总国内生产总值10%的旅游业受到沉重打击。42%的旅行社和运营商证实，他们正在通过裁员等方式降低成本以维持生存。当新冠疫情结束时，弱势群体将遭受失业、生活水平将下降的沉重打击，而且商业不再那么有利可图。对西巴尔干国家政府而言，重要的工作是协调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的联合行动，协调区域框架，仿效欧洲联盟在西巴尔干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单一市场。私营部门的创新也会在这方面有所帮助。

寻找解决方案

当然，所有上述工作都将依赖于政治领导和扎实的经济研究。遗憾的是，西巴尔干作为一个单一的经济空间，无论农业、能源或其他部门，以及供需关系等问题都缺乏相应的分析。西巴尔干地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有专家建议，西巴尔干国家可以参照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的模式，找到一个共同点进行合作。当下，这种合作可以首先在食品生产、医疗实验室标准化和药品质量程序等方面进行。

新冠疫情发生后，加强资本投资，提高社会救助项目的选择和覆盖面，一直是西巴尔干国家政府经济项目的优先事项。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旅游业进行投资，将有助于在危机后这些行业创造就业。贫困和失业与经济活动不活跃密切相关。由于疫情影响，所有经济部门活动放缓或停滞，导致与之相关的就业缩减和收入下降，对贫困率将产生短期影响。随着经济复苏，改善劳动力市场参与将对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至关重要。此外，西巴尔干国家政府要努力推动农业生产，因为大多数穷人都在该部门工作，而农业部门又是西巴尔干国家生产率最低的部门之一。

对西巴尔干地区而言，未来面临内外两方面的风险。在外部，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在地区层面，西巴尔干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紧张。频繁的选举和结构改革缓慢，加之新冠疫情的危机，将影响政府推动经济复苏和未来增长的能力。为应对疫情，预算赤字将不可避免，但2020年后，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财政方面的负担仍将很高，这可能会推迟预期的经济增长，增加财政风险(养老金、到期负债、国有企业负债)。西巴尔干国家面临的内部风险是，应对新冠疫情和为此采取保护性措施可能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上具有挑战性的政治环境，有可能使已推出的社会经济方案难以实施，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能源和交通等领域。

2020年5月6日，欧盟与西巴尔干举行峰会，欧盟及其27个成员国的高级官员与西巴尔干地区的6位领导人召开在线视频会议。会上，与会各方通过了《萨格勒布宣言》。该宣言重申了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的基本立场，即西巴尔干国家拥有欧洲前景，它被认为是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之间未来关系规划的重要文件。经济上，为了帮助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复苏，欧盟同意为西巴尔干国家准备33亿欧元的一揽子经济支持，承诺为该区域国家制定“稳定的经济和投资计划”。 欧盟也将通过欧洲投资银行以及小额信贷提供援助。由于援助金额与欧盟下一周期的预算有关，因此峰会上并未公布具体细节。在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欧盟也要求巴尔干国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并呼吁西巴尔干国家尊重欧洲的价值观和法律。

有评论认为，欧盟提供财政援助是考验欧洲实力和维持某种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种尝试。如果欧盟不扩大，欧盟将采用什么模式和策略来防止所谓的威权主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呢?因此，这种援助除了是抗击新冠疫情的财政手段之外，它也是欧盟旨在淡化和减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西巴尔干地区的重要性的一种方式。欧盟试图告诉西巴尔干国家，如果要得到资金和关照，他们必须摆脱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

沈晓晨博士（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助理研究员）：

欧盟反恐“三个半里程碑”的政策与机制演进

欧盟的反恐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这一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反恐对于当代欧盟内部治理的转折性意义，是新的现象、新的任务、新的机制安排，但在反恐的层面，可能欧盟并非核心讨论事项，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家反恐才是当前欧洲反恐的主要内容，欧盟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取代，欧盟在反恐方面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停留在边境管控和人员流动管理，而且可能更严重的是，欧盟的反恐始终都是滞后于成员国层面的反恐。

在一定意义上，欧洲当前国家层面的反恐是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在反恐背景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欧盟给出的是不同的回答，就是不要过分强调恐怖主义在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共同问题共同面对”，这种整体的、协调式的反恐路径是否是一个出路，这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从9·11以来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同时，欧盟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承担欧洲国家反恐合作的主要平台，对国家层面反恐有着越来越强的制约作用。本文将尝试从欧盟反恐的政策演进和反恐思路变化角度，对过去十多年期间一些重要的决议、政策、机构，做一点粗浅的整理。

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欧盟反恐的执行机构是什么。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反恐是欧盟内部安全治理的一个议题，它从70年代进入当时欧共体的内部治理议程以来，虽然重要性或显要性时常变化，但是基本上从来没有被完全忽视过，这种关系也决定了，欧盟反恐的主要机构就是它内部安全治理的主要机构。除了最主要的三个决策机构——欧洲理事会（包括诸如COSI等不少专门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之外，欧盟还有一系列专门处理内部安全相关事项的机构，特别是欧洲刑警组织、欧洲司法组织、欧洲边防局，以及一些临时成立的行动小组，例如欧洲理事会2011年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和“欧洲边境管理小组”等。这些机构的设立初衷可能不是反恐，但伴随着恐怖主义成为当前最主要的内部安全威胁，这些机构自然也就被赋予了更多的反恐任务。

但可能相对要复杂一点的问题是，欧盟反恐政策在哪个时间区间内、呈现出什么样的政策演进，以及政策变化背后体现出什么样的反恐思路变化？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欧盟反恐历史大致有“三个半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1970年代欧洲“恐怖主义、激进化、和暴力的国际化”反恐合作（TREVI）

这次反恐合作往往被忽视。简单回顾可知，应该认识到，欧盟的反恐远早于9·11。事实上，欧盟内部安全治理的起源，是1970年代的恐怖主义威胁的集体应对，在1975年12月1-2日，欧洲理事会在罗马会议上发起的“恐怖主义、激进化、和暴力的国际化”反恐合作，这是共同体的成员国之间的第一个内部安全合作。这个合作是非正式的，在欧共体法律框架之外运行，没有签署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也没有配备任何法律的或经济的措施、或常设机构。但是这个合作，奠定了之后欧盟内部安全治理以及当代反恐合作的制度先例和心理基础。

在1980年代，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相对下降，导致在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9年《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反恐都只是诸多内部安全事项中的一项，而且不是优先事项。但这一情况在伴随着9·11事件出现了变化。

第二个里程碑：9·11后欧盟的应激反应与反思

9·11事件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对于欧盟反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因为，欧盟在第一时间确定这是一个“共同威胁”，需要“共同面对”。这一态度，是之后欧盟所有反恐政策的起点。“共同面对”的政策体现，就是欧盟委员会在2001年9月19日立即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理事会框架决定倡议》，并短期内召开了两次重要的反恐国际会议：

9月21日欧盟理事会布鲁塞尔特别会议，在这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欧盟反恐行动计划》，当时最主要的两项工作，是加强航空安检，强化警察和司法协作。

10月19日，欧盟理事会在比利时根特市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议，在《行动计划》基础上通过了超过80项专门的反恐措施。其中就包括在第二年实施的“欧洲通缉令”和“界定恐怖主义犯罪框架决议”

但需要注意的是，9·11事件发生，给欧洲短时期内的外交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深层次的触动并不大，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外部事件。所以当时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否参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如何在这一情况下处理与北约的关系，是比考虑反恐现实威胁更为具体的问题。因此，这段时期欧盟的态度，一方面，体现为对之前反恐、乃至内部安全措施的反思，另一方面，是一种应激措施，我们看到，不管是《倡议》还是《行动计划》，都没有任何关于恐怖主义“根本原因”的内容。把重心放在了应对恐怖主义“直接原因”（AQ）和9·11事件的影响的速效行动之上，关注更紧密的合作、反恐具体“技术”和司法措施，再一次强化了刚刚经过1999年《阿姆斯特丹条约》强化了的内部安全措施。

第三个里程碑：本土恐怖主义与“预防”思路

而这一情况在马德里和伦敦恐怖袭击之后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出现第三个里程碑：本土恐怖主义与反恐“预防”思路。2004年马德里和2005年伦敦的恐怖袭击在欧洲恐怖史上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在欧洲当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所谓的“本土恐怖分子”参与进一些最致命的恐怖袭击之中，而且也因为，正是在应对马德里、伦敦、乃至之后的布鲁塞尔、巴黎恐袭的过程中，欧盟和欧洲国家都开始思考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问题，并试图从预防恐怖主义激进化、极端化的角度进行反恐。这是一个反恐思路的重要转变。

这一时期有三个重要文件：

1、《打击恐怖主义宣言》与“欧盟反恐协调小组”

2004年马德里事件发生后，欧洲理事会立即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宣言》，《宣言》在欧盟反恐中具有两方面重要意义，第一，它第一次设立行动层面的机构，即著名的“欧盟反恐协调小组”，对欧盟所有相关措施进行审查，对反恐措施的实施密切监控，权力极大，直接对欧洲理事会负责，被称为“反恐沙皇”。

第二方面意义在于，《宣言》还第一次明文指出激进化是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2005年5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新的反恐路线图，即“海牙计划”，将这一关于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的认识，具体化为要通过反激进化“预防”措施来反恐，而不是一味的压制和打击。形成了当年11月的一份最重要的文件——《欧盟反恐战略》。

2、《欧盟反恐战略》

非常令人感慨的是，从5月的“海牙计划”到11月底通过的《欧盟反恐战略》，中间发生了伦敦的7·7恐怖袭击事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欧盟、还是英国当年的反恐政策，都坚持将“预防”、而不是“打击”工作放到了反恐政策的首位，这在今天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欧盟反恐战略》规定了反恐的4个支柱性工作，预防、保护、追捕、回应，预防排在首位，而且也是相关工作的重点，直接政策产物是同年2005年通过的《欧盟打击激进化与恐怖主义招募战略》。

3、《欧盟打击激进化与恐怖主义招募战略》

该《战略》提供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整体框架。第一，第一次清晰简明地对恐怖主义威胁进行了表述，即在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以及对于恐怖主义的合法化，同时强调恐怖主义激进化及其招募并非限定于某一个信仰体系——注意，这个表述中更完全没有硬性手段；第二，明确规定了反恐在“预防”工作方面的4个主要的目标：摧毁恐怖主义网络和恐怖主义招募；反击极端主义宣传；为所有欧洲人更加积极地提供安全、公正、民主和机会；提升对于激进化事项的认识，制定合适的应对方式。这一反恐的“预防”为主的思路，一直延续到今天。

“半个里程碑”：2009年《里斯本条约》的重要性

2009年《里斯本条约》的通过带来了欧盟反恐、乃至内部安全治理的一个新的契机。这也是我们说的“半个里程碑”。

如果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安全”确定为欧盟所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真正意义上带来了欧盟内部安全治理这个议题，那么2009年《里斯本条约》则赋予了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以及欧洲法院在刑事司法合作和反恐方面较之之前更多的权力。

这一点对于欧盟反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欧盟只能提供协调，而没有超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能力，真正切实的反恐机构，只有2004年成立的“反恐协调小组”，而且这个小组的功能更多也是“监控”而非“协调”。借着《里斯本条约》的这股东风，2009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了2005年“海牙计划”的二代版本“斯德哥尔摩计划”，其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安全框架，强化欧盟在人员跨境数据等情报共享和网络监控方面合作中的关键角色。

但欧盟始终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在反恐方面所能发挥、或所能被赋予的权力，根本还是来自于成员国对于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而恰恰是在2005-2009年期间，欧洲没有发生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2008年的“普鲁姆决议”并没有在执法数据的自动交换方面给予反恐工作以优先性，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虽然强化了欧盟的安全权力，但也没有将恐怖主义与其他严重的跨境犯罪行为进行区分，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在这两年布鲁塞尔、巴黎、伦敦等接连恐袭之后，欧盟所被赋予的权重重新上升，但是依赖于、滞后于成员国的政策现实如果没有改变，欧盟就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反恐国际行为体。事实上，这也是欧洲内部安全治理自70年代以来就一直悬而未决的内在难题，成员国需要一个有效的欧盟，但是在移交安全权力方面不仅有很多疑虑，关键还在于有的时候这些疑虑是有道理的，这种内部安全治理的困境在反恐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的未来判断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上述就是从“三个半里程碑”的粗略划分对欧盟反恐历史中一些关键决议、政策的梳理。略作简单小结：

70年代反恐合作所提供的制度先例和心理基础；

9·11事件之后“共同问题共同面对”的反恐思路；

2004、2005年本土恐怖主义以及反恐的预防思路；

2009年《里斯本条约》打开了欧盟更多安全权力的窗口。

陈思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后疫情时期的国际关系变化——波兰智库视角

6月份以来，随着欧洲各国开始逐步放宽管制措施、开放对欧盟成员国边境、解除封锁，欧洲各国无疑开始步入后疫情时期。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PISM）于2020年7月发布报告《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波兰智库的视角从不同的维度分析了后疫情时期国际关系发生的变化。

从欧盟的维度

欧洲的传统格局一直是“北强南弱”，此次疫情也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南部国家较北部国家而言可调用资源较更少，受到的冲击和经济重建的难度也更大。疫情加剧了南北不平衡，抗疫期间已初见端倪。在后疫情时期，欧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去平衡这种趋势。

除此之外，该报告指出，本次疫情危机或成为欧洲一体化的转折点，有可能彻底改变欧洲一体化的程度、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并非是过度的一体化，反而是欧盟缺乏强有力的协调机制。

从国际组织的维度

不可否认，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初期预防阶段的力度明显不足，没有及时控制疫情的全球流行，虽然后期采取了遏制措施，尤其是参与开发疫苗，但还是遭到了指责。反思初期反应缓慢的原因，不外乎缺乏相关程序、信息不足、低估风险等，这都说明世卫组织有必要进行改革。同时，中国在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后期决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反映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联合国积极在经济恢复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重要性也随之有一定提高。美国不断减弱在国际组织中的存在，对联合国的行为会产生一定限制，在此背景下，中国有取代其地位、发挥更积极作用的趋势。

从国际合作的维度

疫情之前，全球化的弊端一直是公众辩论的热门主题，而其中多边主义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疫情危机给了全球一个信号，一些超越传统的安全威胁，也许只有通过多边合作、全球合作的形式才能得到解决。

从大国关系的维度

疫情不会给传统的安全和军事问题带来很大的变化，只会进一步加深矛盾和危机。中美之间的将会更为激烈，俄罗斯也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在疫情期间的积极表现，或使美国决策正更加确信要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收紧对华政策。

从全球经济的维度

疫情将永久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的需求和供应两方面的经济危机，放缓经济全球化，使全球价值链发生转变，贸易保护主义扩大，国际贸易营业额的下降。也因此，它将成为经济结构变化的催化剂，例如在数字服务领域。

费正健（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博士生）：

遗落的角落——新冠疫情下的科索沃

截至2020年8月13日晚，科索沃官方数据显示，当下新冠确诊10795例，康复6411例，死亡165例。而根据维基百科与纽约时报联合数据显示：科索沃当地确诊10988例（日增205例），康复6616例，死亡373例（日增11例）。

回顾科索沃当局疫情期间的相关行政措施与人事任命，不难发现整个政府所关注的焦点其实并未能主要集中于社会民生福祉，更多的是单一民族利益和政党的政治利益，这对于基础薄弱却强调西方式分权民主的科索沃而言实则不利。

首先由于科索沃区域内的民族问题，原本心生隔阂的塞族与阿族在本次疫情中不仅未能消除隔阂、携手共进，反而更加相对孤立化，塞族社区与阿族社区间的医疗互动十分有限，且塞尔维亚中央政府方面也无法对科索沃塞族社区提供等同于塞尔维亚本土的医疗救助，而与科索沃手足情深的阿尔巴尼亚其实有些自顾不暇，尽管塞尔维亚以及国际社会对于科索沃医疗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和援助，但对于名义确诊日增数百例科索沃地区而言，医疗体系相对落后、人员管控不利等因素加重下的实际情况，远比官方数据账面更加令人担忧。

政党问题在于关键危急时刻，政党之间为各自执政利益，在疫情爆发初期更是发生了罕见的逼宫倒阁事件，库尔提政府倒台后的看守内阁抗击疫情的真实能力值得思考。从库尔提政府倒台的3月到霍提政府组阁上台的6月，正是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但对于此时的科索沃议会各政党而言，主要焦点绝对是政党间的组阁谈判和商讨塞科谈判的政治策略。议会中占据29席、由库尔提领导的自决运动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反对派，占据28席的科索沃民主联盟主动内讧导致库尔提政府垮台后又联合占据14席的第四大党百分百科索沃（即前总理哈拉迪纳伊领导的科索沃未来联盟和科索沃社民党）外加其他少数党派联合霍提领导的新政府，党首穆斯塔法一直神隐幕后觊觎下届总统大位，而占据24席由前议长维塞利领导的科索沃民主党今年以来身处反对派角色，可以说各主要政党并未在疫情期间真正肩负起应有的执政和监督职责，而多留以自私且推诿扯皮的不良印象。

而人事任命方面也值得细细探究，库尔提政府内的国防和内政等强力部门首长是科索沃民主联盟成员，而非是库尔提自身领导的自决运动成员，这也是日后倒阁的导火索。尽管当时的卫生部长维提亚是自决运动成员且有医学背景，但在无法预知未来的看守内阁中力量实在有限。后来的霍提政府组阁后则继续把持强力部门控制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霍提政府行政上的有限效率，无奈党内同仁担任卫生部长的泽玛伊却是法律专业出身，在确诊人数剧增时刻，这种外行政客担任专业部门首长的政治任命也多遭诟病。这种诟病不仅仅是人事任命，更多的是病毒检测试剂盒与普通民众的遥远距离感：普通民众只有在明显症状下才能接受有限的测试，而政客及其家属即使无症状也能轻易获得试剂检测，总理霍提本人的确诊通告中也明确表示其本人并无明显症状，而这可就不是官僚主义、西方式民主以及极限追求主权所能解释清楚的了。

考虑到民生实际，科索沃的就业情况原本就不容乐观，整个社会上年轻人比例大，但失业率也特别高，且一定程度上依赖海外侨民外汇。科索沃本身自给自足的能力就十分有限，高度依赖进口的前提下却为主权问题坚持对来自塞尔维亚和波黑的货物课征百分百关税，转而拥抱绕道北马其顿等地的转口贴标货物，无故增加货物运输成本而使得相关地区渔翁得利。科索沃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原本就十分有限，低于周围国家平均水平，却需要承担高于周围国家的消费成本，何况还有日均消费1.85欧元的18%贫困人口与日均消费1.31欧元的5%极端贫困人口。疫情扩散后，失去后援供给以及稳定工作的科索沃民众处境日益艰难，失业人口急剧上升，而政府并未向民众提供免费口罩，却也并未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均价0.5欧元的口罩价格，民众处境可想而知。政府对于普通公职人员以及医疗系统人员的待遇也无法提高，在疫情期间引发多次抗议，降低了基层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也无益于摆脱当下的社会困境。此外涉及经济关键的私营企业在此次疫情中损失惨重，政府也未能及时采取救济措施挽救经济困境，虽然有针对停业员工的170欧元补助和对失业员工的130欧元的救济，但经济颓势与对私营企业的打击短时间内无法逆转。

对于疫情防控责任的问题，政府认为确诊病例中，年轻人占比高且相对活跃，也不遵守相关规定，政府无力实施有效监管，因而导致确诊人数大幅上升。部分人士认为社会民众并未明显意识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性，年轻人甚至认为新冠病毒多影响老年人群而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被感染，而当下科索沃社会因九十年代末战争问题导致本世纪初和平年代的新生潮，年轻人占比非常高，但教育水平却并不能完全满足当下需求。近期科索沃强力部门配合医疗部门加大社会监管和处罚力度，试图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关闭教育机构和餐饮购物等人群集中场所，暂停部分城市交通，并对部分城市实施宵禁以及限制外出活动等严苛措施，可谓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笔者认为，科索沃当局的种种行为所导致的疫情蔓延极大地挑战了当局的掌控力，使得整个社会似乎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国际援助多为杯水车薪，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科索沃整体局势。西方思想指导下的科索沃政坛实际运行中多次发生变动，未能形成强有力的稳定领导势力，政策制定方面明显不符合社会实际需求，民生问题的不作为与民众的艰难处境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积累，但眼下反对派却并不能完全予以利用，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处于一个下沉式的矛盾循环。

在对塞尔维亚主权领土谈判中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对于科索沃当局而言并不能获得明显有效的实际利益，反而有可能牵动国际因素会阻碍当地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并引发地方局势的进一步紧张，进而诱发西巴尔干地区的军备竞赛，这也不利于整个地区的一致认同且追求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短时间内，科索沃当局在防疫方面不太可能会有较大起色，防疫措施也很难再严格化，未来可能需要欧盟、北约以及其他诸多国际势力的多重救济以助其摆脱当下困境。而对于关键的科索沃民族问题和政治势力问题，未来如果没有其他域外大国的切实指导和参与，科索沃可能还要走更长的弯路。

韩梦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硕士生）：

疫情下欧洲一体化的新动力和前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就面临着多种挑战，给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严峻考验，再加上今年欧洲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在疫情爆发的初期由于欧盟反应迟缓、领导力不足，欧洲各国政府各自为政、欧盟各成员国分歧凸显，导致欧盟复苏乏力，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严重地打击了欧洲一体化的信念和制度。那么，欧洲一体化还能顺利地进展下去吗？疫情之下是否存在着推进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吗？如果存在的话，这个动力又是什么呢？欧洲一体化的前景还乐观吗？

一、欧洲一体化的面临的困境

欧洲一体化遭遇的困境一直是专家和学者热议的话题。我们知道欧洲一体化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互动的一种新方式。钱乘旦教授曾说过欧盟是“民族国家的行为共同体”，这种提法反映了欧盟的性质，其实，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可以形象表达。然而，在此次疫情中，各个国家很难达成共同应对疫情危机的共识。

虽然不同的专家学者的看待欧洲一体化困境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归纳下来，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成员国加入欧盟和核心成员国退出欧盟，使得欧盟的前景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第二，各种危机陆续影响欧洲，像是难民危机、民粹主义、债务危机以及南北矛盾和东西裂痕等对欧洲各国的经济、政以及各成员国的团结造成巨大的冲击；第三，欧洲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极大冲击了欧洲各国和民众对欧盟的信心；第四，发展动力不足，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袭来，欧洲的劣势逐渐显现，在科技、市场和劳动力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二、欧洲一体化的新动力

疫情之下，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哪个个体可以独善其身，作为命运共同体，欧盟在疫情初期表现出的不团结不协调以及认识准备不足等问题，使得国家经济进一步衰退、国际影响力受损，欧洲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欧盟新任领导人冯德莱恩、米歇尔、拉加德等对此进行了反思，并也有意愿改变现在一体化停滞的状态。考虑到今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找到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新动力是推动一体化前进的关键，而这个关键也在慢慢浮现—欧盟“复苏基金”计划。经过五天的谈判拉锯战之后，针对有争议的“复苏基金”计划，欧盟最终决定将直接提供给成员国的拨款份额从5000亿欧元减少到3900亿欧元，作为赠款和无偿拨款；同时将向各国放贷的贷款额度从2500亿欧元增加至3600亿欧元，作为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成员国提供低息贷款，偿还期从欧盟2028年财年开始，最长30年内还清。

虽然与计划中的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还有些差距，但是欧盟还是勇敢地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欧盟“复苏基金”能够复苏欧洲经济吗？针对“复苏基金”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分析说“一举多得”：一是将纸面上的计划转为具体措施，起到安抚欧盟成员国的作用，也给其他国家积极应对此次危机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二是可以将短期的疫情危机应对和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转型结合起来，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推动欧盟绿色经济发展；三是可以稳定金融市场和欧元，缓解疫情和英国脱欧等因素对欧盟经济的多重冲击；四是能够体现出欧盟主导欧洲一体化和复苏欧洲经济的决心。欧盟经济复苏基金计划结合了财政刺激、危机救助、经济结构转型局等多重考量，如果顺利落实下去，它将重振欧盟的信誉、国际影响力，强化欧盟的执行力，推动欧洲一体化再前进一步，对稳定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虽然欧洲一体化在此次疫情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多重挑战，复苏难度不小，但笔者认为可以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乐观的态度，但。一方面，欧盟通过此次危机，认识到需要针对不同国家面临的不同状况，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和现有的能力去逐步解决问题；需要在国家之间建立协商机制，加强基于彼此信任的合作；此次危机一定程度上会加快欧盟内部权能的转让和共同行驶，重启和完善欧盟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强化在欧盟层面的领导能力和协调能力。另一方面，欧盟以现有的经济实力、超国家制度安排、集团优势地位以及广泛多领域共同政策等，使得欧盟仍然具有一定的能力来应对此次的危机与挑战。所以，欧洲一体化不会完全陷入到停滞状态，而解决一体化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内部结构机制即主权国家让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需要重视的是在尊重成员国主权基础上，如何构建一个既可以保护国家主权，又符合广大欧洲国家利益的体制。

对此，笔者认为未来欧洲的研究可以关注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研究欧洲一体化现状需要全面关注民众对是否留在欧盟的想法，不仅要关注留欧派和脱欧派，而且也要了解中间派，它是今后欧洲一体化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二，未来应该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领域去研究欧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内容，得到全方位的了解。第三，目前，欧洲一体化正在向地区化和碎片化发展，未来需要更多地关注欧洲内部的变化。第四，从全球来看，欧洲与大国的关系建构及交流合作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在未来仍然值得研究。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希腊民航局8月12日发布最新指令，将旅行禁令和限制扩大到更多巴尔干和欧盟国家以及非欧盟国家，有效期至8月31日。

其中包括：往返土耳其的航班暂停时间将延长至8月31日午夜；在8月31日午夜前，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之间的航班只允许在雅典国际机场起降；在8月31日前，乘搭飞机从保加利亚、马耳他、罗马尼亚、阿联酋到希腊的旅客，必须持有72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测试阴性报告；在8月31日前，从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瑞典、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和捷克出发入境希腊的旅客必须持有72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测试阴性报告；对欧盟规定以外的非欧盟国家公民入境禁令将延长至8月31日午夜。目前允许入境希腊的非欧盟国家公民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格鲁吉亚、日本、新西兰、卢旺达、韩国、泰国、突尼斯、乌拉圭和阿联酋，并需要提供居住证明。

欧盟目前对中国的附带条件是“确认对等”，即确认中国也对欧盟成员国公民开放边境，因此中国游客暂时还不能入境希腊。

根据希腊民航局上个月发布的另一份指令，在8月31日前，所有旅客都必须在入境前至少24小时填写《旅客定位表》（PLF，https://travel.gov.gr/#/），提供包括出发地、旅行史、在希腊居住地等信息。航空公司在乘客登机前，必须确认乘客已经提前一天提交该调查表，以及已经收到相对应的二维码。不遵守这一规定的航空公司将负责承担乘客遣返的相关费用。

此外，根据雅典国际机场和塞萨洛尼基国际机场早前公告，上述两机场将根据个人要求向抵达或离开希腊的旅客以及机场工作人员提供新冠病毒测试。自愿要求测试者需支付70欧元检查费用。在取样后6小时内将有检验结果。

捷克

据捷克通讯社称，除了加那利群岛外，捷克卫生部将把西班牙划分为危险国家。该措施将于8月24日生效，并应在本周五对有风险国家名单进行定期调整时宣布。对于捷克游客来说，这意味着从西班牙返回后，他们将不得不提交针对COVID-19的阴性测试，或者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在西班牙，根据卫生部的信息，上周有四名捷克游客被冠状病毒感染。自假期开始以来，已有7人被感染。

捷克总理巴比什照计划，从星期一（17日）开始，捷克公民将不需要在希腊度假后返回进行阴性冠状病毒检测。希腊驻捷克大使馆在其脸书上表示：“根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先生的决定，从捷克共和国乘飞机飞往希腊的人员将不需要对COVID-19作出阴性诊断”

随着政府为限制冠状病毒危机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接近尾声，越来越多的捷克人开始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最近几周，在冠状病毒危机之前已经遇到问题的客户有所增加，但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直到现在才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捷克知名财务咨询公司表示，之前政府对债务人提供了延期还债的政策，但是随着这些措施逐渐接近尾声，对分期付款被拖延的债务人的压力正在增加。

罗马尼亚

8月12日，约翰尼斯总统在总统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疫情没有恶化，同时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可以在9月27日举行地方选举。

塞尔维亚

位于克鲁舍瓦茨新冠医院开工，布尔纳比奇总理称该医院将有500张床位，将在12月15日前完工。塞劳动、就业、退伍军人和社会事务部称，塞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仍有229名受照顾者和90名雇员为确诊患者，已治愈728名受照顾者和287名雇员。

塞卫生部国务秘书贝拉斯拉夫·韦基奇（BerislavVekić）宣布，整个塞尔维亚的实验室将改造成测试冠状病毒实验室，并计划开设9个新的国家实验室。

塞尔维亚教育部长姆拉登·萨尔奇维奇（MladenŠarčević）表示，根据目前疫情情况，9月1日小学将开学复课。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将在早上上课，高年级的学生则在下午上课。家长也可以选择在家进行远程学习。上学前父母要为孩子进行体温测量，在校必须戴口罩，上课期间可以不用戴。

克罗地亚

今天的民防总部记者招待会上，克罗地亚公共卫生局局长查帕克公布了过去24小时的统计数据，并且强调新增感染130人的平均年龄为34岁，大多数感染自马卡尔斯卡，pag市，vir镇，novalja镇，和vodice镇的夜店，这些发生重大传染事件的夜店，将会短暂关闭，有必要的话，将会对其工作人员进行检测；另外公共卫生局已经对夜店制定新的防疫建议，建议他们关闭室内部分，更多地使用户外部分，关闭舞池，更多地使用座位隔开安全社交距离，这些新建议将会发放给各级地方民防总部，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酌情处理。

在过去10天里，公共卫生局收到了28份来自4个国家的游客感染确认信件，这些国家是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斯洛文尼亚，只要有正式文件，公共卫生局都有义务进行反馈，但是目前在克感染的外国游客人数不超过15人。

关于俄罗斯的疫苗，查帕克说，克罗地亚计划购买150万只疫苗，但是随后传染病医院院长马克蒂奇说，俄罗斯的疫苗有些生产得太快了，我们会与俄罗斯方面保持联系，获得更多的信息，以确定其真实效果。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前总统托马斯·伊尔维斯（Toomas Hendrik Ilves）已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他将领导IT解决方案工作组的工作。该欧委员会的目标是在考虑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同时全面改革卫生保健政策，还将评估卫生保健系统对大流行的反应，并提出有关改革和投资的建议，以提高该系统的能力。伊尔维斯（Ilves）之前作为数字解决方案发言人的长期经验是世卫组织建议他领导工作组的原因。伊尔维斯先前曾领导欧盟电子卫生工作组，曾担任欧洲云合作伙伴关系指导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咨询小组联合主席。此外，他还担任过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安全全球议程理事会主席。伊尔维斯指出：“所有其他活动仅是为了在有效的疫苗投放市场之前抵御大流行。但是，IT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为将来的类似情况做更好的准备。”

保加利亚

保政府宣布，如果当前流行病紧急情况延期或者再进入紧急状态，35000个孩子的父母将获得补贴。这将有助于人们在学校和幼儿园关闭情况下照顾孩子。鲍里索夫总理称，如果疫情状态出现，该措施将立即到位，每月将耗资2000万列弗。政府将为该措施实施安排8500万列弗，用于保障14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能获得每月610列弗的津贴。该项福利将适用于双亲或一方失业、但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父母，以及从事自雇职业的父母。

斯洛伐克

尽管斯洛伐克目前的流行病情正在恶化，但官方认为当前情况仍处于控制之中。卫生部长在8月11日举行的疫情委员会会议后说：“讨论第二次冠状病毒的潜在暴发是没有意义的。”委员会认为专家组应该开会并重新评估邻国的局势，不采取全面措施，但对热点地区要有所限制，例如禁止公众聚会。流行病学家预计第二波浪潮将在9月开学时达到顶峰。同时，该委员会批准了斯洛伐克的一项新的防疫计划，该计划曾在7月份讨论过，但由于几条批评意见而未能通过。根据介绍，该计划应有助于国家应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流行。现在该计划已提交给8月12日的内阁会议。

斯洛伐克特纳瓦地区出现聚集性感染，一家面包公司有多达21位员工测试结果为阳性，该公司现在共有24名感染新冠病毒的工人。所有新确诊患者都与已经确诊的病例有过密切接触联系。卫生学家正在寻找其他与确诊者接触过的人，将其隔离并与公司管理层合作在公司中采取措施。一些员工居住的宿舍中已采取了措施。卫生学家还建议取消在公司所在市镇的所有公共活动。

斯总理正在考虑对已有措施的执行情况采取更严格的控制，例如在室内佩戴口罩。他在8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说：“许多人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对此我感到很遗憾。”

匈牙利

匈牙利又出现了45个新增确诊病例。迄今已经有4813人确诊，死亡人数达到607人，治愈了3561人。当前疫情在各国传播的都十分严重。所以防疫工作不能放松。匈牙利再次引入了入境管制措施，其目的是要阻止外来输入的病例在匈牙利本土的传播。居住在黄色和红色名单中的匈牙利人，如果要进入匈牙利，要进行流行病调查并接受居家隔离。行动小组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对居家隔离者的检查。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居家隔离，那么该人必须出示阴性的PCR检测结果。过去几天新增的确诊表明，预防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有症状的人不要去人群之中。

立陶宛

虽然隔离期间的立陶宛经济下降幅度没有预测的那么大，并且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后，立陶宛的经济比其他欧盟国家的经济恢复得更快。但是，迈斯托银行和立陶宛红十字会近日指出，社会上寻求帮助的人数有所增加。老年人，残疾人和大家庭占比最多。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希腊

尽管希腊此前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被视为“欧洲抗疫优等生”。但近来这一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进入8月以来，该国每日新增的新冠病例数量有飙升，在8月12日当天更是创下了262例单日新增病例数量的最高纪录。

在8月12日新增的所有病例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塞萨洛尼基市的一所养老院里发现36人被感染，其中33人为养老院居民，3人为工作人员。这一群体感染事件发生后，流行病学教授齐奥德拉斯和公民保护部秘书长瓦西里斯·帕帕佐吉奥（Vassilis Papageorgiou）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指导防疫工作。根据初步调查，病毒在养老院的暴发时因为一名工作人员曾在近期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后被感染，在返回工作岗位时将病毒带了进来。被感染的老人大部分属于无症状感染者，部分病情较为严重的已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救治。 

相比老年人这一极易受感染的弱势群体而言，年轻人的情况似乎也不乐观。希腊卫生部长基基利亚斯8月12日称，八月份希腊感染者的平均年龄已降至36岁。他呼吁年轻人遵守防疫规定，采取保护措施。

罗马尼亚

罗农业部长奥罗斯日前表示，除新冠疫情外，今年罗农业还遭受干旱的影响，农作物产量比正常年份下降近一半。截至目前，罗小麦产量550万吨，较上年大幅减少480万吨,降幅达40%。从地区看，产量下降最为明显的是多布罗加地区，目前已收获了89%的播种面积，平均产量为每公顷2.9吨，显著低于去年的4.8吨。今年黑麦的平均产量也有所减少，约为每公顷2.5吨，而2019年为3.2吨。大麦平均产量约为每公顷2.6吨，而去年为每公顷5吨，降幅高达47%。油菜籽去年的平均产量为每公顷2-3吨，今年为1.9吨。罗小麦产量总体上可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此外还可在必要时从世界范围内进口，预计面包价格不会上涨。

保加利亚

受疫情影响，由于缺少旅游包机和游客，自9月中旬起黑海海滨度假胜地阳光海岸市的酒店将分阶段关闭。酒店经营者表示，目前来自德国等西欧传统客源地的游客极少，这也是他们计划从9月开始逐步关闭酒店的原因。目前正在营业的酒店仅凭自驾游和大巴车的游客数量无法维持运营，并且由于严格的防疫举措，许多酒店也选择放弃营业，甚至有部分酒店仅开门两周就歇业了。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