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尹亚利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

希土争端再起，北约出现分歧

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抗击疫情的时候，爱琴海上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据希腊Armyvoice.gr网站报道，8月12日，希腊的利姆诺斯号护卫舰与土耳其凯末尔号护卫舰发生碰撞。尽管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官方都否认有碰撞事件发生，但该消息称，匿名的希腊国防部官员证实了该事件，并暗示双方同意保持沉默，避免事件进一步扩大。实际上，无论双方军舰是否碰撞，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希土两国围绕东地中海资源发生的冲突正在升级。如何掌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成为对北约、欧盟的外交考验。

希土争端历史悠久。从奥斯曼帝国时候起，两国之间就深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围绕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海洋权益争端近年来得到凸显，尤其是在东地中海发现丰富的海底资源后，这一争端变得更加无解。

此次争端由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出动地震勘测船奥鲁奇雷兹号（Oruc Reis）所引发。据报道称此次发生冲突的地区是在希腊的卡斯特拉里佐岛（Kastelarizon）附近。在地图上查不到卡斯特拉里佐这个名字，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可以查到它的另一个名称“迈伊斯蒂（Megisti）”，希腊语的意思是“最大的岛”。因为它是周围几个小岛（礁）中最大的一个。这个“大岛”实在太小，人口只有500人，距离土耳其海岸只有两公里，是希腊南斯波拉泽斯群岛最小的岛屿，也是希腊最东端的领土。希腊拥有爱琴海和东地中海上绝大多数岛屿，有些岛屿距离土耳其海岸只有一、两公里，卡斯特拉里佐岛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局面的形成要追溯到97年前。1923年7月24日，以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等7个协约国为一方，以土耳其为另一方，在瑞士洛桑缔结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又称为《洛桑条约》。条约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域。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土耳其放弃了其在阿拉伯地区的领土和塞浦路斯，爱琴海上的岛屿几乎全部划归希腊。这一条约明确划分了欧洲的边界，保证了东地中海地区几乎一个世纪的稳定，但土耳其对这一局面一直耿耿于怀。2017年12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希腊时，曾公开对《洛桑条约》表示不满。2019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了海上石油开采协议，双方划定的合作区域将卡斯特拉里佐所在地区包含在内，自然引起希腊的愤怒。希腊称这一协议无效，埃及和塞浦路斯对土利之间的协议也表示愤怒。这一协议使得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有关大陆架上巨大的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升级。

此次土耳其地震勘测船在这一地区进行勘探活动，为其护卫的土耳其军舰有十多艘。这一支超常规的“科学考察”舰队引起了希腊的极大不安和抗议。希腊认为土耳其船队活动的海区是希腊和塞浦路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拥有的专属经济区，土的行为是对希腊的侵犯。希腊出动军舰对土耳其的舰只进行跟踪和监视，并摆出了战斗队形。双方剑拔弩张，相互威胁。土耳其在冲突地区增派了战机。呼啸而过的战机将在美丽的卡斯特拉里佐岛上度假的游客吓得东躲西藏。 这片海域十分狭小，双方军舰以及大量船只集中在狭窄的空间内，擦枪走火的危险确实存在。

从目前形势看，希腊和土耳其似乎都希望这一紧张局势不再升级，愿意将矛盾把控在一定范围内。但是双方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尤其是这还关乎到是尊重历史还是颠覆历史这一大是大非问题。

实际上，这一地区的海洋争端涉及到欧盟、美国、以色列、埃及、塞浦路斯多方的利益。法国派遣战机和军舰抵达克里特岛，与希腊军队一起巡逻，明确对希腊表示支持。尽管欧盟站在希腊一边，但并不希望双方矛盾升级。希腊政府和欧盟多国领导人呼吁土耳其遵守国际法原则。美国一些人对土耳其的行动造成北约盟国间的矛盾公开化感到不满，尤其是将土耳其的举动与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等逆反行为联系到一起后，声称应该对土进行制裁。美国有议员呼吁国务卿蓬佩奥向土耳其施压，让土耳其取消在东地中海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勘探的计划。蓬佩奥近日正在中东欧地区进行访问，尚未看到其有关表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表示,法国和土耳其是北约“极其重要的盟国,必须坚持缓和”。美国驻希腊大使在推文中证实，美国赫尔·伍迪·威廉姆斯号航空母舰将于近期抵达希腊。但土耳其在北约中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使得美国对土耳其有一定忌惮，目前很难做出明确表态。俄罗斯对这一争端的态度尚不明朗。

此次希土两国究竟是会在欧盟、北约的协调之下达成某种交易淡化矛盾，还是会由于双方利益冲突加剧矛盾激化形成新的危机，人们在关切的同时，期待有关各方能够谨慎行事，化解冲突，将更大的力量投入到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上来。

马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赴欧盟投资的政治风险

随着新冠疫情在各国蔓延传播，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担忧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不断增长并累积形成足以全面挑战美国霸权的物质实力，美国已在近几年着手发起“去中国化”的逆全球化活动。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更是借助疫情对全球化进程的“急刹车”效应，不但强行推动中美脱钩，还试图拉拢胁迫盟国配合其政策行动，令许多欧盟成员国不得不在一些领域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难题。受上述因素影响，尽管欧盟自2004年起已连续1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根据2020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这一位置已暂时被东盟取代。

在大国竞争从军事安全向经贸和技术拓展的背景下，作为母国海外利益的承载者和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开始凸显，并多次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焦点。从美国2018年拉拢盟友建立封锁华为5G的统一战线，到近期封禁Tik Tok，再到前几日启动“清洁网络”行动点名腾讯、百度、阿里、中国移动等中国企业，均反映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市场环境正在变得愈发复杂。然而，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同，欧盟成员国普遍不存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图，但又的确与中国在经济制度和企业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深刻分歧。因此，欧盟国家对华经济政策总体倾向于在安全风险与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将国家安全利益置于绝对优先地位。同时，受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特征的外交政策影响，欧盟与美国在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等议题方面的矛盾加深，导致欧盟希望保持更多的战略自主性，在对华贸易上全然追随美国的动力不足。

目前来看，欧盟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是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理想目的地，推动中欧贸易持续健康发展也是中国和欧盟国家的共同愿望。考虑到新冠疫情蔓延对自由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并结合近期欧盟对外经济政策取向以及中欧、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可以将中国企业在后疫情时代赴欧盟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从欧盟的整体投资政策环境来看，欧盟及其成员国国内的外资安全审查政策将持续呈现收紧趋势，并表现出审查常态化的倾向。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欧盟及其成员国便已相继出台多项拟加强外资审查和监管的政策法规，并且各国的改革重点均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拓宽审查范围、降低政府介入门槛以及扩大审查部门权力三点之上。同时，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的联名呼吁下，欧盟也在2019年4月首次构建起整体层面的外资安全审查框架。近来，一大批欧盟企业因新冠疫情的冲击而陷入生存和发展危机，为保护这些企业，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3月25日出台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的收购指南，其中的某些措施已经撼动欧盟自由市场的三大根本性自由，即货物、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通。对比疫情前后欧盟投资政策变化可以预计，后疫情时代欧盟的经济复苏不仅不会依赖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吸引外资，反而极有可能促使各国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并对外商投资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上述政策环境下投资欧盟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将大大提升。最直观的影响便是企业在完成市场调查、财务咨询、交易融资以及股权交割等固定投资环节之外，还可能会应对外资审查这样一项耗时长、手续繁琐、透明度较低的程序，甚至在交易结束后的15个月内，都将面临着接受事后审查的风险。

其次，从欧盟应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环境来看，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关键投入品、访问敏感信息以及媒体自由和多元化的投资将更有可能被提起安全审查。此外，在疫情爆发后，欧盟还提出将特别关注医疗和康护行业的外国投资，其目的在于防止他国企业趁经济低迷之际抄底实施“掠夺性收购”，从而威胁欧盟公共安全秩序。这样一来，除了中方对欧盟战略性资产和高科技、信息敏感型企业的收并购活动将一如既往地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之外，疫情期间涉及医疗卫生和被认为可能影响欧盟公共秩序的投资也将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在疫情期间的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下，上述投资甚至可能被欧盟成员国采取措施简单地排除在外。此外，随着美国开始游说欧盟成员国共同编织“清洁网络”，并人为干扰和切断华为等中国企业的供应链，欧盟成员国对待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态度还可能出现摇摆。例如，尽管法国已排除完全禁止华为的可能性，但德国政府在上个月仍然仅表示暂时不会将华为排除在5G建设之外，而德国的态度将可能极大地影响其他欧盟成员国对待华为的看法。因此，近期受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或是因供应链断裂而陷入短期危机，或是如华为一样不得不自主开发软硬件，以上两种情形都将使欧盟对其产品稳定性和适用性的顾虑增多。

最后，从欧盟近期出台或改革的外国直接投资具体条款来看，受到外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以及受惠于外国政府补贴的企业将成为欧盟审查的重中之重，这些条款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直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根据欧盟现行外资审查条例，国有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进入到安全审查环节。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非国有企业，也很可能被欧盟质疑企业透明度低或存在政府背景。此外，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6月17日公布了应对外国政府补贴以重建公平市场秩序的白皮书，并计划于2021年正式提交应对外国政府补贴的立法草案。这一改革在于抑制外国政府补贴行为，确保外国投资者未因此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从而维护欧盟统一市场秩序。在此政策动向的影响下，对于一大批受惠于政府财政补助和政策性银行低息贷款的成长中中国企业来说，投资欧盟将不得不慎重考虑如何在竞标、收购等行为中应对欧盟审查，必要时候还需做出特别承诺或附加条件。

在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熔断”作用下，欧盟近期的外资政策调整已部分呈现出保护主义的苗头。然而，同美国相比，欧盟仍是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企业在赴美投资屡屡碰壁的情况下，也依然可以将市场环境稳定、法律法规透明、管理和技术先进的欧盟市场视为理想投资目的地。在新冠疫情期间，中欧在疫情防控合作、药物研发和科研攻关等方面开展了密切交流合作，未来双方在5G、数字化、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均存在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但应当注意的是，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便已在《欧中战略前景》中将中国列为“制度性对手”和“经济竞争者”，这一做法体现出欧盟已决议重新评估中欧经贸合作关系。同时，下半年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也提出希望加强对中欧双方“互惠”的要求，并力主推动“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欧盟对华政策。由此可见，在后疫情时代，欧盟将对中国保持着“伙伴”“竞争者”“对手”等多维定位，中国企业务必需要认清近期中欧经贸互动关系的变化，理性评估欧盟市场的政治风险新增点，并在赴欧盟投资时做好应对安全审查的应急预案。

谷亚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后）：

西班牙抗击疫情的经验与教训

 6月底，随着西班牙解除国家紧急状态以来，疫情卷土重来，防控局势愈发严重。不论是从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来看，西班牙都是受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2020年7月开始，西班牙的确诊人数处于世界第八位。在过去的14天里，每十万居民的感染人数已经超了100人，社区中出现了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7月27日，西班牙埃尔卡诺研究中心（Elcano Institution）发布了《西班牙抗击疫情失败了吗？—经验、教训和建议》（Has Spain’s management of COVID-19 been a failure? Errors, lessons and recommendations）的报告，分析了西班牙在抗击疫情过程出现的问题以及经验和教训，并对西班牙在下一阶段的疫情防控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将对其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

报告认为，从国家治理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方面来看，导致西班牙疫情严重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西班牙的弱势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和自治区之间沟通协调的失败，二者之间的政策不能够及时统一。诸如全国卫生监测机构掌握不了全国范围内及时可靠的确诊数字和信息，这和各个自治区没能及时准确上报有关；（2）国家公共卫生健康和服务部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滞后是导致西班牙疫情严重的重要影响因素。西班牙的失败主要体现在不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医疗资源的短缺、在限制公共社交距离以及人员流动政策方面的延迟，主要医疗部门对此次疫情缺乏必要的准备和经验，对老年人护理不当，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和沟通；（3）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存在一定的缺陷。尽管其公共卫生体系在设计之初已经做好了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准备，但是西班牙没有经历过SARS和MERS，缺乏相关经验，导致其应对此次疫情不力。此外，西班牙突发卫生安全事件预警协调中心（Coordination Centre for Health Emergencies and Alerts）经费短缺，其只占了国内卫生领域预算的1%，进而导致数据搜集、传染路线追溯、病毒测试的不足、公共卫生体系应对不力、ICU的缺乏以及医疗资源的短缺。其次，从社会层面上看，导致疫情严重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密度和流动性、社会文化习惯、人口年龄分布等。（1）人口密度越大，流动性越频繁的地区，感染的人数会越多。诸如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其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系比较紧密，同时和西班牙国内的其它地区联系密切；（2）社交文化习惯，西班牙的社交倾向于身体接触，诸如贴面礼，由此加速了疫情传播；（3）从年龄分布来看，西班牙属于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此次疫情中，老年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均比年轻人要高很多，由此造成西班牙的代际传染率较高。总之，那些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频繁、老龄化程度高、社交礼仪倾向于身体接触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同时，报告也提出，这种分析模式只适用于西班牙和西方国家，诸如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与疫情最先爆发的中国之间的交往比较密切，但是其死亡率却非常低。

报告同时也提出了西班牙在此次疫情抗击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疫情了扩散。诸如，西班牙采取的封闭措施减少了因疫情而造成的死亡人数。西班牙自2020年3月14日开始实施国家紧急状态，一直到6月底，是欧洲地区实施隔离政策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人员流动程度迅速下降，公民佩戴口罩的比率得到了很大提升。虽然这一系列的措施受到了一些民众的抗议，但是大部分民众（97.3%）对此表示支持和理解。

报告也提到了在下一阶段的疫情防控中西班牙应该采取的措施。在国家层面，现在西班牙需要做的是提高测试和病例追溯的能力，加强完善隔离政策，同时提升对于相关数据搜集和分析的能力。此外，还需要提升中央政府和自治区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加强和欧盟其它国家之间的合作，吸取过去的防疫经验和教训，对于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的区域进行更好的管控。总之，西班牙应该致力于提高应对新冠病毒的内部管理能力。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转变社交习惯，拉开社交距离，注意个人防护和洗手；（2）采用传统和现代手段相结合，提升对病例的追溯能力；（3）加强对确诊病例的隔离政策；（4）加强对脆弱群体的关注和保护，尤其是老年人、儿童、那些在疫情中受到重大冲击的家庭以及缺乏固定住所的移民群体；（5）提升医疗战略物质储备，同时加强对疫苗和相关治疗方案的研究；（6）优化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模式，包括向公众传递切实可靠的信息，使用更加直观的传播手段，诸如地图和图表；（7）加强中央政府和自治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8）全力支持欧盟构建有效的、统一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机制，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核心的全球抗疫行动。

该报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西班牙疫情严重的原因所在，从国家层面以及社会因素方面进行了分析，客观指出了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下一阶段的疫情防控提出了建议，也为世界上其他地区提供了参考。从根本上说，西班牙疫情严重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公共卫生体系方面的缺陷，在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能够很好地协调中央政府和自治区之间的政策措施，其公共卫生体系因为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导致其对形势预估不足，各项应有的防控措施并没有到位。西班牙的经济在此次疫情当中受到了重创，不少地区在解除国家紧急状态之后着急复工复产，加之国内的年轻人不顾疫情开展娱乐活动，从而导致西班牙疫情卷土重来。当前西班牙疫情已经出现了严重反弹，迫切需要中央政府、各自治区以及全体民众吸取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采取措施来积极应对。

苏然 （Radu Sava，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新冠大流行中的罗马尼亚－中国关系： 挑战与机遇

据报道，罗马尼亚的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在2020年2月26日得到确认，到2020年8月17日，罗马尼亚总共报告了71194例病例、死亡3029人。这些数字看似表明罗马尼亚比其他中东欧国家受到新冠的影响大，但也应考虑到罗马尼亚的人口规模以及欧盟内部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新冠疫情下罗马尼亚与中国挑战和机遇

罗马尼亚卫生官员认为“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的方法是‘黄金标准’”。这事关两国外交和卫生资源合作，虽然各方面面临挑战，但罗马尼亚用与中国相同的方式应对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旅行禁令，国家紧急状态下全面封锁、军队支持警方等等。

此外，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中国驻罗马尼亚的外交官们在大使级层面上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直接影响了中国各省与罗马尼亚各县之间的区域合作，比如中国甘肃省和罗马尼亚阿尔巴县。因此，罗马尼亚智库学者称，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中国－罗马尼亚合作在地方一级更加有力，罗马尼亚并没有从“中国对欧盟民防机制的后续援助中受益”，而且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方面：罗马尼亚恢复了从中国起飞的直航（货运）业务，该业务已暂停了17年。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尼亚避免了对中国的过分依赖，在政治上对中国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基于地方协调，涉及有意义的中罗合作。地方协调在后疫情世界中为中罗合作创造了积极前景。此外，这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可能减少激进媒体散播的对华负面印象。

后疫情时代的中罗关系

考虑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罗关系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两国关系不会在未来有重大的恶化可能。罗马尼亚和中国尽管没有进行过元首、总理级的直接对话，但存在地方合作与互助。首先，罗马尼亚和中国关系将来不会发生任何中断。其次，有理由相信如果地方合作管理得当，可能会极大促进整体合作的“先进状态”。换句话说，新冠病毒创造了一个增强交往活力的机遇：地方社会，珍惜彼此的支持和协助以及共同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从长远来看，如果罗马尼亚仍然是欧洲内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中国制定对欧政策的推动者，则能把握利好。毕竟，罗马尼亚能够根据历史因素全面了解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总体评估，并将这些因素与二十一世纪的媒介联系起来——这种理解在中东欧具有根本性独特意义，也预示着中－罗关系的未来。

此外，罗马尼亚对中国的出口继续增长。对大流行前的数据分析表明，2017年罗马尼亚对华出口额为7.835亿欧元，两年后（即2019年）达到了7.852亿欧元。尽管罗马尼亚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这些数字似乎没有很大反差，但中国仍然是罗马尼亚的重要经济和金融伙伴。另一方面，2017年罗马尼亚从中国进口额为37.94亿欧元（估算占进口总额的5％），2019年的总进口额为45.416亿欧元（占总进口额的5.3％）。

鉴于这些数据，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但欧洲委员会仍预测2021年经济将增长4％；同样重要的是，认为这种趋势可能保持线性趋势。

结论和政策建议

如前所述，对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政治反应和随后的对华态度在中东欧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预示着政治的多方面活力及其形成世界性事件的潜力。了解了两个类似事件（即2002-2004年非典流行病和新冠肺炎）在中罗政治关系上几乎无法相比的原因后，也要注意，这些事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处理双边关系的途径。新冠肺炎对数字化进程很重要，例如对承认欧洲的能力和欧盟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支持是规范的关键来源；但由于“17+1”平台再次显示出对部分地区优惠待遇的倾向，新冠肺炎可能引发不太积极的影响，加深围绕平台的敏感性，最终为欧盟统一欧洲对华政策的努力提供更多背景。

该文的结论是：新冠肺炎对罗马尼亚政治的影响显然包含了以地方为导向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仍延续着疫情爆发前的模式，因此中罗关系的政治光谱应不会有重大变化；但如果欧盟在大流行后的立场发生根本变化，罗马尼亚从成员国角度出发，不会在多边层面上反对欧盟政策。

本文建议将联合国系统内的改革努力扩大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外，以便进一步改进国际合作，重建国际社会的信任。中美摩擦不断（至少持续到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前），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行为体应在充满挑战的时代继续承担责任。根据“全面伙伴关系”的定义，罗马尼亚和中国都是全球自由贸易和加强多边合作的强烈支持者。然而，责任伴随着应当建立的规则和机制而来，例如透明度、有效沟通和同理心。美国准备放弃这些责任留下了真空，中国必须重新考虑与世界体系的接触。这种世界体系自铁幕落下以来不断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风格的系统，而是一个在苏联解体后随着新世界秩序出现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更具体地说，回应这一假设的关键可能是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一套新方法。作为战略伙伴，中欧双方都理解维护全球自由秩序的必要性。全球化现在正受到攻击，这可能会抑制全球市场，导致各国订立法律法规以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秦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欧洲系博士研究生）：

新冠疫情下的欧洲移民问题新思考

“移民的时代可能正面临着终结”，这是莫纳什大学的学者阿兰·盖姆林（Alan Gamlen）近日发表在牛津大学移民研究中心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提出的问题。众所周知，“移民的时代”作为著名学者史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及马克·米勒(Mark Miller)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的题目（The Age of Migration）,标志着对战后国际移民现象表现出的广泛性、国际性、复杂性，以及以社会变革为中心等一系列特征的概念性总结和学术关注。因此，对于“移民的时代”的质疑无疑反映着当前学界对新冠疫情已经或即将对国际移民带来的深刻冲击的判断和思考。

这一质疑绝非空穴来风。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数据表明，全球91%的人口所在的国家正在实施着一项或多项基于新冠疫情的入境限制。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也直言这“代表了有史以来最为严苛的国际旅游禁令”。在目前超过120个实行全国或部分封锁措施（lockdown）的国家中，仅有30个仍然接受难民申请，而这些国家实际上也无法提供任何难民安置措施。事实上，新冠疫情对国际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可能远超预期。由于移民问题本身的广泛性、国际性与复杂性，在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全球供应链、社会文化等等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因果累积”（cumulative causation）的移民动力造成巨大冲击时，“移民的时代”可能就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了。

表面上看，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移民问题在欧洲的关注度似乎有所下降，尤其是在欧盟内部的部分成员国先后出台封锁政策之后，欧洲内部的移民流动也迎来了一段低谷。但恰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期作为移民目的地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远离欧洲大陆的英国，却展现出了其对移民的严重依赖性。一些长期不被重视，却在疫情期间被视为经济生活的关键行业，类似于食品制造业，物流运输业，超市零售业等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移民工人。而从事这些行业的移民，恰恰正是自欧洲移民问题发酵以来，众多发达移民流入国制定移民政策时试图减少的。这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这些发达移民流入国在未来的移民政策制定和修改中，是否需要确保在一些低收入，低技术含量，国外移民依赖度高的行业中，提高政策灵活性而非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限制性政策？

在较为发达的移民流入国中，现行的移民政策一般倾向于简化高收入人才的移民手续，而对低收入移民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政策。因此，在大多数情况，在新冠疫情中体现出来的事关社会经济生活的“关键行业”往往会因为低收入水平而对从业的移民采取较多的移民限制措施。 以英国为例，由于目前英国对非欧盟国家移民采取更高的移民限制性政策，因此大多数从事这些“关键行业”的移民都来自于欧盟一些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在疫情期间，大批来自欧盟的季节性收割工人极大程度地缓解了英国农业和食品供应链出现的人力短缺的问题。然而，就是这样捉襟见肘的应急措施，也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即英国脱欧后，面临更大的考验。据牛津大学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卡洛斯·瓦尔加斯席尔瓦计算，疫情期间在英国工作的移民当中，就有53%的来自于欧盟的移民以及42%的域外移民无法达到英国政府工作签证的基本要求。这也意味着，在“脱欧”之后，一旦英国再次遭遇类似新冠疫情的危机时，囿于其日趋选择性、精英化的移民政策，其“关键行业”面临的人力缺口将会更大、更严重。

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等欧洲移民流入国。尽管这些国家暂时没有“脱欧”的风险，但是由于过去几十年“移民的时代”所累积的移民问题，它们的移民政策也都日趋严苛。 从事低收入行业的移民往往游离在政策的边缘，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却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中成为了具有“战略性意义”，保障社会基本经济生活的“关键行业”。因此，新冠疫情也将促使更多的政策制定者在思考应对本国固有移民问题时重新考量如何在应对紧急情况下“关键行业”出现的劳动力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移民系统。

诚然，对需要移民从事的“关键行业”的思考仅仅只是新冠疫情对移民问题形成冲击的其中一个方面。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短期出入境限制，短期政策性移民，留学中断，以及其在社会中造成的高失业率以及新一波对移民的歧视，乃至于如果新冠疫情长期存在，甚至变异而造成更大范围的人口地理再分配等等，都将有可能重塑甚至于颠覆我们对移民问题的认知。

然而，认知对象的改变必然引起人们认知的改变。正如欧洲研究所的黄平研究员此前在《又回移民的时代》一文中所言，经济技术的全球化、跨国化，与政治的地方化相冲突并产生新的不确定性，而这一“不确定性”反而可能成为常态；同样，国际人口流动既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而成为常态，又面临着当前所有“常态”中同样的“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正是不断涌现的新的移民问题组成了“移民的时代”。

事实上，无论“移民的时代”是否面临终结，欧洲移民问题本身就已经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在面对这些新的变化时，《移民的时代》所强调的，突破以国家为单位的樊笼，通过研究移民现象来探索世界层面社会变迁的另一个脉络的观察视角，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并衡量这一次新冠疫情给我们的社会、生活、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所言，在这次的新冠疫情中，“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在国内和国际上作出一种更好的应对（并为未来不可避免的其他考验做好准备），或是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刻薄、自私、分裂和互相猜疑。”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随着希腊疫情发展，希腊当局对更多地区实施限制措施，以及对医院和医疗中心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规则。希腊卫生部长基基利亚斯在接受SKAI电台采访时坦承，由于新冠病毒，希腊将面临一个艰难的秋季，未来可能还有更多防疫措施出台。

希腊公民保护部19日下午宣布，对旅游胜地米科诺斯岛以及哈尔基迪基实施限制措施。此前当局已经在帕罗斯岛、安提帕罗斯岛、波罗斯岛实施类似的限制措施。受影响的企业可暂停其雇员的雇佣合同。

限制措施包括：在午夜12点至次日早上7点的时间段内，餐饮行业须停止营业；暂时禁止举行派对、展会、宗教庆祝活动，以及暂时停止露天市场营运；无论基于任何理由，禁止9人以上在公共或私人场合聚集；餐馆、酒吧、咖啡馆每桌最多允许4人；如果是亲属，最多允许6人一桌；无论室内还是室外都必须使用口罩。

上述措施从8月21日早上6时生效，至8月31日早上6时，有效期为10天。此后视乎情况再做出终止或延长措施的决定。

在限制措施宣布后不久，米科诺斯岛以及哈尔基迪基的居民和游客纷纷收到通过紧急电话112发出的警报信息，要求对当地疫情保持警觉，佩戴口罩并遵守所有卫生守则。

捷克

总理巴比什对卫生部发布的从9月1日开始新的紧急措施表示不满，总理巴比什对19日卫生部长亚当·沃伊特赫（Adam Vojtěch）宣布新的紧急措施表示“混乱”和“震惊”，巴比什称上周一召开的政府健康风险委员会的会议决定与卫生部长宣布的不相符，当时总理以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会议。20日总理与部长再次会面，双方就恢复措施达成了共识，从9月1日开始执行。

从9月1日开始，必须强制使用口罩的地方：

城市和城市间的交通运输工具中；办公室和邮局；医疗机构；投票站；超过100名参与者（剧院，电影院，音乐厅等）的室内活动中。

从9月1日起，将不再强制使用口罩的地方：

学校（只有当冠状病毒的交通信号灯变橘色时才戴）；商店和购物中心；餐馆和酒吧；客户服务（美发，修脚等）中；100人以下的室内活动。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商业和工业协会认为，斯洛文尼亚政府应当通过鼓励本土消费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经济。此外，还可以通过投资数字经济、研发和智能生产来带动经济发展。对斯洛文尼亚发展最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意识到如何去支持那些能够获得长期影响的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将会对可持续的商业转型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教育、科学和技术发展部部长表示，据调查将有不到5％的学生选择在家通过在线学习。

塞尔维亚卫生部长20日对为COVID-19病人的生命而战的卫生工作者和非医务工作者表示感谢，并表示目前全国有260名卫生工作者感染了冠状病毒，其中13人住医院，其余的临床症状较轻。部长还指出，目前社会保护机构有247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72人是雇员。

当地时间19日起，塞尔维亚与黑山恢复航班往来，有塞尔维亚的航班飞往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和海滨城市蒂瓦特（Tivat），黑山航空有航班飞向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克罗地亚

由于斯洛文尼亚宣布克罗地亚将被列为红色高危国家，从克罗地亚返乡的斯洛文尼亚人必须要进行14天隔离。因此这两天，克罗地亚去往斯洛文尼亚的边境排起了长队，赶在政策实施之前逃离克罗地亚。据悉，除了斯洛文尼亚以外，英国也将克罗地亚划为红色高危国家，而德国则将斯普利特划为红色区域。

克罗地亚教育部长20日在政府工作会议上，发布了开学计划以及疫情可能带来的影响和相应的预案，新学年的文件将在下周一也就是8月24日公布，包括所有的上课方式和材料，该文件将详细说明学校如何对新学年进行准备，确定学生在入校、离校、公共场合活动以及上课期间的一些行为准则，以确保师生安全。关于佩戴口罩，他说5年级以上的学生建议在下楼与低年级学生混合时，或者抵达和离校时佩戴口，但这不是强制性的。

保加利亚

自8月19日起，保政府为农民提供紧急纾困资金。该纾困措施共包括两项，总预算约1亿列弗，旨在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的农民提供补贴。措施一金额约9400万列弗，主要覆盖水果、蔬菜、玫瑰、葡萄、花卉等农业领域及畜牧业和养蜂业。措施二金额约500万列弗，旨在为农场的员工提供一次性经济补贴。资格审核合格后，农民可领取补贴。

斯洛伐克

从9月起，斯洛伐克学校将在新冠病毒疫情状态下分三个等级运行。

绿色等级将是安全的，如果怀疑一名学生或教职员工有新冠病毒，橙色等级将被引入；红色等级为有数名学生或老师确诊。处于绿色等级的学校将以标准模式运行。教育部长指出，那些疑似人员将不得不遵守更严格的卫生措施。根据手册的内容，如果小学进入红色等级，将只对一至五年级的学生实施全日制教学，而且人数不超过15名，远程教育将在六年级至九年级进行。将对高风险地区的学校采取严格的措施。在学生入学时测量体温不是强制性的，只处于红色等级的学校才要这样做。学校需确保进入大楼时可以进行手部消毒，上幼儿园的孩子不必戴口罩。教育部推荐小学生在教室里戴口罩，但不强迫这样做。

教育部还提议将大学冬季学期2020/2021的开学时间推迟到9月28日。教育部长说：“我们建议大学在9月28日开始新学期，大多数大学都表示接受。”教育部长补充说，他相信大多数大学要到9月底才开始教学。

匈牙利

匈牙利总理府部长表示，自九月初起，匈牙利政府将会对自外国抵匈的人员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具体的措施和实施方式将在下周的政府会议上进行讨论。国家防疫小组将会就此提出建议。自九月初起，建议本国民众不要安排赴国外的暑期旅游度假，特别是不要去南欧国家。因为匈牙利全国学校的复课，依赖于整个国家的合作。不能再增加感染人数了。政府发言人表示，当前流行病学防疫机构已经成立。政府已经就此听取了内政部长的报告。该机构的任务是限制疾病的传播。该机构将由国家首席医疗官领导。

罗马尼亚

8月20日，罗外交部建议罗马尼亚公民在当前疫情下要考虑周全，仅在绝对必要时出国旅行。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卫生部长温克勒（Ilze Vinkele）近日在推特上指出，拉脱维亚目前在所有欧盟和欧洲经济区成员国中的新冠感染率最低。目前，拉脱维亚每10万居民中有3.6例新冠病例，而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每10万居民中分别有12.5例和7.1例。同时，拉脱维亚要求每10万人口新冠病例超过16例的国家的入境者，进行14天自我隔离。据报道，根据每10万居民的14天新冠累计病例数，现在14天自我隔离的要求适用于以下国家：卢森堡，罗马尼亚，西班牙，比利时，保加利亚，马耳他，瑞典，瑞士，捷克共和国，荷兰，葡萄牙，冰岛，法国，波兰，克罗地亚，奥地利，塞浦路斯，以及丹麦，英国，爱尔兰，希腊，摩纳哥，安道尔和圣马力诺。

立陶宛

立陶宛卫生部长Aurelijus Veryga表示，受新冠肺炎影响，今年有更多的居民愿意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目前疫苗数量较为缺乏不足。根据立陶宛国内调查显示，大约有47％的居民愿意接种疫苗，这个数据创了立陶宛历史数据。而其中大部分人属于高风险人群，要么是65岁以上，或者是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慢性病患者，要么是孕妇。立陶宛卫生部之后会确定疫苗接种的优先顺序。医务人员和老年人等高危人群或优先接种。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希腊

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020年第二季度的GDP跌幅为12.1%，而希腊的跌幅则超过了15%。在欧盟国家中，希腊被誉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模范生”，可为什么希腊经济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为什么反而大大超出了欧盟平均水平？

一个国家的GDP等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希腊的净出口（出口-进口）一直是负数，投资占GDP的比例很小，主要依靠消费。

希腊的消费，主要分成三块，一则居民消费、一则政府消费、一则外来消费——主要是游客。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本来计划来希腊旅游度假的欧美游客不得不取消来希腊旅游的计划；由于游客数量大大减少，希腊旅游行业先是整体关门歇业了几个月，现在即便开门营业，奈何游客太少，基本处于不亏钱的状态；希腊旅游行业萧条，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巨大而深远的——下岗失业及随之而来的压缩消费。

罗马尼亚

根据罗汽车生产商和进口商协会（APIA）提供的数据，今年1-7月罗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772台，比2019年同期增长3.57%。截至7月31日，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占汽车销售总量的6.1%，高于去年同期的3.9%。

保加利亚

保制造业、酒店餐饮业和贸易业在为期两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期间，获国家资金援助最多。政府提供的就业援助资金中的2/3流向制造业、酒店餐饮、贸易三个领域。得益于此，三个行业中61％企业得以维持运营，73％的就业得以保留。加工企业获得财政支持比例最大，共计近7160万列弗，占资金总额的38.6％；贸易行业获得2950万列弗，占资金总额的15.9％；酒店餐饮业占12.2％，约2260万列弗。

保加利亚的ICT行业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小的行业之一，正逐渐成为继贸易和工业之后的第三大产业。“60/40”援助措施项下共约9000家公司获益，但申请援助的ICT公司仅有约250家。保加利亚的数学教育具有比较优势，为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