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原航博士（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华沙大学波兰与中欧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再论欧洲不确定的未来：欧洲疫情的悖论

近日，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出现了第二波疫情。这表明了新冠疫情发展的复杂性。这一事实再次验证了笔者之前提出的要防止一厢情愿式思维和线性思维误区的重要性，再次指向之前提出的欧洲不确定的未来的论断。本篇聚焦欧洲疫情的悖论。

欧洲疫情的悖论，是指欧洲理应在应对疫情上表现出色，但是其现实表现却有点令人失望，感染病例多，死亡人数多。一方面，欧洲是当今公认的最发达地区。特别是西欧国家具有优越的卫生设施和条件，有各种先进的技术能力，还被很多人认为是人们素质普遍较高、公共秩序井然的最文明地带，在经济社会各方面指标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可以说，欧盟国家在软硬件方面，都超出世界一般水平，具有强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欧盟国家理应在应对新冠疫情时表现出色。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包括政府、社会和民众的表现却没有那么理想。先是在最初阶段在疫情已经受到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和在亚洲爆发的现实情况下未予以高度重视，麻痹大意，接着当疫情蔓延至本土时又进退失据，协调不力。有的政府寄希望于群体免疫，有的则以邻为壑，截留抗疫物质。而很多民众不顾科学家的警告和政府的管制措施，还公然聚集，让疫情雪上加霜。当前一时期疫情有所遏制时，一些欧洲国家当局又放松了限制，而民众也放松了警惕，结果是疫情出现反复，近期第二波疫情到来。

疫情时期是一个观察欧洲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很多东西，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悖论？换句话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差？

原因之一，从宏观运行看，欧洲国家和其他被疫情困扰的国家一样，面临疫情对人们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资源造成负面影响的巨大压力，同时也面临采取防疫措施后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负面影响的压力。欧洲国家一方面要应对疫情，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复工复产，以便恢复社会运作秩序。在疫情好转之后，欧洲一些政府急于放松限制措施以复工复产是可以理解的，而这恰恰为疫情的反复提供了机会。

原因之二，从更深层次的文化看，欧洲与美国一样，在防疫方面有其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崇尚解放个体，形成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浓厚氛围。这样的文化传统的后果恐怕是复杂的。硬币的一面是强调保障个人权利，突出个人能力、个人感受和个人作用，而另一面是容易产生过分强调个人的极端情绪。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对于这样传染性强、充满未知和缺乏有效疫苗的病毒，采取隔离、社交距离是必要的，而这对社会秩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需要一个个的个人配合，否则就功亏一篑。我们看到，在过去几个月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在保持隔离限制措施时，民众理解并配合，防疫效果显著。而在美国和欧洲，其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是防疫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和欧洲民众不顾警告依旧聚集的事件时有发生，反对戴口罩，甚至有人发起示威与警察对立。据悉，反对疫情管控措施和否定病毒危险的“否定主义”运动在欧洲各地兴起。这就是过分强调个人的极端情绪，容易变成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在疫情仍然蔓延的情况下出现不顾科学、不顾理性、不顾社会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古人讲，过犹不及。强调保障个人权利没有错，但是过分强调则可能引发滥用个人权利不顾他人而走向极端的情况，为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滋生提供温床。现在，在世界上美国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欧洲英国是疫情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这些都是不幸的。如果从文化上看，恐怕与他们的一些文化习俗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必须承认，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难以一概而论。

在一定意义上，欧洲疫情的悖论，也再次指向了欧洲的未来：不确定的未来。不管观察家们喜欢不喜欢，欧洲的未来恐怕是不确定的，这是由于欧洲自身的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这恐怕是一个客观存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充分讨论，仅作抛砖引玉。

Teodora Peneva（保加利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保加利亚政府的治理危机

保加利亚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始于2020年5月17日检察官和警察对总统办公室进行突击搜查。检察官在来自总检察长办公室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公开逮捕了总统办公室的两名官员。保总检察长一年前因不公正的任免程序而导致了民间抗议示威。此次搜查的起因是几个月前泄露给媒体的一系列匿名丑闻录音、录像和照片，保政府随即被起诉。匿名录音是几个月前政府首脑犯罪和腐败行为的证据。根据欧盟委员会指定的专家和美国独立组织的报告，包括总理在内的录音是真实的。总统要求将“黑手党”驱逐出行政部门和检察官办公室，并呼吁欧盟成员国就保加利亚的局势表达立场，认为其正在陷入宪法危机。事实上，这场危机更多的是政府层面的，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转轨后30年来的政府危机。

人们的耐心趋于极限，普通公民感到司法机构的公正和内务官员的安全受到威胁。在总统府的官员遭到逮捕后，抗议活动每天都在进行，要求政府辞职、检察长辞职并提前举行选举。截至2020年9月24日，官方统计抗议示威已连续进行了77天。每天，数千名市民聚集在索非亚市中心的部长会前，要求总理和政府辞职。在瓦尔纳、布尔加斯、布拉戈耶夫格勒、维丁、鲁塞、旧扎戈拉、蒙大纳等主要城市也出现了抗议活动。在巴黎、柏林、伦敦、布达佩斯、维也纳、渥太华、多伦多、纽约、明斯特、科隆等世界各地城市的保加利亚使领馆或标志性建筑前也组织了抗议活动。8月2日，在"我要回家"的口号下，全球12个国家23个城市的保加利亚人举行抗议活动，当地媒体进行了报道。保移民主要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英国、德国、加拿大、荷兰和法国组织了抗议活动。

作为回应，总理撤换了4名政府部长，并要求修改保加利亚宪法，召开大国民议会，这只能在官方和法律上消除辞职和提前选举的任何可能性。这一反应激起了市民更强烈的反应。9月2日、10日和2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在首都组织了名为“大人民起义”（Grand People's Uprising）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聚集了10多万人。

抗议活动的特点是自发性和缺少组织性。大多数抗议者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不想与议会中的任何党派有联系。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也在抗议，尽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但疫情风险被认为比执政联盟带来的危险要小。新一代年轻人显示出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明显不容忍，认为司法机构和政府的组织和活动不公平，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与当权者关系密切的个人掠夺国家财产和资源，社会分裂，不平等和贫困的程度加重，缺乏言论自由等。

抗议矛头指向了1989年后整个30年过渡期的统治者，其中包括各种政党和运动。这些政党没有为国家制度和普通公民的福利带来持久改善的，相反却加剧了保腐败程度和资本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过去的十年里，即在目前仍然执政的欧洲发展公民党（GERB）领导的政府下，保加利亚在欧盟教育、社会服务、医疗项目的分配资金中腐败程度增大，这直接破坏了社会的发展，加剧了保人口危机。

自90年代转型开始以来，保人口数量每年减少约五万人。除了年轻和受过教育的保加利亚人移居国外之外，保人口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在增加。2018年保加利亚人口死亡率在欧位居第一，与乌克兰、塞尔维亚和立陶宛并列，出生率也排在最后几位。保加利亚人几乎50%的医疗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医疗保健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比重在欧盟国家中最低。社会保障支出，包括养老金、保健和社会援助仅为欧盟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仅占国内GDP的17%。如果不进行改革，未来几年保的医疗保障制度将面临破产。

不幸的是，过去10年来保加利亚没有在任何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改革。保加利亚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目前保平均养老金低于贫困线，从而使近70%的老年人口处于贫困状况。保国内65岁以上的公民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患有残疾或慢性疾病，在过去30年中，国内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的人数几乎增加了四倍。

由于水利部门缺乏改革，国内十座水坝干涸，附近城市的居民在疫情当前，健康和安全面临巨大风险。70%的水量的损失是由于供水和排污公司很多年都没有进行基础设施的维护。缺乏对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导致农业收成下降。保加利亚在社会主义时期是水果和蔬菜的长期净出口国，如今这些产品从周边国家甚至从法国、波兰等中西欧国家进口，那里的农业条件（例如气候或土壤）实际上比保加利亚差得多。

对于欧盟可持续发展倡议的要求，政府也没有做出充分的回应。这需要在五年之后关闭在保的煤炭开采以及发电企业，为近2万人提供直接就业机会，并创造12万人的总就业量。由于缺乏充分开发的项目，过渡资金没有保障，新核电站的建设项目工程也推迟延期，导致成本增加。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能源贫困正在加剧，一半以上人口的能源开支占到了收入的10%以上。现有建筑老化，政府资助的住宅翻新的计划只影响到3%的人口。能源和自然资源领域面临着另一项挑战是保加利亚的矿产和稀有资源是通过特许权分配给外国企业运营，按照最低比例1-3%向国家上缴利润。从长远来看，这种运营模式威胁着国家的生态环境。黑海沿岸的海滩特许权以最低价格卖了20-30年，而这些优惠被给予与执政领导人关系密切的政党代表。

长期以来人们对国家资源管理不公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金融投资分配不公的不满，掩盖了保加利亚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的不力。

无论从欧盟来看还是从国际层面来看，保加利亚政府为保护居民免受健康和经济威胁而采取的措施都是不足的，只影响了很小一部分人口。政府采取的措施不足以刺激企业，资金再次流向了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2020年3月13日保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之后的两个月内，部分工厂解雇了工人，近30万人失业。这些人中许多是低薪制造业的贫困工人，这些工厂大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是西欧生产商的2级和第3级供应商，这些生产商因西方国家的危机而关闭。

在一个全球化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高、依赖欧洲市场而且存在大量附加值低的服务部门的国家，这种危机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经济脆弱性和高失业率。尽管风险存在结构性条件，但政府本应支持受影响最大的行业，正如欧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所做的那样。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在危机的头几个月，保加利亚的措施没有很好地做到部门优先。相关措施一经通过，就受到国内所有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的强烈批评，这体现在仅对餐馆、酒类和书籍降低增值税税率，没有遵循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以食品和医药产品为主的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合理顺序。占保GDP10%以上的旅游业得不到支持。由于在最好的季节缺少游客，黑海海岸的许多酒店都关闭了。

“60/40”是保政府于2020年3月30日推出的重要的商业措施。该措施仅涵盖少数申请公司（只有7640间公司）并只补助申请人当月工资的60%。截至2020年6月中旬，在这7640家公司中，约有20.5万名工人受到该措施的保护。在计划的10亿列弗资金中只支付了8800万列弗，这表明文件的处理能力和资金的吸收能力很低。

由于缺乏电子政务，3月和4月保加利亚的失业人员在劳工办公室前排起了长队。从2020年3月初到5月1日，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超过91783人，非官方统计数字是这一数量的三倍，其中包括尚未获得正式登记的失业者。新登记的失业者不得不增加疫情期间的特殊开支：消毒剂、口罩等，而每天仅能领取9列弗失业救济金。由于政府多年来没有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许多人甚至没有劳动合同或申请任何补助措施所需的条件。

许多有孩子的父母失去了工作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只有1995个因强制措施而被迫无薪放假或失业的家庭在疫情时期获得了375列弗的政府一次性补贴。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20年3月13日至5月29日，共有5500多个家庭申请社会救济。教育和科学部7月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学教育系统的学生转向了线上学习，保加利亚约有15%的儿童没有设备，甚至无法接入互联网，也没有真正参与远程学习的机会。教师也没有经过培训和准备，许多课程仅限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新课的标题。

除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外，由于缺乏对管理机制和改革效率的长期投资，民众只能独自应对新冠肺炎带来的健康危机。

多年来，护士一直是保加利亚薪酬最低的职业之一。在国家宣布紧急状态的前几个星期，护士们还在议会抗议她们的工资太低，几乎接近最低工资。而政府在疫情期间对医生的额外补助仅1000列弗以内。许多医院在国内出现疫情数周后才获得防护服和防疫物资，医务人员没有充足的口罩和防护服，但政府却向奥地利和北马其顿提供了保加利亚制造的高质量防护设备。疫情期间政府也没有提供充足的信息，从3月13日到9月23日，保卫生部没有发布过正式报告，疫情感染隔离措施也没有做到位，患者的接触人居家隔离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控。

在应对新冠肺炎的迫切要求下，政府撤回了30亿美元的外部贷款，但没有实际支出现有的财政预算，没有宣布这笔资金将用于哪些计划，也没有向公众解释将投资于什么。加上这笔新债务，保加利亚的外债超过300亿列弗。即使在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当时保加利亚也只有100亿列弗的外债，这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对经济复苏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拒绝在2021年4月即将举行的选举中配备计票机器，这再次引发了对保加利亚选举进程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质疑。在2019年10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政府操纵了选举。因此，保加利亚政府被广泛称为“极权主义政府”，再加上警察上个月对和平抗议的公民的镇压，这届政府也被称为保加利亚历史上最无能的政府。

贺之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欧盟与新冠民族主义

今年7月份欧洲智库European Policy Institutes Network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新冠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欧洲？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欧盟对外团结一致”。

该报告通过对新冠疫情后欧盟13个成员国内部关于如何团结起来应对疫情的情况的概述，表达了对欧盟可能出现“新冠民族主义”的担忧。

报告指出，外部团结指的是成员国在是否通过援助、软贷款或债务减免来帮助欧盟以外的第三国。欧盟成员国一直在讨论如何共同应对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随着有关内部团结一致的辩论继续进行，欧盟内部关于如何面对第三国的讨论占据了新的辩论主题。一方面，欧盟希望成为地缘政治的重要一方，这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全球舞台上增强其作用。另一方面，在成员国自身陷入困境之际，一些国家的政党质疑欧盟的对外援助。自2020年5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下一代的欧盟复苏计划”以来，内部团结一致的问题再次成为各成员国之间争论的焦点。比如南欧国家与节俭四国之间的抗衡，前者希望共同分担欧盟经济复苏的责任，后者不想承担共同债务的责任。

欧盟似乎正面临着外向政策和内向政策的竞争。一方面，欧盟致力于成为当今多极化世界的全球参与者。比如，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的“地缘政治委员会”说法以及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希望欧盟成为“顶级地缘战略行为体”，这一雄心已列入议程。虽然尚不清楚欧盟希望如何定义其地缘政治政策，但外部团结的形式可以改善地缘政治的信誉。另一方面，在民粹主义力量的压力下，一些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变得内向化。比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削减外部援助，认为这些资金应用于帮助本国公民。随着欧洲国家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衰退，这可能会加剧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

在大多数成员国中，外部团结几乎没有引起公众辩论或政治讨论。的确，与经常进行的关于内部团结的讨论相比，国际合作和发展援助几乎没有政治化。

发展合作就没有在公开辩论中发挥太大作用，要么是因为大多数国家已就这项政策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要么是因为某些成员国（例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在发展合作方面缺乏实质性成绩。

在一些国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公开反对外部支持。例如比利时的佛兰德民族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捷克的民粹民族主义势力，意大利的联盟党和西班牙的声音党。

一般而言，许多较大的成员国都拥护外部团结，并避免这种做法与内部团结相抵触。在法国，即使马克龙总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其中包括取消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也没有听到“法国优先”的口号。德国各政党普遍同意，既然德国已经管理了自己的安全，它应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关键作用。在西班牙，尽管受到危机的沉重打击，但政府仍要求欧盟进行外部团结，同时又要求内部团结。罗马尼亚继续在欧盟内外以团队合作者和可靠合作伙伴的身份展现自己。为了不引起太大争议，波兰政府也支持和鼓励外部团结，特别是对东方的团结。较小的成员国通常对外部支持更为谨慎。比如，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发展合作方面不太热情。捷克摒弃内部和外部团结。一个有趣的例外是瑞典，尽管它在质疑内部团结方面处于前线，但从未质疑外部团结。

许多成员国已经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捐款、支持疫苗开发。此外，它们还向传统发展伙伴提供双边支持，比如中东欧国家支持东部伙伴和西巴尔干国家；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支持非洲；西班牙支持拉美国家和南部邻国；塞浦路斯和希腊支持地中海东南部国家。

费正健（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专任教师）：

近期塞科双方协议落实动态评析

塞科双方自本月初在华盛顿白宫签署经济正常化协议以来，二十多天中双方行动不断，有具体落实，也各有争端，相对而言双方的正常化（至少经济与建设层面已经逐步实施），不确定因素相对有所减少。

考虑到不少学者持有谨慎观点，认为双方所签署的并非协议，笔者重新回顾了双方所签署文件的文字细节。文本标题仅为“经济正常化”（Economic Normalization），具体条款中却又多次出现具备agreement（合同、协议）与memorandum（备忘录）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词汇且对其落实具备一定要求。的确，事后塞方明确表示塞尔维亚仅与美方签署“双边协议”，并不承认“第三方”科索沃的地位。对此不难看出塞方的目的始终围绕着科索沃问题来进行缓和塞美关系的努力，此外塞方坚持不承认科索沃独立也是本次双方无法真正共同签署一般性协议备忘录的核心原因。即便如此，笔者认为双方所各自签署的文本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考虑到美国实际掌控能力，该协议具备国际约束力，其真实效力并不低于一般性双边协议备忘录，特朗普的在场正是对此文本效力的一种背书。

首先塞尔维亚方面就以色列问题进行了正面交锋，塞方文本中仅含有在耶路撒冷开设办事处并将使馆迁址等字眼，而科方文本中则为科以互认建交。塞方认为一旦科以建交，则可视为以方不尊重塞方领土主权，会暂缓迁址事宜。对于此事欧盟反应尤为激烈，罕见地批评塞方可能的迁址行为将违反欧盟价值观。因而，当下对于塞尔维亚而言，技术性杯葛迁址事宜将是平衡塞美、塞以关系，同时尊重欧盟价值体系的最佳选择，毕竟迁址耶路撒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其次关于设计民生领域的塞科基建项目、边界站点项目、迷你申根区以及学历与职业证书互认等，此类条款实际执行中并无太多技术型障碍，最多为涉及名称用词方面的主权争议，实际落实中会有小小摩擦，其中迷你申根有可能会出现政治争端，但和解趋势不可避免。

涉及5G条款部分十分耐人寻味，虽然文本解读层面很容易联想为排斥华为等中资通信企业，这也符合美方的一贯姿态，但事后塞方总统武契奇多次公开表示不针对中方，且5G建设对于塞方来说依旧遥远。本月中旬塞政府领导人还出席华为5G创新中心揭幕仪式，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排除中方通信产品的顾虑。智能科技与通信产业是未来塞尔维亚经济发展弯道超车的重要途径，未来该条款的执行可能真的停留在字面意义，而其中所表述的不信任供应商极有可能成为谈判筹码，在当地建立科创中心的华为很明显暂时还不是，那也不妨尝试解读为未来谈判一旦破裂，西方的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思科等都有可能部分成为不信任对象，技术型搁置其在塞发展道路。

最后，也是美方着力的重点，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正式入驻塞尔维亚，并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开设办公室。塞方对于引入外资一向十分重视，这次派总理前往机场迎接该公司高层，对商界来说几乎是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考虑到中方一带一路建设与欧盟长期以来的在塞投资，美资入塞或将产生“鲶鱼效应”，搅动当地投资与基础设施生态，未来必将重新布局。美方曾长期批评中方国资背景企业导致相关竞争不公平，如今美方以同样方式入局，激烈竞争必将严格地优胜劣汰，而中资企业面临的也必将是更严格的合规要求，需要更强烈的团结合作以避免内耗从而一致对外。

谢梦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生）：

看中欧班列如何逆风翻盘

中欧班列是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其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等条件开行，无疑是促进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互联互通的关键力量。2011年首行至今，中欧班列发展势头强劲，涉及货物种类激增，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开行质量也得到大幅提高。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重压下的中欧班列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实现逆势增长，成为维持疫情下各国互联互通的一道曙光。

疫情下的“铁路担当”

疫情下，中欧班列以其独特优势脱颖而出。今年以来，尽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压力，但是多条线路中欧班列的开行数量均实现逆势大幅增长，屡创新高，为疏通国际物流通道提供了强硬的支撑。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8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47列，同比增长62%；发送货物11.3万标箱，同比增长66%，创历史新高。此外，8月份中欧班列的去回程开行列数以及发送量等均实现了稳步、均衡的增长，同比增幅均保持在60%以上。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欧班列往返开行5266列。其中，去程开行2845列，运送25万标箱，重箱率达99%；回程开行2421列，运送21万标箱，重箱率达85%。

2020年6-8月中欧班列月累积开行列数情况

国外疫情蔓延时，中欧班列无疑是运输国内医疗物资的重要出口。根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所述，1月至4月，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发送货物量同比分别增长24%和27%，累计运送抗疫物资66万件，并于3月份创下单月开行列数和发送箱数历史记录，同比分别增长30%和36%。5月9日，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吴家山站开出，满载3500立方米、294.42吨国际合作防疫物资的中欧班列于5月26日抵达目的地塞尔维亚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支援塞尔维亚及周边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欧班列逆风前行的动因

1.海运、空运受限，铁路运输迎来发展契机。据悉，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之前，受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累计约有46家外国航空公司陆续宣布暂停与中国大陆往来的航班，进而导致航空运价激增。此外，国际各大港口方面也对来自中国的船舶施以严格的管控措施。空运、海运极大地受到了限制，不断攀高的运输价格导致国际物流运作严重受阻。即便中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的当下，由于国际疫情总体态势的不确定性仍居于高位，空运、海运起色仍不明显。相较于海运、空运而言，中欧班列基于其分段运输以及不涉及相关人员的检疫要求这两个特点，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相对较小，从而导致中欧班列货运量、开行列数等指标不降反增。

2.运输成本低、运输时间短的自身优势加持。疫情期间，在救援医疗物资运输以及相关复工复产原材料、半成品乃至产成品的运输过程中，中欧班列以其相对简化、完善的国际货运程序，在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货物运输中出现疫情传播可能性的同时，又保持着相较于其他运输方式更短的运输时间、更低的运输成本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特殊时期下中国以及中欧班辐射国家各企业的经贸运输负担。

3.国家政策支持。疫情重压下，习近平总书记以及相关中央领导今年以来多次对中欧班列作出重要的指示。疫情以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了10条新举措以支持中欧班列的发展，这些举措涉及企业自主选择通关模式，减少报关次数以及降低报关成本，加强枢纽站点建设，加强信息共享等方面，以保障中欧班列的正常运行。此外，4月7日，商务部发布了《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作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该文件内容强调保障外资企业同等适用中欧班列各项支持政策，支持跨国公司利用中欧班列物流网络，降低疫情对其供应链和产业链影响，以此来稳定外资企业信心。随着国家最新的相关政策陆续推出，通过效率得到提高，企业物流成本得到降低，进而使得中欧班列开行数不降反增。

疫情下，中欧班列的比较优势被进一步放大出来，其分担了海空物流受阻的压力，受到国际各大市场的青睐是合情合理的。根据中欧班列现有数据的走势，其表现出来的市场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就目前阶段而言，中欧班列仍将以其独有的方式为中欧间经济贸易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助力。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新冠疫情影响希腊“黄金签证”项目。希腊移民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目前，希腊“黄金签证”在今年仅发放了368份。这个颇受投资者欢迎的项目在近年首次出现下行。据分析，由于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中国、俄罗斯等非欧盟买家因旅行限制无法前往希腊，在发生新冠疫情后，向欧盟以外房地产投资者发放希腊“黄金签证”的工作几乎停顿。

去年希腊“黄金签证”的发放总数则创下了新高。据数字显示，2019年共向投资者发放3428张居留许可证，至少有8.57亿欧元资金从海外流入希腊。有房地产经纪称，事实上，由于很多投资者的购房款项都高于25万欧元的最低门槛，因此希腊房地产业实际收入可能在10亿欧元以上。希腊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流入希腊用于购买房地产的外资总额达到14.5亿欧元。而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业内人士曾预测今年中国投资者对希腊房产的投资将在8亿-10亿欧元之间。而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对希腊房地产及“黄金签证”感兴趣的中国买家数月来一直无法前往希腊，导致很多处于最后完成阶段的交易被取消。最近有消息称，至少120名已经在希腊购买房产的中国投资者无法入境希腊提交签发“黄金签证”所需的文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乐观估计今年希腊“黄金签证”投资额不会超过5亿欧元，要达成这一目标还需经济和房地产市场从6月开始复苏，今年后两季能够进行大量房地产交易。但夏天后随着希腊第二波疫情的到来，已使市场对第四季度交易反弹的希望化为泡影。

保加利亚

保政府9月23日宣布，鉴于“流行病继续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构成严重的卫生紧急情况”，再度延长保流行病紧急状态至11月30日，并将继续实施现有各项防疫措施，以“减少新冠对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的影响”。

9月24日，保经济部长拉赫扎尔·鲍里索夫与普罗夫迪夫市长兹德拉夫科·迪米特洛夫签署了一项价值102.7万列弗的合同，用于改造普罗夫迪夫Vladaya大街并新建道路实现与马里察南大街的连接。该资金将由保政府提供。普罗夫迪夫市还将建造一座价值超过1000万列弗的医疗设备厂，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将为新厂提供便利。

捷克

捷克共和国周三有19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是自大流行以来死亡病例最多的一天。周四，又有三人死亡，总计567例。最近七天来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布拉格及其附近地区。在布拉格东部地区，每10万居民中约有220名感染者，在首都，每10万居民中有212例病例。在过去7天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比尔森-梅斯托地区，在该地区，实验室每10万居民中检测到186名感染者。捷克共和国目前大约有30个地区，平均每10万人中有100多个受感染。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打破了每日新增感染记录，23日新增确诊病例360例，为3月份出现首例以来最高值。卫生部长Marek Krajčí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到10月中旬，日增幅将达到260-450例。

卫生部长Marek Krajčí再次被隔离。他在社交网络上解释说，他在一次工作之后得知自己接触到了新冠病毒确诊患者。出于同样的原因，部长在9月初进行了预防性隔离和测试，原因是与卫生部一名确诊雇员有过接触，那次隔离在在9月8日显示测试结果为阴性。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民防总部宣布将限制关于酒吧营业时间的决定的适用期限延长至2020年10月7日，该决定限制了包含夜总会，夜店，迪吧，咖啡吧，酒吧等餐饮业营业设施的工作时间。

斯普利特省宣布，省内室内体育赛事，只能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而露天开放式的体育赛事可以照常举行，但是观众人数不得超过看台坐席的百分之二十。

鉴于瓦拉日丁市近日抑制新冠病毒传播工作相当顺利，瓦拉日丁市民防部门决定从9月22日即昨日起，市内小学5-8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在教室内无需戴口罩。

卡尔洛瓦茨市宣布将于2020年10月5日起，开设新的免下车新冠病毒检测点，以避免卡尔洛瓦茨市医院检测点的过度拥挤，并且可以在4-24小时内拿到检测结果，检测费用为700库纳/次。

波兰

根据波兰国民教育部公布的截至9月22日14点的数据，受疫情影响，全国有二百多所学校实行远程教学或者远程教学与课堂授课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这一数字相比9月初刚开学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仍然为极少数。

最新数据显示，波兰全国共有185所学校实行混合教学模式，68所学校全面采用远程教学模式。正常运行的学校共计48231所，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及其他教育机构，占所有学校的99.48%。而在9月2日，共有47所学校实行远程教学，12所学校采用混合教学模式。

国民教育部长皮翁特科夫斯基表示，远程教学模式有其局限性，即便有最现代化的科技辅助，也很难取代课堂上面对面授课的传统模式，鉴于受疫情影响的学校仅有不到1%，因此会尽可能维持其运转，目前政府没有关闭学校的计划。

罗马尼亚

罗工商界对近日议会通过关于将退休金提高40%的预算修正案有异议。社民党主席乔拉古称将退休金提高40%只是将奥尔班政府挪用至财政部的经费取还于民，不会增加财政赤字，但工商界对此并不买账。

外国投资者理事会表示，此举将把财政赤字率推高至11%，可能会引发相关机构下调罗国家评级，导致罗在金融市场上更难以获得融资，削弱罗经济竞争力。美国商会称提高退休金的举措应当在任何时候都确保可持续性，避免任何可能损害罗对外信誉的选举动机，同时呼吁决策者要负起责任，制定有利于维持国家宏观经济健康的政策。罗发展联盟称议会此举是民粹主义，同时表示，罗经济不能承受退休金40%的增幅，这将抬高罗国际融资成本，减少其用于投资的资源，可能会导致一场经济危机。罗马尼亚-德国工商会表示，在经济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背景下，不应当再次增加预算，只有可持续的预算方案才能给投资者以信心，增加国家竞争力，议会此举将损害罗经济复苏前景，为投资项目带来风险。国家女性企业家联盟表示，议会此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现在不是提高退休金最合适的时候，应当对其带来的经济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相应对策，使营商环境免于遭受破坏。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总理克里斯尼斯·卡林斯在周四的政府会议之后指出，拉脱维亚将从2022年开始实施家庭支持改革（Family Support Reform）。总理指出说，政府通过了2021年预算框架，为医务人员和教师的工资拨入更多资金，并增加个税起征点。同时，国内立法将通过以下决议，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补助为每月25欧元，两个孩子为100欧元，三个孩子为225欧元，四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00欧元的补助。

立陶宛

根据立陶宛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新冠疫情的扩散以及政府部门的建议，立陶宛警方正在考虑改变工作安排。截至今天，所有计划中的警察活动和会议都被取消，并尽可能向员工提供远程工作。警察局负责人要求所有警员遵守疫情相关安全要求，限制警员与访客的身体接触，但仍确保警察职能和任务不间断执行。目前，警察将继续以正常方式对最危险的A类和B类报告（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或可能构成真正威胁的报告）作出反应。但是，对C类消息的响应将会改变（这些报告不会对人类健康或生命造成威胁，也不需要紧急援助）。官员将在指定位置远程工作，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视频会议来回应消息。警员将收集有关事件的初步信息，根据收到的信息决定是否部署人员到现场，或者远程为民众提供建议和帮助。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罗马尼亚

罗农村投资融资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罗18家农业合作社共接收了3800万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生产扩张、仓储和加工投资。目前，罗共有1500余家农业合作社，去年新成立190家。农业合作社数量逐年增长，主要是因为该合作形式可以更方便地申请到欧盟资金，同时在市场获得对初级农产品更强的议价权。

保加利亚

国家统计局（NSI）初步数据显示，保加利亚第二季度的每小时人工成本同比增长9.9％。2020年4至6月期间，保工资成本同比增长9.7％，而其他人工成本则同比增长10.9％。工业领域每小时人工成本上升幅度最大，为10.7％，服务和建筑领域分别增长9.1％和6.0％。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