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疫情报告与评估（2020年10月18日-10月19日）
【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精神殖民仍在进行中
“精神殖民”是在我们没有觉察的情况下缓缓渗透的。实际上西方想在精神上殖民、统治世界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法国到中国来首先派出的便是传教士。中国跟西方的差异分为显性和隐形。显性的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被西方称之为“一党专制”。隐形的差异是我们不是一神教国家，我们是一个无神论国家。有人说我们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论”，然而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把信奉一个神来作为我们的人生宗旨。世界上有三个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他们都认为，一神才是唯一的无比强大的，是我们的人生起源和最终目标。只要不是这样，哪怕信奉多神，也只能被称为“异教徒”。
对中国的精神殖民实际上也是同样分成显性和隐性两个特点的。显性的是说，人是生来自由而平等的，应该采取西方的民主选举体制，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对于西方社会是否真的自由平等有很多阐释，我在这里举出一些例子。没有人不愿意自由，不愿意享受平等，但是有些情况下，西方对我们现状的描述跟我们对他们现状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是不对的。例如，他们说我们是一党专制的国家。然而，法国目前执政的拥有四十万党员的前进党，统治着一个六千七百万人口的国家，如此才叫“一党专制”。他的党员和人口比例，和我们拥有九千万党员的党统治着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的比例是不同的。他们的“一党”背后的概念和我们的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一党”非常简单，就代表着社会某一个阶层的利益。代表的利益不同，执政的方针当然就不同。
西方对中国实际上有一种精神上的入侵，精神上的殖民，它主要就是在中国人脑子里植入“原罪”的概念。“原罪”就是宣传你的一切都是专制的，负面的，不是民主的，这种概念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西方比我们先进、发达、富裕，我们一度对他们十分崇拜。崇拜的结果是我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要以他们为榜样。慢慢的以此发展成三个特征，第一个是把西方看成是我们精神上的主人。他们所做我们要学，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根据西方的意愿不断改变我们自己，并且涉及从政治到思想教育等全方面的改变，目的是为了和他们一样。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西方成功的原因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合理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我们今天想要成功的话，我们必须走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恐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走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能对他们走过的道路依样画葫芦。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来，我们要警惕西方在精神领域对我们的殖民这个话题。一旦我们接受“原罪”这个概念，我们就会自觉的改变自己。
在社会中有许多“精神殖民”的现象。比如，当大家走进商场时发现商场里没有一个中文字。有人觉得商场里的外国店用外文字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法国的布列塔尼省，是一个有自己文字语言的省。在法国入侵这个地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这个地方自己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独立的支柱之一。但现在法国为了文化多样性，又恢复了这种语言，所以现在当你到布列塔尼时你会看到两种文字。的确，语言是精神领域的精神殖民的一种方式。当一个国家在全民学习英语的时候，其实是全民被殖民的陷阱之一。
在我写的《自由的幻觉》一书中，我提到精神殖民主要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年轻一代认为我们的思想跟不上西方，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模仿所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才能和他们一样。精神殖民最主要的一点，是西方试图让我们认为他们目前所执行的社会体制才是人类最终的目标。学者福山认为民主体制是人类最终的目标，但这其中有很多的问题。我在法国待了很多年，我认为法国的发达不是因为建立了民主体制而发达，相反，他是在发达、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建立了民选体制，任何人被选上台，经济都会迅速的发展。但是，如果反过来，建立一个民主体制能不能使经济发展，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例子。马里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它在法国的影响下，建成了选举体制的民主国家，但马里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在发现这个规律后，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受西方灌输给我们的“原罪”所影响，建立了模仿他们的民主体制，那么我们的经济将会迅速崩溃。
为什么“精神殖民”会出现呢？因为当他们把自己的成功说成是民主体制的成功，并把这个想法灌输给中国人的时候。我可以断言，一旦中国有一天采取了今天法国所采取的民选体制的话，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崩溃。因为我们是一个和法国完全不同的国家，我们是一个没有一神教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十四亿人而且全国发展非常不均衡的国家，气候、地理位置等都不均衡。我2014年在法国研究选举，我发现一个地区只要气候不同、人种不同、语言不同，投票意向都会不同。所以选举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制，它不能对经济发展形成一个正面的、有效的推动力，我们不能把这两方混为一谈。但是在西方对我们的精神进攻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民主”。实际上西方已经暴露出来他在选举体制下不可避免的矛盾，且是不可逆转的矛盾冲突。过去如果说我们体会的西方是马克思所言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因为富裕程度的巨大差异这个矛盾并不存在。他们把这个矛盾转移到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以他们国家很和谐，通过选举选出一代又一代的总统。但这只是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到了经济停滞的情况下这种转移并无作用。于是，社会中出现了新的矛盾：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巨大矛盾。
赵永升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卢旺达的民族和解之道能否对纳卡地区有启示
前段时间让人担忧的纳卡地区武装冲突，已达成停火协定。10月17日晚间纳卡冲突双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先后宣布，将从10月18日零点开始停火。亚美尼亚外交部宣布，冲突双方商定在纳卡冲突地区实行人道主义停火；随后阿塞拜疆外交部确认了这一消息。关于纳卡地区冲突的文章已有不少，本文仅分析“卢旺达的民族和解之道能否对纳卡地区有启示”。
一、普京要和马克龙商量纳卡问题
细心的读者应该已经注意到法新社有这样的一条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呼吁纳卡地区交战方停火，并敦促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承诺立即进行会谈”。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在中亚纳卡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为何在中亚地区几乎“不可一世”的俄国总统普京，却还要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商议呢？美国毕竟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强国，普京要商议不难理解。那么在西方阵营中早已屈居第二方阵的法国，又是何德何能让普京要商议关于离法兰西几千公里之外的中亚事务呢？
关于纳卡地区冲突的成因，本文就不再赘述。但不能不提的一点是由于亚美尼亚人当年在当地遭受迫害，后来一部分人逃往或迁往较比宽容的法国。经过前后这么多年的时间，现在定居在法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及其后裔已达数十万人。欧洲议会还于2015年通过决议，将每年的4月24日定为亚美尼亚人遭种族灭绝大屠杀纪念日，并且建议国际社会也将这一天定为纪念亚美尼亚人遭大屠杀的国际纪念日。而其中，法国其实是在欧盟层面为亚美尼亚人设立“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纪念日”的主要推动者。笔者在巴黎曾多次目睹了在这个日子，亚美尼亚人纪念时的规模之大、群情之愤。
当然，这与旅法的亚美尼亚人多数颇为上进和勤奋，有进入法国政府决策层者，也有在文化、艺术和体育等领域有建树者。就笔者在巴黎旅居的最近十余年来看，亚美尼亚人在法国没有特别负面的新闻，在法国的口碑总体不错。加之在法的亚美尼亚人常以“受迫害者”身份示人，因而在特别反对种族不平等与迫害、极度同情和支持种族迫害的受害者的法国社会，亚美尼亚人获得了法国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同情。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法国能在几千里之外的亚美尼亚，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了。而作为“明斯克小组”的联合主席国——1992年在俄罗斯倡议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的前身）成立了由12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俄美法三国为该小组联合主席国，法国在法理上干预纳卡事务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前段时间看着纳卡地区的人生活在炮火之中，我就在思考他们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和平之路（而非只是短暂的停火）。笔者曾在非洲中部和西部工作过几年，也常去曾经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导致百万人死亡、而后奇迹般地实现了种族和解的卢旺达。作为一名“老非洲”的我，自然就想到“卢旺达的民族和解之道能否对纳卡地区有启示”这个选题了。
二、都是殖民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后遗症
要从历史上讲，中非地区的卢旺达和中亚地区的纳卡曾经有过和现在存有的族群矛盾，其实都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留下的恶果。卢旺达曾经是德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欧洲殖民者为了巩固自身在殖民地的统治，常用的手法便是挑起殖民地本地人的矛盾和内讧，便于自己从中渔利和掌控。
其实，卢旺达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族群划分。有些部落之间确实存有一定的外貌体征和特性的差异，但基本能够相安和好。后来殖民者来了之后，刻意将卢旺达内部划分为两部分：把个子高且拥有十头牛以上者划归为图西族，而将个子矮且拥有少于十头牛者划归为胡图族。在划分之后，图西族与胡图族的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14%和85%。
就笔者在非洲工作和无数次到卢旺达差旅的感受，图西族和胡图族有一小部分确实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但很多要不说还真认不出来。在比利时统治时期，比利时人故意偏袒图西族并让后者打压胡图族。因此，原本是一个国家的两个族群的心中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而这一点在纳卡地区也表现颇为明显。外高加索地区具有天然的山地屏障，其军事战略意义可想而知。纳卡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是东西交通走廊上的重要通道；又处于黑海和里海之间，更是南北走廊上的关键隘口。因而，纳卡地区历来是周边大国的兵家必争之地。纳卡地区在苏联人来之前就已经历过多个大国的统治。从18世纪开始，沙俄为寻找出海口，就曾在纳卡地区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到了前苏联时代，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23 年 ，苏联高加索局把纳卡划归阿塞拜疆，形成亚美尼亚人聚居在阿境内的局面。亚美尼亚也将纳卡地区视为自己在阿境内的一块“飞地”，一直要求将其并入亚美尼亚。苏联解体后，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举行公投，宣布脱离阿塞拜疆，成立了纳卡共和国。这导致阿亚两国间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造成百万阿塞拜疆人的流离失所。
前苏联不但在族群和疆土的划分上采取不一致的办法，而且故意在已经由多数是阿塞拜疆人定居的土地上大批移民来亚美尼亚人。这就愈加导致亚人和阿人之间的矛盾深化。
因此，无论是中非的卢旺达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殖民主义，还是中亚的纳卡地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沙文主义，都给当地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和族群仇恨。而殖民主义者和大国沙文主义者在这两个地方故意的“埋仇”，无论在昨天的卢旺达还是在今天的纳卡，都成了过去曾经和现在随时引爆的一颗颗“定时炸弹”。
三、卢旺达的种族“和解之道”
尽管最近二十多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定居，但作为一名“老非洲”的我，对我曾经“战斗”过的中西非地区，尤其是卢旺达这个“千丘之国”却情有独钟。经历了非洲的瘟疫、战争和骚乱，又见证了非洲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混乱走向发展、进而一跃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陆，我也算得上是非洲这几十年变迁的“见证人”了。
笔者大学毕业后即入职一个央企，被派往非洲的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我常驻的布卡武市是扎伊尔南基伍省的省府，与卢旺达的夕阳菇菇市仅一桥之隔。至于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通常一两周也要去出差一趟。
次年即1990年10月，侨居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成卢旺达爱国阵线，与胡图族政府军爆发内战；直到1994年4月，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坐的飞机被击落，引发胡图族对图西族的血腥报复。由英国、南非、加拿大和美国四国于2004年共同拍摄的片子《卢旺达饭店》，反映的正是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那场种族大屠杀，死亡人数超过百万。
在内战初期笔者仍坚守在离卢旺达边境不远的路桥工程施工地点，因而目睹了内战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灾难。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一直认为如此大的民族仇恨着实难以消除。然而后来卢旺达人却做到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卢旺达是如何实现民族和解的。
在大屠杀之后二十多年里，卢旺达政府竭力推进民族和解之策。笔者将其加以总结归纳如下。其一，是推举一个相对温和、两个民族都能接受的领导人。其二，是把罪大恶极的大屠杀组织者和策划者陆续推上审判台。2015年一名元凶在刚果（金）的北基伍省被抓获，另一名在逃亡了25年后的组织者，去年也在法国终于被捕。其三，在法律上，卢旺达政府把反对部落主义、分裂主义写入宪法。
其四，卢旺达还启用传统的“加查查法庭”，把施暴者和受害者召集在一起，让罪犯忏悔，鼓励受害者宽恕。2002年至2012年期间，1.2万个加查查法庭共审理了近200万起案件。其五，取消民族的划分，即在居民身份登记中取消“民族”这一选项。如此这般，卢旺达人自我介绍时不再提及自己所属的是胡图族还是图西族，只说是“卢旺达人”即可。其六，实行多党制，目前重新登记获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党共有11个。
通过这些措施，卢旺达人在付出了巨大的血的历史教训后，学会了宽恕和团结，克服了长期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最终走出了大屠杀的阴影。
四、纳卡离卢旺达究竟有多远
那么，中非卢旺达的民族和解之道究竟能否对中亚纳卡地区有启示呢？纳卡离卢旺达究竟有多远？我们细细比较一下。其一，能否象卢旺达一样，纳卡地区也推举出一个相对温和、两个民族都能接受的领导人？由于纳卡地区的复杂性在于种族与疆土双重矛盾的叠加，所以在这一点上纳卡地区问题要比卢旺达问题复杂许多，毕竟卢旺达的种族冲突并不涉及到冲突地区的疆土归属问题。
其二，能否象卢旺达一样，纳卡地区也把罪大恶极的、大屠杀和多次冲突的组织者和策划者陆续推上审判台？这个在现阶段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大家知道纳卡地区表面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领土和族群冲突，实质上依靠的是土耳其和俄罗斯乃至以色列、伊朗、法国、美国等国明里暗里的支持。有的国家站队单边，有的国家则站队两边。
其它的军事冲突先按下不表，仅就一战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致使150万亚美尼亚人惨遭杀害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而言，尽管现在的土耳其不是当年的直接施暴者，但包括笔者的亚美尼亚裔友人们在内的亚美尼亚人坚持认为，如今的土耳其就是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继承者。而现在的土耳其政府多次直言不为当年的大屠杀道歉。2015年欧盟设立“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日”，更是激怒了土耳其政府。所以，这第二条显然难以学习卢旺达。
其三，能否象卢旺达一样，在法律上，纳卡地区也把反对部落主义、分裂主义写入宪法？这一条，无疑需要在纳卡地区最终确定了疆土归属问题之后才能考虑。至于其四，能否象卢旺达一样，纳卡地区也启用传统的“加查查法庭”，也没有可行性，因为和非洲的某些国家不同的是，纳卡地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此类法庭。
其五，能否象卢旺达一样，纳卡地区也取消民族的划分？这一条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却需要不仅仅在纳卡地区，而要在一个更大的疆域范围之内，例如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同时实施这一条。而要做到这一点却是难上加难。和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是，卢旺达确实主要是由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周边的国家例如环“大湖”地区的几个国家，有的以胡图族主导，有的以图西族主导，但都没有一个国家直接以“胡图”和“图西”来命名国家的。至于其六的实行多党制，那更是需要在纳卡地区的疆土归属得以解决、族群和解实现了之后，才能进一步考虑如何构建这个地区的政治版图。
综上所述，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经历了百万人大屠杀之后成功实现民族和解的案例，总体而言在现阶段，尚难以对经历了百余万人大屠杀和无数次军事冲突的位于亚洲中部的纳卡地区有较为显著的借鉴意义。当然，卢旺达的某些成功之策还是能为纳卡未来的民族和解提供一定的启示。
其实，欧洲国家殖民了非洲大陆那么多年，最终并没有给非洲带来发展和增长。非洲国家后来的贫穷、战争和种族屠杀，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欧洲殖民者留下来的后遗症。笔者认为，纳卡地区最终能否实现民族和解和地区和平，尽管有幕后的土耳其、俄罗斯、伊朗、法国和美国等国的操纵和左右，但关键还在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国家及其族群自身，看他们最终是否有足够宽大的胸怀相互宽容。
坦诚地讲，当年我一直不相信深受欧洲原殖民宗主国和周边国家操纵和左右那么多年的卢旺达，有一天会选择忏悔和宽恕；并且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就将这个非洲的“千丘之国”建设得如此之好。藉此，笔者在此坚信仍时有冲突的纳卡地区，最终也将会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和地区和平。
郑东超博士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大国对纳卡冲突的关注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因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下称纳卡）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冲突引起了众多利益攸关者及大国的关注。使双边冲突增添了多边博弈色彩。纳卡地区的阿亚军事冲突在今年7月已见端倪。9月27日冲突烈度升级，双方都使用重型武器攻击对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此次冲突根源与以往阿亚两国冲突并无二致，仍是争夺纳卡地区归属权，是苏联时期以来纳卡冲突的延续。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是典型的地寡人少的小国，但两国冲突备受世界关注，世界一些大国和阿亚周边邻国以不同方式介入，希望在冲突中实现各自利益目标。
从世界大国层面看，俄罗斯是重要利益攸关方，亦是左右阿亚军事冲突方向的主要第三方。从历史看，阿亚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是苏联主要继承国，至今对苏联加盟共和国保持着强大影响力。从地缘看，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的周边地区和传统势力范围，其和平稳定对维护俄周边地区和前苏地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且阿亚两国与俄都保持了现实的紧密关系。俄罗斯表面上对纳卡冲突保持了中立立场，因为过度“拉偏架”不仅不利于局势降温，更可能为域外势力扩大在高加索地区影响力“钻空子”。
俄罗斯主要以斡旋方式介入纳卡冲突，其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本国对阿亚两国的传统影响力，以协调者角色直接做两国工作，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失控。二是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渠道，以与美法三大共同主席国分别以总统和外长名义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在纳卡地区出现的暴力升级，呼吁冲突各方尽快停火并恢复谈判。
在此次纳卡冲突中美国略显低调，存在感不强。虽然美国对高加索地区有觊觎之心，但目前看该地区难以成为美战略“棋子”，一方面是因为美特朗普政府正遭受新冠疫情和选情双重压力，无暇外顾。另一方面高加索地区是俄传统影响力辐射范围，美虽希望在该地区有所作为，增强存在，但一时难以撼动俄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但美亦未完全沉默缺声，特朗普表示对地区冲突“严重关切”。美还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身份与俄法发表了联合声明。总体看，美在协调纳卡冲突中处于相对边缘地位，话语权有限。欧洲国家中，欧盟仅发表了象征性立场，未有实质干预行动。
周边邻国中土耳其最为活跃，立场鲜明，介入较深。土将阿塞拜疆视为宗教、种族同根同源的“近亲”，视亚美尼亚为世仇，“亚美尼亚大屠杀”至今仍是土亚外交实现正常化难以逾越的障碍。鉴此，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一边倒向阿塞拜疆，主张将纳卡地区归入阿塞拜疆，予以阿塞拜疆实质支持。据亚美尼亚方面披露，土耳其已派遣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参与纳卡冲突，但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对此矢口否认。
从对纳卡冲突的立场看，土俄在高加索地区呈现地缘竞争态势，这将成为土俄关系的减分项。纳卡地区归属争议作为高加索地区的老难题，其不时发作也为美国介入高加索地区留了“一道门”，给俄罗斯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增加了隐患。
在俄罗斯有效斡旋下，10月10日俄阿亚三国外长发表声明，达成停火协议。纳卡冲突将暂时告段落，相关国家将逐渐转回谈判桌。但下阶段谈判结果难言乐观，在攸关核心利益问题上阿亚都不会轻言让步。此次冲突料难以突破以往军事冲突-调停-谈判-无果而终的循环。尽管俄罗斯在调解冲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在彻底解决纳卡地区归属问题上亦力不从心。土耳其作为纳卡冲突的“新玩家”，其介入会造成一定军事影响，但不会推动纳卡问题根本解决。纳卡归属争议将持续存在，高加索“火药桶”的引信一时难以拔除。
郎加泽仁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欧洲智库眼中的美国大选
欧洲智库专家认为，此次美国选举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记忆中，美国人从来没有面对过两种完全相反的愿景选择，即美国的自我感知与美国的世界地位，两种完全相反的愿景。此次选举不仅关乎何为美国，亦关乎何为欧洲。从欧洲智库分析来看，欧洲最关心的是美国大选对跨大西洋关系走势、欧洲防务建设、欧洲外围地区问题、以及对欧洲未来的影响。
近年来，跨大西洋关系在发生变化，而下月的美国大选更是增加了双边关系走势的不确定性。这是欧洲关注美国大选的重点之一，但是欧盟成员国在跨大西洋关系上存在分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专家贾娜·普格里林认为，无论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有种结局在所难免，即联合欧洲众国抗衡美国几乎不可能。德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跨大西洋联盟构成威胁，法国外交官甚至用跨大西洋联盟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铁钉来描述特朗普。相反，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专家却说，特朗普上任以来，这些国家感觉到更安全，并认可美国对北约东翼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保障。过去四年中，这两种观点一直并存。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来，跨大西洋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德国智库知识与政治基金会专家沃尔克·珀特斯表示，即使拜登胜选，他也将不能把历史之轮带回到奥巴马时代。
如果跨大西洋关系发生变化，欧洲将面临防务困境。虽然多数柏林外交问题策士希望，拜登执政下的白宫重视跨大西洋联盟，认可北约作为联盟共同安全支柱的重要性。然而，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评论员普格里林指出，事实上，欧洲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提高欧洲自己的防务能力。如果拜登赢得大选，其政府将会转移负担，而不是分担负担。拜登政府的很多重要职务将由老熟人担任，他们在奥巴马时期已与柏林伙伴密切合作。然而，普格里林指出，德国人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因为拜登政府将会要求其欧洲盟友提供更大、更多实质性的贡献，且这种要求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与此同时，欧洲在如何建设其防务能力的问题上存在分析，以及欧洲如何定位其防务角色等问题。这些是欧洲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也是困扰欧洲的问题。正如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戴维·奥沙利文指出，作为美国的朋友和盟国，欧洲必须要认识到自己该发挥的作用，但是也要认识到：也只有与美国合作，才能实现欧洲自主的目标。
欧洲正在思考如何应对美国缺位下的欧洲外围地区问题。美国将重返亚洲，没有太多时间顾及欧洲周边地区问题，包括乌克兰、西巴尔干地区、中东、北非等地区问题，因此欧洲需要独立应对。即使拜登胜选，其政府将面临许多国内政治挑战和社会问题（包括新冠危机及其经济后果、社会紧张局势等），这会导致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欧洲问题。对拜登而言，其外交政策始于国内。美国将不会实现地区稳定，欧洲需要寻求自己的解决办法。正如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专家普格里林所说，美国人不需要依赖美国进行繁重工作的盟友。
美国大选与欧洲未来密切相关。如果特朗普胜选，欧洲将会面临内部分裂。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专家伊凡·克劳斯提夫认为，蓬佩奥的东欧之行似乎要表示，特朗普政府有意要重振哈布斯堡帝国，以期控制德国并把俄罗斯推出欧洲版图。特朗普认为，中东欧国家是美国天然的盟友，维也纳理应替代柏林成为中欧政治之都，而奥地利又是对美友好的前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如果特朗普得以连任，那么其政府很有可能坚持‘哈布斯堡战略’，而欧洲内部也会对安全等问题产生异见。如果拜登胜选，欧洲抱有希望恢复欧美关系，甚至相信拜登政府带来一些变革之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访谈嘉宾夏皮罗表示，如果拜登胜选，那么在乌克兰和西巴尔干问题上会出现大的变化，欧洲也会松一口气。但是，期望不宜过高。然而，无论谁胜谁输，专家认为欧洲需要觉醒与反思。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理事会主席奥沙利文指出，美国大选是一场严峻的选择，影响广泛，这迫使欧洲对自己进行一些反思。原因包括欧洲对美国能力的信任度降低，民众不看好美国，特朗普不能成为欧洲可靠的盟友等。另外，如果特朗普不愿和平交接权利，美国可能面临宪政危机。特朗普与拜登在很多方面都不同，这对民国选民而言造成一定的困难，而且两极分化下的选举可能导致美国的宪政危机。
整体而言，特朗普与拜登之争是一场迫使欧洲自我反思的美国选举。若要想更好地应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或者为与拜登政府建立有效结盟奠定道路，那么欧洲国家就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欧洲智库报告没有预测特朗普与拜登谁会胜选，而是将重点放在分析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对跨大西洋联盟与欧洲未来的影响，以及欧洲该如何应对。
张君荣（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在读博士生）：
希土争议考验欧洲安全机制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领土矛盾由来已久，双方在东地中海地区存在主权争议。近年来，随着该海域探测出石油能源，领土和主权争议扩大能源利益的博弈。2019年1月，塞浦路斯、埃及、希腊、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和巴勒斯坦消防“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发起设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将土耳其排除在外。2019年11月，作为回应，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地中海“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宣称其在地中海东部的专属经济区。不过，2020年1月，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拒绝承认这份备忘录。2020年初，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土耳其与希腊在相关地区领海和领空形成多次对峙甚至兵戈相见的局面，久拖不决，再次引发地区冲突热点。
北约协调成果流产
目前，相关局势不仅涉及国际各方，也在土耳其和希腊国内点燃民众舆论，使局面更加难以收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底到访希腊，试图调解希土冲突，不仅引发希腊民众抗疫，还被土耳其指责为其对希腊有所偏袒。此外，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也远程喊话，希望相关方建立去一个军事层面的消除冲突机制。在远程喊话未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斯图尔滕伯格又于10月5-6日，先后到访土耳其与希腊协调地区形势，并宣布成功建立军事消除冲突机制，具体方式是在土耳其和希腊双方建立一条安全热线，表示双方已恢复外交谈判。斯图尔滕伯格强调北约发挥了协调平台的作用，评价此次协调成果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为外交努力开拓了空间”，未来双方将通过纯粹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这有利于降低该区域的事故与意外风险，体现了联盟团结与国际法精神。
这一成果得到了欧盟层面的欢迎。此前，德国外长曾分别到访希腊和土耳其斡旋，但收效甚微。在北约秘书长宣称斡旋成功仅仅一周后，土耳其国家通讯社报道称，由北约发起的谈判因技术原因被推迟。10月11日，土耳其海军方面表示，一艘勘探船未来10天将在东地中海作业。次日，希腊外交部谴责土方举动“直接威胁地区和平”。随后，土耳其排除“奥鲁奇·雷伊斯”号钻探船前往地中海争议海域进行资源勘探，并宣称主要是进行检修、补给，勘探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22日。由此，北约这一轮协调成果几乎失效。
欧洲安全机制缺位因素
可以看出，在此次希土冲突的胶着过程中，来自欧盟层面的实质性协调机制是缺位的。
除了德国外长的斡旋，在10月初举办的欧盟布鲁塞尔峰会上，欧盟领导人表示，如果土耳其继续在东地中海争议区域（disputed areas of the Mediterranean）进行油气勘探，将会对其实行“制裁”（impose sanctions）和“惩罚”（punish Turkey）。然而，当作为直接相关方的塞浦路斯明确提出，将对土耳其采取和针对白俄罗斯一样的制裁措施时，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却当即驳回了这个强硬立场。德国的理由是担心一旦欧盟出面制裁土耳其，会导致本就紧张的地区形势更加恶化。虽然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保持最大程度的理智并采取谨慎外交不无道理；但是，这一立场也显示出，欧盟在面临家门口事关切身利益的多方冲突时，缺乏成熟的应对经验和快速有效的反应能力。
欧洲能源对外依赖非常脆弱。近两年，由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重重阻碍。随着美国页岩气的大规模发现和技术突破，美国由油气能源进口国摇身变为出口国。装载着美国页岩气的出口船只穿过大西洋直抵欧洲，直接改变了欧洲的能源市场格局。然而，出于俄欧能源依赖高度不对称，以及欧洲对能源价格、能源进口来源多样性、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考虑，欧洲国家无法直接切断对俄罗斯油气能源的依赖。因而，美国充分利用制度和国际法等手段，通过拉拢东欧国家，在欧洲内部制造分裂，阻碍“北溪2号”建设。
相比“北溪2号”项目，东地中海问题更加复杂。一方面，其事关欧洲自身能源结构变化，而欧盟态度迟疑和协调机制缺位彰显出其安全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欧盟立场事关自身利益，欧盟直接与土耳其对峙确实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将直接导致冲突对峙方力量失衡，更容易激化冲突，本就严峻的事态也将进一步恶化。
此外，围绕东地中海问题，欧盟虽然具有充分的协调动机，但是尚缺乏成熟的协调机制。近年来，随着“美国优先”战略的推出，欧盟在本土和边界相关问题的应对上十分被动。正如在伊核问题中，美国因素所占权重最大，其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多边协调的成败。此次在东地中海问题上，直接相关方不仅包括同为北约成员的希腊和土耳其，还涉及同为欧盟成员国的希腊和塞浦路斯。因而，未来，东地中海区域冲突的有效协调，恐怕将离不开北约和欧盟，以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
未来发展：欧洲安全形势严峻
种种迹象显示，如果久拖不决，未来欧洲安全形势将更加严峻。特别是在欧洲新冠疫情形势再次恶化的情况下，危机重重的欧洲本就应对乏力，包括东地中海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或将打破欧亚边界既有的多个层面的平衡：不仅能源平衡被打破，安全局势也将面临失衡。
此外，在国际政治中，利益的协调只是表象，权力的平衡才是根本。因而，在能源与安全利益之外，更重要的底层逻辑恐怕是大国权力的竞争。这也预示着，未来，该地区的权力格局或走向新的均衡状态。
根据古典现实主义的观点，国际舞台上的权力逻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维持权力，二是增大权力，三是显示权力。目前，各方剑出鞘已是不争的事实。考虑到近期土耳其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问题上的相关立场，以及引发的其与西方的紧张态势，地区权力竞争本质就更加清晰可见。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或将减少北约在土耳其驻军，增加在希腊驻军，更是一个信号，预示着该地区实力格局的某种新的动向。然而相关方显示权力、确立威望可能也只是最低目标。至于权力的天平最终将导向何方，并达成何种新的平衡，还取决于地区环境和各方态度与行为的微妙变化。对于各方而言，控制冲突升级，回到外交谈判桌上是最明智的选择。正如摩根索早在1948年所警示的话，决策者千万不要将自己置于一种“后退会失面子、前进会冒严重风险的窘境”。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10月16日希腊新冠病例创下自2月底以来的单日新增纪录。北部地区科扎尼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标记为新冠疫情“红色”危险级别的地区，并被即时实施封锁措施。对于成为首个被采取封锁措施的区域，科扎尼副市长吉利亚吉迪斯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导致科扎尼被实施封锁措施的因素很多，如天气转冷、市民防疫松懈等。几天前，科扎尼市政府因当地确诊病例激增而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商讨对策，封锁措施的实行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吉利亚吉迪斯呼吁市民共同合作，遵守各项防疫规定，以使科扎尼在14天后顺利解封。同时，他还称若无有效的措施支持当地经济，科扎尼市将进入最糟糕的时期。
另外，数据显示，近两周以来，塞萨洛尼基、弗西奥蒂达、佩拉、卡斯托里亚等地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极快，已引起希腊公民保护部和卫生部专家委员会的注意。有消息指出，如果疫情持续发展，这些地区可能会实施和科扎尼地区相同的封锁措施。
爱沙尼亚
从10月19日开始，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抵达爱沙尼亚的旅客在过去48小时内核酸检测呈阴性的不需要进行隔离。爱沙尼亚社会事务部长塔内尔·基伊克（Tanel Kiik）补充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应在本周做出一项决定，将爱沙尼亚置于其绿色区域，这将确保下周波罗的海三国之间的相对自由流动。目前在爱沙尼亚，感染的趋势已经稳定，现在呈小幅下降，疫情在爱沙尼亚已得到明显控制。
立陶宛
虽然立陶宛疫情有所抬头，但国内仍在周日进行议会选举投票，在投票活动中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以避免疫情的扩散。所有选民都必须戴口罩，其中大多数人用自己的钢笔填写选票。组织者对选民的流动进行监管，要求排队中人与人保持安全距离，因此今年选举投票排队时间较长。选民将从一扇门进入投票站，从另一扇门离开，以减少接触的风险。选举委员会成员则佩戴口罩和手套，每小时都会进行消毒，并对投票场所通风。同时，组织者为没有口罩的选民提供一次性口罩。
保加利亚
近期表示，政府将拨款500万列弗用于购买瑞德西韦。
10月15日，鲍里索夫总理宣布，已委派保能源专家致函欧委会，列举关闭热电厂对保带来的所有挑战。总理称，已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会谈，并讨论了在经济活动中降低煤炭使用率等问题。总理表示保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正在与欧洲委员会积极合作，为以煤炭供能为主的中东欧国家寻求解决方案。在保加利亚，超过60%的能源来自煤炭。如仅靠保单方面努力，至2030年，保碳排量最多只能减少40％。总理希望未来就热电厂问题进行对话协商。
斯洛伐克
18日援引斯洛伐克共和国通讯社（TASR）消息报道，斯洛伐克总理伊戈尔·马托维奇周六称，计划对国内10岁及以上的人进行全面新冠检测。
斯洛伐克近来疫情出现反弹迹象，马托维奇认为，大规模检测是控制疫情的唯一方法。马托维奇在面向全国的电视讲话中承诺，若大规模检测未进行，他将递交辞呈。
“恐怕目前的保护措施已经失去了作用，”马托维奇说，“无论如何，这种大规模检测不会有什么坏处，它只会帮助我们。”
据TASR报道，马托维奇说，对540万人口的“检测将是免费的”，预计将从10月底开始，为期两个周末。TASR称，目前尚不清楚检测是否为强制性。
捷克
当地时间10月18日，据捷克通讯社援引捷农业部发言人沃伊捷赫·比利（Vojtěch Bíl）消息报道，农业部长米罗斯拉夫·托曼（Miroslav Toman）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据报道，托曼是捷克首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内阁部长。此前曾有多位内阁官员因与确诊感染者有过接触而被隔离，但均未确诊，其中包括外交部长佩特日切克（Tomá Petíek）、副总理兼工贸部长和交通部长哈弗里切克（Karel Havlíek）以及时任卫生部长沃伊捷赫（Adam Vojtěch）等。
由于总统泽曼曾于10月14日在布拉格拉尼庄园会见了托曼，因此总统的健康状况也引起了高度关注。据总统发言人奥夫恰切克（Jií Ováek）称，会面双方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因此总统并没有感染的风险。
匈牙利
匈牙利财政部长近日表示，如果全球不能及时研制出疫苗，那么在匈牙利经济大幅度下跌之后，“停滞不前”就是最好的前景了。在出现第二波疫情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具备维持国家经济运转的能力。因此政府相应提出了新的经济保护措施。一方面，在部分行业中，例如旅游业和建筑业，要激发更多需求。对此，政府准备实行临时性减税措施并延长还贷期限。另一方面，政府将利用欧盟的资金，支持那些原计划由本国财政预算负担的工程（如筑路、翻新医院等）。关于匈牙利明年的经济走向，政府设想了三种可能：如果疫苗在2021年第二季度研发成功，匈牙利的经济可能会增长4%至5%。这是一个乐观的脚本。如果疫苗到明年年中没有被研发出来，那么匈牙利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水平刚刚超过0%的情况。第三个设想是，疫苗会被及时研发出来，但因为摆脱病毒的过程旷日持久，匈牙利经济仅能增长3%至4%。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近日，博世在索非亚建立的工程中心（成立于2019年初）介绍，该中心的保加利亚科研团队创造了汽车工业领域的先进技术；其宗旨是成为“汽车制造商软件方案的全球中心”。这些科技包括电动汽车、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博世工程中心与包括新兴的中国汽车公司在内的所有主流汽车制造商合作。目前该中心已有300名员工，并计划扩大团队。目前中心正在研究的一个项目是开发能够监测司机和乘客的系统，以便实现安全警示及自动停车功能。该系统还有其他功能，如使汽车成为人们的第二个家或者办公室，在车上通过Skype等软件与外界进行视频交流。
罗马尼亚
根据罗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1-8月，罗工业产值同比下降13.7%，其中制造业下降15.2%，采掘业下降10.9%，能源生产和供应行业下降5.7%。8月，罗工业产值同比下降4.3%，经季节和工作日因素调整后环比增长3.9%。罗财长表示，当前所有迹象都表明，在二季度末和四季度初，工业产值出现了两年来的首次正增长，这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尤为重要。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刘作奎、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