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张海燕博士（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捷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中欧地理标志双边保护协定》视角下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

2020年9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正式签署，标志着中国与欧盟在知识产权合作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新突破，也将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进程。

早在2007年中国与欧盟就启动了“10+1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试点工作，双方各自确认10种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互认保护。2011年3月“中欧地理标志保护论坛”在杭州举行，试点的“10+10”地理标志产品名单对外公布。同时，中欧双方正式启动“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工作及《协定》谈判。《协定》是中国与欧盟之间第一个关于地理标志保护的协议，经过8年22轮谈判，于2019年底结束谈判，2020年9月正式签署。《协定》包括14项条款和7个附录，阐述了中欧双方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则，并列明中欧双方地理标志互认清单，首批清单包括中欧双方各100种地理标志产品，第二批清单双方各提出175种商品。首批互认清单产品自《协定》生效之日起开始保护，第二批互认清单产品将于4年内完成保护程序。

地理标志是表明产品产地来源的重要标志，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确认的知识产权的类型之一。目前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国际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制止商品产地虚假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1891）、《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1958）、《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1994年）等。双边协定也是地理标志产品海外保护的重要模式。因此，《协定》的签署无疑将促进中欧双方列入保护清单的产品开拓对方市场。

对比中欧首批各自100种互认商品清单，中方产品覆盖31类产品，茶叶、水果、蘑菇是主要商品品类，分别有28种、14种和8种产品列入清单。欧盟首批100种商品清单共覆盖11类产品，涉及22个欧洲国家，其中涉及中东欧地区8个国家的14种产品（如下图1）。欧盟首批互认保护产品品类更集中，仅酒类和奶酪产品就多达86种，其中54款葡萄酒、15款烈酒、3款啤酒和14款奶酪产品上榜。欧盟清单的100种商品中，仅丹麦（奶酪）、奥地利（南瓜籽油）2个国家的入选产品不包括酒类产品外，其他上榜的20个国家的推荐产品中均含酒类商品。涉及的8个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上榜产品均含酒类产品，且所有上榜产品中仅捷克的啤酒花、希腊的奶酪、黑橄榄等4款产品为非酒类产品。中东欧国家入选地理标志清单的产品品类密集度如此之高，其暴露的现实困境及可能形成的发展障碍都值得关注。   

表1    列入首批中欧互认清单的中东欧国家产品情况

我们以葡萄酒为例，探讨扩大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葡萄酒产品贸易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中东欧国家自身存在产品高同质，市场低辨识的问题，使得其产品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市场优势。欧洲是葡萄酒的起源地，是世界领先的葡萄酒产区，欧洲联盟拥有全世界45%的葡萄酒产区。2014-2018年间，欧盟年均贡献葡萄酒产量167亿升，占全球葡萄酒产能的65%，欧盟每年还贡献全球葡萄酒消费量的60％，出口额的70％，是不折不扣的葡萄酒生产、消费、出口大区。因此，欧洲拥有了大量优质的葡萄酒品种及酿造商，也是世界上葡萄酒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相比西欧主要发达国家的葡萄酒产业，中东欧国家在中国市场上是不具优势的“后来者”，主要体现在：

1.中东欧国家葡萄酒产能小，产业竞争优势不强。以2019年为例，欧盟葡萄酒产值为226亿欧元，法国和意大利是其中的佼佼者，年产量分别是达到106.5亿欧元和74.3亿欧元，在欧盟葡萄酒年产值中的占比为47.1%和32.9%，而中东欧主要国家的葡萄酒产值之和仅为8.1亿欧元，占欧盟总产值的3.6%。而且，中东欧国家的葡萄酒产品并不仅是产量少，其产品品质与西欧国家比也并无优势。欧盟为保护葡萄酒酿造技术与产品品质，在葡萄酒产品中推行“原产地名称保护”（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PDO)注册制度。根据欧盟统计数据，目前注册PDO的葡萄酒产品为1612项，其中意大利拥有PDO葡萄酒产品最多，为525种；法国紧随其后，拥有435种PDO葡萄酒产品。而拥有“原产地名称保护”葡萄酒产品的中东欧国家有8个，合计仅拥有346种PDO葡萄酒产品。

2.中东欧国家葡萄酒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较晚，市场认可度远低于法、意等发达国家。中国是欧盟主要的葡萄酒出口国，2018年中国自欧盟进口葡萄酒2.69亿升，是欧盟葡萄酒出口的第二大市场。然而，巨大的市场必定带来激烈的竞争。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均在中国市场积极推广本土产品。法国是第一个进入中国葡萄酒市场的欧洲国家，经过多年培育，已积累了一定的市场认可，拥有了“高品质红酒”的市场形象。相比之下，中东欧国家的葡萄酒进入中国时间短，且叠加了多国同频推进效应，使得中国消费者突然面对来自多个不熟悉国家的众多类似葡萄酒产品，消费者无从选择，缺乏品鉴能力。因此，当中东欧国家将葡萄酒产品作为其向中国市场推荐的主要消费品时，或许未曾系统评估过中国市场的竞争程度。欧盟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东欧国家仅向中国出口的葡萄酒301万升。而我国海关统计的2019年与我国有葡萄酒进口贸易的中东欧国家有14个，向中国出口葡萄酒448万升。作为产业并不具优势的“后来者”，中东欧葡萄酒要在中国市场赢得青睐，还需要中国与中东欧双方的产销伙伴通力合作方能实现。

3.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葡萄酒贸易合作还存在明显产业链主体缺失。葡萄酒贸易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消费品贸易的典型代表，其贸易合作发展路径可供牛奶、水果等中东欧主要农副产品贸易参考，因此，值得沿贸易链、产业链进行分析。一方面，中国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消费者对优质农副产品具有现实的需求，因此，市场吸引力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有开拓中国市场，扩大贸易规模，缩减贸易逆差的诉求，葡萄酒是其认为可供出口的优势产品，因此，中东欧国家有增强出口的主观动力。既然客观市场与主观动力同时存在，那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双方葡萄酒贸易规模的扩大呢？有以下几方面因素值得关注：（1）中东欧无论国家政府，还是具体酿造商，虽然有开拓中国市场的主观动力，但并无占据中国市场的长期规划与切实举措，即“有意愿少决心”；（2）在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背景下，各级各类展会为中东欧葡萄酒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展会无法独立承载开拓中国市场的使命，仅有展会上的展示，缺乏展会前后的配套推广，更谈不上讲好品牌的故事，即“有展示少培育”；（3）活跃的贸易商推动了中国与中东欧葡萄酒交易，但凭一己之力无法帮助中东欧葡萄酒实现“市场的考验”，客户对于产品的忠诚度不高，即“有交易少认同”。要切实增强中东欧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场认同，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要双方努力，中国市场不是馅饼，需要产品依靠自身的竞争优势去争取，坐享其成等不来意想的收益。因此，中东欧国家贸易主体对于开发中国市场要做好规划，要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做好先培育后收获的准备。二是要系统引进，进入中国市场的不仅仅是葡萄酒制品而己，而是要向消费者一并介绍产品附带的悠久酿造历史、传统技术、优良品质及品牌故事。确立差异性策略，增强中东欧各国葡萄酒的辨识度与独特性，利用产品附带的无形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三是要丰富主体，要集聚优秀的品牌培育商、渠道建设商，只有他们与贸易商、物流商、生产商共同努力，才能下好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葡萄酒贸易这盘棋。因此，可进一步加强贸易对接的精准性，增强中东欧国家的生产商、批发商、贸易商与国内的渠道商之间的交流，做好葡萄酒从工厂到餐桌的“最后一公里”建设。

陈思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波兰启动“援助老人”计划

9月启，欧洲各国疫情开始出现反弹迹象，波兰也未能幸免,单日新增病例超越3月份峰值。10月24日，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确认感染新冠肺炎，同日，波兰全境进入红色区域限制。10月25日单日新增11742例，截至当天，总确诊病例达到253688例，死亡4438例。70岁以上老年人是感染和死亡的重灾区，在疫情快速反弹的背景下，10月23日，波兰宣布启动“援助老年人军团”（Solidarnościowy Korpus Wsparcia Seniorów）计划（简称“援助老人”计划，program “Wspieraj Seniora”），并公开招募志愿者。

该计划将由家庭和社会政策部协调进行，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对抗新冠疫情的各种帮助，并提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福利中心和志愿者的行动效率。在遇到困难时，老年人可以从志愿者、非政府组织、警卫、志愿消防队和国防军处获得必要的帮助。计划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建立专属热线。政府推出了一条专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设的特殊帮助热线，热线中心会将把寻求帮助的老人信息转发给其所在城市的社会福利中心。一旦老人行动受阻，志愿者将上门提供其所需的产品或药物；

（二）支持社区自治。该计划允许市政当局从国家预算中申请资金来组织和实施支持服务。这些资金可以用于：雇用新员工执行相关任务、发放任务津贴、向非政府组织提供调用服务、从私人组织购买服务；

（三）呼吁老人待在家中。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呼吁老年人，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待在家中，限制出行活动，并避免去到拥挤的地方。 只有在完成日常生活必须的活动、做礼拜或从事专业技术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离家；

（四）设置老年人专属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10:00至12:00，只有60岁以上的人可以进入商店、药店和邮局。在进入室内空间时，必须遮挡口鼻，在室外环境下，需与旁人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

根据官方说法，“援助老人”计划将有效解决限制老年人出行问题、确保老年人健康和安全。但该计划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官方未公布资金投入数量和预计支出，志愿者招募情况也暂未可知。如若按照官方设想，地方社会福利中心将需要大量志愿者为老人提供帮助，但在疫情不断反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招募到充足的人手也是个问号。不过政府已在各大官网上进行大力宣传，并将之作为疫情社会救助计划的重要一部分，最后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顾虹飞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后）：

浅谈波兰的司法改革

波兰政府一直在与欧盟委员会就所谓的“法治”问题进行争论。2017年底，欧盟委员会以波兰的司法改革“严重违反法治原则”为由，史无前例地建议欧盟理事会对波兰启动《里斯本条约》第七条。该条款属于“惩罚条款”，若相关审查最终通过，波兰将遭受暂停表决权等惩罚。波兰方面一度指责欧委会决定带有政治色彩且不合法。

尽管欧盟批评波兰进行的司法改革“有悖于欧洲价值观和标准”，并可能采取措施削减对波兰的资金援助，但波兰并没有停下司法改革的步伐。2018年7月，波兰议会批准生效一项新法律，将波兰最高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龄由70岁降到65岁。这意味着现有的73名法官中约四成需要退休。然而，包括波兰首席大法官格尔斯多夫（Malgorzata Gersdorf）在内的法官以“任期未到”为由拒绝退休。

2019年6月24日，欧盟法院就欧盟委员会诉波兰共和国案做出判决，宣告波兰的司法改革侵害司法独立，进而违反《欧盟条约》与《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欧盟委员会认为，此次改革涵盖了在该法施行前就已经在位的最高法院法官，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司法独立，尤其侵害了“法官不去职原则”（the irremovability of judge）。同时，法案将法官延任申请的准驳决定，交由总统裁量，同样侵害司法独立。

为此，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欧盟议会上为波兰的新法律辩护，他表示，波兰司法改革是为了解决司法机构的效率低下和打击腐败，“每个欧盟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传统塑造法律系统”。

但波兰媒体普遍认为，波兰最高法院征求欧盟最高法院的意见是其“最后一搏”，欧盟的指导意见很难对波兰政府造成影响。由于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波兰司法改革，欧盟在现有的框架体系和决策体系中很难对波兰进行实质性的惩罚。

从法案本身而言，此次司法改革降低最高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龄，并迫使部分现职法官退休，这些规定是否合乎法官不去职原则，因此就存有合理的关切。波兰方面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在于使退休年龄标准化，也就是，让最高法院法官跟其他劳动者一起适用65岁的退休年龄，并以促使最高法院成员年龄结构的均衡。

此外，欧盟法院认为，将本应到龄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是否延任的决定，交由总统裁量，会对司法机关抵御外部因素的能力，以及面对它面前的利益时的中立地位，产生一定的威胁。

欧盟旨在严格维护欧盟统一的价值体系，在成员国中树立价值标杆，避免欧盟的进一步土崩瓦解。不过，对成员国的惩罚和制裁也可能加速欧盟成员国离心的倾向，导致欧盟内部矛盾升级；但如果放任成员国自由发展其民主方式，那么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的民主差距，并不利于增加欧盟的凝聚力，反而会极大约束欧盟的执行力。波兰作为中东欧最大的国家，为避免波兰的司法改革被其他中东欧国家效仿，欧盟委员会对波兰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惩罚，也是为了警告一些挑战欧盟民主和法治价值的成员国。

汪圣钧（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欧盟在推动“有选择的互联互通”吗？

自从2018年欧盟发布以来，尽管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强调“这不是对另一个倡议的反应”，西方媒体仍紧抓其中的“欧洲道路”字眼而宣称欧洲开始“反制”与“替代”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五年前中国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相比，欧盟文本的确隐晦地挑起了“模式之争”，提出根植于欧洲一体化经验的互联互通“欧洲道路”。“欧洲道路”强调欧亚互联互通应是可持续的、全面的与基于国际规则的，而考虑到西方舆论界热议的“债务陷阱论”以及近期持续困扰中欧关系的“对等”问题，这一“欧亚联通战略”确实反映欧盟对中欧竞合关系的新认识。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欧洲获得将供应链问题安全化、中国对欧人文交流政治化的契机，同时其为西巴尔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替代性融资机制与施加政治约束。欧盟对华身份认知的四个维度，即合作伙伴、协商伙伴、经济竞争者和体系性对手，在互联互通事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互联互通既是一项关于政治协商、经济要素流动与人文交流的人类互动形态，也是一种偏好在开放与互动中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秩序形态。中欧关系中与互联互通相似的议题是“多边主义”，其都被欧盟视为其“基因”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行动中，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推动多边主义的重要行为体，但是欧盟一方面赞许中国就疫苗供给问题做出的承诺和参与欧盟提出的减债行动，另一方面则将中国斥责为“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其认为中国以自身利益选择是否借助多边平台解决问题。依据相似的逻辑，中国似乎也可以将其称为“有选择的互联互通”，因为欧盟在互联互通事务上也存在“投机”取向。首先，欧盟一方面批评中国市场开放程度有限，另一方面积极构筑投资审查体系，使得中国企业投资欧洲先进制造业面临更大的政治阻碍。其次，欧盟及其成员国普遍对于中国企业参与以5G网络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持模糊态度，通过行政手段隐形设限，阻挠中国企业获得5G建设订单，如法国对华为设备采取的许可证审批歧视态度。再次，疫情期间，欧盟及其成员国将中国在欧公民、媒体与外交机构的辩护性发声视为“虚假信息”，以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渲染“叙事之争”，已经破坏了以求同存异为核心理念的人文交流之本质。某种程度上，“欧亚联通战略”所谈及的交通、数字、人文等领域的互联互通不是促进以“求共识”为目的的互动进程，而是服从于其所提及的“欧洲道路”的推广。这意味着，欧洲选择对符合其规范诉求的行为体联通，而对其他行为体以威胁或中断“互联互通”来促使其接受包括实现市场的绝对对等开放、充分考虑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影响、尊重西巴尔干地区的欧洲化进程等现实诉求。

某种程度上，欧洲所寻求的“有选择的互联互通”反映了在区域范围内的互联互通事务上，中欧深化政策对接与消除误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首先，对于全球事务与秩序形态的观念要素都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同样被欧盟视为其基因组成的多边主义之所以为中国“选择性”地使用，部分原因在于多边主义框架下往往形成中小国群体的“多数暴政”，其以“多边”的形态掩盖了“双边”的实质，这对于解决以领土归属为代表的历史与政治问题而言，既不公正也无意义。欧盟凭借其超国家结构与主权国家成员并存的政治形态，往往在多边主义框架下获得不对称的结构优势，但这一结构也使得其在互联互通事务合作中面临以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内向型互联互通和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外向型互联互通之间的矛盾，因而不得不采取“有选择的互联互通”。

其次，中欧存在走向务实的互联互通的必要性。因疫情所爆发的“叙事之争”根植于中欧在价值观领域难以消除的差异性，但是在中美关系日趋偏向对抗一端的背景下，中欧观念分歧往往为利益之争提供弹药。美国大选邻近，欧洲依旧期待新任美国总统将采取积极态度推动针对中国的“跨大西洋合作”，而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与赫尔穆特·施米特联邦总力基金会10月6日发布的跨大西洋关系报告显示，一些持“大西洋主义”的学者认为未来的美欧可在推动“对等互利”、人权联合阵线、替代性基础设施融资方案、审查欧洲大学与智库涉华交往中采取合作态度。将自身所”臆想“出的人权问题同欧美企业在华投资相关联的苗头已经显现，多个互联互通领域间可能在各类以强化价值观分歧的叙事框架的推动下出现更大的危机。

再次，中欧依旧存在强化互联互通合作的可能性。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当前中欧在互联互通领域强化务实合作的重要抓手，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签署为契机，中欧相互释放了后疫情时代避免走向意识形态对抗的明确信息。欧洲对以“17+1合作”为代表的跨区域合作形态所持的疑虑在疫情期间出现了激化的趋势，这需要中国深入理解中东欧在欧盟内向型互联互通与外向型互联互通中所处的交汇点位置，聚焦并应对将“17+1合作”过渡政治化与安全化的不利叙事框架。

边敏嘉（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欧班列助力欧洲抗疫

自COVID-19大流行病爆发以来，疫情对中欧、中亚贸易以及中欧班列的影响逐步加剧。由于欧洲多国实施边境管控，对中欧班列在欧洲的正常运行带来重大影响。欧洲境内的跨境交通也受到严重干扰、在边境口岸长期堵车。

随着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中欧班列逐渐成为中国助力欧洲抗疫的新动脉。受疫情影响，国际空运、海运缩减，陆路口岸成为外贸的重要通道。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中欧班列已成为世界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疫情影响，欧洲国家的一些行业陷入停滞，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欧班列恢复常态化运营，既有利于为国际抗疫救援物资提供运输渠道，也有助于减少疫情对欧洲产业链供应链带来的冲击。

中欧班列自开通以来，其运距短、运量大、速度快、安全性高的特征得到欧洲各国的青睐，在此次疫情中也充分体现对世界的重要性。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利用中欧班列向欧洲多国捐赠并运送了多批物资以助欧抗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相比空运和海运，国际铁路联运分段运输具有人员检疫限制相对较少、运行相对安全稳定的优势。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凸显了这些优势。疫情发生后，中欧班列充分发挥“脉动”效应，为欧洲国家及时获得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搭建了绿色通道，有力、高效地促进了中欧及沿线国家的抗疫合作。

中欧班列成为国际运输新动脉

2020年4月10日，“义新欧”班列从义乌驶向波兰。这趟班列满载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和福建四省市的50个集装箱（350多吨），主要包括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以及饰品、服装、鞋帽等小商品，在抵达波兰后分拨发往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等23个欧洲国家。4月30日，一列中欧班列从中国济南抵达德国汉堡，给德国带去抗疫和复工复产所需产品，包括风力发电机部件和医疗用品等。中德作为两个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维护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在防疫中作出重要贡献。

在欧洲疫情持续蔓延时，中国加速防疫物资出口以支援全球抗疫。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防疫物资出口大幅增长。义乌的一些外贸公司纷纷转型，投资建立医疗设备公司，并通过相关部门的检测核准生产口罩、防护服、消毒液、高温枪等防疫物资。根据义乌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义乌海关共出口防疫物资以及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727份，货值8932.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40.6%和578.7%。这些产品主要为口罩、防护手套、防护服等，通过中欧班列到达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的大量防疫物资搭乘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欧洲。

针对欧洲疫情日益严重、防疫物资需求逐步加大的情况，至3月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发运防疫物资33.38万件（共494吨），主要运往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捷克、波兰、匈牙利、荷兰等国家。2020年义乌中欧班列前245天发运量超过2019年全年，累计发运43802箱、同比增长186.5%，预计2020全年发运列数有望突破1000列。中欧班列联通了亚欧大陆37个国家和地区，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有力保障进出口贸易平稳有序开展，助力外贸企业正常复工复产。中欧班列在欧亚大陆开辟了“生命之路”，通过发挥中欧班列在运输上的支撑作用，降低了中欧供应链受损程度，也避免了沿线国家医疗抗疫物资短板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中欧班列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近日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表示，中欧班列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也成为疫情期间运输医疗和日常用品的重要渠道之一。

截止2020年8月份，中欧班列继续呈增长态势，经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班列突破3000列。8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47列、发送货物11.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62%、66%，再创历史新高。另外，8月份中欧班列实现去程、回程开行列数、发送量均衡增长，同比增幅均在60%以上，再创历史新高。

疫情导致全球物流不畅，国际贸易萎缩。在此背景下，中欧班列的常态化稳定运行有助于货物和服务的跨境流动和企业复工复产，降低疫情对中欧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的冲击。中欧班列是中欧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和良好示范。

中欧班列增加欧盟对华合作疑虑

在2011年之前，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路运输联系几乎不存在。虽然西伯利亚铁路路线有百年历史之久，但从东亚到西欧的陆路货运量很小。自2013年9月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于2017年5月将其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后，陆路经济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欧盟委员会的《2016年全球战略》和《2018年连通欧洲和亚洲的联合通讯》等政策声明也更加重视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尽管铁路货运永远无法与海运的货运量或空运的速度相提并论，但对可持续的互联互通有着更大的影响。

COVID-19加剧大国间的技术和地缘政治竞争，欧洲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风险。但欧亚大陆权力的重新配置也为欧洲参与者在互联互通领域带来了的机会。为了抓住权力，欧盟认为其需要以有限的财政手段和对地缘政治更坚定的态度成为全球公认的“规范性监管”力量。

当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向欧洲提供帮助时，欧洲一方面囿于内部形势的不稳定与不确定原因，另一方面受到美国施加的压力，对中国的帮助持谨慎与怀疑态度。有一些怀疑论者对中国的帮助进行了另类的解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一部分欧洲媒体对我国提供抗疫物资的报道充满焦虑和担忧，认为中国通过“口罩外交”加强影响力、进行“软实力”的输出，这些报导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小结

COVID-19大流行病对国家间互联互通带来严重的冲击，中欧班列在疫情中成为中国助力欧洲的重要渠道，在欧洲抗疫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欧洲对华合作疑虑也应引起我们的警示。中国的物资援助与防疫物资的销售导致部分国家的担忧，产生了对中国不利的舆论。这种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需要探究深层次的缘由。正如中国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并未形成所谓的“势”，话语权也并未明显增大，如何更好的宣传与提高让他人信服的能力是当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疫情当前，休戚与共的命运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深入人心，帮助他人等于变相保护自己，为疫区提供防疫物资，助其战胜疫情也能减小对国内防疫的冲击。面对疫情，中国挺身而出、伸出友善之手，助力各国抗击疫情。中欧班列成为中国助力欧洲抗疫的新动脉，中国在灾难面前彰显出大国担当。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当地时间10月22日，希腊劳工总联合会劳动研究所（INE GSEE）发布了一份有关现有工资情况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希腊目前有超过18万名工人处于工作时间不足和濒临失业的灰色地带，且非常接近贫困。很多人已经休假超过三个月以上，月收至少减少了一半。

今年第二季度，包括春季大部分的停工期在内，希腊职工平均月薪同比去年下降了10%至802欧元。与此同时，月薪不超过200欧元的工人比例也从1%跃升至12%。报告还显示，有73%的工人月收入不到1000欧元，31%的工人工资低于本国最低工资标准，而83%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几乎处于贫困线以下。INE GSEE专家在报告中警告称，史无前例的新冠病毒导致希腊经济持续衰退，甚至比2010年的债务危机还要严重，如此强劲的“就业冲击”将导致希腊工人的贫困化越演越烈。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采用的流行病学安全措施大致相同，但公众对待疫情的态度与众不同。根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发布的数据，爱沙尼亚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已经下降了几周，而在拉脱维亚感染率一直在增长。拉脱维亚疾病预防中心主任佩雷沃西科夫斯指出：“我们已经与爱沙尼亚同事保持了联系，公开讨论了我们正在采取的措施，但我认为没有重大的区别”。当被问及拉脱维亚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时，佩雷沃西科夫斯指出，是否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取决于疫情的扩散程度，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目前正在评估其扩散级别。如果居民仍然没有遵循基本的防护准则，那么将必须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事态发展一切取决于人民。

立陶宛

立陶宛政府最近进行的公开调查显示，立陶宛只有50%的居民将会在疫苗供应后自愿接种，而另一半的居民则表示不会接种。1001名立陶宛居民参加了这项调查，询问他们如果国家制造并提供新冠病毒疫苗将如何处理。42.9％的居民愿意接种，42.5％的居民则说不会，14.7％对此问题没有意见。从整体上看，维尔纽斯和收入较高的居民更有可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在较小城镇的居民和收入较低的居民指出，他们不会感染冠状病毒。立陶宛正在参加一项欧盟共同项目，以购买新冠病毒疫苗。立陶宛已经与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共同开发了由欧盟发起的疫苗合同。所有欧盟成员国都会同时获得疫苗。许多专家估计，大规模疫苗接种将在明年开始。立陶宛政府表示，它将为国内70％的人口提供疫苗，疫苗接种将是自愿的。

保加利亚

保卫生部长Kostadin Angelov与保餐饮业和酒吧业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从10月22日午夜起，餐馆、酒吧和舞厅客流量限流50%，确保人均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此前为1平米）。据保国家电视台称，10月27日相关代表将举行进一步会议，讨论针对夜总会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卫生部长称，将加强对餐馆的检查，“我们不想关闭整个国家。我们希望正在采取的措施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波兰

当地时间10月25日晚，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Mariusz Baszczak）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自己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他呼吁民众保持谨慎并遵守防疫规定。

这也是最近两天内第二位被公布的感染新冠病毒的波兰政要。波兰总统发言人斯佩哈尔斯基（Baej Spychalski）曾于当地时间24日早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确认总统杜达感染新冠病毒。

捷克

陷入餐厅丑闻的捷克卫生部长普里米拉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并不排除他将于周一辞职。他准备将职能移交给他的继任者。星期五，他还声称自己无意辞职。周五，巴比什与米洛什·泽曼总统在会面中讨论了普里米拉事件。他给总统建议了新任部长的名字。虽然没有公开，但是有可能是布尔诺大学医院副主任Jan Blatný。据巴比什说，总统接受了免职的提议，并应在周二与部长候选人会面。

斯洛伐克

鲁日诺夫从今日凌晨起在中央接待处不接受救护车送来的患者，排队就医的患者将在医院的备用房间内接受护理人员的治疗。布拉迪斯拉发大学医院Kliská解释了情况：“我们已采取一切安全措施，通知该地区的卫生员，并对受污染的地区进行消毒。周六至周日的晚上，医院在卫生人员的监督下对房屋进行重点消毒。他们还向布拉迪斯拉发的国家肿瘤研究所（NOÚ）通报了确诊信息，有六名医生、五名护士和两名护理人员检测为阳性。

 克罗地亚

卫生部部长Beros透露，决定把萨格勒布体育馆设为三级中心，用于安置那些症状较轻的患者。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体育馆内具体的床位数量。部长补充说，我们很快就能在体育馆内放置多达1000个床位。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再增加。克罗地亚国家民防总部宣布了防疫新措施：

禁止50人以上的公共聚会；婚礼和葬礼不得超过30人；其他私人聚会或者活动不得超过15人；凌晨12点后禁止销售酒精类饮品；所有体育赛事禁止公众入内；公共活动，聚会或者仪式的举行不得超过22个小时；婚宴最晚可持续到凌晨12点；在餐饮类经营场所举办的聚会不得超过该经营场所的营业时间；所有新措施有效期为14天。

 塞尔维亚

2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将收到第一批新冠病毒疫苗。首先将为医务人员、警察和部队免费接种。明年3月之前预计交付给我们350,000份疫苗，可以满足卫生系统、警察和部队，但我们还要向其他国家购买疫苗满足其他人群。

匈牙利

匈牙利Richter制药公司大力研发能够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主要是依托如治疗重症患者效果显著的瑞德西韦有效物质的合成品。该药物已于10月11日开始临床试验。该制药厂是匈牙利本土的企业。近期该制药厂已向全国医药和食物卫生研究所递交了批量生产的许可申请。研究所的主任指出，该药物目前仅限临床实验的范围，因此只能在已提出申请的医院使用。再匈牙利，这种药物在审批过程中享有优先权。

此外，匈牙利塞格德大学宣布，大学的临床中心将在全国首次开始使用法维拉韦活性物质的阿维根来治疗新冠患者。使用这种药物可以缩短疾病的治疗时间并减少并发症。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罗马尼亚

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罗马尼亚笔记本电脑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8%，增幅居欧盟首位。欧盟国家中，仅罗马尼亚和丹麦（35%）的笔记本电脑进口增幅超过30%。其余成员国中，有9个国家的笔记本电脑进口量增幅在20%至30%之间，9个增幅在10%至20%之间，6个增幅在2%至10%之间，爱沙尼亚的笔记本电脑进口量略有下降。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刘作奎、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