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邱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李欣伊、韩梦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对策及前景展望

一、加强云合作，降低合作成本，增加云会议的频率，提高合作的效率

在此次疫情的冲击下，中东欧国家更坚定了大力发展云计算技术的决心，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业4.0战略，必须以加强云计算技术的方式，为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铺平发展道路，补足其技术和营销系统方面的短板，进而完成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以阿里云和腾讯云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尤其在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上，多年发展的经验沉淀出许多种成熟的解决方案，能灵活适应中东欧各国的建设需求，中国企业目前也正积极地向外拓展国际化市场，谋求与各地区市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企业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开展较大范围的云合作已是其不二选择，双方将以此为核心，由点及面地实现更全面、更广泛的云合作。

同时，云会议、云展会等线上沟通机制，能提升双方的合作效率，实现深层次的信息交互与意见交换，有助于寻找到最适宜合作的项目以及方式，云会议比之过去需要与会者肉身出席的会议更加便捷，客观上也为增加双方沟通频率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以重点国家为突破口，拓展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为其它国家树立全面合作示范作用

为在更宽广的基础上推进与中东欧的合作，中国要充分发挥合作成果的重点示范作用，优先推动与中东欧地区内重点国家的全面合作，应首先分析清各国对于合作的需求以及实际国情，如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四国在对华合作问题上的态度最为积极，并且在抗疫合作中与中国同气连枝、同舟共济，还具备优越的营商运营环境、区位优势和传统制造业优势齐备，投入的经济效益回报最高，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联系日益紧密，就可在已有合作的基础上推进深化合作，这是中国在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树立合作典范的理想对象，由点及面、由表及里地带动整个中东欧与中国开展合作。

中国与部分重点国家循着抗疫合作的思路，正不断形成对彼此更为理性客观的认识，在严峻的经济前景下，达成了以深化合作挽救经济颓势的共识，双方将更为坚定地推动双边合作的开展，如能源、机械制造等领域，都是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的方面。而通过拓展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中国与部分重点国家的利益交织得更为紧密，将为其带来可观的贸易增长与经济发展，促成整个“17+1”合作更好更快地推进。

三、与中东欧班列的过境国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为提供物流派送效率提供保障

中国铁路总公司正对中欧班列开展大力建设，强化各个节点的物流基础设施设备建设，着重于过境国本地企业开展密切合作。以规范区域价格格局的方式提升议价能力，使运输成本得到控制，进而提升班列的经济效益。其次，在班列的信息化服务基础设施上，也在紧锣密鼓地加快建设服务点，打造完整的物流信息实时更新平台，使物流信息获取更为便捷化，让顾客能时刻掌握商品的物流信息。此外，中国也应积极参与过境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铁路、港口的投资建设，通过铁路扩能改造、换轨设备的更新以及统一轨道规制等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减少班列通关的时间，实现区域铁路运输的匹配衔接，将显著提升中欧班列的物流绩效。中国政府对于中欧班列的发展，已经到了脱离补贴温床而自发融入市场环境成长的阶段，只有循着市场规律而动，才能实现更好地发展。

四、加强与中欧班列沿途国家的协调，提升运输效率

中欧班列自开通之日起，就使得中国与沿途一线国家的经贸互通合作得到了明显加强，但由于中欧班列全程过于绵长，具体的组织和营运都由各段铁路的当地政府主管，因此，其运载效率也就取决于各地的政府，缺少高屋建瓴的总体规划与建设布局，各段班列彼此之间是相互隔断独立的关系，若要通行，则必须独立地与各境外铁道运营方一一谈判商定，而若不能提升谈判桌上的议价能力，就不能获得优惠政策与运输便利，从而也无法降低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因此，为了促使沿途国家都能积极参与合作，就务必要使多边合作机制成为常设机构，及时协调物资运输中的争端矛盾，避免矛盾扩大化，并鼓励各国将自身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资本结合在一起，遵照各自经济互补性、市场规模、合作意愿等开展合作，针对性地进行区位优化选择，进而提升物流协同效率，使中欧班列呈现出多方共赢的理想局面，促成更高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五、加强对中东欧国家民情的调查和研究，针对性地进行电商营销

要注重捕捉中东欧各国对电商服务的满意程度，采取问卷调查和市场反馈的结果，统筹调整电商营销策略，厘清中东欧消费者的偏好与差异化需求，电商终究还是服务业的一个分支，对自身所服务受众的所思所想应当做到心中有数，再根据这些反馈进行系统性、综合性地研究，琢磨出一套能够满足当地人民需求最大公约数的营销策略。在总结和竞争的过程中，尤其要避免低层次竞争怪圈，以提高服务的价格和服务质量水平为主要路径，进而打造享誉中东欧的电商品牌，平台运营方应当积极地与当地媒体、广告商、公共部门打好交道，并以亲民的形象走入各个社区，和人民打成一片，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改善中资企业作为外国资本的形象。此外，要高度重视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文明层面的沟通对话，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这是为更加长远的合作而打算，了解中东欧各国人民的所思所想，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商营销。

六、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在尊重欧盟利益和规则的前提下开展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

对于欧盟的质疑和诋毁，中国应当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与沟通，使其领会“一带一路”倡议的善意，中国希望与欧洲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欧洲各国反映的中国不尊重欧盟利益和规则的行为，中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其提出适当修改或交涉磋商，“17+1”合作务必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欧盟法律法规，尊重欧盟成员国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有能对欧盟产生正外部性的领域，比如同样倡导强化基建水平的“容克计划”，就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为中东欧国家建设更好地基础设施，就是帮助欧洲形成更紧密结实的联盟体，是整合欧洲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是助力地区发展趋于平衡的行为，是符合欧盟利益的行为，应当把握好机会，让欧盟逐渐接受中国在中东欧的利益存在，并与中国一道从不同方面合力开发中东欧新兴市场，实现各方利益的增进互补。

七、把握对中东欧国家物质援助的度，不以增加国家负担为宜，防止其它国家攀比，形成新的分歧

中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把本国人民的福祉摆在首要的位置，援助外国当确保不增加国家和人民的财政负担，最好还能以有机结合的方式调动国内产业的正向调整，这样就使单向的援助转化为双赢的合作，使援助变成互利共赢的可持续模式，要警惕援助对受援国地缘政治的影响，避免与第三方国家形成不断向上攀援的“援助竞赛”，防止与欧盟形成新的分歧。对外援助的本质在于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物质援助，是在欧盟无力援助的情况下，代行地区稳定与安全责任，绝非所谓的趁机扩张政治影响力，更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不会在援助上附加政治条件，也从未想要独自霸占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关系，只要是愿意齐心协力共谋发展的力量，都可以与中国一道携手共谋发展。

李轶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史志钦（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教授）：

法国抗疫政策的失败及原因

10月25日，法国新冠病毒单日新增确诊人数突破五万，创历史最高值，疫情在法国第二次爆发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年初。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于30日起再度全国“封城”，这一措施将至少持续至12月1日。这也宣告了自疫情爆发以来法国实施的检测、隔离、追踪三步走的抗疫政策的彻底失败。如今疫情迅猛反弹，全国ICU病床使用率超过一半，新冠感染死亡人数也已超过36000人，法国进入疫情最高警报级别。纵然在经济下行的巨大威胁下，马克龙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封城”措施，这都说明法国前一阶段的抗疫政策在实施阶段遇到了种种问题，造成了疫情的大规模反弹，使法国同西班牙、巴西、美国等国家一起沦为全球防疫的“后进生”。

全民检测遭质疑

7月25日，法国开放了面向全民的新冠病毒检测，任何人即便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相关医学机构免费申请病毒检测。这一政策使法国的新冠检测量大幅提高，在八月的最后一周，周检测量达到百万。但是这看似普惠全民的政策却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后果。法国政府在实施全民检测政策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相关病毒检测机构和物资生产企业的实际负载能力。检测机构面临着检测试剂短缺的问题。伴随着八月底检测申请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从病人症状出现到实施检测的等待时间平均为3.8天。并且检测机构也不能保证在24小时后及时反馈检测结果。九月初，等待结果的时间甚至超过了48小时。上述情况带来了了检测前后长达几天的风险窗口期，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并不能完全遵守隔离要求，为病毒传播创造了完美条件。传染病专家，病毒检测机构和试剂生产公司纷纷对这一全民检测措施提出质疑，呼吁政府针对法国实际情况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检测政策。

“十四天隔离”难执行

应对病毒传播的另一有效手段，“十四天”隔离法也在九月初被公共卫生指导委员会提出质疑：14天隔离期在法国的执行基本可以视为失败，因为严格执行的民众越来越少，而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向民众解释这一隔离措施应该如何进行。在此背景下，总理卡斯泰在9月11日宣布隔离期由14天减为7天，以此帮助隔离人群在隔离后更好地回归社会生活。在日增长已然几千例的九月，这一举措无疑是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形势双重考量下作出的。世界卫生组织对法国的疫情增长形势表示担忧，认为这一缩短隔离时间的措施太过冒险。并且值得指出的是，总理卡斯泰在下达隔离时间缩短这一措施时并没有提出如何对隔离人员进行监控管理，单纯强调遵守隔离守则的重要性显然不能使民众自觉有效地进行自我隔离，从先前的“十四天”隔离法在法国的失败就可见一斑，相关监控和配套支持的措施不到位才是隔离政策失败的主因。

疫情追踪不及预期

预防新冠病毒传播的另一重要手段是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法国在五月结束全国隔离后也希望可以利用大数据追踪高风险接触者，如供公民下载的手机app StopCovid，但自发布起app的下载量仅230万次，远低于同类型app在欧盟其他国家的下载量 （意大利为500万次，德国为1800万次）。民众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过度担忧使利用手机蓝牙追踪病毒密切接触者在法国变得极为困难。而供医生、社保机构和地方卫生署记录确诊病例和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具Contact Covid和SI-DEP也因为数据缺乏和各机构间沟通不畅陷入停摆状态。由此可见，无法有效地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从而切断感染链也是法国疫情再次大规模爆发的重要诱因之一。

抗疫不力的原因

法国抗疫不力既是政府多头治理的结果，也有西方民主制度深层次的原因。自疫情爆发以来，法国成立了数个公共卫生指导机构，如最高卫生管理委员会（HAS），最高公共卫生指导委员会（HCSP），法国公共卫生 （SPF），卫生总指挥部（DGS），以及18个地方卫生管理机构（ARS）。然而各部门的资源在疫情期间并没有被合理调配，与国家各部委间的合作和信息传达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如各部门对是否应该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言辞不一，检测资源匮乏，实行一刀切的全国隔离政策而不考虑地方情况。这种“多头治理”、“九龙治水”的局面导致法国政府应对在重大灾难的时候权责不清、缺乏协调，而预警、准备和应对等各方面工作则难以落实。从根源上来说，西方民主制度过多强调“民意”，而非“民心”：马克龙一个星期研究一次社交媒体的“民意”，群众要怎样政府就跟着怎样做；政府不是做人民群众的引路人，不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去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而是做了群众的尾巴。在九月初疫情反扑已经比较严重的阶段，总理卡斯泰在经济形势的压力下没有提出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仅仅是呼吁公民应尽到防疫的个人责任。法国这次疫情的反扑，既是其政客在疫情中极大失职的结果，也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深层次的弊病。

詹馥榕（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新一轮纳—卡冲突暴露俄罗斯的外高加索政策失误

毫无疑问，一个安定的外高加索地区对俄罗斯保障南部疆域的边界安全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也是俄罗斯构筑国家安全边界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俄罗斯把外高加索地区视为国家落实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发展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在该地区的传统战略利益是这一政策的核心战略目标。但是，外高加索地区复杂的内生性矛盾和不断介入的域外力量相互缠绕，使该地区频入国际政治的热议话题榜，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面临持续挑战，也考验着俄外交政策决策者的智慧。

在外高加索地区一系列的不稳定问题中，最突出的莫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之间因该问题爆发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已不是少数。今年9月底新一轮冲突发生至今已一个月有余，但是尚未看到较为明确的平息动向。相比近些年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和利比亚等问题上的高调行为，此次在纳—卡冲突中表现着实地平和了许多。从俄罗斯与冲突双方和其他域内外大国的政治互动中可以略见俄罗斯现行的对外高加索政策的些许失误。

俄罗斯对外高加索的外交政策以双轨并行的方式实现。第一轨是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即把外高地区纳入俄罗斯实施地区一体化的宏观政策空间里，以达到俄罗斯与外高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政策协同。第二轨是俄罗斯具有针对性地分别与外高加索三国发展友好的双边关系，为俄罗斯在纷繁复杂的地区趋势中获得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然而，可以看出，这种复合式的对外高加索政策尽管层次分明、事无巨细，但是忽略了，至少是轻视了近年来快速上升的土耳其因素。实际上，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触角从未离开过外高加索地区，俄土两国亦是外高地区的传统竞争对手。基于不断发展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以及埃尔多安的强势外交政策，土耳其正在以一如既往地以阿塞拜疆为支点撬动外高加索地区的力量格局，力图在地区局势变动中扩展自身影响力，其直接结果就是削弱俄罗斯的地区议事能力，从而造成俄罗斯南部安全缺口。此次纳—卡冲突中土耳其的强劲表现理应让俄罗斯清楚地意识到土耳其绝非是外高加索地区事务的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长期驻守且不可预知的有力参与者，与土耳其进行立场协调和政策沟通将有利于俄罗斯构建适应形势发展的对外政策。

不只是土耳其，俄罗斯现行的对外高加索政策也或多或少地低估了西方力量的因素。冷战虽已结束，但冷战思维还在继续，土耳其作为西方政治和军事集团冲抵俄罗斯区域影响力的“欧亚哨卡”的政治底色并非全然消失。无论是外高加索地区的能源管线问题，还是地区的民族、宗教和领土纷争，西方国家和集团都乐意看到并支持土耳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期望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土耳其向该地区投射更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土耳其是北约集团内部强有力的一支军事力量，因此，理论上讲，在向阿塞拜疆提供各种形式的军事支持的问题上，土耳其应当是与其他北约成员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沟通。从这个角度上看，俄罗斯与土耳其在纳—卡问题，甚至是整个外高加索地区事务的竞争的实质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区域地缘政治博弈。

在实际操作方面，俄罗斯的对外高加索政策也存在失误。2008年俄格冲突以后，俄罗斯对待外高加索地区内部纷争的态度逐渐倾向于“搁置争议”，另一个地区事务关键方土耳其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默认了这种“冻结”冲突的处理方式，纳—卡冲突和诸多地区问题一样，都是被“搁置”和“冻结”的对象。但是，随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纳—卡问题自然会重新浮出，成为牵动域内外主要政治力量和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的棘手问题。从2016年4月至今，纳—卡已重燃数次，这足以从侧面说明，俄罗斯对外高加索地区冲突的“冻结”政策已经失灵，新的务实且有效的政策亟待生成。

俄罗斯在对纳—卡冲突管理的机制中作用不足，与其地区和国际政治大国的地位不符。欧洲安全组织明斯克小组是调停纳—卡冲突，平衡问题相关方利益的重要平台，也是维护外高加索地区安全与稳定关键机制。俄罗斯是该机制的首倡国，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该机制框架内的主导作用，还是与同为主席国的美、法两国的政治沟通效率都明显下滑。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走衰的负面影响，依靠明斯克进程解决纳—卡冲突的前景并不明朗。此外，俄罗斯对盟友亚美尼亚现任领导人的危机处理能力的高估，和对阿塞拜疆军事行动的低估则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对外高加索地区政策的另一个失误。

综上所述，从新一轮的纳—卡冲突中，我们不难窥见，俄罗斯未根据地区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外高加索政策，俄罗斯急需重新审视本国在外高加索地区的角色和作用，并重新评估土耳其和西方国家在外高地区的影响力，构建有利于地区安定的力量平衡架构。

曾子洛（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在读博士生）：

巴黎历史教师案引发欧洲与伊斯兰国家新一轮冲突

近年来由于恐怖主义引起的欧洲社会关于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的观念分歧和社会撕裂日益激烈化，摩擦日益升级。10月16日，法国历史教师塞缪尔·帕蒂因在课堂上放了先知的讽刺漫画，在回家路上遭一名18岁车臣裔伊斯兰恐怖分子阿卜杜勒赫·安佐罗夫当街砍死并斩首。巴黎、里昂等主要城市数万民众上街参加了集会游行，向帕蒂致敬的同时也向极端恐怖主义分子的行为表达愤怒与谴责。

阿拉伯国家掀起抵制法国产品浪潮

巴黎教师案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公众讲话。在讲话中，马克龙态度强硬，称此案为“一起典型的伊斯兰恐怖袭击”，并宣布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伊斯兰组织谢赫·亚辛集团将因直接参与这次谋杀而被取缔。他强调法国不会因此就放弃讽刺漫画，法国新闻界应该有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力，并呼吁结束仇恨和暴力，尊重他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向法国以及欧洲全境内的老师致敬，并在她的推特上指出，没有老师，欧洲就不会有公民理念与民主。

伊斯兰国家当权者对马克龙的发言反应激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号召伊斯兰国家发起对法国产品的抵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组织土耳其青年基金会（TÜGVA）向民众散发法国品牌的“抵制清单”，许多家喻户晓的品牌，从连锁超市家乐福和能源巨头道达尔，到食品企业集团达能，以及汽车制造商标致和雷诺、时尚服装巨头路易斯·威登和香奈儿都在这一清单上；科威特一些商店删除了法国产品，如基里奶酪，Perrier苏打水和Activia酸奶；卡塔尔大学则无限期推迟了法国文化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抵制活动都不是正式官方的行为。伊拉克埃尔比勒中东研究所所长达拉尔·阿拉迪教授分析到：“一些可能支持土耳其的国家，例如卡塔尔，以及许多由其盟友拥有的组织或企业，例如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组织，他们可能会在没有任何正式宣布或正式通过政策的情况下开始执行这些措施。但是中东大多数国家不希望走那么远。”

欧洲左派多元文化主义理论越来越受到挑战

10月初，马克龙在巴黎西北部城镇的讲话中发表了一项计划，以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为目标，指出“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上正在遭受危机的一种宗教，而法国则有必要使法国的伊斯兰教不受外国的影响”。 这项计划包括更严格地监督体育组织和其他协会的活动，防止它们成为激进伊斯兰教学的前线、停止从国外派任驻法国的伊斯兰教伊玛目（教长）制度、加强对清真寺经费来源的监督、限制不上学在家接受教育等内容。这些措施以及对教育、文化和体育服务制度的改进，将成为预计12月出台的“世俗和自由”法律草案的一部分。

马克龙的这项计划遭到了欧洲左翼政客的批评，认为其试图压制法国的伊斯兰教，违背了法国“政教必须分离”的世俗主义原则。欧洲议会左翼议员曼农·奥布里认为马克龙通过这种方式试图掩盖他对新冠疫情和社会危机的灾难性管理。法国人权活动家亚西尔•卢阿蒂批评马克龙埋葬了法国世俗主义原则，鼓动了极右派和反穆斯林的左派，在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严格限制家庭教育则威胁了穆斯林学生的生命安全。

七亿欧洲人和居住在欧洲将近八千万的穆斯林都认可一个观点，即欧洲文明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在二战后越来越不可避免。

长期以来，欧洲自由主义者主张建构多元文化的欧洲，这样的欧洲基于共有的超国家或者后民族国家身份和主要基于权利的欧洲公民身份，穆斯林来到欧洲将会回到家一样自由舒适，而不需要抛弃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正如伊曼纽尔·阿德勒所说，欧洲应该适当改变自己，让穆斯林感到他们确实是欧洲人，而欧洲的穆斯林应该加入欧洲的实践共同体，接受这些实践所基于的规范和价值观。欧洲左派支持对中东移民采取包容、接受的策略的原因之一即是认为欧洲可以发展出一个不受教义束缚、认同自由民主和世俗价值的阿拉伯中产阶级，使多元的现代模式与后现代模式的和平共处成为一种常态。然而近年来欧洲社会的各种现象使得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挑战。

一方面，伊斯兰国家的当权者并不希望在国外的穆斯林群体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宗教的形式对这部分移民保持着精神上的控制。埃尔多安就多次通过他对于土耳其移民的影响来推广其在欧盟的政治诉求。一些欧洲穆斯林也不愿意放弃伊斯兰教法，还常常试图使非伊斯兰教徒皈依伊斯兰教。

另一方面，欧洲也饱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困扰，社会和经济发展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导致了穆斯林底层阶级的出现，而底层阶级会滋生大量的犯罪。自2015年以来，法国多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巴黎2015年11月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事件，枪手在多处以机枪扫射或引爆自杀式炸弹，造成130多人死亡、逾35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对此负责。2018年5月，首次发生出生在车臣的袭击者在法国实施恐怖袭击事件，法国目前有大约三万名车臣人。越来越多发生在欧洲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欧洲普通民众越来越没有意愿去了解“普通穆斯林”与“极端穆斯林”的区别，也呈现出越多的对于“穆斯林温和化”、“穆斯林欧洲化”等概念的不信任。

新冠疫情造成的欧洲经济衰退不仅可能使伊斯兰极端分子利用社会矛盾煽动伊斯兰世界民众的情绪，也造成了欧洲极右派及反穆斯林的欧洲左派对伊斯兰组织的扩张与活跃的激烈反对。欧盟一直将土耳其入盟看作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接触的一把钥匙，但土耳其与欧盟国家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纠葛也可能会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池芷欣（武汉大学国际公法硕士）：

英国学者：欧洲右翼政党寻求跨国联合

2019年7月，欧洲极右主义民族团体首次结成了新的联盟，但是这一事件因为欧洲会议的骚乱而没有为人所重视。伦敦政经学院历史学家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于2019年7月3日在《纽约时报》观点栏目发表《极右翼认为没有比国际主义更肮脏的词汇》（The Far Right Says There’s Nothing Dirtier Than Internationalism）一文。该文章对极右势力联合的历史进行梳理，并且该文章认为，虽然极右势力会选择国际联合的合作方式，但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这使得他们的联合可能存在裂缝，但并不能因为这些裂缝就轻视极右势力的国际化。

一、新的右翼联盟和国际主义

2019年7月，欧洲领先的极右主义民族主义团体首次结成了新的联盟。该新形成的联盟的集体目标是:“不进一步融合，不破坏民族国家。” 对一些欧洲人来说，这个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务实的决定——因为从内部破坏欧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人数众多。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团体正在建立联盟，并且这些力量正在跨国机构中发挥作用。这唤起了国际极右主义联盟的精神。

这些合作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民族主义者如此渴望接受一种国际合作的精神? “国际主义”这个词包含了当代民族主义者所鄙视的一切，最重要的是，我们最紧迫的问题需要通过跨境合作来解决。但国际主义，一个含蓄地假定国家存在的概念，和极端民族主义不一定是不相容的。

右翼主义者提倡在本应同质的、有机生长的、封闭的民族社区之间进行全球合作——这被称之为“反动的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敌意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蔑视使他们团结在一起。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国际主义形式，但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变体相比，人们对它的研究还较少。

二、民族主义国际联盟的历史

实际上，民族主义运动的国际联盟与这些运动本身一样古老。 历史学家格伦达·斯卢加（Glenda Sluga）指出：“在19世纪的各种政治文本中，包括在以弘扬民族主义而闻名的文本中，都可以找到一种普遍的国际化意图和与国际主义的互动。”

国际主义这个概念含蓄地假定了民族的存在，而这使得它和极端民族主义有相容的可能。19世纪一些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世界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秩序是普遍的，并试图将他们的斗争跨越国界。尽管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初开始变得激进，变得越来越沙文主义、反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国际主义野心。在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不管是中间派、保守派还是极右主义极端分子的民族主义者都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他们眼中的左翼威胁。

哥伦比亚大学保守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区分了“胶体”（即世界性）国际主义和“结晶”国际主义。胶体国际主义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对“一个没有民族纽带和民族野心的世界共同体”的“无可救药的不切实际”的愿望。相比之下，结晶般的国际主义是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和目标”，这些是“人类更大事业的要素，每个国家都应该是这个事业的独立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欧洲法西斯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包括一系列的世界大会。这些政权还建立了几个国际主义组织，参与世界各地的法西斯运动。法西斯国际主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尤为明显。而这种国际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

战后，极右势力虽然遭到削弱，但仍继续在国际上活跃。在冷战期间，许多极右联盟都植根于反共产主义，其间成立的臭名昭著的世界反共联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将极右势力与全球范围内更为温和的保守派团结在了一起。

三、极右势力国际合作的优势和带来的威胁

国际合作的优势在于它们提供了外部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但是因此产生的联盟是脆弱且充满摩擦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经常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小分歧而发生冲突。民族主义者狭隘的观点使得国际合作变得简单而直接。这在历史上被东南欧轴心国的领土修正主义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在南蒂罗尔的国际集会上发生冲突等事件所证实。今天的极右势力可能也会发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世界性的国际主义之间的鸿沟太大，无法弥合。以欧盟的民粹主义议会集团为例，该集团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预算问题和俄罗斯问题。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构成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极右翼并不总是需要建立稳定的联盟，包括在政治领域，以达到破坏性的目的。只要他们能够在选定的问题上进行务实的国际合作就足够了。他们确实在足以造成伤害的问题上达成了足够多的共识:要对抗哪些敌人，要削弱哪些机构，要打击哪些价值观。如果我们忽视了右翼政治的国际化，这就是在自担风险。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连日来的新增患者人数创新高，超越首都雅典成为希腊新增患者最多的地区。希腊政府发言人佩特萨斯称，在刚过去的周末，塞萨洛尼基就已经录得近1300名新增病例。为此，希腊政府11月2日决定，从11月3日（周二）开始，塞萨洛尼基、塞雷斯实施全面封锁措施14天。

塞萨洛尼基、塞雷斯两地的封锁措施与3月-5月期间全民禁足措施类似，包括：当地零售商店、餐馆、咖啡馆、酒吧、娱乐场所、体育馆、健身房、教堂等全部关闭；所有文化和体育活动暂停；民众出行前需要通过13033发送短信通知，说明个人信息以及出行原因（包括前往超市、药房、诊所、银行、探望亲人、遛狗、散步等）；从晚上9点至次日5点宵禁，除工作原因及健康原因外，所有人不得外出；暂停往返塞萨洛尼基、塞雷斯的航班及渡轮，直至11月17日午夜；禁止当地民众跨地区旅行。

国内学校、超市、加油站、面包店、食品店、肉店、甜品店、药房将保持开放。高中及大学学生进行远程教学。希腊卫生部长基基利亚斯2日到塞萨洛尼基了解疫情。他称理解民众对疫情的压力和疲劳，但公共卫生应摆在第一位。另外，从11月3日（星期二）早上6:00开始，在希腊全国都需要室内外佩戴口罩；从晚上12点至清晨5点之间宵禁；公共和私营部门50％员工进行远程工作；大学学生进行远程学习。

立陶宛

总理斯库韦内利斯（Saulius Skvernelis）周二宣布，立陶宛政府正在考虑发布全国全面隔离防控政策。政府将在本周三决定是否在国内执行全面的核酸检测。如果政府最终批准，全国隔离区将从本周末开始生效，时间将持续三周。

总理早在周六宣布，他打算向政府提出建议，对属于红色区域的城市加强检疫，并将其引入黄色区域的城市。他说，他坚信隔离制度应比目前的限制更为严格。

政府发言人指出，政府召集的医学工作小组已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政策制定前首先要听取医生、专家工作组的建议。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为旅行社提供510万欧元支持计划，吸引了840家旅行社申请。该计划由“ 2014-2020年创新与竞争力”运营计划提供资金。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财政部长格楚表示，财政部将在11月第二周进行预算调整，重点保障医疗、投资等核心领域投资需求，确保实现今年8月确定的年度8.6%的赤字水平，并保持明年的财政巩固趋势。

捷克

根据捷克卫生信息与统计研究所(ÚZIS)最新发布的数据，捷克共和国的7天COVID-19的复制数（R数）自8月以来首次降至1。该数字表明，最近为遏制病毒传播而采取的措施已经开始生效，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新的COVID-19病例每天的数量将有明显减少。

总理安德烈·巴比什的政府决定恢复职业体育比赛。专业运动员也将能够在室内运动场再次训练。国家体育局主席Milan Hnilička在Twitter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卫生部长Jan Blatný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措施。它将在11月4日至9日之间进行测试，然后始终每周一次。所有员工都必须佩戴FFP2口罩，口罩将从国家的物质储备中发放。

到10月底，国家预算赤字从9月份的2527亿克朗增至2740亿克朗。去年10月底，赤字为196亿克朗。今年10月的结果是自捷克共和国成立以来最糟糕的一年。2009年的最高预算赤字为1381亿克朗。

斯洛伐克

从11月15日开始检查边界，允许进入斯洛伐克共和国领土的公民以及外国人接受抗原测试，除非他们在进入边境之前就进行了抗原测试。11月9日星期一，可以在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边境启动一项在边境进行抗原测试的试点项目。

根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的指示，所有被标记为红色的国家/地区，也将被斯洛伐克所采用，来自这些国家的人们将不得不去隔离或接受检验。

克罗地亚

自2日起，萨格勒布Dubrava医院设为新冠病毒专科医院。有医生表示克所有医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呼吸机不足是个严重的问题。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防疫指挥部成员、流行病学家科恩1日表示，未来10天里新增感染人数很有可能每天将突破2000例，由于不遵守防疫措施，住院感染患者中重症患者的占比已经上升至两位数，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医院，重症患者占到住院治疗患者的15%，而其中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占到5%。他再次呼吁民众做好个人防护，同时严格遵守现行的防控措施。

2日，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宣布该市进入紧急情况。

波兰

波兰政府将推迟公布和执行一项高等法院裁决，该裁决收紧波兰堕胎法，并引发了近两周的全国性抗议活动。

一名政府官员周二表示，波兰政府正就有争议的裁决展开辩论，尝试寻找解决方案。波兰总理办公室主任Michal Dworczyk称：“在这种困难和情绪高涨的气氛下，花时间对话和寻找新立场是件好事。”

据《卫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30日，约10万名抗议者走上波兰首都华沙街头，这是自2015年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执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

当地时间周四（23日），波兰法院在“新堕胎法”裁决中禁止了几乎所有的堕胎行为，只有强奸、乱伦或母亲健康有危险的情况除外。去年，波兰有98%的合法堕胎是由于胎儿畸形而进行的堕胎，而最新裁决禁止此类行为。该裁决原定于当地时间周一正式公布，由于错过时间，该裁决已失去法律效力。

阿尔巴尼亚

1、据阿尔巴尼亚媒体11月1日报道，在过去的24小时内，阿尔巴尼亚警方共处罚了违反防疫规定的607人，主要问题是他们未能按照防疫措施的规定佩戴口罩。另外，有4家酒吧也因为晚上8点后还在播放音乐，而不是按照宵禁的规定准时停止营业，分别被罚款100万列克，约相当于8000欧元。

2、当地时间10月29日，《阿尔巴尼亚日报》消息，阿尔巴尼亚基础设施和能源部长贝琳达·巴鲁库（Belinda Balluku）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目前，她整体身体状况良好，症状较轻微，已经开始进行隔离。据悉，她是阿尔巴尼亚首位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部长。

匈牙利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有4767人，其中重症患者348人。布达佩斯的感染人数占匈牙利全国感染总人数的25%，死亡人数占32%，治愈人数占28%。

近日，匈牙利各界妇女代表至少2000人到波兰驻匈牙利大使馆前举行示威，声援波兰妇女们。他们是响应旅居匈牙利的波兰妇女的倡议举行示威的。示威者举着匈牙利文、波兰文和英文的标语牌，高呼“自己的身体自己支配”等口号。

这已经是近段时间在布达佩斯出现的第二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如果再加上两次足球赛，也就是说，在每日新增两三千例确诊病例的特殊时期，布达佩斯已经举行了四次大规模聚集活动。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保加利亚

保国家统计局（NSI）数据，2020年10月，保商业景气指数较9月份提高0.5%，已连续第六个月出现小幅回升。4月份，因疫情影响，该指标曾一度跌至23年来最低点。从类别来看，建筑业景气指数上升0.6%，对未来3个月的预期进一步趋向积极；零售业上升1.3%，对未来6个月的预期更为乐观；服务业指数上升3.4%；工业是唯一景气指数下降的领域，较9月下降1.3%，对未来6个月的展望较为温和。

罗马尼亚

罗乡村投资融资署署长Moraru表示，今年该署已向农民、加工企业、企业家和地方公共机构累计支付6.56亿欧元资金，超过了5.5亿欧元的年度目标。2014-2020年间，罗通过国家农村发展计划对欧盟资金的吸收率为67%，加上从预融资中获得资金，吸收率达74%，居欧盟第12位。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刘作奎、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