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孙海潮（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中非大使）：

第二波新冠疫情和恐怖袭击卷土重来下的欧洲

新冠疫情和恐怖主义的卷土重来，使近年来一直深受多重危机挤压的欧盟，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疫情导致的经济严重停滞必然会催生新的危机，恐怖主义更激发两大宗教和两大文明的冲突。欧盟还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欧洲第二波新冠疫情凶猛来袭，本属于人们佩带面具尽情欢乐的万圣节，恢复了狰狞的鬼怪把人们拖入严重恐慌与惊惧之中的本来面目。英法德等10多个国家相继宣布将进行全国性“封锁”，在“卫生紧急状态”下实施“宵禁”，遏制疫情发展，避免其成为国家灾难。

欧洲疫情始终没有呈现出好转迹象，一直处于高平台期，只是近期因感染人数剧增而被称为第二波。欧委会宣布，欧洲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近1050万人，一周内感染人数激增41%，达到全球感染人数的50%，是继拉美地区（1140万人）和亚洲（1070万人）之后的世界第三，医院已经不堪重负，不采取极端措施不足以隔断病毒快速传播。

欧美之所以错过中国为世界抗疫争取的极为珍贵的两个月“窗口期”，首先是“傲慢与偏见”的惯常心理作祟，不屑于学习中国经验，其次是“制度优越与先进医疗技术”的所谓自信，第三是隔岸观火“看笑话”甚至认为病毒不会在欧美传播。欧盟一些国家曾向中方提供过援助，美国除口头援助外则率先对华禁飞并派出专机从武汉撤侨。当疫情迅速爆发并使欧洲成为“震中”之后，各国在惊慌失措之余便争抢和截留过境的医护物资，英国、瑞典等国则提出被医学界彻底否定的所谓“群体免疫”怪论，实际上是为抗疫无能开脱。

欧盟向来自诩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主权国家联合体，但此次其统管和协调能力低下的弊端却显露无遗。欧洲成为“震中”后，成员国“自扫门前雪”和封锁边境，欧盟领导机构因无所作为实则力有不逮而备遭诟病。德法经过长时间协商并与成员国艰难协调后，终于达成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抗疫财政和经济复苏计划，仍在峰会上遭到“节俭国家”的强烈抵制，“各方都较满意”的方案实为“各方都有保留”，如何落实尚难预料，而财政和金融扩张造成的“财政悬崖”问题更无答案。

新冠疫情在欧洲迅速蔓延开来后，各国虽相继出台不同形式的隔离措施，但执行情况极不乐观。一是早已确定的大型群体活动如法国的半程马拉松赛事因经济原因照常举行，二是反对党和极端组织借疫情扩大影响，阻挠政府决策，三是民众绝不容许“个人自由”受限和抵制政府的惯性心态使然，是否应该戴口罩竟然成为一大问题。各国均发生“反口罩大游行”，多人因劝说别人戴口罩而遭痛殴甚至杀害。特别是政府担心经济损失而难以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只能“进一步退半步”或“进一步退一步”。“居民半隔离，商业半关闭”状态无法阻断病毒传播，即使感染人数长期处于高平台期，更为后来大爆发留下巨大隐患。欧盟各国领导人对此十分清楚，却无力改变。

中国迅速控制疫情进而向全世界提供巨量抗疫物资，并应邀派出医疗专家团队进行指导和培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女士用英法德三种语言向中方表示感谢，系中欧关系史上首次。法国政府也因感到对中国抗疫物资和药品的依赖如此严重而召开专门会议，在希望加强对华经贸关系的同时提出“加速行业自主”问题。

欧洲第二波疫情面积更广且迅速失控。10月16日，主持欧盟峰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因接触阳性感染者而提前离会，实施第二次自我隔离。出席峰会的芬兰总理马林出于同样原因提前离会。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因正在隔离而不能与会，改由捷克总理巴比什代表波兰参会。这些都是欧盟历史上的首次。奥地利外长沙伦贝格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疑是出席欧盟外长会议期间被感染。奥地利全部内阁成员接受检测。欧盟已决定下次峰会只能在线上举行。波兰总统杜达成为继英国约翰逊首相之后被感染的欧洲第二个国家级领导人。

第二波新冠疫情在本就严重的基础上爆发，迫使各国政府出台严厉的限制外出和强制隔离措施，民众经济活动基本停滞，文化与商业活动全面停摆。马克龙宣布巴黎大区和里昂、马赛等大中城市实施最高警戒并实施“宵禁”，默克尔指出德国处于“极为严峻的大流行阶段”，关闭酒吧、餐馆和禁止群体性活动。舆论惊呼“经济寒冬将至”。

欧盟虽是欧洲27国的领导机构但能力仍极为有限，成员国整体上仍在自救模式中挣扎，由于政府预留了操作空间，为免使民众抱怨而提前数天宣布，人们排长队采购生活必需品，同时为各种抗议活动提供了时间和场所，结果是感染人数直线上升，连创新高。

政府为遏制疫情持续蔓延而采取的行政限制措施引发众怒，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均发生大规模抗议游行，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法国关闭所有“非必要性”小商店，只允许大型超市限流营业，引发“不正当竞争”抗议。法国牧师要求政府解禁教堂弥撒活动，因为“上帝必会保佑祈祷健康的信众”，疫情不能干扰“信仰自由”。法国在举国禁足的情况下，仍允许1200万学生于11月2日照常开学，社会各界和老师工会极感忧虑和愤慨，不少老师罢课抗议，许多教员要求提前退休。

10月16日，法国中学老师因向学生展示《查理周刊》有关默罕默德漫画而遭杀害后，马克龙总统在宣布以强硬手段对付极端宗教恐怖分子，同时强调要坚决捍卫言论自由亦即发表漫画的自由，伊斯兰各国对此举行大规模抗议并抵制法国商品。马克龙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生口水战，法国召回驻土大使以示不满。10月29日又发生了相同手法的尼斯恐怖惨案。11月2日，恐怖分子同时在维也纳市中心6处场所向民众开枪，数十人死伤，目前仍有恐怖分子在逃。马克龙再次发声：“绝不退缩”！奥地利880万人口，每天感染人数达5000多人，属于感染最烈国之一，在禁足令生效之后便发生恐怖血案，愤怒的民众上街抗议，进一步加剧了感染风险。

新冠疫情和恐怖主义的卷土重来，使近年来一直深受多重危机挤压的欧盟，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疫情导致的经济严重停滞必然会催生新的危机，恐怖主义更激发两大宗教和两大文明的冲突。欧盟还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乔治·佐戈普洛斯（George N. Tzogopoulos，法国尼斯欧洲大学讲师，希腊德谟克里特斯大学讲师，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助理研究员）：

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在2020年10月的最后几天，希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 月底，总理齐里亚科斯·米措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宣布对该国实行部分封锁，随后决定对塞萨洛尼基和塞雷斯实行全面封锁。 尽管希腊在3月和4月成功地控制了第一波疫情，但它现在需要有效地应对第二波疫情。 确诊数量的增加是政府放松和个人不负责任的结果。 希腊政府目前面对的工作绝非易事。 虽然大多数希腊人理解目前面对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复苏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很微妙的。

10月31日，希腊宣布了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当日确诊病例的最高数量：2056例，截止月底共确诊39251例。 齐里亚科斯·米措塔基斯总理在10月30日宣布采取新的防疫措施，据报道当天共有确诊病例1690例。 然而，当天发生在萨莫斯（ Samos）和伊兹密尔（ Izmir）的地震推迟了他的陈述。 6.7级地震在萨摩斯造成两人死亡，在伊兹密尔造成更多人死亡，同时发现爱琴海岛上至少有300座建筑物不安全。米措塔基斯前往萨摩斯评估损失，并与两名因墙倒塌去世的青少年的父母见面。

10月31日，希腊总理发表讲话，将该国分为两个区，即黄色区（监测情况区)和红色区(高风险区）。 黄色区包括Aitoloakarnania、Andros、Argolida、Arkadia、Arta、Achaia、Attika  islands、Corinthia、Chania、Cephalonia、Chios、Corfu、Evia、Evritania、Fthiotida、Florina、Fokida、Grevena、Herakleion、Ikaria、Ileia、Ithaca、Kalymnos、Karditsa、Karpathos-Kasos、Kos、Kos、Lakonia、Lasithi、Lefkada、Lesvos、Limnos、Magnisia、Messinia、Milos、Mykonos、Paros、Preveza、Rethymno、Rhodes、Samos、Sporades、Syros、Tinos、Thasos、Thsprotia和Zakehos。 红色区包括：Chalkidiki、Central Athens, Eastern Attika、Evros, Imathia, Ioannina, Kavala, Kastoria, Kilkis, Kozani, Larisa, Naxos, Northern Athens, Pieria, Piraeus, Pella, Rodopi, Serres, Southern Athens, Thessaloniki, Thira, Trikala, Viotia and Western Athens and Xanthi.

对全国，包括黄色区适用的新措施有：在所有室内和室外公共场所强制使用口罩、午夜12时至凌晨5时实行宵禁、对私营和公共部门的一半雇员强制进行远程工作、用在线教育取代面对面教育以及禁止所有公共集会。 然而，在红色区有更多的强制措施。 餐馆、咖啡馆和酒吧（除了送货和外卖服务）以及博物馆、剧院和室内健身房均暂停运营。 与3月和4月的封锁期相反，学校、零售商店、酒店、户外考古遗址和美发沙龙将保持开放。 此外，允许在希腊境内跨区旅行。

防治这一流行病的斗争过程是艰巨的，它不仅与政府措施有关，而且与个人责任有关。 例如，10月30日，希腊警察宣布在登记1357起违反规则行为的前一天，他们已进行了44279次检查。 一些公民没有戴口罩，而另一些人违反了公共宵禁。 10月底Pulse组织的民意调查显示，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关注较少。 具体的数据显示，其关注的程度从60%和59%（受访者从17岁到29岁，从30岁到44岁)到76%和83%(受访者从45岁到59岁和60岁以上不等）。另一个由Marc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18.7%的受访者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与正常流感相比没有更严重。 此外，与《卫报》合作设计并于10月26日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You Gov-Cambridge Globalism Project民意调查显示，希腊46%的受访者认为这种疾病的死亡率被故意夸大了。 这一数字仅在尼日利亚较高（59%）。

毫无疑问，希腊公民对10月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激增负有责任。 然而，政府其实也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特别是在这个月的最后十天。 10月1日报告了41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月17日报告了503例，但每日病例数仍低于500例。 然而，到月底，确诊病例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2000例。米措塔基斯说，通过观察死亡人数，希腊比西欧和东欧其他国家更好地应对了这个问题。 希腊的数据被置于在世界排名的第102位（每100万人死亡55.7人），在27个欧盟成员国中排在第22位。 此外，根据希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观测站的数据，从10月22日至28日这一周的平均测试次数为18534次。

表：2020年10月希腊报告的COVID-19病例-指标日（资料来源：希腊公共卫生组织）

希腊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重症监护病房占用床位的数量不断增加。 上述观测台的数据显示，在月底时入住率增长了46%。 这一数据增长在雅典较高（58%），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治疗的患者人数从86人增加到108人，这是该流行病爆发以来的最高数字。疾病专家索蒂里斯·齐奥德拉斯（Sotiris Tsiodras）教授于10月30日警告说，公共卫生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这是一个“数学确定性”。在希腊总理宣布应对疫情的措施两天后，政府更进一步加强了封锁措施。政府决定对塞萨洛尼基和塞雷斯实行为期两周的全面封锁，尽管学校将继续开放。 随后，爱琴海航空公司从11月3日至17日暂停了往返马科东尼亚机场的国内和国际航班。 最后，政府发言人斯泰里奥斯·佩萨斯（Stelios Petsas）并不排除延长全面封锁以覆盖全国的可能性。

Opinion Poll Company在10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对希腊疫情的管理持高度或适度的乐观态度，48%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高度或中度悲观。 此外，65%的人认为政府的表现令人满意，32%的人不满意。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欧盟民意调查还提供了有关希腊公众舆论立场的有用数据。最近的一项调查（2020年9月至10月）表明，79%的希腊人同意欧盟应该有更大的预算来克服新冠疫情爆发带来的的后果。 这是欧盟国家中排名第二，其次是塞浦路斯（81%）。虽然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平均水平是55%，但其他南欧国家和希腊一起发声，其中包括西班牙和马耳他（69%)、葡萄牙(67%)和意大利(64%）。此外，希腊5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危机影响了他们的个人收入，这一比例在欧盟国家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塞浦路斯（57%）。此外，希腊在该方面的比例与西班牙相等。

结论

希腊政府面临着第二波更严重的疫情浪潮。2020年10月的最后几天表明，放松管理的时期已经结束。 10月底，总理齐里亚科斯·米托塔基斯与希腊公民交谈，并宣布了新措施，其中包括部分封锁。 希腊公民对政府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但也没有撤回他们的信任。公众在当前执政的New Democracy党和主要反对党SYRIZA中更加倾向与支持前者。许多希腊公民认为，SYRIZA政府不一定会表现得更好。此外，大多数希腊公民能够理解政府当前的艰难局面并且重视公共卫生，但也不否认封锁措施对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穆梓菲 译）

陈思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匈牙利优先

华沙大学欧洲中心教授、政治学家、汉学家博格丹·古拉尔赤克（Bogdan J. Góralczyk），近期发布著作《匈牙利综合征：特里亚农》（Węgierski Syndrom: Trianon），以下为其主要内容和观点：

2020年是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特里亚农条约》的100周年，该条约使圣斯蒂芬王冠领被其他国家瓜分。正如我新书中所写，100年过去了，伤痛还在，但是生活已经揭开了新篇章。

匈牙利的周年纪念活动和庆祝活动是不同的，但都与预期的有所不同。因为受疫情影响，最重要的活动被取消了：6月4日，条约签署日。不过，8月20日圣斯蒂芬日时，匈牙利最高权力机构代表——总统、总理和议会主席举行了隆重的民族和解百米万神碑（Nemzeti Összetartozás Emlékhelye）揭幕仪式，这座万神碑建在议会大楼前的科苏特广场（placu Kossutha）和宪法大道（Alkotmány）的交界处。根据1913年的地图，那时尚在君主制统治下的圣斯蒂芬王冠领领土是历史上最大的，碑上篆刻了超过12000个当时属于匈牙利的地名。类似于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永垂不朽，其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失去的特兰西瓦尼亚

疫情让所有事物放慢了脚步，然而有一个话题却意外火热，就是历史学家们对特里亚农的讨论。伊格纳克·罗姆西斯（Ignác Romsics）教授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他被誉为20世纪匈牙利最好的历史学家。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含义很深的书，题为《失去的特兰西瓦尼亚:1918–1947年》。2018年5月，围绕特里亚农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时，他接受《Heti Válasz》周刊采访时曾表示，这是“永远的”损失。

罗姆西斯非常活跃，在“特里亚农纪念年”开始之初，书店里就有许多他写的相关主题的书在售卖。他在反对派日刊《Népszava》上写道,“如果能制定更明智，更有效的政策的话,匈牙利……损失可能不会那么大。”换句话说，他明确指出，这场悲剧应由匈牙利人责任。

这引起了历史界的疯狂讨论。至于答案,是在后来某个时间忽然出现的。那时还不知名的政界商人Árpád Szakács于6月13日在官媒Magyar Nemzet上发表了一段文字，标题为罗姆西斯的共济会童话。

主要思想可以从标题中看出：罗姆西斯这些年一直在通过秘密社团和共济会旅馆重复自己的论点，这些组织才应该为特里亚农的悲剧负有全部责任。

七个悲剧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发现。这种看法已经在匈牙利（不仅是匈牙利）传播很多年了，最著名的倡导者是另一位极右的著名历史学家拉法（Ernő Raffay）。他已经撰写了许多有关该主题的文章（请参阅https://www.libri.hu/szerzok/raffay_erno.html），并且在“特里亚农年”之际出版了另一本书，概述了所有相关内容。拉法认为，自己是在看了11,000多页、484卷有关该主题的内容的基础上，写了这本书。（Andrása Stumpfa在《Heti Válasz》的文中阐述了很多相关内容）

拉法是第一个在公开纪念日（2018年6月4日）上攻击罗姆西斯的人。他在保守派门户网站“MagyarIdők”上称罗姆西斯是“老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派继承人”，认为他“缺乏思想”，并明确表示：“特兰西瓦尼亚不是失去”。他提出了共济会对特里亚农的责任，甚至提出“修改边界”的建议。

除了拉法，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专栏作家兼国家特里亚农学会主席达比克（János Drabik），在新出版的《特里亚农百年》书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他认为，匈牙利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七个民族悲剧”。第一个就是特里亚农，第二个是1945年以后苏联的侵入，第三个是1956年，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的四个呢？ 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作者认为：第四个是1989年的圆桌会议，当时“匈牙利的财产是从匈牙利民族手中被夺走的”（因为它是由超国家势力接管的）； 第五个是加入北约和欧盟，即“超国家结构”，第六个是“欧洲伊斯兰化的威胁”，第七个是对我们文明基本单元的威胁，即“大家庭”意义下的家庭和国家。

当然，像拉法一样，达比克也将对特里亚农的一切责任归在共济会上，就像现在一样，把罪过归在欧盟的自由主义者或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身上。根据最后一句话，他认为最新的“不幸”是伊斯兰化和由于“强制实施超国家观念而对家庭造成的威胁”。

重要的是，副总理佐索特·塞姆詹（Zsolt Semjén）以及前总理佩特·博罗斯（PéterBoross）都认为，共济会成员对特里亚农悲剧应负责。因此，此事具有政治意义，并很快超越了纯粹的历史讨论。

在接受我采访时，罗姆西斯教授自豪地强调说，他得到了所有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支持，包括右翼血统的历史学家（其中有些是他的学生）。其中一位是克里斯蒂安·昂格瓦里（Krisztián Ungváry）。6月20日他在Magyar Nemzet报上进行了激烈的评论，指责曾引起讨论的Árpád Szakács具有历史性的歧视主义，来源十分可疑。昂格瓦里还与许多著名历史学家（包括巴拉兹·阿布隆奇，詹诺斯·福多尔，詹诺斯·吉尔古亚克，戴维·图布兹和米克洛斯·蔡德勒）签署了一封信，捍卫罗姆西斯的成果。

从那时起，讨论越来越激烈，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然，没有哪个正经的历史学家反驳罗姆西斯的这些观点：匈牙利在特里亚农的战败、特兰西瓦尼亚的失去、众多土地和人口的损失。

根据罗马尼亚的匈牙利语网站Maszol的采访，在失去特兰西瓦尼亚的问题上，罗姆西奇列出了以下原因：

1、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在10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的人里，有54%罗马尼亚人，只有32％的匈牙利人；

2、在君主制统治下的匈牙利精英，未能制定适当的国家政策，使这个多民族地区的人民满意；

3、罗马尼亚国家早从1859年就开始运作，试图控制该地区；

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国不相信君主制的继位者将能够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因此他们将其瓜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体系（因为担心匈牙利的收复主义，很快诞生出由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组成的反匈牙利的小协约国）;

5、1918年底，喀尔巴阡地区爆发了混乱，匈牙利因战争和革命动荡而破裂，因此脆弱无力，无法抵抗强加于它的观念。（https://www.maszol.ro/index.php/kultura/111155-delibabok-helyett-realis-onszemlelet-nagyinterju-romsics-ignaccal）

帐篷下的新地方

就内容而言，这些观点很难被反驳。正因此，没有一个优秀的专业历史学家会做这样的事。不过，争论已经转移到了政治层面。从国家层面上，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受害的匈牙利人不应该为特里亚农的悲剧负责，而是邪恶的阴谋削弱了一直以来强大的民族。

这之后，罗姆西斯受到了公开攻击。与此同时，Árpád Szakács却获得了5000万福林用于其论文的进一步研究。而在圣斯蒂芬节来临之际，拉法则获得了很高级别的国家勋章。显而易见，现在谁是政府的最爱，谁的论文更受欢迎。

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án）尚未参加这场激烈的辩论，尽管他经常就本国各种问题发表演讲和评论。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波兰）还没有做过什么（除了前捷克斯洛伐克的Aleksander Kaczorowski，他于今年6月6日在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Sátoraljaújhely进行了演讲，该地名翻译成波兰语就是帐篷下的新地方）。

选择此地极具象征意义，因为根据特里亚农条约，这个地方实际上被切成了两半，有一半隶属斯洛伐克。匈牙利人墓地就建在这里，活动当天，总理沿着十字架之路攀登，在其最高处揭开了另一个象征匈牙利人和民族的神话图鲁尔鸟纪念碑，其巨大的翅膀寓意保护匈牙利免遭一切不幸。

在这个朝圣地，欧尔班像传教士一样，以规范且神秘的精神进行了演讲。然后，就将言论引向了政治方向。他只提了一句，“一个阴谋在背后打了一巴掌”，但他却真正把这句话变成了国家宣言。然后，他又描绘出这样的景象：“世界的根基动摇了，正在发生构造性变化。美国不再是全球霸主，欧亚大陆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而我们的欧盟正处在破裂之中。我们东边邻居纷争不断。巴尔干地区的问题都悬而未决。新的秩序正在形成。”

总理说这给匈牙利人带来了希望，并以他自己的方式强调了现任政府的优势，最后得出结论“我们一百年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他还说道：“孤独的一百年已经结束”，“匈牙利人已经开始回归了”（隐喻：失去的土地）。他再次强调“国家有边界，但民族没有”，这句话在匈牙利和特里亚农的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他以一句口号结束了演讲： “Magyarországmindenekelőtt”，英语是“Hungary first”，意思是“匈牙利优先”。

8月20日，总理在科苏特广场的讲话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由于地点和情况不同，他在选择措词时显得更加谨慎。他依然强调了，特里亚农之后匈牙利人的“百年孤独”、西方的孱弱、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以及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地区建立强大的国家。唯一的新颖之处是，他提议该地区的国家应“以波兰为首”进行合作。

欧尔班最近又提出了一个说法：“新的匈牙利军队正在以闪电般的速度组建。”这是事实，因为匈牙利总理与特朗普就此议题进行了会谈。据报道，今年8月，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刚刚签署了价值10亿美元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合同”。与此同时，近期从德国购买的军事装备已达180万欧元，并宣布还会继续购买。政府宣布军队将增加10,000名士兵，也正在为准军事部队寻找志愿者（最多20,000人）。

匈牙利人似乎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不是在帐篷里，而是在整个喀尔巴阡地区。历史，尤其是痛苦的特里亚农，是由政治意愿而非历史知识决定的。决定教科书里写什么的，是政治，而不是知识。罗姆西斯这种教授风格的“失败者”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匈牙利人及其精英对特里亚农不负任何责任，因为秘密组织和共济会才是这种“阴谋”的幕后之人。是时候翻开下一页了。

孙  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教育均衡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英国未来应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英国脱欧可谓艰难坎坷，依次上演了公投请愿、高院裁决、女王批准、首相声明、“府院”之争、多轮谈判等等。“是什么因素支持英国人在屡败屡战的脱欧之路上不言放弃？”，大卫·艾格顿（David Egerton）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于2019年11月13日在《新政治家》（Newstatesman）发表《英国是如何被卖光的？》（How Britain was sold）阐述此问题。作者认为脱欧背后的逻辑不单是追求经济繁荣这一因素，更重要推力的是英国当前党派与资本结合的政治导向。作者指出脱欧是英国重塑与欧盟关系的机会，也在全球视野下，“后工业时代”重塑全球格局的尝试。作者乐观地将脱欧过程视为渐进式改革，是英国人早应接受的教育，最终英国应拥抱国家资本主义。

一、英国经济私有化的历程

在1940年代，为了应对英国人口总量萎缩及经济颓败的现实，英国在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两方面进行自我变革：公有制企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体，同时，政府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吸引大量外国资本和人才。待到50年代至60年代，英国工业化进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迅猛，实现了国际贸易平衡，曾经的国家危机业已消失。

但到了1970年代至1980年，保守党将商品、服务和资本推向激进的自由市场，以宽松的资本流动和移民政策提振英国经济，全球范围内最好的物资、一流的人才和高效、运作良好的公司被吸引到英国。

二、外资控制英国经济，导致英国经济空心化

这样改革的后果，导致资本与政治关系发生根本变化。英国企业的性质基本上均为私有制，英国人海外注资及外国人抢占英国市场的现象已成常态。本土生产力低下且停滞不前，与大多数中型国家相比，英国亦非全球化的参与主体。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非金融业的营业额约有34%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在制造业中，这一比例更是超过半成。英国股票市场50％为外资资本，多数顶级上市公司的业务移往海外。

随着资本的国际化，大量移民进入英国，改变了英国人口结构。以伦敦为例，36％的人口在英国境外出生，22％的人口为非英国居民。新时代的金融中心不仅有移民组成的工人阶级（这是欧洲首都城市的典型特征），而且有移民组成的精英阶层。

三、英国未来应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英国资本与政治纠缠不清，未来将会走向何处也是悬而未决。虽然在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中，没有纯粹的凯恩斯主义或芝加哥学派，尽管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本姓什么并不重要，但经济不平等，政治分裂和地缘政治混乱的时代，英国有必要重新慎重思考国家资本主义。

脱欧凸显了英国的不平等，引起了公民对本国“基础经济”的普遍关注，是一场全民教育。英国要将经济手段渗入国家及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以国家目标为导向，在技术技能和创新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英国会重拾失去的利益。

张  晴（北京外国语大学捷克语专业学生）：

捷克农业的现状

一、捷克农业的基本特征

 截至2016年，捷克农业用地426.4万公顷，占国家面积的54%，人均农业用地面积为0.42公顷，与欧洲平均水平相当。自1995年以来，农业用地面积一直在减少，在1999年至2017年间，捷克减少了7.7万公顷的农用土地，平均每年减少4000公顷，水域面积扩大了约7000公顷。

 在就业方面，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生产的共有9.8万人，其中仅有约8.4万人从事农业。由法人实体注册的农业企业以13.5%的占比在欧盟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占比29.2%的法国。自2002年以来，被雇佣的农业工人数量占农业生产人员的比例最高可达50%以上。法人企业雇佣了约五分之一的农业工人，自然人企业雇佣了约四分之一。同时，捷克的租赁土地面积约占所有农业用地的90%，这也是捷克农业的一大区别特征。

目前农业领域的工资水平稳步增长，但同比增长量和实际到手工资仍低于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根据捷克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第一季度，他们的平均工资同比增长了3.8％，达到1.2万克朗，而同期的平均工资同比增长了5.3％，达到近2.8万克朗。同时，对该领域的补贴也在增加，2017年农业补贴占农业支出的四分之一，农业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3.59%。

捷克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在2002年10月至2003年9月，不论工时长短，共有163273人在农业企业工作，其中，自然人企业占25.9%，法人实体企业占74.1%。这两种企业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领取年度薪酬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在自然人企业中，这一份额占50%，在法人企业中，这一份额为70%。这意味着自然人企业中的许多人除了农业还从事着其他有收益的活动。

就年龄结构而言，2003年农业劳动力有将近五分之一（18.9%）处于50至54岁之间，其次是45至49岁，占比15.9%、54至59岁，占比14.4%。60岁以上的农业人员多达8%。即使在员工的年龄结构上，自然人公司与法人公司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法人企业中，45-60岁（占比52.3%）的劳动力集中度更为明显，且集中度在50-54岁达到最高（20.2%）。在自然人公司中，最小的两个年龄段占最大的年龄段的比例高于法人公司。

由于合作社传统，捷克共和国的农业所有权规模结构与其他的欧盟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即捷克约100家大型的农业企业（拥有土地面积超过50公顷）拥有的农业用地面积共占农业用地总量的92.2%，相比之下，2万多家中小型企业使用的农业用地面积不到10%，而欧盟的其他国家则以小规模企业为主。2015年，农业生产占GDP的比重为1.68%，食品生产所占比重为2.19%。

二、捷克的农业生产区划

捷克的农业生产区划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当时帝国对土地质量重新进行了评估。而在1959年时，捷克斯洛伐克首次划定了农业生产区（简称ZVO）。ZVO的划分促进了捷克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农业税的计算变得更加清晰。

 1966年，国家在1959年的基础上划定了新的生产分区；70年代，又对划分做了更详细的丈量和分析；1989年以后，又对农业及相关产业进行了其他的改动。目前，这些区划以农业生态特征和经济特征（土壤气候条件）被分为五大区，五大区又被细分成出21个子区域。

每个生产区域都由大写字母标记，不同的字母表示不同的类型。①K区代表玉米，其下有5个子区域，约占捷克共和国农业土地的6.7%；②R区代表甜菜+谷物，其下有5个子区域，约占捷克共和国农业土地的24.3%；③O区代表谷物，其下有4个子区域，约占捷克共和国农业土地的40.5%；④B区代表马铃薯，其下有4个子区域，约占捷克共和国农业土地的18.5%；⑤P区代表饲用作物，主要种一种植供牛食用的饲草作物，其下有3个子区域，约占捷克共和国农业土地的10%。

三、捷克的主要农业作物

   四、肥料以及农药的使用情况

 尽管捷克从事农业的人数减少了，耕地面积也略有下降，但粮食产量仍在增长，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集约化以及化肥的大量使用。一方面，这意味着更高的单产，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土壤问题。

 捷克的施肥量少于西欧，但大面积耕种与密集施肥相结合的土地管理方式，仍给捷克的土壤压实度和生物多样性问题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欧洲，荷兰是氮肥使用量最多的国家，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则是农药使用最多的国家。

 根据捷克统计局的数据，在过去的15年中，捷克的有机肥、石灰和氮肥的消费量一直在增加。普通农用肥料（家畜肥料、干燥粪肥）仍然近年来是使用最多的肥料，但有机肥料的使用量已有了显著增长。

 根据植物病害防治产品登记册，捷克共和国目前允许用于防治植物病害的农药产品共有将近2900种（其中可用于有机农业的约有300种）。与之前相比，农药的效力大大提高了，1981年，每48万公顷的土地就要用掉1万吨农药，而在2003年，每800万公顷的土地才使用了4300吨。即平均每公顷土地的农药使用量减少了2.2-2.3倍。

 在捷克共和国，2009年至2017年期间，玉米和土豆的农药施用量最高，而最低的是饲用植物和豆类植物。 目前，所有种类的农作物的平均农药施用量约为每年每公顷2千克（或2升）。

   五、捷克土壤面临的问题

水蚀

在欧盟，轻度至重度水蚀（每年每公顷＞5吨）现象频发，捷克超过二分之一的农业用地或正面临水蚀侵害，18%的土地受到了严重至特别严重的水势影响。据最坏估计，捷克每年因水蚀可能流失高达2100万吨表土，这会带来约42亿捷克克朗的经济损失。

风蚀

在捷克共和国，大约18%的农用土地，特别是一些低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风蚀威胁。

土壤压实严重

捷克共和国内几乎一半的农用土地都受到了压实的威胁。其中约30%是自然压实，而超过70%都属于人为的机械压实。压实会导致孔隙度和渗透率降低，从而使土壤的保水能力和肥力降低。

城市扩张

在最近几十年里，由于永久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可耕地面积急剧下降。例如，在捷克Dolní Heršpice地区，从19世纪50年代至今，在该地区313公顷的地表土地中，共流失了133公顷的农业用地。并且，根据城市景观规划，未来还会再征用约70公顷的土地。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的新增患者人数又创新高。希腊卫生部发言人、流行病学教授吉卡斯.马约克尼斯在疫情简报会上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塞萨洛尼基的确诊率比阿提卡地区高出4倍，现时希腊北部医疗卫生系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负荷。

从11月3日开始，塞萨洛尼基、塞雷斯两地已实施为期两周的全面封锁措施，包括：零售商店、餐馆和咖啡馆（外卖除外）、酒吧、娱乐场所、博物馆、体育馆、健身房、教堂等关闭；禁止举行聚集性活动，所有文化和体育活动暂停；民众出行前需要通过13033发送短信通知；从晚上9点至次日5点宵禁等。

希腊政府发言人佩特萨斯早前称不排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封锁。尤其是近期有希腊媒体消息指出，在阿提卡地区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更令外界担心阿提卡大区将再次被封锁。对此，佩特萨斯4日在接受电视台Open TV采访时否认传闻。他说，阿提卡大区的新增病例并没有呈几何级增长，当局将拭目以待，看看现有的防疫措施可否在11月压平疫情曲线。他还表示，只有在医学专家建议和认可的情况下，才会出台地区之间的旅行禁令。

目前包括雅典、比雷埃夫斯在内的多个地区，餐馆、酒吧、咖啡馆、健身房、博物馆和娱乐场所都已被下令关闭1个月。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指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拉脱维亚的迅速蔓延，现在是时候宣布紧急状态了”。目前政府已经召集内阁和危机管理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特别联席会议，以听取卫生专家的意见并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我看到医院的能力正在逐渐饱和。如果情况没有改变，则存在由于大流行而中断医疗保健服务的风险。由于这个原因，并且阳性检查的比例已经超过4％，这表明疫情不受控制地进行传播，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考虑宣布紧急状态了。如果我们采取这一步骤，那么肯定必须伴随一项关于经济解决方案的提案，政府必须回答如何支持人员和企业度过疫情难关。”

克罗地亚

根据卫生部部长Beros昨天作出的决定，Nasica市立医院将成立为新冠病毒二级中心，专门负责接收和治疗新冠病毒患者。医院主任Hrvoje Simic医生说：“Nasica市立医院主要将接收Nasica周边城镇及整个奥西耶克省内各地的新冠病毒患者；

克总理说：“其他欧洲国家并没有采取与今年春季相同的封城措施，此类措施对经济和金融产生了极大的消极负面影响，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生活；

萨格勒布防疫操作总部--萨格勒布体育馆筹备工作结束：目前可接收500名患者

萨格勒布体育馆已经正式成为防疫操作总部，卫生部部长Beros和体育馆医疗小组负责人Davor Vagic医生一起参观了此次总部操作演示。一名护士说：“我们可以立即接收100名新冠病毒患者，这里医疗设备齐全，配备了足够的人力与物力，可以满足患者的需求，萨格勒布体育馆有能力接收轻症及重症患者。目前，体育馆内已经放置了500张病床，如有需要，还可以增加300张。体育馆将主要用于接收那些无法与家人隔离的轻症和中度症状患者，或者有轻微合并症的患者。救护车将把病人送到体育馆东部的一个特殊入口，之后由医疗小组接手，该医疗小组由来自克罗地亚全国各地的医生和护士组成。

卫生部部长Beros：我们正在为爆发式增长作准备，如果克罗地亚医疗系统崩溃，我将引咎辞职！

塞尔维亚

塞近日新增感染者屡创新高，均突破2100例。

3日，德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向塞方捐赠了价值144.5万欧元的医疗物资，包括5台呼吸机以及德国方面还表示将向塞捐赠20万支新冠病毒疫苗。

5日，塞政府代表与世界银行代表举行了会谈，感谢世界银行向塞提供的100万美元抗疫专款。

罗马尼亚

根据全国疫情数据以及各县紧急情况委员会报告和建议，罗国务秘书阿拉法特签署了对克鲁日县、蒂米什县和瑟拉日县中的多个疫情红区实施区域隔离的法令。

罗外交部发布了对本国公民近期前往英国和北爱尔兰的旅行警告，并提到鉴于近日在法国和维也纳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有关部门认为还将会发生新的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匈牙利

匈牙利政府表示，新冠病毒继续在欧洲蔓延。所以匈牙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护好匈牙利人民。对此，匈牙利政府需要做出快速的决策。近期宣布全国再次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的。其他欧盟国家也已经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疫情第一次爆发的时候，政府宣布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而且事实证明，这一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所以在当前第二次爆发的时候，政府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当前的紧急状态将持续90天。政府会不断向公众公布新的决定以及疫情的最新进展。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iHunt Technology公司计划进军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市场。该公司已在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发行了总额为140万欧元的债券，以筹集必要资金。iHunt Technology公司CEO Cesar Catalin Stroe称，将利用筹集的资金扩大其与中国的业务并开拓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市场。

iHunt Technology成立于2015年，主要生产自有品牌的智能手机，并进口移动设备和其他电子产品。该公司是从中国向罗马尼亚进口智能手机的最大进口商之一。

捷克

捷克共和国2020年第三季度的就业数据受到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严重影响。根据捷克统计局（ČSÚ）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失业率上升至2.9％，该机构采用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方法利贝雷茨地区和布拉格的失业率增幅最大。尤其是在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艺术和娱乐业，失业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和信息技术方面的工作增加了。经季节调整的失业平均人数在第三季度比2020年第二季度增加了14,300人。15岁及以上的失业总人数同比增加39,000人，达到153,900人。妇女的失业人数增加了17,500人，达到80,700人，而男子的失业人数增加了21,500人，达到73,200人。一年或更长的失业人数同比几乎保持不变，达到30,800人。2020年第三季度，15-64岁年龄段的总体失业率上升了0.8个百分点，达到2.9％。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刘作奎、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