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疫情报告与评估（2020年11月10日-11月11日）
【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高晓川（华东师范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副主任，周边合作与协同发展创新中心 研究员，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
中企拓展中东欧核电市场面临的问题与建议
在欧盟制定减排目标和加快能源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核电发展进入黄金期，一些国家先后提出核电项目新建或扩建规划。在推动核电“走出去”上升为我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中企把中东欧作为开拓国际核电市场的重点地区之一。受到外内部因素共振的压力、尤其是美股因素的影响，部分中东欧国家对华经贸合作政治化倾向有抬头之势，中企拓展中东欧市场的整体局面不利，尤以实施在即的中罗项目遭遇翻盘为典型，这宜引起中方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助力中企的国际化合作。
一、中企拓展中东欧国家核电市场情况
欧盟加快能源结构转型促使中东欧多国先后提出核电新建（波）或扩建（捷、罗、保）规划，并出台创历史的巨无霸投资计划，标志着以欧洲新兴经济体国家新一轮核电发展进入黄金期。在推动核电“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中广核(CGN)与中核集团（CNNC）等核电企业把中东欧作为拓展国际市场的重点之一，并角逐罗、捷、保、波等国核电项目。主要包括：
1、在罗项目。2015年11月，中广核与罗国家核电公司签署切尔纳沃德核电站（3、4号机组）扩建合作意向书，这是中企以融资、承建、运营方式进军欧洲市场的重大突破；2019年5月，中罗企业签署正式启动项目的合作协议。
2、在捷项目。2016年3月，在习主席访捷之际，中广核与捷企签署全面合作备忘录。2020年4月，捷政府批准第二座核电站—杜克瓦内电站（5号机组）扩建规划，中广核参加项目竞标。
3、在保项目。2018年，保政府批准新建贝勒尼核电站。2019年底，中核集团与俄、韩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项目招标短名单。另有法、美两家企业作为设备供应商竞标。此外，保还将扩建现有的科兹洛杜伊核电站（7机机组）。
4、在波项目。波兰是欧洲煤电大国，今年10月政府通过在2043年前建设六台机组的新规划。2017年，中波签署核能合作备忘录，中广核有意参加波核电建设。
二、中企在中东地区项目合作进展不利
首先是中罗合作项目一年内遭遇翻盘。中罗核电项目从一开始面临美方压力，美以核电站所在县有美军基地为由施压罗方。2019年8月，美把中广核列入实体清单。今年年中，罗政府宣布撤销与中方的合作协议。10月，美罗签署核电合作政府间协议，协议强调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双方对该地区能源安全的相互承诺。这一协议被视为为美企参与罗核电项目奠定基础，同时双方相关部门也已启动项目融资方案的协商。
其次，中企竞标捷项目面临舆情压力。今年4 月底，捷政府宣布年底启动核电站扩建招标。除中企外，参与项目竞标的还有法、俄、美及韩企。自招标开始，捷国内一些政党和媒体即对中广核发起舆情攻势，借口是中企参与核电建设会对捷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使中企陷于不利局面。作为项目总包方，捷国家能源集团高层也表示，其将考虑项目的安全因素，并采取措施以保障项目建设与关键设备的战略安全性。
第三，保在核电建设项目上采取平衡俄美的立场。虽然中核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保新建核电项目短名单，但今年6月俄国家核能公司又宣布与美、法两家企业组成为以俄企为首的联合体，以技术、设备和融资一体化模式竞标，这加大了中企竞标的压力。在现有核电站的扩建项目上，保总理在今年10月中视察该电站时表态称，电站扩建将优先采用美企技术和设备。
第四，波美把能源合作作为强化两国盟友关系发展的重要抓手。由于波具有特殊和重要的地缘地位，美把波作为强化跨大西洋关系的新突破口，包括核能在内的能源合作则是两国强化两国盟友关系的优先领域。10月，波政府公布新修定的核电规划，计划首建两座核电站，旋即波美在第五次“三海峰会”中签署核电合作政府间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据此协议波美将首先在18个月内共同起草一份报告，以为波政府选定战略合作伙伴提供参考；同时，波美双方也已着手协商核电项目的技术设计与融资方案。
三、原因与影响分析
中企拓展中东欧核电市场的整体局面不利，尤其是中罗项目被逆转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传导效应，如捷虽表态称核电项目招标公开透明，但中企竞标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非技术因素的干扰。有捷智库人员表示，中企中标捷核电项目的可能性小。刚启动的波兰项目也不利用中企参与。
深化“17+1”合作面临内外部制约因素共振的压力。首先，一些国家对华经贸合作中的政治化倾向抬头有关。自2017-2018年以来，在美加大对中东欧的战略倚重以及欧盟突出地缘政治作用的背景下，大国关系中意识形态冲突显著回归。在此背景下，波、罗为代表的部分中东欧国家追随美国，把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盟友关系与战略性经贸项目合作挂钩，在对华经贸合作中的政治化倾向抬头，这尤以中罗项目被逆转为典型。今年6月，罗经济部长在解释取消中罗核电项目的原因时表示，罗美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罗国家核电公司重新对外招标，并在北约（NATO）以及欧盟（EU）成员国寻求合作伙伴。7月，罗总理参观核电站时表示，罗将与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建设核电项目，这是完成对罗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投资项目的重要保障。6月，波总理也表示，波正在寻找合适的核电合作伙伴，并强调最好的合作伙伴是“北约和西方世界公认的合作伙伴”。一些国家把盟友关系作为选定关键或战略性项目合作伙伴的标准已可见。
部分中东欧国家把对华经贸合作进行泛安全化的解读，这对推动双边大项目合作形成了不利的政策压力与舆情环境。迄今，有五个中东欧国家（捷、斯和波海三国）职能部门在国家安全报告把“一带一路”倡议和“17+1”机制下的双边务实合作进行政治化解读，提出涉华安全威胁，如2018年底捷职能发布的安全年报把中国视为对其国家安全和其他重大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之一，提出中资进入关键行业（能源、电信、高新技术）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斯报告认为中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其战略性行业的投资构成安全威胁。涉华安全报告已使一些中东欧国家中出现了不利于深化双边合作的政策压力与舆情环境。2019年7月，新上任的立陶宛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公开表示反对中企(招商局集团)参与该国最大港口-克莱佩达港的扩建。作为新建核电项目的总包方，捷国家能源集团高层在今年中也表示，其将考虑安全因素，并采取措施以保障项目建设与关键设备的战略安全性。同样，捷国内有利益集团渲染泛安全议题，并发起针对中企参与核电、5G合作的舆情攻势。
深化“17+1”合作也面临外部制约因素增强的挑战。美重视强化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缘作用，其打出的防务、经贸、能源和数字经济的组合拳收到一定效果。对波兰等国而言，跨大西洋关系（安全）重于欧洲一体化（发展），这是美能够分裂欧洲的原因所在。目前，美正欲把为东盟基础设施融资的“蓝点网络”计划复制到中东欧。今年中，美宣布对“三海倡议”注资10亿美元。美高技术企业微软和谷歌也先后宣布投资10亿和20亿美元打造波兰数据谷。从欧盟方面看，其也强调发挥地缘政治作用，除了首提中国是制度性竞争对手外，也通过政策和资本来规范中东欧国家和冲淡“17+1”合作。如果说欧盟对匈塞铁路项目的调查仅是间接性和程序性动作的话，美操控翻盘中罗核电项目的做法更显直接和硬朗，这对“17+1”合作的冲击也更大。
四、建议
今年新冠疫情不仅冲击了全球产业链，也突出了大国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对立。核电合作对于提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中企拓展其核电市场的不利局面可洞见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出现新的变化。中方宜继续发挥合作机制的创新性和建设性作用，以重点国家和大项目为支撑，通过务实合作来增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抵冲一些国家对华经贸合作政治化倾向抬头之势。今年6月，波总理在英媒刊文呼吁所有欧洲国家在5G建设上都站边美国，排斥与欧洲价值观相异国家的电信设备（直接点名两家中国电信企业）；同时，考虑采取措施缓解中企拓展战略性项目面临的不利局面。
1、推动“17+1”与“三海倡议”合作对接。波兰和克罗地亚共同提出的“三海倡议”合作聚焦中东欧12国能源、电信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各国把通过互联互通促建设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了战略高度。“17+1”合作的优先方向在于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因此宜推动两者对接，增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战略关联性和协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策应中美斗争和拉住欧洲的战略目标。美以重点国家（波、罗、捷）为突破强化在中东欧的地缘利益，中方宜继续以重点国家（塞、匈、希）为支撑，对接发展战略，在更多国家优先拓展产能、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合作。
2、中企考虑以联合体（或分包）方式拓展中东欧核电市场。能源政治历来是大国力量角逐的重要组成。目前，中企在中东欧核电市场遭遇内外部制约因素共振的压力，这暂不利于中企作为战略投资者拓展其市场。这种情况下，中企可考虑改变策略，借鉴曾与法企联合中标英国核电站的先例，以联合体（或分包）方式拓展中东欧核电项目，并为参与斯（洛文尼亚）、塞及波海国家可能的核电扩建与新建早做准备。
3、加大力度宣传中企核电国际合作成果。中方宜密切关注一些国家职能部门政策与舆情动向,加大宣传力度，抵消暗流涌动的涉华安全威胁论。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倡议与“17+1”合作内涵的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理念，以及中企核电技术的经济性、安全性，核电国际合作成果等，减少中企遇到的政治与舆情风险。
4、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中东欧核电发展进入新的高峰期，后疫情时期，各国多采取以投资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核电项目融资负担很大，而参与中东欧核电项目的欧美企业也有资金压力（竞标捷项目的美西屋公司财务状况多年不佳）。中方可协商加大对走出去核企的金融支持力度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的可能性，以增强中企的竞争力。
温洪泉（重庆交通大学讲师）：
波兰传媒体制研究
一、波兰传媒体制概述
二战之前，波兰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均由私人、教会、政党或其他社会团体出版，国家实行新闻自由；1944年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文化方面的私有财产逐步收归国有或公有，波兰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出版等主要由国家或机关单位创办和掌握，并实行书刊检查制度；1989年剧变后，随着国家政权的更迭，波兰新闻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取消书报检查，二是修改《新闻法》，三是允许自由办报，四是允许私人开办电台、电视台。
总之，政局变动后，波兰的新闻传媒逐步走上了私有化、商业化道路。从1989年4月团结工会组阁执政至今（2020年），波兰政府十次更迭，总理更换了十一人，其新闻传媒也在不断变迁中前行。
二、报纸杂志组织与管理
2018年波兰全国出版发行各类报纸杂志为7253种，其中主要的综合类报纸为《选举报》《事实日报》《超级快讯》《共和国报》《法律日报》等。
1．允许自由创办报刊
1989年剧变后，那些原本属于国家的媒体，纷纷踏上私有化的发展道路。波兰媒体的私有化进程最早是从杂志开始的，日报和周刊的私有化也随后逐步展开。目前波兰的报刊以私人报刊为主。
2．外资主导波兰报刊市场
波兰媒体在私有化进程中，最初是国有媒体将股份卖给个人，主要是媒体记者，让他们参与媒体的运作。后来，外国公司控股逐渐成为一些国有媒体私有化的发展趋势。现在80%的刊物不在波兰人手中，而是属于瑞典、德国等外国公司。
3．地方性报刊竞争激烈
波兰地方性报刊区域性更强、阅读者更多，尽管同样是私有化媒体，但其所有者却几乎都是波兰人。尽管这些报刊大都能准确定位读者群，避免由于内容趋同而造成恶性大战，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仍在所难免。
4．波兰共和国记者协会负责新闻报道职业监督
波兰共和国记者协会（SDRP）主要任务包括捍卫言论自由和媒体多元化，促进公民自由和加强民主活动。协会要求记者在新闻工作中遵循真实、客观、可靠和包容的原则。协会还设立了波兰记者法庭，专门用于处理新闻纠纷。
三、广播电视组织与管理
截至2018年底，波兰共有337家广播电台，其中全国性电台8家；电视台22家，其中全国性电视台19家。波兰官方电台和电视台是波兰广播电台和波兰公共电视台。
1．公私并存，私营电台、电视台占绝大多数
波兰《广播电视法》规定私人创办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仅须到省级法院办理登记注册即可。目前波兰的公共广播电台主要是波兰广播电台，主要公共电视台是波兰公共电视台及地方电视台。私营电台200多家，私营电视台10多家，占波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绝大部分。
2．详细规定广播电视节目播放原则
波兰《广播电视法》详细规定了广播电视节目的播放原则，如播放者自主确定节目并对其内容负责，播放的节目不得危害波兰国家利益，不得散布违背道德和社会利益的观点和言论；播放的节目应尊重接收者的宗教感情，尤其是遵守基督教义原则。
3．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负责广电行业监督
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KRRiT)是负责广播电视事务的最高机构，具有授予广播电视许可证的权力，有权干涉波兰和外国制作人的广播电视节目形式、赞助商的商业广告、儿童和青年广播电视以及公共广播电视节目，监管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运营。
4．政府对公共广播电视进行管理扶持
第一，控制民资和外资比例。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促进本国广播电视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开拓领地，政府采用多种方式控制波兰公共电视台市场占比在50%以上，大于其他私营及外来广播电视份额之和，并给予经济补贴，同时通过《广播电视法》削弱私营资本在国营广播电视中的势力。
第二，鼓励爱国题材影片制作。波兰政府为合作拍摄爱国主义和民族历史的严肃题材的影片提供启动资金，并要求电视台、特别是有线电视台拿出部分受人资助国产片的摄制。作为回报，政府批准这些电视台营业，并鼓励社会向民族影视业投资。
第三，政府任命公共广播、电视媒体负责人。从2016年起，公共广播、电视媒体集团的管理层和督查委员会由国库部长任免，改革媒体企业无需征询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同意，媒体公司的管理层只设一个职位，取消竞争上岗和任期制度。
四、通讯社
波兰主要的通讯社有波兰通讯社（PAP）、广播新闻社（IAR）、波兰新闻社（PA1）、独立通讯社（NAP）等，也是公私并存的体制。波兰通讯社是波兰的国家通讯社，波兰新闻社是民办通讯社的代表。
1．国家通讯社：波兰通讯社（PAP）
波兰通讯社是波兰的国家通讯社，直接受党中央和部长会议领导，经常被授权代表波兰当局对国际时局发表声明。波通社既向国内新闻单位提供电讯稿，也向国外发布新闻，还出版新闻刊物。
波通社社长兼总编辑领导全社工作。社长通过社务委员会主持工作。社务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全社的日常工作和发展问题，审议年度计划、预算和决算报告，以及制定新闻报道计划和职工生活福利方针。
2．民办新闻社：波兰新闻社（PA1）
波兰新闻社成立于1991年7月，全名为波兰新闻社股份公司。该社在国内12个大城市设有分社，在10个国家派有记者。波新社总社下设对外合作部、报刊新闻部、摄影电视部、报刊部、书籍出版部、对外部、广告处。该社还设有新闻中心，为企业、公司、各部组织记者招待会，也举办外国记者招待会。波新社向外国通讯社、报纸、杂志及国内报刊杂志提供新闻，包括国内外消息、体育新闻，约有50家地方报纸杂志订购波新社的新闻稿。它还出版新闻周刊和书籍。
五、波兰当前媒体政策及问题
近年来，波兰媒体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调整和重视。
一是重新定位公共服务媒体。2016年6月22日，波兰议会通过了“国家媒体委员会法”。通过该法案，公共服务媒体作为财政部下属国有企业的地位得到认可，并使公共服务媒体更接近波兰国家结构和政党政治提供了基础。
二是全面实施数字化。面对媒介跨国、跨行业并购大潮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波兰敏锐地发现了数字化为媒体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目前，波兰正在全面实施数字化，这不但改变了波兰媒体的消费市场，也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使波兰媒体融合更为显著。
三是重视文化宣传推广。波兰是文化大国，一贯重视公共文化推广与民族遗产保护，涵盖音乐、电影、图书、建筑等多个领域，向世界展示其古老文明和多元文化。波兰媒体政策的重点之一是保护和恢复据称被西方影响和前政府摧毁的价值观。
当前波兰媒体管理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部分法律规定过时，需要更新
波兰现行《新闻法》是1990年修订的，《广播电视法》是2004年修订的，虽然其后制定了一些单项的媒体法规，但总体而言，部分现行法律规定和公共媒体的融资模式已经过时，需要进行更新，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市场。
2．公共媒体受政治干预引发争议
波兰政党对公共媒体和管理机构特别感兴趣，他们要么试图制定媒体法规，要么出于政治动机试图任命控制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2016年的广播电视媒体法案通过后，国家电视台TVP1、2，文化等频道主任集体辞职，波兰电台1频道整点轮流播放波兰和欧盟国歌，以表达对新法案的抗议。
在过去的十年里，保守的民粹主义阵营和中间的自由主义阵营之间明显出现了分歧，人们对政治两极分化的讨论越来越多。在这个精英驱动的部门中，波兰的媒体也在一个以右翼和自由媒体为特征的高度两极分化的环境中分崩离析。
六、波兰传媒发展前景
目前，政局趋于稳定，政治体制转型基本完成，经济稳步发展，社会治安较好。波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口素质较高，文化产业创新能力较强。随着执政党对波兰传媒政策（特别是公共媒体）的调控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更新，波兰传媒将获得快速发展，其报刊、广播、电视、动画、电影、游戏等品牌影响力将不断提升。在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框架下，波兰与中国及其他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贸、交通物流、文化传媒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和丰硕成果，特别是在网络游戏、图书出版、电影、电视等行业与中国开展合作，可望带来丰厚回报。
边敏嘉（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欧洲对美国大选之后的贸易政策有何期待
2020年10月8日，乌里·达杜什（Uri Dadush）、贡特拉姆·沃尔夫（ Guntram B. Wolff）两位学者在布鲁盖尔（Bruegel）智库发表主题为“欧洲对美国大选之后的贸易政策有何期待”的文章，以下为文章摘译：
美国大选后，乔·拜登（Joe Biden）政府必须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取消过去四年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毫无疑问，美国仍将专注于与中国的竞争，与欧盟迅速恢复全面贸易谈判的可能性不大。美欧会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尤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方面。
结合奥巴马—拜登政府的执政史，以及长期以来拜登在参议院支持主要贸易立法，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和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这意味着拜登可能会回归更传统的贸易政策。但现在贸易政策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与过去四年美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我们认为拜登政府将必须面对三大转变，而这些转变对美欧关系有重要影响：
·在美国政治光谱中，中国被视为强大的地缘政治和技术对手。这并非第一次，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关系恶化到了冷战时期水平。
·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的急速加剧，以及在种族、宗教和社会经济背景驱动的身份政治的加深，导致了美国政治上史无前例的两极分化。特朗普在本就燃烧的火焰上继续浇油。
·COVID-19造成的经济破坏使不平等和种族分歧更加严重。
这些问题正如预期那样在拜登的竞选宣言中占有突出地位。从美欧贸易关系看，这三个转变意味着拜登担任总统将：
·首先解决国内问题而非对外贸易关系，或许会一直持续到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奥巴马—拜登政府第一任期的首要事务就是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大萧条，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吸取教训——防止贸易保护主义重演，将新贸易协议搁置一旁。
·继续支持“购买美国货”政策（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属于相对温和的保护主义），并且不热衷于新的贸易协定谈判。在谈判时，拜登政府将坚持严格的保障措施，“保护”美国工人的措施。
·将从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角度看待中美贸易关系，而不是像冷战时期将“北大西洋联盟”（把欧洲作为优先考虑事项）作为安全伞。
随着美国大选后政府换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美欧贸易关系：首先是美欧双边关系；其次是美欧与中国关系；第三是多边合作，具体体现为如何应对世界贸易组织危机。
美欧双边关系
毫无疑问，拜登执政将会缓和美欧之间的紧张态势，并带来文明的回归。跨大西洋联盟将在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再次趋同。然而，美国重返全面协议谈判（比如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的可能性极小。在拜登任期后期，随着COVID-19危机的缓解，将有机会达成一些基于单个或多个问题的协议。假设欧盟成员国的不同立场能够被调和，欧美在服务、医疗和环保产品方面的谈判会实现双赢，在数字税收和数据隐私方面的分歧可能也会减小。重要的是拜登对气候变化的深切关注，为贸易谈判提供了机会，例如在碳边界问题方面协调立场。
但由于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与中国竞争态势的加剧，会使这些谈判中可能比奥巴马或小布什时期更加苛刻、更不灵活。
中国
拜登和特朗普都认为煽动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对华恐惧符合选举利益，但目前并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大选后中美贸易战的升级。毫无疑问，虽然拜登也会对中国强硬，但他会以一种渐进的、谈判的方式使双边贸易关系正常化。民主党选民比共和党人对中国更不抱有敌意。中美贸易正常化意味着美国最终取消对中国65%进口产品（接近4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与之对应中国对美国57%的进口产品征收同样的关税），并使中国加速结构性改革。
不同于特朗普对欧敌对态度，拜登执政的核心是与盟友合作向中国施加改革压力，这也是欧盟的机遇。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在中国“人权侵犯”和科技网络通信等问题上持强硬路线。
因此，欧盟面临的挑战会是如何调和两个超级大国在贸易投资关系中的根本利益，以及如何应对美国出于地缘政治和安全考虑提出的要求。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对中国的不同立场使这一挑战变得更加复杂，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这一挑战都将继续存在。
世界贸易组织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方面，拜登可能会回归更为传统的谈判立场，在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下维护WTO，在不设定过高期望的情况下促使机构改革。在拜登领导下，美国可能会提出WTO改革上诉机构的具体建议，并作为交换条件允许其法官换届。美国也可能继续推动多边交易，如果达到临界规模，这些协议可能会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扩展到所有WTO成员国，甚至包括那些没有在协议中做出承诺的国家。拜登倾向于在WTO框架内开展合作(这一立场得到了国会两党支持) ，这可能会促进美国与欧盟、中国的合作。
随着美国可能在与欧贸易关系上采取更具合作和建设性的立场，包括在卫生标准补贴、数据隐私、碳边界调整和电子商务税收等方面，美国发展与欧盟的共同立场将是重中之重。如果欧盟不能应对这一挑战，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中对欧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势必会进一步降低。
马尚玉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硕士）：
随着埃尔多安政权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土耳其的政治动态发生了质的改变。埃尔多安致力于国际外交和人道主义援助，以此扩大其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和拥有重要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努力成为伊斯兰世界公认领导者的过程中，埃尔多安利用了其政党控制下的土耳其国家宗教组织、Milli Gorus（土耳其语，意为“民族愿景”）组织以及其他土耳其伊斯兰组织，还包括海外拥有共同利益和政治观点的组织，以对欧洲各国穆斯林群体施加影响的方式不断扩大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土耳其政府真正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欧洲各国领导人均对此现象感到担忧，而要想抵制这场政治运动，困难重重。本文于2019年5月由洛伦索·维迪诺（Lorenzo Vidino）发表于《外交政策》。
近几年，欧洲多国政府因其与土耳其的关系头疼不已。长期以来，欧洲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将土耳其总统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视为真正民主的对话者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土耳其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连续遭到欧洲各国政府反对。尽管如此，在土耳其当局将矛头指向欧洲各国政府首脑并宣称他们试图对土耳其侨民以及更广泛的欧洲穆斯林群体施加影响时，还是让欧洲各国猝不及防。
土耳其统治阶级发表的一系列挑衅的言论，及其控制国家媒体不断对这些言论进行炒作的行为令人困扰。他们当中的一些领导人经常利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来指责欧洲各国仇视伊斯兰教的行径，并且呼吁土耳其人以及其他在欧洲定居的穆斯林人共同抵制西方价值观。与此同时，这些领导人经常发表一些颇有煽动性的讲话。如2018年3月，土耳其议会安全和情报委员会主席阿尔帕斯兰·卡瓦科里奥卢（Alparslan Kavaklioglu）所宣称的“整个欧洲将会是穆斯林的，我相信安拉希望看到我们在这里繁荣兴旺。”
然而，土耳其的目的远不止于发表激进的言论。在过去的十年中，首都安卡拉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此来推动土耳其在整个欧洲的政治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扩大对欧洲的影响，多数表现为游说、行动以及教育，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些恐怖主义活动。确实，欧洲各国的安全部门发现土耳其情报机构在其领土上的活动急剧增加。
对于2016年7月的政变失败，埃尔多安归咎于他的盟友——现被流放的神职人员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ulen）。因此在之后的政治行动中，埃尔多安开始了对其无处不在的监视，包括直接绑架葛兰的支持者，及其他居住在欧洲的库尔德人、无宗教人士和反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活跃分子。
土耳其政府在欧洲领土上进行包括与间谍相关的活动，更多时候则是为扩大其影响力而由土耳其大使馆举办的活动。但是，正如皮尔兹所说，大使馆监督着一个广泛的从宗教组织到私营企业的非政府组织群体。而运作这台机器的关键齿轮就是Milli Gorus组织（“民族愿景”）。这是一个由埃尔多安的政治导师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于20世纪60年代末创立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伊斯兰组织，他们的活动方式采纳了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 的许多立场、目标和策略，同时加入了新奥斯曼主义进行改良。
整个欧洲当局都曾表示对Milli Gorus组织的担忧。对于德国来说，其联邦与州的安全服务历来备受瞩目。德国方面表示其的确区分了Milli Gorus和其他恐怖组织，承认前者在民主框架内运行活动，并且没有在德境内鼓吹暴力。近日，Milli Gorus组织却打破了德国当局的看法，因其所不断强调的反西方、反民主与反犹太主义的观点。
在《2005年宪法保护年度报告》中德国国内安全机构写道：“这些’墨守成规’的伊斯兰组织对我们社会内部的凝聚力构成了特别的威胁。除此以外，他们还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伊斯兰教普及活动，尤其面向移民家庭宣传伊斯兰风情。这些活动都与联邦政府的宗旨及其为整合移民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这样持续的社会情况有着潜在的风险，可能孕育一个更加激进的组织。”
埃尔多安政权对Milli Gorus组织的支持并不令人意外，但它扭转了土耳其长期以来的政策。在这届政府以前，土耳其一直是非穆斯林组织的主要支持者，这些组织主要活跃于土耳其侨民存在的西方国家。这些组织的宗旨多数是为了平衡像Milli Gorus这样极端的存在。该机构长期以来支持以土耳其为中心，采取温和的立场解释伊斯兰教，并强调凯末尔主义提倡的严格分离国家和宗教。
因埃尔多安政权和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土耳其政治动态发生了质的改变。2005年左右，随着正义与发展党逐步巩固其在土耳其的势力，土耳其政府对土耳其政府宗教事务机构的人员和神学立场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后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教徒。与此同时，这对欧洲来说是一种新形势：Milli Gorus组织和土耳其政府宗教事务机构（Diyanet）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有数十年之久了。
欧洲各国领导人开始审视这两个团体并采取一些联合抵制活动。实际上，埃尔多安政府正是利用这两个原本对立的组织来扩大其在土耳其侨民中的影响力。埃尔多安这项举措有许多目标，但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可以说是尽可能多地说服大量在欧的土耳其侨民为正义与发展党投票。从欧洲的土耳其侨民群体的投票结果来看，这一策略基本上成功了，往往会使国家投票的最终结果出现倾斜。
最近，正义与发展党试图不断影响欧洲穆斯林群体以代替土耳其侨民组织的地位，由于这些变化，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以及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金融机构开始为与穆斯林兄弟会相关的组织网提供前所未有的资金支持，而这些机构反过来促进了埃尔多安政府的壮大。
实际上，这种发展趋势并不令人惊讶。相反，它只是一种关系的强化，而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土耳其伊斯兰教和中东地区的兄弟会、Milli Gorus组织和欧洲的伊斯兰兄弟会及类似组织，它们之间尽管独立，却始终关系紧密。尽管这些组织与教派之间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如埃尔巴坎在伊斯兰主义中加入了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和伊斯兰兄弟会却由这些基本而相似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着。
受阿拉伯之春以及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穆罕默德穆尔西政府被戏剧性推翻的影响，土耳其伊斯兰教和中东地区的兄弟会、Milli Gorus组织和欧洲的伊斯兰兄弟会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阿拉伯各地的伊斯兰兄弟会分支机构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设营利机构，并获得安埃尔多安政府的政治和财政支持; 兄弟会成员因此能在土耳其自由地开展业务并经营电视台。
随着土耳其经济的蓬勃发展，埃尔多安致力于国际外交和人道主义援助，以此扩大其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和拥有重要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努力成为伊斯兰世界公认的领导者的过程中，埃尔多安利用了其政党控制下的土耳其国家宗教组织、Milli Gorus组织以及其他土耳其伊斯兰组织，还包括海外拥有共同利益和政治观点的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在西方的分支。
欧洲人越来越担心土耳其人在欧洲本土的行动对他们的影响。鉴于这场政治运动是由一个与大多数欧洲国家有着深厚商业、政治和安全联系的强大国家组织的，所以对抗这场运动是个严峻挑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的活动是合法的。然而，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土耳其大使馆、宗教组织和企业在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广泛的合作关系，以此提出的各项主张并寻求整个穆斯林群体的庞大利益的目的，是与欧洲各国政府的利益相冲突的。
刘江鸿（“17+1”智库网络秘书处）：
拜登执政下的中美关系
近期经济学人智囊团发表《拜登执政下的中美关系》，其主要观点编译如下：
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似乎将在11月赢得美国大选。若拜登入主白宫，在其任内，中美关系的改善空间有限，但美国的政策重点及其策略将发生改变。
惨淡的状况
如果拜登先生当选总统，他将在中美关系低迷的背景下掌权。COVID-19的影响，以及近期中美情感的恶化，意味着2020年1月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提高双边贸易额几乎没有帮助。该协议在其他领域，包括高科技供应链、投资、金融服务、安全和人权等紧张领域并未起到作用，但为了避免进一步破坏美国经济，该协议可能将继续存在（在2020年）。
图1：2030年代初中国的“名义GDP”将超过美国
我们将何去何从？
我们期待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将：
·为保护美国企业，保持目前对贸易和经济失衡问题的关注（尽管采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策略）；
·延续近几个月的趋势，增加对安全和人权问题的关注。
对此，我们期望看到两点不同。首先，随着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好战的外交政策转向接触政策，基调将有所不同。其次，我们希望美国尝试与盟国合作，共同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接触。
贸易投资
拜登对华政策的主要支柱是为中美企业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拜登的经济复苏计划包括许多打击中国的贸易行为，比如在国家补贴、生产过剩和倾销、货币操纵，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方面。
缓解对贸易赤字的担忧
从美国角度看，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是受欢迎的，但我们不期待拜登过多关注如何减少对华贸易逆差。COVID-19危机的直接影响是否逐渐消失会影响拜登政府是否继续维持《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决策。鉴于自2020年初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程度，要在双方之间找到足够的动力和信任来探讨这些话题是困难的。
图2：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受到贸易逆差和COVID-19的影响
向非关税贸易措施的坚定转变
我们预计拜登政府将降低一些现有的关税，尤其是针对中国制造的中间产品的关税，对一些敏感工业部件的关税可能仍将保持不变。拜登表示，他的政府将对供应链进行定期审查，并寻求在关键用品（例如医疗和个人防护设备）生产方面实现自给自足。相较于关税，拜登政府可能会利用政府支出作为激励，鼓励更多的美国制造业。拜登承诺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尤其在知识产权盗窃方面采取“强硬的贸易执法行动”，但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措施。
一个可预见的合作方法
拜登政府会尝试联合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友以扩大对华政策转变的影响力，可能会重新与WTO接触以重建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计拜登政府将继续审查（或排除）本已不多的中国对美投资，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并加大美国企业对华出口敏感技术的难度。也可能鼓励其盟友加强对中国的投资审查以挤压中国的海外市场。这样一来，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紧张态势日益加剧，美国也将面临与许多亚洲经济体重建关系的艰苦奋斗。然而，中国也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也将促使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关注与美国关系不那么密切的新兴经济体，包括构成“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兴经济体。
安全问题
拜登在执政第一年会优先考虑关于COVID-19大流行，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一旦最初的国内焦点过去，将关注与中国的安全紧张局势，寻求加强其地区安全存在，包括在中国南海。
事实可能会证明拜登政府争取北约支持面临着困难， 作为替代方案，我们期待美国支持“四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非正式安全框架）。然而，“四边安全对话”（及亚洲其他国家）内部的协调将面临挑战，大多数国家不愿破坏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因此，尽管美国在亚洲扩大了安全足迹，但加强地区安全框架的努力仍将充满挑战。这样一种战略将使中美的紧张关系最终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中美对直接军事冲突的兴趣都很低。拜登的重点将是恢复美国的国际声望。
人权与环境
拜登领导的美国可能会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在目前的环境下，对人权的更多关注对拜登政府是可取的，也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对台湾的“欺凌行为”也可能会引起更多关注。
中美之间可能在环境领域进行合作。拜登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50年使美国成为碳中和经济体。他还提出了一项2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以提高能源效率、转向可持续基础设施和住房、促进关键技术的研发，并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希腊全国封锁进入第三天。日内瓦大学遗传学教授马诺利斯.德尔米扎基斯在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由于目前封锁时间较短，仍无法看出效果，但可以在2周后看到成效。他称源于封锁前的病毒传播，接下来2周内日新增病例数不会大幅减少，且在4周内死亡病例数将继续增加。如果进行为期3周的封锁，则在5周后日新增确诊患者数可能降至500例以下。德尔米扎基斯强调，目前无法得知封锁将持续多长时间，专家和当局将观察15天的疫情走向，从而决定解封哪些领域。若日新增病例数减少，且重症病房的压力减轻，则12月初可能重新开放初中和高中，及开放零售商店以迎接圣诞节和新年，促进经济发展。
罗马尼亚
11月10日13：00，罗马尼亚国家战略传播小组官方公布疫情数据，罗单日新增病例7304例，累计确诊病例314295例；新增死亡病例177例，累计死亡病例共8186例；重症病例1093例；新增治愈4615例，累计治愈病例211408例；累计检测3519095例。
保加利亚
11月9日，鲍里索夫总理第二次COVID-19检测为阴性。他于10月25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在家中进行治疗并与部长会议通过在线会议办理公务。他在脸书上表示可以在10日会见北马其顿总理佐兰·扎耶夫（Zoran Zaev）以及出席当日召开的柏林进程索非亚峰会。
捷克
捷克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哈马切克表示，虽然目前国家紧急状态已经延期至11月20号，但是由于疫情的发展仍然不容松懈，所以政府将在本周五讨论提交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哈马切克此前曾表示，紧急状态可以持续到圣诞节。他说，由于这种流行病仍然需要控制所以在11月20日会后仍然需要大量紧急状态的措施，例如，关闭部分商店或限制学校运营。很多专家也表示，如果国家紧急状态仅仅延长至11月20号是完全不足以控制目前的疫情的。
斯洛伐克
总理伊戈尔·马托维奇表示自11月11日起，政府最终可以将紧急状态再延长45天，而不是之前宣布的90天。在10月9日的会议上，中央危机工作人员建议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再维持90天。如果不这样做，紧急状态应在11月14日结束。内阁宣布从10月1日起为期45天。
克罗地亚
上周日，民众又举行了一次名为“我们要求废除国家民防总部”的抗议活动，以示对总部防疫措施的不满。民众们大声呼喊着抗议，而医疗工作人员则表示他们面对新冠病毒和民众的不负责这双重压力，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克罗地亚各地医院因为呼吸机短缺而焦头烂额，网站上二手呼吸机供不应求。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卫生部长表示，在贝尔格莱德的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情况最为困难，那里的患者人数和对卫生机构的压力最大，并指出首都有大约300个病床空缺。多个医院转为新冠肺炎患者集中治疗点，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未来可能会将患者转移到外地医院。部长说，医疗保健将尽力为每位公民提供帮助，但他们必须了解，能力和卫生系统无法承受无限数量的感染者。他呼吁在未来十天内减少接触，因为这是阻止病毒传播的唯一方法。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立陶宛
立陶宛克莱佩达大学医院目前患者已经趋于饱和。克莱佩达大学医院副主任Zigmas Juzumas表示，目前该地区的情况很糟糕，现有的25个空余床位将很快被填补。克莱佩达部分医院不适用于治疗新冠肺炎患者，同时也面临人员配备问题。目前两家医院中共有81位患者接受了氧疗，其中6位接受了人工肺通气，另外13位正在接受复苏。由于感染人数升高，目前有22名大学医院的医生（7名医生和15名护士）处于自我隔离状态，但没有出现确诊病例。Zigmas Juzumas指出：“到目前为止，医院虽然有足够的医务人员，但是情况非常紧张，很难预测下一步发生的事情”。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刘作奎、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