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中心副主任）：

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评析

一、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含义与定位

匈牙利的“向东开放”战略在匈牙利本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众所周知，几个世纪以来匈牙利与东方分离。即使是奥匈帝国时代，匈牙利成为也将巴尔干地区作为其东方政策的主要方向。匈牙利话语中的“东方”缺乏一个特定的具体定义。当匈牙利官员谈论“东方”时，这可能意味着从俄罗斯到中国，或从土耳其到印度的任何一个国家。每次使用该单词时，首先需要给出单独的定义，以便在给定的上下文中指定“东”的实际含义。

匈牙利政府关于匈牙利超越小国身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景是在匈牙利2011年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之后的“匈牙利外交政策”文件中提出的。甚至可以认为，2011年之后，欧尔班政府重塑了国家的外交政策。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发表讲话说，“世界经济刮起了一股东方风”。他将匈牙利描述为“在西方旗帜下航行”，但需要与全球新兴大国接触。“欧洲国家之间已经为此竞争了”，“必须与欧洲主要出口国同步”。匈牙利2011年在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之后出台的“匈牙利外交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向东开放”。“向东开放”的政策也随之构成了匈牙利模式的一部分。欧尔班指出，匈牙利模式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即政治稳定、严格的财政政策、劳动福利社会和向东开放。概言之，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并致力于推进国家贸易关系多样化的务实性外交。

二、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的动因与发展

作为资源匮乏，以对外贸易为经济支柱的欧洲小国，匈牙利的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证该国扩大出口、拓宽出口市场，保持并提高匈牙利的国际竞争力。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2010年上台的匈牙利政府意识到，单纯依赖欧盟发展经济，一旦欧盟经济疲软，匈牙利经济也难有起色。一方面，匈牙利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业绩，对外开放性很高，出口创造的GDP占比高达80%-95%，但匈牙利并没有易于出口的自然资源，其出口主要是基于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国内购买力有限，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然要维持着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由于匈牙利无法与更低工资的东南欧国家竞争，维持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必然要对技术水平进行升级，以维持或增加目前的出口水平。

另一种可能是寻找新的市场，推动越来越多国内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或吸引更大的外来投资，2010年以来，匈牙利集中加强同东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包括东南亚、中亚、外高加索和波斯湾国家。匈牙利高层官员陆续出访了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联酋和乌兹别克斯坦，但访问俄罗斯和中国的次数最多。据统计，2010—2019年，匈牙利对“向东开放”政策涉及国家的出口额增长了24%，进口额则增长了29%。

三、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的调整与未来

目前，在中美全面竞争加剧态势下，匈牙利原本的“东向战略”政策轨道有所调整。匈牙利和特朗普政府围绕两个方面展开合作，一是欧尔班和特朗普都持共同的反移民立场。二、两国都明确强调北约国家的自卫能力。欧尔班政府已经宣布匈牙利将努力达到北约国防开支的最低目标。匈牙利政府已宣布逐步增加其国防预算，每年0.1％，直至2026年，届时军费开支将达到GDP的2％。2019年2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来访，以及同年欧尔班访问华盛顿，匈牙利还努力推动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如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参加美国新大使馆的正式开馆仪式，这些动向说明匈牙利致力于重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同时，匈牙利积极寻求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平衡”。匈牙利政府期望维持和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匈牙利与中国双边关系已步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但匈牙利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条件期望有所调整，并基本与欧盟对华经贸态度一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匈牙利官方方面的评论并没有将疫情的爆发归咎于北京，相反，官方强调了中国向匈牙利运送大量医疗设备这一事实。在可预见的未来，匈牙利的对中国友好态度将继续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匈牙利政府开始积极与“向东开放”政策中包含的多个国家推进合作。

在东北亚，2019年，韩国超过德国成为匈牙利的最大投资国。在匈牙利-韩国高层会谈中，反复出现的话题包括韩国对匈牙利的进一步投资（例如，科马罗姆的制木产业），匈牙利对韩国食品出口的前景，以及匈牙利对韩国“对朝政策”的声援和全力支持。在匈牙利-日本峰会中讨论议题包括《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V4+日本”合作，以及日本在匈牙利进一步投资的问题。日本在匈牙利的进一步投资包括日本合成橡胶与MOL在蒂亚扎瓦罗斯（Tiaszaújváros）的合资企业，或扩建在萨尔戈塔詹（salgotarjan）地区的三菱工厂。

在中亚地区，近日，匈外长再次强调在匈牙利政府的东部开放政策中，中亚的经济日益重要。如尽管发生了全球性的疫情，匈牙利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仍在蓬勃发展。2020年上半年，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了7%。2020年11月，匈牙利外交与贸易部长在布达佩斯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和其他官员。会议旨在为迎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问匈牙利并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做好准备。匈牙利也希望匈牙利和吉尔吉斯斯坦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之外也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此外，双方同意设立一个投资基金以促进匈牙利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以及在第三国的匈牙利和吉尔吉斯合作项目。

在南亚地区，印度目前是匈牙利对外贸易政策的焦点。在匈的40家大型印度企业雇佣了1万名匈牙利工人。匈牙利也与印度尼西亚达成了设立5亿美元投资基金的决定。该基金将用于促进匈牙利企业参与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对东南亚合作方面，推动贸易和投资关系多样化也是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长上周出访老挝首都万象的根本动机。两国政府同意针对匈牙利企业启动一项金额为1亿欧元的紧急贷款计划。匈牙利企业可利用贷款在老挝开展投资项目。匈牙利外交部长9月也出访了孟加拉国，为匈牙利企业进入孟加拉市场是此访的重要目标之一。

总之，匈牙利基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目标始终是相互协调的。与经济发展迅速的东方国家的合作不仅涉及双边合作问题，更是为匈牙利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提供了一种战略选择。正是短期和长期双重经济因素。可以预见“向东开放”会超越党派意志继续成为匈牙利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李慧明（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绿色复苏”与中欧气候合作

一、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严重冲击与“绿色复苏”的重要价值

（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严重影响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球，世界无一国家能够幸免。疫情严重冲击下，各国封国封城，严格限制人们的出行及社交活动，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13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降3.3%，收缩幅度小于2020年6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的预测，主要是全球经济继4月“大封锁”期间跌入衰退深渊之后，目前正在恢复。此外，全球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已逾百万，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上升。除了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外，新冠肺炎疫情将扭转国际社会自1990年代以来在减少全球贫穷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将加剧不平等。据统计，2020年，全球近9000万人可能会低于极端贫困的每天收入门槛1.90美元。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与震荡，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应对措施，一面积极防控疫情，一面竭力恢复生产生活。新冠疫情与全球气候变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疫情虽然暂时减缓和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排放增长的趋势。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恢复经济和正常生活的巨大压力，疫情也使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受阻和延迟。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促使有关人士呼吁决策者在采取“复苏”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绿色韧性，把经济复苏行动变成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机遇。

（二）全球“绿色复苏”的综合经济社会价值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23日参加清华大学2020年全球暑期学校课程之一的“气候变化大讲堂”时，在致辞中特别强调各国在拯救、重建和重置经济的过程中应考虑六大气候行动，即让社会变得更具韧性，确保公正的过渡；创造绿色就业岗位，实现可持续增长；对工业、航空业和航运业的救助应当以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作为前提条件；停止在化石燃料补贴和煤炭资助上浪费资金；在所有决策中考虑气候风险及全球各国应携手合作。

“绿色复苏”的本质含义在于强调，世界各国在制定和实施恢复经济发展（增长）战略时必须同时注重政策的环境保护和气候治理效应，避免高碳锁定和路径依赖。绿色增长没有单一的定义，但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则。从本质上讲，绿色增长试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在对环境友好的同时继续经济增长。虽然可以通过使用生物燃料和清洁煤炭、碳税、改进农业做法、重新造林等一系列措施来实现绿色增长，但绿色增长的主要战略是通过应用技术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和材料使用脱钩。绿色增长战略特别强调能源部门的干预措施，能源部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唯一最大贡献者，因此也是气候变化的最大贡献者。这体现在为取代传统的高碳技术而开发的诸如电动汽车、风能和太阳能等低碳技术以及旨在提高效率和可回收性的其他技术进步中。

“绿色复苏”对于正处于关键时期的全球经济社会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效应，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安全，进而最终维护人类自身的安全。2.促进绿色增长和就业，实现社会的更加公平。3.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促进经济增长协同起来，促进二者的有机耦合，进一步推动全球的能源转型。4.促使人类以一种更加系统的观点看待新冠疫情的爆发及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二、欧盟的“绿色新政”与气候政策的最新变化

（一）欧盟绿色新政及其主要内涵

为了帮助修复新冠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损害，启动欧洲复苏，并保护和创造就业机会，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5月27日提出了一项基于充分利用欧盟预算潜力的重大欧洲复苏计划。欧盟复苏计划是建立在“欧盟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和竞争可持续概念的基础上，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生产力，公平性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综合目标。“欧盟绿色新政”是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12月提出，旨在使欧盟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路线图。绿色新政强调两点，绿色转型+数字技术，这是新政核心（如图1）。绿色转型旨在促进欧盟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绿化，尤其是能源体系的清洁化，跨经济部门的能源生产和使用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的75%以上，能源供应和使用的清洁化对于欧盟实现碳减排目标至关重要。数字化是欧盟实现“绿色新政”核心性工具和手段，欧盟致力于促进和投资于必要的数字转型和工具，推动欧盟的绿色发展。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欧盟把“绿色新政”作为其绿色复苏的发动机，即使面对当前的健康和经济危机，欧盟仍承诺坚持“绿色复苏”的前进方向。

图1  欧盟“绿色新政”的主要内涵

2020年7月21日，欧盟领导人就这项复苏计划和2021-2027的长期预算框架框架达成了一致，超过50%的长期欧盟预算和下一代欧盟(总计约1.8万亿欧元)将支持现代政策，不仅摆脱新冠危机，而且使欧洲走上可持续和有弹性的复苏之路，为建立一个现代化，更具可持续性的欧洲奠定基础。预算将1.8万亿欧元一揽子计划的30%，即约5500亿欧元用于资助气候行动，这是关于欧洲如何计划进行绿色弹性复苏的重要政治信号。“该协议是信任的强烈信号，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二）欧盟气候政策的积极变化及其战略考量

“绿色新政”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核心，提出到2030年至少减排55%、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欧盟委员会2020年3月提出了《欧洲气候变化法》的建议，要把碳减排目标纳入法制的轨道，确保欧盟低碳转型的趋势不可逆转，不会被其他事情打断或偏离。

欧盟的战略考量：1.把握全球低碳转型的大势，顺应潮流，使欧盟抓住机遇，占据低碳经济的主导权，提升欧盟的低碳竞争力。2.推动欧盟内部经济社会的生态现代化，回应民众对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高度关切，增强欧盟内部的凝聚力。3.提升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力，通过内部的榜样示范作用，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三、中国的中长期减排承诺及其深远意涵

（一）中国的中长期减排承诺

近期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就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增强建设美丽世界动力、凝聚全球环境治理合力、培育疫后经济高质量复苏活力、提升应对环境挑战行动力等四条建议，突出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既表明了中国全力推进新发展理念的坚定意志，也彰显了中国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贡献的明确态度，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坚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决心和意愿。2060年碳中和情景的排放路径需要在2050年实现近零排放，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实现2060年碳中和需要全社会经济体系、能源体系、技术体系等方方面面的巨大转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转型也会为我国带来经济竞争力提高、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协同效益。中国做出艰苦努力，能够实现自身的目标。

（二）中国减排承诺的深远意涵

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前景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实现能源、经济领域的深度低碳转型，并向“1.5°温控目标”持续迈进；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提出，则意味着中国在本世纪全球实现近零排放的目标上迈出了重要而积极的关键一步，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将迎来全面低碳变革。当下最紧迫的是要在“十四五”规划中设立更有雄心的包含碳总量目标在内的气候目标，把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降至50%以下，加速能源结构转型；应尽快制定全国和地方的达峰行动方案，及经济、技术可行的中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

四、中欧气候合作的战略价值与行动方略

（一）全球气候治理新态势下中欧气候合作的重大战略价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强劲势头显示了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中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郑重承诺也预示着中国未来的低碳发展方向。欧盟绿色新政与中国倡导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致的。2020年9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与德国和欧盟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欧方‘绿色新政’与中方国家自主贡献和低碳发展战略在理念和方向上一致，在各领域政策和行动上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地方。”

中欧气候合作的战略价值：1.把中欧气候合作上升到双方战略合作的高度，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战略上形成团结互应的积极态势。2.中欧气候合作为全球低碳转型注入更加强大的动力，推动全球低碳转型的趋势不发生逆转，给全球能源转型和市场投资发出清晰信号。3.维护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主义进程，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增加确定性，增加国际社会持续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巴黎进程的政治意愿和信心。4.为中国自身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个更加积极的外部支持力量和参照对象。

（二）中欧气候合作的行动方略

1.保持气候合作在中欧战略合作中的高端位置，使气候合作成为中欧战略性合作的核心议题。

2.共同维护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多边主义，坚定落实《巴黎协定》的气候治理措施，使中欧合作成为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双引擎”。

3.加强中国的减排战略与欧盟“绿色新政”的深度对接，形成机制化的合作模式。

4.强化双方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市场合作，有效管控双方在清洁能源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分歧，建立稳定的市场合作机制，为双方的低碳转型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李昕蕾（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安全纽带视域下后疫情时代的欧盟绿色复苏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次证明了全球治理已经进入了关联性安全时代，新型病毒的大规模跨国流行不仅冲击了各国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体系，同时波及到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体系的各个方面，不仅诱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同时还对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治理与清洁能源转型形成挑战。由于冠状病毒对经济活动，尤其是交通活动的影响，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今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但这仅可能是疫情下的一个短期波动，随着经济活动的回升，排放增长很可能会出现迅猛反弹。全球气候危机并没有因新冠疫情而威胁降低；相反，各种气候灾害性事件的频发将我们带入了多危机并存的复合型安全纽带时代。2019年11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系统研究所的蒂姆·莱顿研究小组在《自然》上发表题为《气候临界点——风险太大，不可心存侥幸》的文章，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地球紧急状态”，包括亚马逊雨林地区广泛破坏、北极海冰减少、大规模的珊瑚礁死亡、格陵兰岛和南极西部冰川融化、永久冻土融化、寒带森林的不稳定以及海洋循环变慢在内的九个领域已经逼近气候临界点，而且其发展速度比之前所预测的要更快。如果全球变暖继续以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全球气候危机将走向系统性崩溃的不可逆临界点，因此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复苏必须基于多因素关联性安全纽带的考虑维度。

早在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就提出“水-能源-健康-粮食-生物多样性”（WEHAB）纽带理念，强调全球资源的相互管理和系统管理。安全纽带理念强调相对分离的传统政策模式设计已无法有效适应多安全因素互动带来的挑战，从而需要建设一种动态、系统和多元博弈的治理体系。在根源上，大规模传染病和气候变化、野生动物买卖、生物多样性减损、贫困及基础卫生条件差等问题息息相关。如气候变化对流行病的产生、蔓延存在重要关联性影响。如气温升高会使任何介质流行病受到影响，还导致生物栖息地发生变化农作物、动物、人类开始接触此前从未接触但易受感染的病原体，进而产生更多新的流行病。2019年以来埃博拉、登革热、麻疹等流行病又卷土重来，使新冠疫情的应对雪上加霜。后疫情时代的多重危机应对，意味着通过协同方式推进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气候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的综合性解决，从可持续安全的角度来提升弹性治理能力。正如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默拉（FrancescoLaCamera）指出后疫情时代，各国政府在制定后疫情时代经济刺激和产业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过程中需要融入清洁发展理念，从而加速向可持续性的脱碳经济体和富有弹性的包容性社会转变，使世界走上气候安全的道路。

伴随欧盟各成员国陆续解封复工复产，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的路线和方向备受关注。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2019年底的“绿色新政”为蓝本，实现2050年“气候中立”为目标，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卢森堡等18国环境部长2020年4月11日发表公开信，希望《欧洲绿色协议》在欧盟复苏计划中发挥核心作用，目前已得到超100万欧洲公民和100个环保非政府组织支持。4月14日，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主席帕斯卡·坎芬组织79名议员成立“绿色复兴联盟”，支持绿色复苏投资计划，呼吁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置于欧洲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5月27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一项总值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计划，其中涉及一系列支持绿色转型的措施，将落实《欧洲绿色协议》和新的《欧洲工业战略》作为后疫情时代欧盟“化危为机、复苏经济的动力”。2020年7月21日，欧盟领导人将这一复苏计划和欧洲2021-2027的多年财政预算框架相配套，为欧洲走出危机，走向更加现代化和可持续的未来奠定了基础。这种绿色复苏强调向气候中和目标进行过渡的进程中实现复合危机的有效应对，从安全纽带的角度来看，其特点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基于公正过渡的绿色转型。欧盟强化“公正过渡基金”，用以疫情严重地区朝气候中立目标发展转型。随着欧洲向气候中立过渡，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脱碳与现代化改革将是一项首要任务。欧洲需要新的工艺流程和更清洁的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并为这项行动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欧盟将形成新的《公平过渡机制》，提议将筹集1000亿欧元，以确保碳密集地区在进行工业和经济转型升级时实现公平过渡。二是推进跨部门的绿色技术创新与数字转型支持。2020年3月10日欧盟委员会所发布的新的《欧洲工业战略》明确确立了帮助欧洲工业在气候中立和数字化的双重转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向。欧盟强调下一个工业时代将是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融合的时代，如果欧洲想要引领这两个转变，产业战略必须以创新为核心。欧盟非常重视启动地平线欧洲公私伙伴关系计划，旨在通过工业和成员国的伙伴关系来支持包括电池、清洁氢、低碳钢制造、循环生物基础部门和建设环境等多部门在内的交通运输领域的的研究和创新。三是以清洁氢能联盟为代表的合作伙伴治理路径。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了《欧盟氢能战略》和《欧盟能源系统整合策略》为欧盟设置新的清洁能源投资议程，在刺激欧盟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的同时以达成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也在2020年7月8日宣布成立“欧洲清洁氢联盟”，由相关产业领导者、民间机构、国家及地区能源官员和欧洲投资银行共同发起，旨在为氢能源的大量生产提供投资，满足欧盟国家对清洁氢能的需求。

当然，欧盟的绿色复苏绝非一蹴而局的过程，期间充满了各种挑战，如目前欧盟国家的第二波新冠疫情正在挑战着该区域的复合型危机应对能力。另外就长期发展而言，还存在如下三方面的结构性局限：一是欧盟绿色复苏的领导力持续性问题。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到2020年12月，之后默克尔也下台，进入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如何在欧盟绿色复苏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前是德国国防部部长，以微弱的优势当选，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绿色复苏计划将受到更大的挑战。另外，在复合型危机应对方面，德法协调也显得尤为重要，如2020年5月18日，法德发表联合经济复苏倡议，将加快经济绿色转型、履行应对气候变化承诺作为支柱之一。后默克尔时代，法德合作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正提升。二是突发性与渐进性危机应对中的资源调动困境。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都是全球性危机，不局限于国界。然而这两个危机的性质完全不同，新冠疫情属于突发性危机，而气候变化属于渐进性危机，在相关的资源调动方面突发性危机的迫紧性要更为明显。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缔约方会议因为疫情而被取消或推迟，本来预计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气候会议，已被推迟至2021年11月举行。欧盟内部的《绿色协议》和数字化转型相关的部分工作也被推迟了，如何实现复合危机应对中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也考验着欧洲。三是非均等性发展挑战欧盟内部协调。新的《欧洲工业战略》虽然主要是站在欧盟立场对外发布，但实际上对欧盟内部亦产生影响，而且某些规则的不平等客观上会加剧欧盟成员国的强弱分化。欧洲关键战略价值链上的行业，如智能交通、物联网、网络安全等普遍集中于德法这样的工业强国，而且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并形成了龙头企业，再加以欧盟公共财政投资形式的补贴，这些企业的优势将更加明显。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企业来说，它们基础较弱、获得补贴较少，其竞争力将逐渐减弱直至被淘汰或兼并，最终导致人才、技术流向强国的业内龙头企业，从根本上挑战欧盟的内部协调与共进发展。

杜清流（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法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职员）

欧债危机的宗教根源

［编者按］生长在欧洲人心底的基督教思想，在欧洲大陆数百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时至今日，它们对当下欧洲政治经济格局仍然发挥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力。米兰大学学者约瑟夫·希恩（JosefHien）专攻政治与历史、政治经济学以及比较政治，他曾于2019年在《共同市场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欧债危机的宗教根源》。文章以欧洲债务危机作为问题的研究对象，以欧洲大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数个不同的主流宗教理念为线索，梳理了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及其与三大教派的宗教历史关系，并以此为视角剖析当下欧债危机中欧元区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实际的联系与博弈。在德国盛行的秩序自由主义继受了新教的精髓，而大多数欧债危机国家的社会经济伦理却源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从作者的观点中可以读出，宗教信仰层面的分歧是欧洲国家间互不理解的历史根源。过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教派分歧，其影响延续至世俗化的今天，深刻地阻碍了欧洲各国以共同体的姿态对欧债危机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欧洲的秩序自由主义运动

在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秩序自由主义与其他几个新运动同时推动着历史演进，秩序自由主义始终站在怀疑市场的自我监管能力的立场上。它认为，自由市场竞争只能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执行一套从经济宪法到规则条例的法律制度来加以保证。这套法律制度一方面禁止卡特尔和垄断集中，另一方面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较于其他学派，秩序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秩序自由主义是一种包含强烈道德伦理的社会理论，映射出了德国新教社会思想这一根源。这一新教起源的学派思想在其他不同传统文化的地区上显得格格不入，在受到天主教和正东教影响的地区更是被视为“异类”。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魏玛学派和主流的国家经济历史学派没有能力解释当时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背后的理论问题，秩序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这段历史表明，秩序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在危机下诞生的具有理性思考的经济理论，它也是德意志理想主义、德国新教神学以及德意志帝国文化三者共同的产物。它铸就了明确的德国新教社会经济理论，旗帜鲜明地对抗经典的自由放任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社会天主教以及凯恩斯主义。秩序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的边界是秩序，经济自由应当由国家强制力通过经济宪法的方式加以保护。秩序自由主义下的国家应当为市场主体设定正确的制度框架和执行规则。

秩序自由主义学派反对魏玛宪法下的国家福利机构，认为它会造成道德风险，理由在于其设置了错误的激励机制，并且破坏了个人责任制度。由国家权力机构组织的无条件社会转移，最终将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彻底灾难。相反，国家所做的应仅仅是去建立一个“机会平等”的平台，并促进个体的自发性。国家的福利行为要有节制，要注意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要激励个人采取正确的道德行为自发地摆脱苦难。国家的扶持必须是有条件的，任何无条件的转移都不是真正的“社会团结”，因为它不能激发每一个个体的主动性。

不同教义下的“团结”与欧洲危机

与天主教和东正教有关“团结”的概念相比，秩序自由主义极具特殊性。天主教虽然也认为魏玛时期对自由市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天主教从魏玛危机中汲取了完全不同的教训。天主教反而认为需要将更多的力量放在社团主义和社会转移方面。国家的福利行为不应当是有条件的，因为根据天主教的人性观，个人并非都具有相同的智力、道德和手工技能。因此，社会不仅需要提供机会平等的起始条件，同时还需要根据个体的需要确保再分配的正义。这种“原始基督教式的共产主义”在东正教中尤为突出。东正教表现出“明显倾向于以社区共同体（community）为导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直都尖锐地批判与西方发展思想有关的个人主义思想。如果我们以“团结”这一概念为线索，沿着基督教的不同分支探索下去，我们会发现东正教和新教逐渐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事实上，东正教最具集体主义色彩，包括兄弟之爱和神秘；新教最具个人主义色彩的基调，例如去神秘化和理性主义；而天主教和路德教处于二者之间。

三大基督教分支有关于“团结”概念的分歧，直到今天仍然在暗暗地推动着公共舆论走向不同的方向。天主教徒和那些生活在天主教国家的民众比新教徒更支持再分配政策。天主教徒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而新教徒则持怀疑态度。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和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认为，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欧洲各国的生活水平超出了其负担能力，包括社会保障过高、人均GDP过高、开销过大。作为“团结”的先决条件，以上行为必须停止。同时，朔伊布勒强调个人责任、纪律，呼吁通过道德诉求和制度激励来实现节俭行为，这一观点不仅接近于秩序自由主义，而且体现了新教改革中的个人主义责任原则。

南方道德价值中的“团结”与信仰

在希腊，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知识的学者们，在继承了东正教的基本教义之后进一步创新，将之与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古希腊哲学思想融合，他们将新的综合体称为“新东正教（neo-Orthodoxy）”。百分之九十二的希腊公民是希腊教会的成员，在宗教同质的基础上，他们反对由北欧价值观推动的欧洲一体化，从内心深处抵触西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

新东正教派的学者认为，希腊人这一群体从骨子里并不认同“永续生产的奴隶制度”，他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因此，尽管存在严峻的经济问题，在实际采取经济上的紧缩措施之前，希腊人仍然比西欧其他人活得更幸福。他们经常提及古希腊哲学，将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以及索福克勒斯的不屈（Antigone）和边沁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讨论。

西方文明的绝对理性、个人主义，与东正教的集体原则（communality）对比鲜明。自从1981年希腊加入欧盟以后，希腊人的信仰在政治层面以一种反西方主义的色彩发挥影响。无独有偶，意大利也有学者提出欧洲过度偏重经济一体化将会伤害到欧洲文化精神的根基。他们认为，欧洲的真正实力在于艺术、哲学、政治和宗教，这些与欧盟“仅以欧元和统一市场的基础”相对立。2013年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曾有学者提议建立一个“拉丁帝国”来阻止欧洲的“德意志化”，并解释道“人们不能要求意大利人、希腊人都像德国人一样生活”，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反对来自北欧的追逐利润甚至是反对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价值取向。

小结

欧洲社会虽早已世俗化，欧债危机却让各教派的文化标志重新显现。德国关于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观点，仍然深受北欧新教伦理思想的影响。而这些价值观与受天主教和东正教思想影响的南方社会经济伦理并不协调。

作者的整篇文章表明，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充斥着新教内涵的“德国式”话语体系引发了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南部学者们群体性的激烈争论。在德国，欧债危机引发了自194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有关秩序自由主义的思潮。公众话语中文化的多样性，在此刻加剧了欧洲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秩序自由主义、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社会思想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因而难以互相调和。

过去，二战后的“德国模式”作为一种各个教派间互相妥协的“中间产物”，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社会经济结构，战后“德国模式”下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都运行良好。现在，为了化解债务危机从而恢复社会生产力，欧盟各成员国需要像当年战后的德国一样，在政治经济的思想意识层面争取形成“中间产物”。

刘昭媛（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如何修复英国破碎的民主？

［编者按］2016年，英国在脱欧公投中以52%的多数赞同结果要求脱离欧盟。次年，时任英国首相的特雷莎·梅（Theresa May）即表示，根据欧盟《里斯本条约》（Treaty of Lisbon）第50条，英国将于2019年3月29日脱欧。但截至本文发表时，随着梅的三次脱欧协议均未在议会通过，英国脱欧的日期不得不延迟，愈来愈多的英国人呼吁取消脱欧议程。而《展望杂志》（Prospect）的编辑汤姆•克拉克（Tom Clark）认为：脱欧事件陷入僵局，既反映了人民主权与议会主权之间的矛盾，也折射出了英国首相与英国议员们之间的博弈过程。在其于2019年4月2日发表于《展望杂志》网站上的《如何修复英国破碎的民主》（政府与政治：一个新宪法能修复英国破碎的民主吗？（Government vs politics: could a new constitution fix Britain’s broken democracy?） 文章中，他建议道，除了坚持英国宪法遗产中的基本原则，还应当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在议会民主制上的成功经验，重新制定英国宪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新规则。

2019年3月，英国下议院院长约翰·博考（John Bercow）引用英国议会17世纪的程序规则，打破了时任英国首相的特蕾莎•梅（Theresa May）藉由第三次投票通过其脱欧计划的希望，致使英国脱欧进程再次陷入僵局。博考称，根据这条规则，首相在3月13日提出的第二份脱欧提案是合规的，因为它与第一份大不相同。但第三份提案必须“完全不同”，而不能仅仅是措辞方面的重写。本文作者指出，英国之所以在脱欧一事上束手就困，是因为英国宪法在背后发挥作用。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渴望，将那些古老悠久的原则和先例予以合理化。但作者认为，脱欧危机并不是启示英国要注意梳理松散的宪法条文间的内部联系，因为仅凭英国的宪法遗产并不足以修复英国破碎的民主。而英国脱欧危机是一个对英国宪政体制进行改革的绝佳时刻。

汲取美国宪法的教训

美国宪法优雅而持久，在国内受到宗教信仰般的尊崇，而在全世界都被视为典范。然而，作者指出，今天的美国比任何西欧国家（包括要脱欧的英国）都更为失衡。美国宪法中著名的制衡措施使政府关门如同例行公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称的“否决政体”（vetocracy）也由此产生，结果是各方都可以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没有人能做任何有用的事情。甚至在美国陷入今天有毒的党派文化泥淖之前，20世纪的根本性改革都必须通过巧妙的重新诠释，从18世纪的主张中提炼出来。美国宪法以简洁文字蕴含了国家运行的基本规则，但在宪法的实际运行中让自作聪明的律师取代了政客的位置却并不是一种进步。修改美国宪法是如此困难，以至于27年来都没有任何修改，近50年来也没有人对它进行过任何有意义的修改。时代在变化，争论在演变。至少，有抱负的英国立宪主义者应当寻求建立比美国宪法更具灵活性的宪法。

英国议会民主制存在的问题

作者认为，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代表的是“人民主权”与作为广泛体系基础的议会主权之间的矛盾。任何有效的民主宪法的首要任务之一，都是回答谁来掌权、何时举行选举，以及在重大改革问题上必须征求谁的意见这样的问题。但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在英国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

不列颠的公民表决实际无法成为国家决策的一部分。作者指出，过去几个月英国脱欧引发的混乱，暴露出隐藏在政府有序治理和公民个人权利之中的可怕弱点，即人们试图以一种混乱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方式实现这一深刻变革。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对宪法进行全面修订，需要在议会或整个国家中拥有绝对多数的赞成者，而且往往还要考虑下放立法机构的意见。而在英国，这些都不需要。正如前首席大法官伊戈尔（Igor Judge）所写的那样，在像爱尔兰这样的地方，公民投票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但在不列颠，公民表决从来都不是如此。所以，英国最终陷入了浓雾之中，英国的政治迷失了方向。英国政界人士称，2016年的投票是“一劳永逸的”，这对民主非常重要。然而，事实仍然是，从法律上讲，这次投票只是一次意见征询。

英国的宪法和先例对其首相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作者批评道，“卡梅伦太自鸣得意了，以致于他根本不担心如果脱欧派获胜会发生什么。”考虑到离开欧洲几十年后的多层次复杂性，提前起草所有必要的法律是不可能的。但制定脱欧公投后程序上的计划，显然是有可能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太自以为是以致于他没有预先考虑失败可能带来的技术问题，英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宪法也没有要求他做好准备。作者也批评称，时任英国首相的特蕾莎•梅（Theresa May）拥有惊人的自由之力，这能让她在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刻将国会扫地出门。尽管特蕾莎•梅知道她的拒绝将重启英国下议院一再拒绝的局面，但她仍然在3月21日欧洲理事会召开前夕排除了长期推迟英国脱欧可能性的要求。

英国所谓的主权议会无法可靠地告诉英国首相该做什么。英国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在英国也没有人，能拯救议员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正是因为欧洲理事会无视梅的要求，制定了一个灵活的延期方案，这至少挽救了英国议会，使得其拥有重夺控制权的可能性。作者认为，如果英国想要一个拥有主权的议会，那么英国议会就不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它甚至可能被唐宁街10号的一个控制狂篡权。

英国宪法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少数意志坚定的个人的协助。正如法律评论员大卫·艾伦·格林(David Allen Green)在推特上所说：“请在威斯敏斯特外立三座雕像：吉娜·米勒(Gina Miller)、多米尼克·格里夫(Dominic Grieve)和约翰·伯考(John Bercow)。”作者认为，如果没有米勒提起的诉讼，议会将在《里斯本条约》第50条程序开始时被解散。如果没有格里夫提出的修正案，议员们将被排除在英国脱欧的最后阶段之外。以及，如果没有伯考，英国首相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迫使议员屈服。但是宪法的要点，当然应该是要让我们不需要寄希望于正确的人恰好出现在正确的时间。

重写英国宪法的必要性

脱欧在议会和宪法中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是英国政党的议会和作为议会之翼的议会成员之间的枢纽被破坏了。修复这一枢纽，对双方来说似乎都极其困难，而且鉴于政党在任何现代宪法的实际运作中都是至关重要的，继续沿用英国古旧的规则之书将大大增加产生令人不安的结果的可能性。是时候重写英国宪法了。

作者认为，宪法中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程序是可以很快确定下来的。英国奉入神龛的基本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同：议会对国家负责，部长对议会负责，所有人对法治负责。英国宪法遗产中的这些理想应该被继承，但也需要承认继承下来的的传统和程序不足以捍卫这些理想。光有光辉灿烂的传统是不够的。

要建立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基本规则，英国必须愿意借鉴世界各地的议会和宪法经验。作者强调，英国一路经历的动荡最终会让这个国家相信，其历史悠久的宪法遗产并不能使其免除对国家的通常要求，即现代国家必须按照连贯的规则来管理自己。

世界各国修复议会民主制的启示

苏格兰：由议会控制议程。英国政府对议员时间表的严格控制扭曲了关于是否脱欧的辩论。但在许多其他国家，重要讨论的时间表不是由命令决定的，而是通过一个“业务委员会”进行协调。这个委员会反映了立法机构中的多数意见，同时也能实现立法机构中更广泛的力量平衡。在包括苏格兰在内的一些国家议会中，该议程还必须提交后经由整个议院批准。

德国：选举新总理。德国总理的产生需要没有德国联邦议院多数席位的赞同。每一次选举开始时，由总统和联邦议院成员在不记名投票中正式提名一名候选人，即获胜政党或联盟的领导人。如果德国总理失去了议会的支持，可以进行不信任投票，但必须同时选出总理的继任者。

爱尔兰：让公民参与进来。爱尔兰公民大会成立于2016年，旨在审议一系列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堕胎问题，还有气候变化、公投、老龄化和定期议会。它允许66名随机选出的公民和33名来自政党的代表提出一系列宪法修正案，从而为普通民众提供参与爱尔兰政府治理的一种方式。

南非：保护公民权利。南非宪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它把“人类尊严”和“实现平等”放在核心位置。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这一法案不仅禁止基于性别、种族和宗教的歧视，而且是第一个将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定为非法的此类法案。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该宪法的实际运行效果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

美利坚合众国：规定总统继位顺序。如果特蕾莎•梅辞职，没人知道谁会成为下一个英国首相。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因为美国有明确的总统继位顺序。如果美国总统辞职或死亡，他（美国总统一直以来都是男性）的位置将被副总统取代。如果副总统也不能担任总统，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是众议院议长，其次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院议员，然后是内阁成员，接着是从国务卿开始的内阁成员，最后是国土安全部部长，他排在第17位。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财政部指出，政府再次宣布国内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拉脱维亚将会重新采取停工福利和补贴政策。政府将向企业和员工提供支持，协助共同渡过难关。财政部现在就计划的支持措施起草一份报告，并已提交给内阁。根据财政部提供的信息，在拉脱维亚国内疫情紧急情况下，政府将为员工提供综合支持。政府将给停工雇员发放救助，并向继续经营的企业提供工资补贴。 本次救助计划将考虑紧急状态对各个行业部门的影响程度，以此为根据设立不同的福利方案。

匈牙利

斯洛伐克外交和欧盟事务部长表示，匈牙利派遣了200名医生赴斯洛伐克，协助斯洛伐克进行全国新冠病毒检测工作。斯洛伐克也向奥地利求助。虽然对匈牙利只提出需要50人，但是匈牙利派来了200人。他对匈牙利对外经济和外交部长的协助深表感谢。匈牙利内务部招募了150名志愿医务人员周末到斯洛伐克工作，报酬是1000欧元。斯洛伐克总理马托维奇和内务部长在北科马罗姆亲自对那里的匈牙利志愿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捷克

捷克采取了最新的措施以来，关键指标R值一直在下降，该指标显示平均一个感染者感染多少其他人。今天公布了R数值已下降到0.8。前卫生部长Prymula将0.8的值描述为可以开始考虑逐步放松措施的点。在9月和10月，一段时间的复制数量大约为1.5。但是，自10月中旬以来，它一直在逐渐下降。上星期得到了低于1的值。前部长普里米拉在10月13日向市民保证说：“如果能够减少病例的增加并使其稳定在繁殖数量0.8的水平上，则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间隔内逐步释放出个别措施。”

斯洛伐克

总理伊戈尔·马托维奇表示自11月11日起，政府最终可以将紧急状态再延长45天，而不是之前宣布的90天。在10月9日的会议上，中央危机工作人员建议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再维持90天。如果不这样做，紧急状态应在11月14日结束。内阁宣布从10月1日起为期45天。

克罗地亚

国家民防总部宣布已经制定了一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草案。政府将不强制市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但是肯定会保证至少50%以上的接种剂量。所有社会弱势群体将免费接种疫苗。克罗地亚目前已经向Astra Zanec订购了270万剂疫苗，前几天向辉瑞公司订购了100万剂疫苗，并且也向强生订购了部分疫苗。国家民防总部称已经为疫苗在12月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但疫苗极有可能在2021年第一季度才能开始接种。

萨格勒布警方向媒体透露，将对上周日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提出起诉。因为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没有在活动中采取规定的防疫措施。，而且当他们注意到参与活动的人没有遵守防疫措施时，也没有提出警告或者中断这次的抗议活动。

塞尔维亚

塞总统武契奇12日表示，迄今为止，塞已经获得了18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主要来自辉瑞公司，并且将在12月底之前获得首批疫苗。武契奇说，政府正在努力获得更多疫苗，以便战胜疫情。他说，他正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以及所有可能获得疫苗的人进行谈判，因为需要更多的数量。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希腊

在近两天的新增病例中，塞萨洛尼基位居榜首，该市也是最早实施封锁的地区，比全国封锁措施的实施时间提前了4天。但病例新增数字仍未见回落。希腊卫生部长基基利亚斯11日赶赴塞萨洛尼基了解疫情。基基利亚斯早前指，塞萨洛尼基民众的新冠检测阳性率为32%，当地的卫生系统已经处于红色警戒线，新冠病毒还在当地继续传播，而重症监护病床已经所剩无几，患病或需要隔离的医护人员数量正在迅速上升，情况十分危急。希腊当局将派出一架有特别医疗装备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将塞萨洛尼基的新冠重症病人转移到中部塞萨利以及首都雅典的重症监护室。与此同时，塞萨洛尼基424军事医院也将普通病房临时改装成新冠重症监护病房；公立医院神经外科、心血管科的50张预留床位也改成新冠重症监护床位，并配备卫生部作为战略储备的设备。希腊当局以及卫生专家正在密切监测塞萨洛尼基的情况，以控制疫情继续蔓延，同时也防止类似情况在包括雅典在内的阿提卡大区发生。目前，根据希腊当局要求，塞萨洛尼基卫生部门已敦促医护人员不要把没有保险的病人送到私立医院，因为当地公立医院的所有重症监护室都已经接收新冠重症患者，不需要重症监护的普遍新冠患者则被转移到私立医院。

另一方面，中国民航局11月11日再发多个熔断指令。其中包括国航雅典至成都航线航班。根据民航局通报，国航10月29日入境的CA864航班（雅典至成都）核酸检测阳性旅客6人。自11月16日起，暂停国航这个航线航班运行1周。根据相关规定，雅典至成都该航线周四、周日两个航班一并熔断，熔断期满后，可恢复每周1班运行。该航线11月16日以前的航班可继续执行，如触发熔断机制，熔断时间将予以累加计算。民航局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应在当地使领馆指导下，做好后续航班旅客安抚和机票退改等服务工作。

罗马尼亚

截止11月12日下午13点的24小时之内，罗马尼亚新增感染10142例；累计确诊逾33万例。

据欧委会统计，今年农业季（7月1日至11月8日），罗共出口软质粒小麦106.5万吨，占欧盟软质粒小麦出口总量的13.6%；出口玉米26.9万吨，占欧盟玉米出口总量的47.2%。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鞠维伟、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