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金    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危机下寻求变局的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

疫情在欧洲，从他们自身的认知上来看，疫情是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无论从经济和社会冲击来看，还是对他们世界观来说。这种影响和中美博弈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改变欧洲一体化内在的动力和逻辑。大家都在讲逆全球化，欧洲作为一个行为体，内部是有反全球化力量的。疫情之下，欧洲的政治经济的体系在重塑，当然疫情危机跟债务危机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应对方式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债务危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基本上还是走的新自由主义的路线，私有化，结构性改革。但是疫情之下不是这样的逻辑，欧洲第一时间放松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财政社会福利的兜底，危机性质是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讲，里面既有过去危机教训的总结，也有对欧洲内部政治的一种应对。债务危机，人们诟病欧盟的是不能实现对民众利益的保护，在疫情危机之下要去保护。如果说一体化此前的逻辑，单一市场不断的高歌猛进，统一货币，如果大家跟踪欧洲整个改革，从里斯本议程，到2008年，都是走的新自由主义的路线。今天在欧盟内部力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个逻辑在内部开始走不通了。在外部，欧盟要怎么做？显然其遵循的是另外一套逻辑，我们看到欧盟在外部还是在推动外部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还要利用规则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来赢得竞争力和国际地位。所以，此后我们看到的欧盟就会出现双轨的现象，内部这种干预主义的，芬兰有个报告称之为“战略资本主义”。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势，包括欧盟开始搞产业政策，对战略行业进行扶持，战略行业名单随着疫情之后越来越广，所有这些都是内部逻辑的变化。外部像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种背离，后来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跟欧盟打交道的情况，内部在筑墙，外部在推墙，必然体现在我们跟欧盟打交道的过程之中。

我们接着看疫情下的一体化，“危机催生一体化”，这句话永远是有道理的。过去几年这种逻辑也一直在展现，在疫情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初期的确很混乱，但是后来我们不得不承认，欧盟在卫生领域的权能是在增加的，协调力度是在加强的，并且现在正在扩展在卫生领域的权能。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第二，在财政领域内，大家更多关注的是财政转移联盟的第一步，成员国共同发债。关于欧盟范围内共同维持就业的计划，其实也是一种突破，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内的突破，也是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时候没有推成的，至少在此后面对类似危机的时候，有经验可以借鉴。从这一点来讲，欧盟自身的韧性还是足够的。

在疫情和地缘政治博弈下，刚才我说外部的逻辑会怎么改变它的行为方式，第一点，今天的欧盟和处于鼎盛时期的欧盟相比，它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鼎盛时期的欧盟，成功扩大之后，当时第一份战略文件里所提到的，通过和平与合作，扩展欧洲的模式，这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就是欧洲的根本利益就能够实现。今天看了中美博弈，疫情下暴露出的脆弱性，摧毁了对相互依赖的信任，过去认为相互依赖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今天的信念崩塌了，这是根本的脆弱性，这个世界根本不可靠，中国也不可靠，谁都不可靠，战略产业都得回到欧洲去。今天欧盟更多从竞争和冲突的世界理解世界，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第二点，加速了欧盟此前说的要实现主权欧洲，就是今天说的战略自主，这个话语不断变化，但在法国的话语体系里，这一点是一样的。战略自主，从过去说防卫安全领域的战略自主，现在是方方面面的战略自主，除了我刚才讲的产业链的多样化，战略行业的回归，包括数据领域，完全依靠别人的情况，所以加速了进程。第三点，模式之争，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是中国对他们的冲击过于大了。

    由此在中欧关系中，我觉得三个显著的特征将会成为干扰中欧合作的重要因素。首先是，欧洲对中国的战略互信持续下降，寄希望于战略问题上“联欧治美”恐怕不现实。第二，经贸领域内，防范加强的态势是一直会走强的，他们内部防范，外部扩展。而对于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绝对不是口水战，如果把它和过去宗教身份认同的作用类比也不过分，资本主义的模式是民主制度模式。过去觉得不过是你在外部输出你的模式，今天已经威胁到西方自己的民主模式，这一点在此前就有认知，今天疫情之下，认为你的虚假宣传，他们把中俄是并在一块儿的，觉得是对他们民主制度的攻击，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趋势。我们今后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欧盟？需要面对的是既要挣你的钱，还要在这个问题上对你施加压力，涉疆也好，涉港也好，甚至台湾问题，都会在这个框架下去塑造。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新冠疫情扩散背景下欧亚秩序的演变特征

一、欧亚地区的套娃秩序：特征与动力

苏联解体以来，欧亚地区的十二个国家开始走上国家转型之路。由于行为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欧亚地区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俄罗斯套娃的秩序模式。最外层的套娃是俄美在全球层面进行的竞争和合作；第二层“套娃”是俄美在欧亚地区的互动以及该地区内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分别与俄美两国所形成的互动关系；第三层“套娃”则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层面上所形成的关系模式。欧亚地区三个层次的“套娃”是相互影响的，俄美在第一层次的互动会传导和影响第二、第三个层次，反之亦然。同样属于欧亚地区，之所以东欧与高加索次区域的套娃秩序远没有中亚次区域稳定，主要原因在于，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的国家往往会借助西方国家的力量制衡俄罗斯，而中亚次区域的国家则倾向于对俄罗斯采取对冲或追随战略。前者容易导致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出现以俄罗斯及其追随者（包括地区内国家范围的非国家行为体）为一方，西方国家与地区内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后者则会出现俄美联合地区内国家联合反对非国家行为体，或俄罗斯联合地区内国家反对非国家行为体以及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与西方之间形成的松散联盟。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中亚次区域出现的更多是各方行为体之间的摩擦或龃龉，很少上升到集团对抗的高度，从而能有效保证套娃秩序的大体稳定。

图1  欧亚秩序套娃模式的内涵及其组成示意图

二、新冠疫情扩散背景下欧亚套娃秩序的变化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极大地改变欧亚地区的发展动力，造成了欧亚套娃秩序的震动。新冠疫情在欧亚地区的扩散，严重考验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医疗卫生系统不堪重负，民众因病伤亡惨重，经济增长乏力或停滞，其结果就是各国的社会稳定均面临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出于缓解民众对政府抗疫不力、巩固或增强政权合法性面临的严重压力，部分国家试图通过挑起对外矛盾的方式转移民众注意力，这对欧亚地区的秩序稳定造成严重冲击。大体来说，根据欧亚地区套娃秩序的构成主要源自于：俄美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以及该地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及其与俄美等域外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和互动模式，我们大致可识别出在新冠疫情扩散背景下呈现出的以下特点：

1.俄美在全球层面的互动：整体维系了此前恶性竞争的态势。尽管特朗普与普京依旧寻求改善双边关系，但双方战略利益的差异与两国国内政治势力的牵制，造成俄美关系依旧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过，就实力分配而言，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国家实力均遭到新冠疫情的削弱，尤其是各方的经济尤其如此。就此而言，这些行为体在全球层面的恶性竞争态势得以延续，但实力分配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套娃秩序而言，这一秩序虽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但与疫情出现前相比，不稳定并不意味着这一秩序马上会走向崩溃。

2.俄美在地区层面的互动：相对于将欧亚地区视为自身势力范围的俄罗斯始终关注该地区的形势发展，美国2020年对欧亚地区的介入力度有明显变化。2020年2月初，美国务卿蓬佩奥曾访问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欧亚四国，并于2月3日在塔什干召开了有五国外长参加的新一轮C5+1会议，这意味着美国加大了对欧亚地区的介入力度。然而，疫情在美国国内的急剧扩散，尤其是随着美国总统选战进入关键时刻，美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议题上，其对欧亚地区的兴趣急剧下降。由此导致2020年俄美双方在欧亚地区的互动大体保持了稳定。

3.欧亚地区内各行为体在国家内部的互动：这里所指的行为体主要为欧亚地区的各主权国家、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政党、非政府组织、分离主义实体、族群等）。显而易见，除了原本的发展动力，2020年新冠肺炎的全球扩散，是扰动欧亚地区内各种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趋于活跃并导致它们之间的互动趋于复杂的重要因素。受疫情影响，各主权国家面临的治理压力急剧增大，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尽管诉求各异，但它们在追求自身目标上变得激进则是一种可见的趋势。如白俄罗斯反对派在总统选举期间的集结与抗议、吉尔吉斯斯坦2020年10月期间反对派对议会选举结果的不满进而掀起的大规模抗议。更令人担忧的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为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重启战端，伤亡惨重，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是欧亚地区的东欧次区域、高加索次区域、中亚次区域，套娃模式均遭受到严重的冲击。按冲击程度排序，高加索失序最严重、东欧次区域次之，中亚次区域再次。

4.欧亚地区内各行为体与域外大国之间的互动：在2020年欧亚秩序的演进过程中，新涌现或变得更为强势的域外行为体，是欧盟与土耳其。欧盟的角色主要体现在白俄罗斯变局中，而土耳其则在阿—亚冲突的激化与升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个域外行为体，均严重冲击到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地区霸权国”的主导身份。就欧俄关系而已，俄欧围绕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和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中毒产生的外交争议，导致俄欧双边关系走向谷底，且客观上产生促使欧盟成员国缩减内部分歧、强化对俄实施统一立场的后果。而土耳其为积极拓展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积极支持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重启战端，其战略野心恶化了该次区域本已复杂的地区形势。

总而言之，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构成欧亚地区套娃秩序演变的重要动力。

三、欧亚套娃秩序演变态势带来的启示

1.套娃秩序在不同次区域具有不同特征的整体模式得以维系。根据对苏联解体以来欧亚秩序演变近三十年的观察，套娃秩序大体呈现出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动乱频仍、中亚地区大体维持稳定的模式。其中，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的动乱往往不止涉及一个国家，而是具有强烈的外溢与扩散效应；而套娃模式在中亚次区域，虽然不能保障该地区行为体内部不发生动乱，但一般而言，这种动乱不具有强烈的扩散性。这种差异，主要原因不在全球和地区层面，而在于域内行为体内部与域内行为体和域外大国存在不同的互动模式所致。在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域外大国的支持对象往往与俄罗斯相敌对的行为体——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体，从而引发俄罗斯的激烈反应，两相碰撞导致地区局势失稳。而在中亚地区，俄罗斯一般支持各主权国家以联合应对主要来自非国家行为体提出的挑战与威胁，进而大体维持该地区的整体稳定。

2.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维持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冠肺炎的削弱。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传统影响，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地区霸权国”的角色。尽管俄罗斯竭力维持这种地位，但2008年全球债务危机、2014年乌克兰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等危机接踵而至，严重冲击到俄罗斯恢复国力的雄心。这意味着俄罗斯维持和巩固在欧亚地区“地区霸权国”身份的努力，仍不时遭遇域内外事态的挑战。对于俄罗斯而言，2020年是一个尤为特殊和困难的年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乱局、纳卡局势的风云突变，或多或少地冲击了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囿于新冠疫情本身已给俄罗斯的国家实力造成重大打击，面对三个次区域纷至沓来的危机，俄罗斯大体保持了一种谨慎表态、适度介入的态度。毋庸置疑，俄罗斯的雄心未变，其希望得到西方对其在欧亚地区享有特殊利益的诉求未变，变的只是外部形势对俄参与欧亚事务方式和手段提出了更多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强势介入欧亚地区事务的意愿。

3.欧盟对欧亚地区的强势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自顾不暇的“真空”。在欧亚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美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影响地区局势演变的重要力量。美俄在欧亚地区的博弈，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局势演变。大体而言，由于欧亚地区构成俄罗斯的传统利益区域，美俄在全球层面的角色在欧亚地区实现了一种互换：即俄罗斯是秩序维持者，美国是修正主义力量。不过，近年来，美虽仍然积极关注欧亚地区，但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和频繁的“退群”举动，客观上削弱美积极介入欧亚事务的意愿。而与美意愿有所下降相伴随的，是欧盟加剧了在欧亚地区与俄罗斯的竞争。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与2020年白俄罗斯变局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欧盟取代美国成为左右欧亚东欧与高加索形势变化的重要力量。当然，如果将美欧视为一体，那么此前形成的欧亚套娃模式的特征仍得以延续。如果当前欧俄关系持续下滑的态势得以延续，那么欧亚东欧与高加索次区域极有进入长期动荡的风险，尤其是在东欧此区域，这一风险不容低估。而在中亚次区域，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它们均缺乏左右该地区演变的重要抓手。这意味着中亚形势演变仍将主要受到俄罗斯态度的影响。

4．土耳其积极介入欧亚事务，有可能改变欧亚秩序，尤其是高加索次区域的发展动力。土耳其作为非传统意义的欧亚国家，近年来明显加大了对欧亚地区的关注和投入。事实上，不只是在欧亚地区，土耳其突然之间四面出击，令人侧目。如土近来想法设计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积极介入叙利亚局势和利比亚危机、加剧与希腊对地中海油气资源的争夺等。在欧亚地区的高加索次区域，土耳其则强势介入纳卡冲突，像阿塞拜疆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甚至反对俄罗斯要求阿—亚双方结束战争行为并恢复用外交方式解决争端的呼吁。土强势介入阿—亚冲突，目前虽未导致俄土关系破裂，但难以保证俄罗斯不予以公开报复。无论如何，土对阿塞拜疆的强力支持，加剧了欧亚地区高加索地区套娃秩序的动荡，为阿—亚冲突的长期化赋予新的动力。土虽然对欧亚秩序的影响目前主要体现在高加索次区域，考虑到苏联解体后土也曾积极介入中亚次区域的历史，以及土又重新鼓吹追求全球和地区雄心的“新奥斯曼主义”，中亚次区域或将成为土致力于拓展影响力的新区域。当然，尽管土对欧亚事务的参与势头迅猛、动作频出，但考虑到土目前国家实力仍较为有限，其四面出击的态势存在严重的战略透支风险。一旦国力衰颓，国内局势不稳，土耳其将很有可能不再是影响欧亚秩序演变的重要力量。就目前而言，土对欧亚秩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加索次区域，在东欧与中亚次区域，土耳其仍不是重要玩家。

5.各国的国家建构和转型进程一直在路上，而提高治理能力是当务之急。欧亚秩序在2020年经受冲击，域外国家的介入虽然也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但该地区各国国家构建和社会转型的艰难和曲折，才是导致套娃秩序不稳的深层原因。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白俄罗斯变局，抑或阿—亚冲突，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屡屡发生的“革命”，归根结底均反映了苏联留下的复杂遗产，以及各国独立后开展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事业时艰难。欧亚国家在独立过程中，均需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能有效保障国家独立和社会稳定的权力模式。尽管各国探索的起点具有众多相似性，但就探索的结果而言，各国之间的表现参差不齐。相较而言，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中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是其中表现较好者；而其他欧亚国家的发展道路或模式则经受过较多曲折。“颜色革命”的冲突、国家之间关系的摩擦甚至冲突，是其他欧亚国家发展模式不太成熟的外在表征。究其实质，欧亚国家整体均面临国家建设面临诸多断层线、进而导致国家能力不尽人意的困境。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自然无法应对各种内外部挑战，进而扰动整个欧亚地区秩序的稳定。当然，这些困境并非欧亚国家所独有，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

如果欧亚国家真的有效提高国家能力并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欧亚套娃秩序的稳定将能获得基本的保障。而就目前而言，这仍只是一个美好的期待和愿景。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匈牙利东向战略再评析

虽然匈牙利的东向战略在本国历史上并无先例可循，但推动“东向战略”并不是国际行为体中的外交特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20世纪70——80年代就有类似向东看的政策，当时两国向东看政策的主要对象是日本。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走出海湾战争的影响，向东开放的战略逐渐扩大到东亚，逐渐扩大成印度向世界总体开放的战略。在非洲，津巴布韦从2004年开始，当时的领导人也说要向东方学习，加强跟亚洲国家的关系。从国际行为体的类似战略比较来看，“向东开放”主要是寻求新的投资和扩展商业合作关系。改善对外贸易关系是其政策基石。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身份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加以解读。

匈牙利把东向战略作为匈牙利模式的组成部分，该模式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稳定，二是严格的财政政策，三是劳动福利社会，四是向东开放。匈牙利政府提出到2030年，匈牙利将成为欧盟生活和工作的五个最佳国家之一。匈牙利政府关于匈牙利超越小国身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景是在匈牙利2011年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之后的“匈牙利外交政策”文件中提出的。甚至可以认为，2011年之后，欧尔班政府重塑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匈牙利新的对外政策里面一方面是思想的变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谈到世界经济刮起了一股东方劲风，需要抓住这股劲风。另一方面在外交体制方面的改变，匈牙利政府设立了东部对外开放的副国务卿一职。根据相关的研究和数据， 2010—2019年，匈牙利对“向东开放”政策涉及国家的出口额增长了24%，进口额则增长了29%。当然匈牙利“向东开放“政策不仅仅是涉及到中国，还包括俄罗斯，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和印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一些匈牙利学者认为匈牙利希望能够同时与中国和美国建立联系，以平衡德国和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影响。在身份政治方面，匈牙利对东向战略的热情可以考虑匈牙利与图兰主义的渊源。

    目前而言，匈牙利东向战略中欧尔班个人意志或以目前青民盟主导的色彩比较浓 。当然现在东向战略相关的政策成效跟政策预期有差别，有学者认为匈牙利政府的东向战略能够“将言论和现实区分开”。匈牙利政府能够清楚看到未来全球化以及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的趋势，认为未来应对全球化挑战，东向战略是会有所收益的长期性战略。目前，匈牙利东向战略中主要倚重与印度、日本和韩国的经贸与投资合作。在中美全面博弈态势下，匈牙利原本的“东向战略”政策轨道有所修正。匈牙利东向战略的重心可能会逐渐向中国之外的其他合作伙伴偏移。

夏维勇（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欧盟制裁机制的动力：规范的力量

制裁是当前国际关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在国家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的制裁，比如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全球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发起的对成员国的制裁；在地区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区域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或者域外国家实施的制裁，比如，欧盟对白俄罗斯、朝鲜和委内瑞拉的制裁。欧盟作为一个典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制裁已成为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极其重要的工具。

2019年12月，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同意建立一个与人权有关的制裁机制。2020年10月，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就建立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提出制定理事会条例的联合建议。该机制一旦建立，也将是欧盟《2020—2024年人权与民主行动计划》的成果之一。

如何认识当前欧盟将人权等价值观因素融入到制裁机制之中的做法？本文将简要讨论这一新趋势背后蕴含的规范的力量。

一、当前欧盟的制裁现状及既有解释的不足

欧盟的制裁对象包括了非欧盟国家的政府，实体（公司），团体、组织或个人，具体的手段可能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资产冻结以及限制进出口等其他经济金融措施。根据欧盟网站公布的数据，当前欧盟实施的制裁涉及34个国家和3个领域，一共有44项制裁措施在实施中。

从发起者的角度看，欧盟的制裁可分为三类。一是欧盟在联合国制裁基础上施加的额外制裁，一共有10项。涉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伊朗、利比亚、黑山、朝鲜、塞尔维亚、南苏丹和苏丹等9国和恐怖主义这个领域。二是欧盟履行联合国决议实施的制裁，一共有9项。涉及阿富汗、中非共和国、伊拉克、黎巴嫩（2项）、马里、索马里、叙利亚、也门等8国。三是欧盟自主实施的制裁，一共有25项。涉及白俄罗斯、波黑、布隆迪、中国、埃及、几内亚、海地、伊朗、利比亚、摩尔多瓦、缅甸、尼加拉瓜、俄罗斯、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3项）、美国、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等20国，以及化学武器、网络攻击和恐怖主义等3个领域。

如何理解欧盟同时实施的这么多制裁呢？其中一种解释认为是为了维护物质利益。该观点认为，利益因素在欧盟制裁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欧盟对伊朗制裁的扩大并非意味着经济利益因素不再重要，而是充分权衡利害得失之后的结果。”制裁主体强调民主和人权仅仅是为了掩饰背后的经济动机。“制裁国并不总是公开表达其实施制裁的全部动机和目标，而是强调以及推广民主和人权等为目的。”另一种解释则将欧盟置于美欧关系中“美主欧从”的预设框架之下，认为“美国是欧盟对外制裁决策中的重要外部因素”。

尽管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等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欧盟各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切身利益，但是上述解释并不让人感到满意。经济（物质）利益的解释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价值与利益二分的做法有待商榷。一方面，利益在广义上包含了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显然属于后者。而另一方面，当我们在政策领域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理解为对全社会的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时候，所分配的价值便包含了物质和非物质两类价值。简而言之，我们很难将价值和利益作为非此即彼的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因素来看待。进一步而言，在建构主义的话语中，如果把价值归为观念性的因素的话，恰恰是观念界定了利益。行为体持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利益判断。第二，欧盟在意识到制裁措施将影响到成员内部各主体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依然采取制裁措施。在欧盟制裁的决策机制中，根据理事会决定（Council Decision）制定理事会条例（Council Regulation）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理事会条例所详细列出的措施会影响欧盟内部市场的运行，它将直接约束各国政府以及私人部门。基于这样的认识，欧盟依然推动将人权问题与制裁相结合的做法，显然是物质利益的理由不能充分解释的。第三，欧盟发布的《制裁指导方针》明确，限制性措施不含经济动机。 而强调美国因素对欧盟制裁行为的影响的观点则忽视了欧盟的自主性，更无法解释欧盟对美国实施制裁的行为。

另外一些研究的发现，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观念和规范的力量在欧盟制裁决定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欧盟实施的是一种“谈判型制裁”，但我们会发现谈判或施压的重要目的是维护人权等规范。比如，2004年欧盟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就是利用白俄罗斯对欧盟的贸易和金融援助的依赖，要求白俄罗斯提髙其国内的人权、民主和法治水平，对失踪人员进行调査，并确保选举符合国际标准。另有学者指出在欧盟的制裁中，制裁对象在地理上距离欧盟越近，欧盟的制裁与反恐、防扩散、地区稳定等因素的联系越密切；而距离越远，欧盟的制裁与民主、人权、良治等因素越相关。作为一个与欧盟相距甚远的国家，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也应更多关注后面一类情形。

二、基于规范的制裁：欧盟制裁机制的推动力

欧盟当前对国家实施的22项自主制裁中，有13项提及民主、人权或法治；欧盟在联合国制裁基础上施加额外措施的10项制裁中，有5项提及民主、人权或法治。在其余的制裁中，只有针对美国“长臂管辖”的制裁与经济利益的联系较为密切，其他大部分制裁主要涉及恢复和平、稳定、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议题。这一状况与欧盟宣称的制裁目标基本是一致的：捍卫欧盟的价值观、基本利益和安全；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安全、巩固和支持民主、法治、人权和国际法原则；防止冲突、加强国际安全。

上述目标要么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普遍认可的国际规范，比如和平、稳定、主权等，要么是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逐渐变得重要的人权、法治和民主等规范。因此，可以说，欧盟的制裁一直有一股规范的力量在推动。这种规范一是来自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二是来自于欧盟整体上作为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联盟所秉持的与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的一系列理念。如果说，在欧盟的制裁中，主权、和平、稳定与人权、民主、法治分属两类价值观或规范的话，上述趋势反映出后一类规范在当前欧盟实施制裁的考量因素中变得更加凸显。之所以在当下出现人权、民主和法治等规范被强化的趋势，是与国际环境和欧盟自身的因素分不开的。

首先，通过制裁行动在地区或国际层面支持人权、民主和法治，以及国际法原则，与欧盟自身所秉持的基本原则是相一致的。《欧盟条约》（TEU）的第21条明确，引导欧盟创立、发展和扩大以及和第三方建立伙伴关系的原则是促进民主、法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对尊严的尊重，对平等和团结原则以及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为此，欧盟所采取的共同政策和行动应实现以下目标：（1）捍卫其价值观、基本利益、安全、独立和完整。（2）巩固和支持民主、法治、人权和国际法原则。（3）维护和平，防止冲突，加强国际安全。（4）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消除贫困。（5）鼓励所有国家整合进世界经济之中，积极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限制措施。（6）帮助建立国际措施以维持和改善环境质量以及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确保可持续发展。（7）帮助面临自然或人为灾难的人口、国家和地区。（8）推动建立一个基于更强有力的多边合作和全球善治基础之上的国际体系。作为一个创立伊始便是“价值共同体”的区域组织，欧盟发展到今天，其强调的人权概念越来越融合了人的发展（human development）理念。在其对外开发合作中，不仅强调传统意义上的人权保护，而且还提出了“基于权利的方式”（a Rights-Based Approach）概念，在人权之外纳入了诸如生殖健康权之类的其它类型的权利。欧盟自诞生以来就蕴含的这种价值导向不容忽视。

其次，在新的全球和地区挑战面前，强化共同的价值观意识对维系欧盟的团结和完整尤为重要。这些挑战在地区层面包括英国脱欧、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地采取的行动；在全球层面包括地缘政治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发展、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在这些背景下，欧盟愈加强化了自身作为人权和民主制捍卫者的形象。2012年，欧盟采纳了关于人权和民主的战略框架，其目的是为欧盟在这些领域中的政策制定原则、目标和优先顺序，并改善政策的效果和一致性。为此，欧盟先后在2012年和2015年通过了两份关于人权和民主的行动计划，在2012年任命了欧盟第一位人权特别代表(EUSR) 。当前，欧盟正试图通过第三份行动计划（2020—2024年）在促进和捍卫人权与民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制裁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实现国际和国内的象征目标。对欧盟来说，通过将人权等规范因素与制裁机制相结合，对外可树立欧盟维护民主、人权和法治以及国际法原则的形象，对内可以向各成员国的人民表明立场。通过内部和外部的信号传递，欧盟可提升自身的内部凝聚力。

最后，人权、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的普遍性及其内化。人权、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既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之中，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国际社会对人权原则越来越强调，从根本上扭转了主权至高地位的传统认识，激进者甚至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不可否认，主权的行使越来越强调与对人权的尊重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诸如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等新观念或规范的出现表达了新时期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与多数国家的诉求。欧盟在这方面一直在积极扮演主导者的角色。

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将自身定位为民主国家的不少欧洲国家接受并内化了这些原则。一方面，欧盟成员大多接受市场经济原则。而市场经济天然与法治、权利的保护等相关。另一方面，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会质疑与欧盟的经济联系，但不等于不认可欧盟秉持的观念体系。英国虽然决定退出欧盟，但在2020年7月仍然制定了《全球人权制裁条例》（ Global Human Rights Sanctions Regulations），并随即据此对来自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朝鲜和缅甸等国共计49个被认定在近些年有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和团体采取制裁措施。

三、欧盟制裁机制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与欧盟的外交斗争时有发生。比如，2019年12月19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限制少数民族人权及宗教信仰自由，对美国国会近期通过的涉疆法案表示欢迎，称如有必要欧方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制裁”行动。2020年11月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就香港警方日前逮捕数名“民主派”议员和前议员发表声明，称将“密切跟踪”有关案件进展，确保民主、人权和司法公正。尽管存在着种种争议，但欧盟据此对中国发起“人权”制裁的可能性并不高。

但是，欧盟的制裁不一定直接针对国家，也有可能针对个人和企业。2019年5月，欧盟在制裁类别中增加了网络攻击这一项。2020年7月30日，欧盟首次以网络攻击为由实施制裁，对包括2名中国人和1家中国公司在内的相关人员和机构进行制裁。虽然这一次制裁的理由与人权等因素关联不大，但是，未来的确存在欧盟利用人权、法治、民主这样一些理由来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欧盟一旦以人权等理由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实施制裁的话，“既影响中国的利益，也将损害贸易投资金融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叶予民（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否决”背后欧盟内部矛盾的波匈因素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11月16号告知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匈牙利将会投票反对欧盟下一轮7年总额达1.8万亿欧元预算，由于欧洲经济复苏计划也包括在内，此举也将导致7500亿欧元的复苏计划无法启动。不仅是匈牙利，波兰也行使了否决权。

在欧洲疫情愈发严重的情况下，波匈行使否决权更多的是出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考量。因为在预算条款中有一项规定，获得资金的前提是要有“欧盟所认为的合格的法治条件”，而且复苏基金很有可能按照民主法治程度来分配，也就是说这项规定毋庸置疑直指波兰和匈牙利。在欧盟的“攻击”之下，欧尔班也作出了“反击”。他多次警告欧盟，“不要将欧盟的预算和复苏方案与一些条件捆绑在一起，因为这些条件‘对所谓的违法行为的性质’没有明确界定。这是带有双重标准和政治目的的制裁。欧尔班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11月17号，匈牙利司法部长朱迪特·瓦尔加就在一次有欧洲事务部长参加的会议上表示，有关法治的“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的”。她表示，欧盟委员会对媒体机构的任命程序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在匈牙利，任命官员需要达到多数议员的合格标准，而在比利时和丹麦，政府可以直接任命官员。而且，在丹麦，法官的选择和法院的管理没有独立机构来实施监督；比利时和丹麦的司法部长也有权在个别案件中干预公共检察官的事务。针对这些国家法治问题的缺陷，欧盟仿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匈牙利则是“抓住不放”。

实际上近年来，波匈与欧盟龃龉不断。从2015年开始，欧洲迎来了堪称危机的难民潮与移民潮。来自中东北非的大量移民与难民给欧洲国家带来多层面的负外部性效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紧急出台强制性难民配额方案来帮助首当其冲的意大利、希腊等国。但是波兰、匈牙利等V4国家坚决拒绝执行该方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表示“V4在强化边境管理抵制移民进入的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实际上，难民危机撕裂了“老欧洲”与“新欧洲”的关系，冲击V4的欧盟身份认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几年，波匈的法治问题成为了两国与欧盟新的隔阂。2017年7月，波兰将法官的女性退休年龄从67岁降至60岁，男性则降至65岁，并由波兰司法部长决定是否延长法官职业活动期限。于是欧盟委员会向欧盟最高法院起诉波兰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匈牙利方面，2010年欧尔班政府为了控制舆论修改媒体法，而且还在宪法中将“匈牙利共和国”改为“匈牙利”，这增添“大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色彩。2018年，匈牙利国会通过法案建立行政司法系统，使得行政干预司法的权力强化不少。法案的通过受到了欧盟的谴责。同年，欧洲议会决定以《里斯本条约》第7条对匈牙利实施制裁。比利时司法部长科恩·吉因斯（Koen Geens）表示，欧盟内部的西欧国家对波、匈法治问题的态度是指责与反对的。

疫情初期，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议会中公开指责欧盟应对疫情不力，讽刺欧盟一分钱都不用来抗击疫情。波兰财政部部长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欧盟在应对疫情的表现是“烟与镜”（意为欺骗性行为）。而欧盟方面，一位欧盟高级外交官表示“波兰挑衅欧盟的价值观，但却仍可以得到抗疫救助，这是不可接受的”。 来自匈牙利执政党青民盟的欧洲议会议员托马斯·多伊奇（Tamás Deutsch）曾愤怒说道：“数以百万的欧洲公民认为欧盟要自我毁灭，讽刺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却送来了治疗工具。”欧尔班也强调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的弱点，在成员国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没有站出来。

环保方面，波兰是唯一一个尚未承诺到2050年将碳排放降至零的欧盟成员国，这阻碍了欧盟环保的统一进程；不仅如此，现在已经有40个国家和50家电信公司加入了美国直指中国的“5G清洁计划”，其中包括27个北约成员国（许多也是欧盟成员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匈牙利选择不加入“5G反华阵线”，而是对华为采取开放务实的合作态度。原本提倡自由、开放的欧盟中许多国家加入“5G反华阵线”，而被欧盟视作“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匈牙利则不排斥华为，这也是一种现实的讽刺。

尽管波匈两国被视为欧盟的“坏孩子”，但是它们毕竟是欧盟成员国。同时，这两国也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成立之初就是以推进欧洲一体化为目标。也就是说，波匈在欧盟预算、法治等问题上确实与欧盟产生了矛盾冲突，但这些矛盾冲突最后依旧是会在欧盟的框架下得以解决。一个小家庭内部都难以避免争吵，更何况是有着27个成员国的欧盟（英国脱欧后）。就像匈牙利司法部长朱迪特·瓦尔加在谈及否决欧盟预算时所言，“匈牙利从来没有反对过欧洲，而是为了欧洲的未来，为了欧洲的子孙后代。”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希腊卫生部长基基利亚斯与希腊国家疫苗接种委员会主席西奥多里杜11月18日晚共同公布为希腊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计划。两人均强调，新冠疫苗将会免费提供给所有希腊公民接种。一旦新冠疫苗运抵希腊，接种工作将马上开始，预计每月接种人数为211万人。基基利亚斯透露，希腊的新冠疫苗将通过欧盟委员会与制药公司签订合同购买，欧盟将分担部分疫苗费用，而欧盟成员国将以最优惠及相同的价格获得疫苗。目前欧盟已经与6家制药公司达成了供应协议。

据介绍，希腊将设置1018个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每月可为2117440人接种疫苗。目标是在希腊全国约1100万人口中，有7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新冠疫苗将免费提供给全体希腊公民。但新冠疫苗接种并不是强制性的，希腊政府将尽可能说服更多民众进行接种。根据程序安排，希腊民众只需要通过短信、线上或电话进行预约，然后就可以到疫苗中心进行接种。每人每次接种所需时间大约为10分钟。新冠疫苗将首先供应给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其次是65岁以上老年人和长期病患者等弱势群体，然后是普通希腊人。届时将根据身份资料以及医保号码AMKA进行识别。希腊老人院居民由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派出医务人员进行接种，各地监狱的囚犯则由当地卫生机构派员进行接种。另外，希腊34个难民收容中心、6个接待和身份查验中心以及8个离境前中心的难民和移民也会由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派出医务人员接种。

此前，希腊政府发言人佩特萨斯18日称，希腊已经通过欧盟委员会与制药公司签订的合同获得了超过2500万剂新冠疫苗，预计到2021年中，所有希腊公民都能够接种新冠疫苗。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卫生局最近签署了一项新冠检测合同，到明年年底，爱沙尼亚国家共享服务中心用来对抗病毒的采购费用可能达到1亿欧元，而Medicum和Synlab两家公司赢得了最终的合同。爱沙尼亚卫生委员会主任乌拉尔·兰诺（Ullar Lanno）表示，有必要进行新的采购，因为当前合同的金额将要用完。尽管新冠病毒终将会消失。但是有必要确保有足够的检测能力来发现这种病毒，因为如果不对情况进行适当的全面评估，就不可能控制这种疫情的传播。卫生局发布声明，选定的提供者必须能够在爱沙尼亚进行新冠肺炎测试，建立和服务采样点，提供移动采样服务以在有能力在患者家中进行采样，并在必要时组建特别小组以在疗养院和其他机构进行测试。同时，公司还需要将样品的分析结果传达给患者。

保加利亚

11月18日，保部长理事会通过一份关于保加利亚向欧盟贷款的协议草案。根据草案，保加利亚可从欧盟SURE项下最多获得5.11亿欧元的贷款，为期15年。该资金将于18个月份完成分配。该草案尚需经国民议会批准。SURE计划是欧盟应对疫情危机纾困救助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向成员国提供总额1000亿欧元的优惠贷款，以支持短时工作计划及其他类似的失业救助措施。8月7日，保加利亚正式向欧盟请求SURE计划项下的财政援助，以应对疫情影响。

11月17日，欧盟向九个成员国分配了140亿欧元，其中，克罗地亚获得5.1亿欧元，塞浦路斯获得2.5亿欧元，希腊获得20亿欧元，意大利获得65亿欧元，拉脱维亚获得1.2亿欧元，立陶宛获得3亿欧元，马耳他获得1.2亿欧元，斯洛文尼亚获得2亿欧元，西班牙再增加40亿欧元。

罗马尼亚

Digi24电视台11月17日报道，约翰尼斯总统表示，由新冠疫情所导致的第二季度经济衰退已经止步，工商业正在恢复，但危机尚未结束，罗马尼亚在复苏经济和提升竞争力方面不能承担错误后果。复苏经济是全社会的责任，必须通过专注于投资、数字化、创新、环境保护等措施使罗经济进入更强劲、更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捷克

在全天会议之后，众议院批准将紧急状态延长至12月12日（星期六）。他们不同意政府的建议。总理安德烈·巴比什的内阁希望将紧急状态延长至12月20日。

经过紧张的辩论，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KSČM）提案获得成功，ANO党和捷克社会民主党（CSSD）代表也对此表示支持。出席会议的103名议员中有54名表示支持该提案。这是第二波疫情后的第二次延长紧急状况，第一次众议院在11月3日同意延长17天。议员兹德涅克·昂德拉克切克（Zdeněk Ondráček）说“公民将有整个星期天改回正常生活，而从星期一开始，他们可以开始正常生活。如果政府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紧急状态，我们可以再次作出决定“。在全体会议上，反对派谴责政府代表，包括不允许其向零售商开放。还批评了新措施限制商店中的人数。

斯洛伐克

斯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将购买1600万个测试盒，“购买的测试的很大一部分将可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测试，另一部分可用于对医院、患者、社会福利机构的客户和员工医护人员进行测试，或在移动收集点进行免费测试”总理马托维奇在社交网络上说，如果没有充分参与自愿综合测试，则该国可以采用与接受人员相同的步骤进行首次综合测试。

克罗地亚

约有1万多人从全国各地赶到武科瓦尔市，纪念该市在1991年的内战中沦陷第29周年，许多参与者手举国旗，仍然有很多人并没有戴防护口罩；

克罗地亚著名科学家Ivan Dikic认为国家民防总部过迟采取防疫措施。卫生部部长Beros称，自10月26日采取新的防疫措施以来，新增感染病例数有所下降。因而采取较温和的防疫措施，我们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Ivan Dikic表示这些话表述欠妥，认为卫生部也并没有准确地公开相应地数据。目前，克罗地亚感染人数，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与其他采取严格措施的欧盟国家相比，克罗地亚采取了最宽松的措施，所以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公众应该得到一个答案，为什么现在的死亡人数比春天高出10倍。

塞尔维亚

诺维萨德市（Novi Sad）应对日趋严重的新冠疫情，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发布最新措施，规定住宅和民用商业建筑从16点到4点为休息时间，该时间段内不能举行各种聚会和各种活动，否则将被视为违反房屋秩序与和平的违法行为，可能会被处以10,000第纳尔的罚款。

塞尔维亚教育工作者工会、教育工会和教育工作者分支机构“ Nezavisnost”三个教育工会要求学校停课。工会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教师和学生实际感染病例与登记得的不符，因疑似病例并没有去检测，实际上感染的教师非常多，预计感染的学生5,000例。

塞尔维亚贸易、旅游和电信部表示，因新冠疫情对餐饮业造成重大的冲击，为缓解压力，将为餐饮业减税，将增值税从20％降至10％。

因新冠疫情，塞尔维亚航空公司被迫裁员和降薪。近日，塞尔维亚航空公司发布了终止雇佣关系的公告并支付了遣散费。

匈牙利

匈牙利外交部长表示，政府已经启动了对企业的支持计划。条件是得到支持的企业需要为了保障工作岗位而至少投资5.6亿福林。当前匈牙利已经和欧委会达成一致，即为了保住就业，政府可以对企业给予没有上限的支持。企业可以在下周提交申请。政府支持的力度将可以达到企业投资水平的一半，即5.6亿福林的投资可以获得2.8亿的支持。

匈牙利外长还表示，匈牙利已经赢得了第一次战斗。所以匈牙利的企业和公众已经能够团结起来赢得第二场在经济领域的战斗。政府的救助将能够帮助企业保障工作岗位。经济只有在人们工作的时候才会强大，而不是依靠外来的贷款。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罗马尼亚

罗通社11月18日报道，罗零售业雇主组织发表的一份声明显示，罗马尼亚非食品零售商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虽然政府在关店三个月后允许购物中心重新开放，但店铺销售额仍显著低于去年水平，最近几个月的平均销售额降幅在60%-80%之间，黑色星期五的销售额也比2019年减少了近50%。越来越多的非食品零售企业面临破产。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鞠维伟、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