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乔治·佐戈普洛斯（George N. Tzogopoulos，法国尼斯欧洲大学讲师，希腊德谟克里特斯大学讲师，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助理研究员）：

抗击疫情大流行

2020年10月的最后几天，希腊的COVID-19病例激增。当月底，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宣布对该国进行部分封锁，随后决定对塞萨洛尼基和塞雷斯（Thessaloniki and Serres）实行全面封锁。尽管希腊在3月和4月成功控制了第一波大流行，但现在需要有效应对第二波大流行。新增确诊病例的增加是政府防疫松懈和个人不负责任导致的结果。希腊政府的新任务远非易事。尽管大部分希腊人很清楚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复苏之间实现平衡却十分艰难。

2020年10月31日，希腊宣布了自大流行暴发以来出现的最高的新冠疫情每日新增病例数：2056。到当月底，病例总数达到39251。10月30日，希腊新增病例1690例。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总理打算在这一天的前一天采取新措施。但是当天，地震袭击了萨摩斯岛和伊兹密尔（Samos and Izmir），导致他推迟宣布新的抗疫措施。 6.7级的地震造成萨摩斯岛（Samos）上两人死亡，伊兹密尔（Izmir）更多人丧生，同时该地震暴露出爱琴岛上至少有300座建筑物不安全。 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前往萨摩斯岛评估了损失，并慰问了两个因墙面倒塌而丧生的青少年的父母。

10月31日，希腊总理发表讲话，将该国分黄色区域（监测情况）和红色区域（高风险）两个区域。黄色区域包括Aitoloakarnania, Andros, Argolida, Arkadia, Arta, Achaia, Attika islands, Corinthia, Chania, Cephalonia, Chios, Corfu, Evia, Evritania, Fthiotida, Florina, Fokida, Grevena, Herakleion, Ikaria, Ileia,  Ithaca, Kalymnos, Karditsa, Karpathos-Kasos, Kos, Lakonia, Lasithi, Lefkada, Lesvos, Limnos, Magnisia, Messinia, Milos, Mykonos, Paros, Preveza, Rethymno, Rhodes, Samos, Sporades islands, Syros, Tinos, Thasos, Thesprotia, 和Zakynthos 。红色区域包括：Chalkidiki, Central Athens, Eastern Attika, Evros, Imathia, Ioannina, Kavala, Kastoria, Kilkis, Kozani, Larisa, Naxos, Northern Athens, Pieria, Piraeus, Pella, Rodopi, Serres, Southern Athens, Thessaloniki, Thira, Trikala, Viotia and Western Athens 和 Xanthi。

在整个国家（包括黄色区域）采取的新措施包括：在所有公共场所，包括室内和室外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实施从午夜12点至早上5点的宵禁；对私营和公共部门的一半雇员进行强制性远程办公，用在线教育代替面对面的教育，并禁止所有公共聚会。但是在红色区域有更多限制，包括所有餐馆、咖啡厅、酒吧、博物馆、剧院和室内体育馆暂停营业（外卖服务除外）。与3月和4月的封锁不同的是，学校、零售店、酒店、露天考古遗址和理发店将正常开放。此外，允许在希腊境内旅行。

与抗击疫情的斗争是艰巨的，不仅与政府措施有关，而且与个人责任有关。例如，在2020年10月30日，希腊警察宣布1357起违法事件的前一天进行了44279次检查。一些公民没有戴着口罩，而另一些公民则违反了公共宵禁。十月底组织的一次Pulse民调显示，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关注程度更低。具体而言，关注的程度从60％和59％（受访者年龄为17至29岁和30至44岁）变化为76％和83％（受访者年龄为45至59岁和超过60岁）。 Marc公司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与正常流感相比，有18.7％的受访者不认为疫情更为严重。与《卫报》合作设计并于10月26日在英国报纸上刊登的“YouGov-Cambridge 全球主义计划”民意调查显示，希腊有46％的受访者认为这种疾病的死亡率被故意夸大了。该数字仅在尼日利亚较高（59％）。

毫无疑问，希腊公民应对10月份COVID-19确诊病例激增承担责任。但是，政府本身也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尤其是在10月的最后十天。 10月1日报告了411例COVID-19病例，直到10月17日为止，每天的病例数一直低于500例（503），然后在10月底之前该数字持续上升接近了2000。从死亡人数来看，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总理倾向于说，希腊比西欧和东欧其他国家更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希腊在世界上排名第102位（每100万人中有55.7例死亡），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排名第22位。另外，根据希腊监测的关于COVID-19的数据，从10月22日至10月28日这一周的每日平均测试次数累计为18534次。

表：2020年10月希腊报告的新冠肺炎疫情病例数（来源：希腊公共卫生组织）

希腊遇到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重症监护室的病床数量不断增加。上述检测数据显示，到月底监测到的入住率增加了46％。雅典的入住率增幅更高（58％），重症监护病房需要治疗的患者人数从86人上升至108人。这是自大流行暴发以来的最高人数。疾病专家Sotiris Tsiodras教授于10月30日警告说，公共卫生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是“数学上的确定性”。在希腊总理宣布应对大流行的新防疫措施仅仅两天后，政府就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它决定对塞萨洛尼基和塞雷斯（Thessaloniki and Serres）实行为期两周的全面封锁，但是学校将继续正常开放。随后，爱琴海航空公司（Aegean Airlines）暂停了11月3日至17日往返“马其顿”机场的国内和国际航班。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发言人Stelios Petsas并未排除将全面封锁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可能性。

Opinion Poll公司在10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1％的受访者对希腊的大流行病管理持高度或中等的乐观态度。 48％的人回答他们持高度或中等悲观态度。此外，有65％的人认为政府的表现令人满意，而32％的人则不满意。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也提供了希腊民众对欧盟看法立场的有用数据。最近的一项调查（2020年9月至10月）显示，有79％的希腊人同意欧盟应该有更大的预算来应对大流行的后果。这是欧盟第二高的百分比，其次是塞浦路斯（81％）。尽管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平均比例为55％，但很明显，希腊公民与其他南部国家的声音相呼应，其中也包括西班牙、马耳他（69％）、葡萄牙（67％）和意大利（64％）。此外，有55％的希腊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危机已影响到他们的个人收入，这也是继塞浦路斯之后的最高百分比（57％）。希腊百分比与西班牙相同。

结论

希腊政府面临着更严重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浪潮。 2020年10月的最后几天表明，防疫松懈期已经结束。 10月底，总理齐里亚科斯·米托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与希腊公民对话并宣布了新防疫措施，包括部分封锁措施。 希腊公民对政府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但他们依然信任希腊政府。比较两个主要政党，即执政的新民主党和主要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公众更喜欢前者。许多希腊公民认为，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执政不一定表现得更好。 而且，人们的认知水平认为政府目前的任务特别艰巨。 大多数希腊人重视公共卫生，但承认封锁措施可能会损害国家经济。

（刘江鸿 译）

Teodora Peneva（保加利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保加利亚的健康危机

根据卫生部长的命令，保加利亚将于11月27日（星期五）23:30点进入封锁状态，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1日。采取新措施是由于每天新登记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超过6,000人，并有望在三周后将每天的死亡率降低30％至50％。

在政府采取这些措施之前，媒体已经报道了一系列关于许多人在楼梯上或医院门前、救护车上、候诊室里垂死等待但无法得到救治的情况。媒体上所展现的大量关于药物匮乏的信息表明，病毒在保加利亚存在着更高水平的传染性，同时存在着更多进行自我治疗的家庭，而他们没有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在保加利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费用超过100列弗，这在欧洲大陆上属于最高的价格之一，而直到10月20日，这笔费用几乎全部由公民支付。值得注意的是，与保加利亚新冠疫情大流行最初的几个月所需要支付的120列弗相比，该价格已经有所降低了。由于直到10月13日之前，住院都需要提供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而医疗保险只为部分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报销60列弗。从10月23日起，允许个人医生（在保加利亚每个人有自己的个人医生，持有其健康状况的所有文件）提供抗原检测的报销文件，即所谓的快速检测，其费用为13-20列弗。保加利亚在11月每天能支付多达4000份核酸检测费用。根据9月份统计的4-8月期间的数据，各地区卫生检查中心共进行了19324次由国家支付的核酸检测。

因此，每天的检测次数根据需要检测的人的负担能力而产生数以千次的差别。政府还取消了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才能入院的要求。所有的医院都被要求开设一个新冠科室并开始接收病人。由于国内所有医院的床位都被新冠病毒患者所占，这打乱了其他疾病的正常治疗和预防，并大大增加了各类疾病的死亡率，因此，封锁也是必要的。

死亡率

2020年11月20日，保加利亚成为欧洲新冠病毒死亡率最高的国家。11月25日，在牛津工作的流行病学家Petar Markov博士称，根据欧洲疾控中心的数据，保加利亚新冠病毒死亡率在世界位列第一。根据近7天的变化图显示，保加利亚平均每百万人死亡16.18人，而根据疫情变化趋势，数学上预测未来2-3周死亡率将增加50%至100%。在11月25日，保加利亚报告称每百万人有22人死亡，使得保加利亚新冠病毒死亡率成为世界第一。根据治愈病例计算，全球新冠病毒的平均死亡率为3%，而保加利亚的平均死亡率则约为8%。

媒体上最常提到的导致高死亡率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公民经常需要为之付费，所以保加利亚核酸检测的数量很少，而在西欧，检测则更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每检测出一例阳性，就说明可能还存在4-5个以上的被感染者。在斯洛伐克对全体人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检测之后，发现已检测呈阳性与尚未检测的人数比例为1:10。所以保加利亚的实际感染人数很可能是公布数字的至少10倍，这是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当然是治疗和卫生系统的能力问题。11月25日，检测呈阳性的比例上升至42%，11月26日确诊数达87073例，其中有6548人被收治入院，410人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根据国家信息系统数据，5280名医务人员已确认感染新冠病毒。

由于工资低和医院工作条件差，保加利亚的医务人员短缺。保加利亚平均每千人有4.1名医生，略高于2016年欧盟平均水平的3.6名；每千人有约4.4名护士，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为8.6人。到2020年底，护士每月的最低工资为610列弗。

保加利亚自2021年起，医生的工资将提高到1150列弗，护士的工资将提高到950列弗。无法想象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保加利亚的医务工作者是如何拿着这样的工资工作的，尽管政府允许为他们每个人提供额外的1000列弗，这仍然被认为是很少的。例如，根据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的数据，在德国，医生的工资总额为每月6359欧元，护士的工资约为5000欧元。保加利亚许多优秀的大学在医学教育方面都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些大学不仅经常向保加利亚人，而且还向来自邻国甚至其他洲的外国人提供教育。不幸的是，与保加利亚学生一起，毕业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去国外工作。此外，保加利亚大量护士和麻醉师都已到退休年龄。

保加利亚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导致高死亡率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向卫生服务提供的资金不足，这不仅就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而言，而且是就总体而言的。保加利亚的人均卫生支出在欧盟中排名在最后。2016年，这项支出相当于欧盟983个购买力平价单位，欧盟平均水平为2773个单位，而在德国、卢森堡和瑞典等国甚至超出了4000个单位。在保加利亚，超过81%的药物是由公民自己支付的，相比之下，欧盟的平均水平为31%，而价格水平却相差不大（可能在50%左右）。在保加利亚，近48%的医疗支出是由公民支付的，而欧盟的平均水平是18%。考虑到这些数字，保加利亚新冠病毒死亡率很快就达到了世界的首位也不足为奇了。还应指出的是，除了保加利亚缺乏有效措施外，与西方国家从2020年12月开始为民众接种疫苗不同，保加利亚最早有望在2021年3月接种疫苗。

（王子玄 译）

徐   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保加利亚反对启动北马其顿入盟谈判及其背后

2020年11月17日，保加利亚在欧盟部长会议上以两国历史和语言方面的争端有待解决为由反对启动北马其顿入盟谈判。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并不反对开启与阿尔巴尼亚的入盟谈判。不少报道和评论认为保加利亚的决定颇显“霸凌”且带有“私意”，让欧盟及其他成员国“十分不满”。因为经过数次推迟，欧盟才于2020年3月同意为启动与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两国进行入盟谈判开绿灯。然而，眼看2020年即将过去，且下半年是力推开启谈判的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北马其顿方面表示到年底还有一段时间，促成保加利亚“改变决定”仍有空间，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双方12月的会谈结果。10月15-16日，保加利亚和北马其顿共同历史专家委员会在斯科普里进行了会谈，但双方未能在马其顿语言、共同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争端等议题上达成共识。退一步说，即使保加利亚迫于“压力”和“形势”改变决定，两国在语言、历史等问题上的争端仍将是横亘在未来北马其顿入盟谈判征程上不小的难题。

一、从相邻到睦邻：两国关系30年的变与不变

1991年9月宣布独立后，北马其顿与保加利亚成为邻国。1992年1月15日，保加利亚成为第一个承认北马其顿独立的邻国。1993年12月，两国正式建交。不过，保加利亚奉行“不承认马其顿语言”的政策，认为马其顿语是保加利亚的一种方言。而在北马其顿看来，不承认马其顿语言与不承认北马其顿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没有根本区别。因此，几乎整个20世纪90年代，有关语言和民族问题的争执迟滞两国关系的发展。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94年北马其顿总统格利戈罗夫访问保加利亚，双方拟讨论的20多个协议因语言纠纷而搁置签署，即北马其顿方面强调马其顿语和保加利亚语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而保加利亚不同意写上这句国际条约的通用表达。

1999年2月，保加利亚迫于欧盟提出的入盟标准，内部不得不达成共识，放弃“语言争论”，努力实现同北马其顿关系正常化。2月21～23日，北马其顿总理格奥尔基耶夫斯基访问保加利亚，两国总理签署一项《共同声明》，开启关系正常化之路。特别提到的是，保加利亚同意在声明中标明两种语言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但附加了“技术化处理”——文本最后写道：“声明以两国各自的官方语言呈现，它们分别是根据保加利亚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保加利亚语和根据马其顿共和国宪法规定的马其顿语”。这种标榜宪法主权的表达逻辑是，保加利亚仅仅承认马其顿共和国宪法声明的官方语言为马其顿语，而不意味着承认马其顿语的存在。双方接受了这样的表达。此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有所密切。保加利亚向北马其顿提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增多，特别是在2001年北马其顿国内政局动荡、面临爆发内战时给予了宝贵的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不过，两国关系发展并没有预想的顺畅。特别是2006年至2016年格鲁埃夫斯基政府期间，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的大民族主义政策占据主导，提升与保加利亚关系的意愿并不强烈，双方大体维持一种“得过且过”、“走着瞧”的状态。

逐渐融入欧洲—大西洋进程的保加利亚试图改变这一状态。2006年，保加利亚向北马其顿提出警告称，对其融入欧盟和北约无条件支持的前提是其通过并实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2007年1月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保加利亚希望为西巴尔干国家入盟起到示范作用。于是，2008年1月，保加利亚与北马其顿签署了一份新的联合备忘录，再次确认1999年《共同声明》的精神。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向北马其顿提出一个新的倡议，以1999年的《共同声明》为基础签署一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然而，由于北马其顿“亲保”和“疏保”政党交替和国内政局多变，倡议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双方谈判曲折反复，进展不大。2017年6月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新执政联盟上台后情况有所改变。2017年8月1日，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同北马其顿总理扎埃夫在斯科普里签署《北马其顿与保加利亚友好、睦邻与合作条约》（以下简称《条约》）。

 2018年1月15日和18日，北马其顿与保加利亚两国议会相继批准《条约》标志着这个酝酿了十多年的倡议最终达成。与1999年两国签署的《共同声明》 相比，《条约》明确使用友好、睦邻与合作，在继承既定国际关系准则和精神的同时，又强调对欧洲—大西洋区域整合进程的实践契合。《条约》新增成立历史和教育问题多学科专家委员会、联合举办共同历史事件和相关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以及强调任何一方有义务根据国际法保护在其境内的另一方国民的权利和利益等内容。值得提及的是，根据《条约》第12条，两国将建立政府联席委员会。委员会由两国高级别官员组成，由外长担任共同主席，一年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对《条约》的实施效果加以评估。用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的话说，《条约》的签署是首次没有在第三方参与情况下两国互动的结果。《条约》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反响，它不仅开启两国关系的新征程，并为解决巴尔干问题、推动相关国家间关系和解释放积极信号。

然而，两国关系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2018年12月上旬，北马其顿总理扎埃夫关于“马其顿语”是既成事实的言论在希腊特别是保加利亚引发风波，保加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克拉西米尔•卡拉卡恰诺夫（Krassimir Karakachanov）甚至扬言将阻挠北马其顿加入欧盟。进入2019年以来，双方关于语言和历史问题的口水仗时有发生。2020年10月双方关于历史议题的“无果谈判”特别是11月保加利亚独自反对启动北马其顿入盟谈判使北马其顿“心有余悸”。从这个角度看，双方拟于12月在索非亚进行的下一次谈判变得“至关重要”。

二、从历史到未来：国家构建与融入欧洲的“必然冲突”？

3月3日是保加利亚的国庆日。1878年3月3日，保加利亚正式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宣布独立。然而，促成这一历史事件的是同一天俄土签署《圣斯特凡诺条约》。大保加利亚公国依据该条约建立，其版图北起多瑙河，南至爱琴海，东起黑海、西至奥赫里德湖，并包括几乎全部的马其顿地域。然而，俄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引起英、奥等国的强烈不满。同年7月，德、俄、英、奥、法、意、土在柏林举行会议，并签订《柏林条约》取代《圣斯特凡诺条约》。依据《柏林条约》，保加利亚获得自治权，但仍由奥斯曼帝国统治，并被分成保加利亚本部与东鲁米利亚两个省。《柏林条约》宣告俄国计划的破产，意味着“大保加利亚主义”失去了可能。

然而，《圣斯特法诺条约》成为保加利亚声称马其顿属于它的“法律依据”。在“大保加利亚”计划中，马其顿地域是除保加利亚本部之外首要也是最关键的部分。与此同时，马其顿人的民族解放和独立意识也在强化。只是决定马其顿人命运的并非是自身。进入20世纪，对于马其顿领土的争夺异常激烈。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军队占领马其顿地区。经过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重新瓜分马其顿地区。地理上属于塞尔维亚的部分称瓦尔达尔马其顿，属于保加利亚的部分称皮林马其顿，属于希腊的部分称爱琴马其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尔达尔马其顿作为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并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马其顿为六个共和国之一。在南联邦解体进程中，北马其顿于1991年宣布独立。

可见，自1878年以后，保加利亚人在争夺马其顿地域中处于下风。这种失败的苦果一直使保加利亚人“耿耿于怀”。东欧剧变、南斯拉夫解体后，变更社会制度的保加利亚和获得独立主权地位的北马其顿共同选择融入欧洲—大西洋结构。在此进程中，保加利亚与北马其顿双方作出了和解的尝试和努力，但是在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记忆等议题上较难达成共识。从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讲，保加利亚要明显高于北马其顿。事实是，保加利亚以欧盟成员国“自居”，在与北马其顿的对话中往往“处于上风”。因此，与保加利亚彻底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北马其顿实现入盟的必要前提，反过来讲，两国语言和历史之争既关乎各自国家构建的合法性，又影响双方对外政策的扩展性。究竟是怀抱历史不放，还是共同拥抱未来，这似乎难以成为保加利亚和北马其顿特别是前者的取舍或者双方的妥协。从这个层面上讲，北马其顿的国家构建及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任重道远。

孔   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欧盟落实社会保障理念的具体措施

在坚持经济发展优先的同时，欧盟并没有遗漏社会保护，而是同时提出维护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发挥社会政策的兜底效果，从而为实现欧洲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这使得“社会欧洲”成为欧盟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贯彻社会欧洲的目标，2019年以来，欧盟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行动：

发布《年度可持续增长战略》

2019年12月1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年度可持续增长战略》（Annual Sustainable Growth Strategy），对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做出了详细规定。它在跟欧洲绿色新政的施政重点保持一致基础上，规划了欧盟年度经济和就业政策战略。

新经济增长范式的落脚点是欧洲市场经济原则，核心是竞争的可持续性（Competitive Sustainability）原则，它包括三个层面：其一，通过数字和经济技术，发展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确保欧洲走在转型前沿；其二，环境保护的领导力和强劲的创新产业根基是一体两面，确保欧盟以竞争为先导的发展优势；其三，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关注经济政策的长期效果，转型的公正性，是成功转型的前提和关键。这在经济政策上又体现为四个互补的维度：环境的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生产效率（Productivity Gains）、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公正性（Fairness）。

欧盟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四个维度，图片来源于《年度可持续增长战略》文件

1）引领欧洲在2050年之前实现自然友好和气候中性的转型，并确保所有人都能利用由此带来的发展机遇；

2）通过开发新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措施，欧洲能够走在未来经济增长的前端，变成数字化世界的全球领导者，包括在诸如网络安全、人工智能、5F等涉及技术主权事宜的关键领域；

3）深化经济和货币联盟，确保在出现经济波动时，所有经济政策工具都可被使用。一个强劲有力的经济和货币联盟，也是保证欧洲金融稳定和欧元国际角色的最好手段；

4）新经济模式必须保证转型的公正性和包容性，以人为本。它必须对受损最大的区域、产业和人员予以特殊关注。

为了保证经济政策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强调必须通过全方位政府参与和干预，完成从递增式改革向系统式改革的转变。同时必须将四个维度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为此，委员会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European Semester之中，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成为欧盟决策的中心。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

设立公正转型机制

欧盟委员会指出，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有害影响，因而最需要帮助、经济模式的结构性变化，会对技术、价格等提出新的要求，但由于社会和人口环境的差异，不是所有公民都有足够能力应对、地理和区域差异使得不是所有地区都有同样能力来应对这一转型。因此，欧盟气候转型的完成就需要各个层次的强有力政策来支撑。2020年1月14日，欧盟委员会在公布欧洲绿色新政投资方案的同时，明确提出其公正转型机制（Just Transition Mechanism, JTM），如果说欧洲绿色新政投资方案是对绿色新政的全方位支持，那么公正转型机制就是专门针对那些最受影响地区的应对策略，以确保转型能够按照区域、产业、人口分布，帮助成员国和地区因地制宜地制定转型计划，为那些高度依赖化石燃料或者碳原料的地区和产业、转型中的弱势公民和工人提供帮助，包括技能训练培训、低能效的住房，解决后者就业和基本生存保障问题。

公正转型机制首先是一套融资方案。根据该方案要求，欧盟委员会会在2021-2017年间，动员至少1000亿欧元，为最受影响的地区提供帮助，减轻转型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它的资金来源为：

一、公正转型基金（The Just Transition Fund, JTF）。从下一期的长期欧盟运算中，拿出75亿欧元，成立新的基金。由于长期预算是2018年就已经出台，已经经过很长时间讨论，无法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改，因此目前方案是将正当转型的资金，纳入到长期预算最终决定的框架之内调整。

成员国会通过跟委员会对话的方式，通过精确的地区公正转型计划，找到可能适用该基金的区域，从而使用这项基金。对从该基金收到的资金，成员国还将从欧洲地区发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和欧洲社会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 Plus）寻求配套资金。二者相加，将能提供300-500亿的资金支持，并将能动员更多的投资。该基金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为受影响区域提供帮助，比如为受影响工人提供既能培训，为中小企业、新企业和孵化企业创造新的经济机遇，二是清洁能源转型投资。

二、InvestEU之下的公正转型方案。动员至多450亿欧元投资。用于吸引私人投资，帮助受影响地区开发新的可持续商机和技术，取代旧的污染项目。

三、由欧盟预算保障的，向欧盟投资银行申请的公共机构贷款机制。动员250-300亿欧元投资，用于向公共机构提供贷款支持，帮助普通公民改善居住条件等。比如为受影响地区提供现代供暖系统，取代对于煤炭、木头的依赖。

除了融资作用，公正转型机制还是个公正转型平台，委员会会为成员国和投资者提供技术协助，确保受影响的社区、地方政府、社会伙伴、非政府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它还将包括一个基于地区公正转型方案的强有力的治理框架。委员会每年会举行可持续投资峰会，紧密追踪和评估转型进度。

三项融资支柱通过地域公正转型方案（territorial just transition plans）绑在一起。每个成员国会在欧盟委员会的分析框架内，准备各自的地域公正转型方案，为2030年的转型过程制定规划，列明应该被支持的最受影响区域和产业，并详细阐述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为经济多元化、再就业培训、环境补偿提供必要的措施。经欧盟委员会批准后，成员国即可通过公正转型机制获得相应融资。

公正转型基金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但基金分配要反映成员国的应对气候转型的资金能力，分配方法要考虑：1）转型挑战的大小；2）工作流失的社会严重性；3）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投资能力。根据1月15日的官方文件，波兰将得到20亿欧元、德国8.77亿欧元、罗马尼亚7.57亿欧元、捷克5.81亿欧元、爱尔兰3000万、1.25元欧元、意大利3.64亿、西班牙3.07亿、主要依赖核电的法国将得到4亿。但成员国不会自动得到这些钱，因为它会根据地区转型方案进行分配。

公正转型基金主要适用于能够实现欧洲绿色新政目标的项目，目的在于促进新的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产业，并能够为一个具备高度竞争性的欧洲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在项目方向，既可以有诸如个体能源更新的小项目，也可以有电子运输工具充电站安装等较大项目。公正转型机制会聚焦在最受影响地区和产业的转型社会和经济成本上来，通过提供新的就业培训、房屋翻新、可再生能源投资等方面。在寻找资助项目方面，欧盟的结构改革支持计划（Structural Reform Support Programme）会为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设计和完成加强增长方面的改革。InvestEU咨询委员会会帮助识别、准备、发展、实施投资项目。就公正转型机制而言，委员会会帮助成员国准备自己的地域公正转型方案，来发现那些最受影响的项目，并给予支持。

公正转型机制融资方案，来自欧盟委员会《可持续欧洲投资方案》通讯文件

实施《欧洲社会权利支柱》

2015年9月，在自己的首次欧盟事务演讲中，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勾勒了欧盟社会权利支柱（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的主要内容，旨在为欧元区的改革提供指南。2016年3月8日，委员会发布了社会权利支柱的草案稿，并开启了公共磋商程序。在经过欧盟机构及各成员国、社会伙伴及欧盟公民的广泛磋商和充分讨论后，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理事会在2017年11月17日共同签署并发布了《欧洲社会权利支柱》。

《欧洲社会权利支柱》在3个框架下，罗列了欧洲劳动力市场和福利体系公正良好运行需要遵循的20个原则（见图），构成成员国进行社会改革的参考框架，为欧洲改善工作、福利和生活条件提供指导。2019年欧盟主要机构换届后，《欧洲社会权利支柱》被纳入欧盟委员会新经济发展模式框架之内，成为新一届欧盟机构社会政策的指导性文件。

社会权利支柱的3个范畴和20个原则，作者自制

在新欧盟委员会领导层看来，《欧洲社会权利支柱》是欧洲为了应对气候、数字和人口挑战的必要答案，是保证欧洲气候、数字、人口转型的公正性的社会战略，它旨在保障所有欧洲公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公正的工作条件、完备的社会保障和救助，而不管这些人是在学习、工作、求职、退休的哪个阶段，不管这些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不管这些人的性别、种族、宗教、年龄、性取向、是否残疾等。为此，保证这些原则得到最有效的政策实施，就成为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工作重心。

2020年1月1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为公正转型打造强大的社会欧洲》（A Strong Social Europe for Just Transitions）的通讯文件中，该文件既是委员会落实实现欧洲绿色新政，打造新经济发展模式所应实施的社会政策，也是实施欧洲社会权利支柱的行动方案。在具体内容上，该文件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在欧盟层面为实施《欧洲社会权利支柱》提出一系列行动倡议，其二是开启磋商机制，在2020年11月份之前，在欧盟范围内就实施《欧洲社会权利支柱》进行讨论，为在2021年制定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做出准备。就欧盟层面的行动倡议而言，欧盟委员会在《欧洲社会权利支柱》划定的三个框架之内，规划了2020-2021年的行动蓝图和时间表（见图表），表现出较强的决心和执行力。

2020-2021年落实《欧洲社会权利支柱》的行动蓝图和时间表，作者译自《为公正转型打造强大的社会欧洲》

开启最低工资磋商

最低工资保障是劳动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通过集体协商或者法律条款规定的公正的最低工资，是保护低收入者的关键，它能够阻断工作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但尽管欧盟很多成员国实现了工资上涨，欧盟范围内低收入工作者的境况仍在恶化，收入不平等在欧洲很多地区在加剧。为了有效应对该问题，冯德莱恩曾在自己的施政方案中承诺，在上任100年之内，出台有关最低工资保障的法律方案。这种重视使得最低工资保障问题成为落实《欧洲社会权利支柱》的优先事项。在2020年1月14日发布《为公正转型打造强大的社会欧洲》的通讯文件同时，委员会根据TFEU（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54条的规定，开启了最低工资第一阶段的磋商（First phase consultation of Social Partners under Article 154 TFEU on a possible actio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related to fair minimum wages）程序。

委员会指出，欧洲最低工资方案不会规定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将之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为了督促各成员国强化各自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各国传统和集体协商的自由将得到保护、尊重和促进。根据TFEU的规定，最低工资磋商包括两个强制性的程序，第一阶段磋商最低时间为6周，主要是为了吸收意见。欧盟委员会希望知道欧盟的社会伙伴是否希望欧盟展开行动，如果是，那么他们希望如何展开磋商。如果各社会伙伴回馈显示需要欧盟开展行动，欧盟将会启动第二阶段的磋商，就最低工资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如果各社会伙伴不希望展开磋商，委员会为了确保各个工人得到公正的最低工资，将可能采取进一步的必要适当行动。各社会伙伴可以通过自行进入谈判程序而终止委员会磋商程序，该程序将持续9个月。如果没有这么做，委员会将在认为欧盟行动是可欲的情况下，准备立法动议。

段阳蕃（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合规专员）：

自由主义神话在东欧的破灭

1989年的苏东剧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重要的分水岭，中东欧国家自此由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倒向以自由主义为主导价值的西式资本主义制度。30年后，当年的革命者曾经许诺的美好未来却并未成为现实，贫富分化、社会撕裂、人口流失、难民危机愈演愈烈，各类非自由主义政党乘势崛起。在自由主义之光日渐黯淡的当下，维也纳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伊万•克拉斯蒂夫（Ivan Krastev）和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mles）的合著《沉思录：黯淡的光》（The Light That Failed: A Reckoning）详细分析了西式自由主义在中东欧地区破产的来龙去脉。本文摘编自该书，并于2019年10月24日首发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官网。两位作者主张，替代方案的缺失、贫富分化的加剧和全面抄袭西方引发的主体性的丧失等因素最终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反噬。持续多年的中东欧人口向西欧移民的趋势放缓了，转而被中东欧人民对难民的排斥与恐惧所代替。民粹主义政客们借机宣称，他们不仅要放弃模仿西方的自由主义，还要恢复自己的民族主体性，让他们成为西欧的学习榜样。

20世纪90年代初，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东欧各国平民对未来充满乐观期待却又不无担忧。他们期待在10年以内过上和维也纳人、伦敦人一样的生活，但30年后的现实却正如匈牙利社会学家埃里梅•汉吉斯所言：“人们突然发觉，不久之后贫富阶层分化就将形成，权力格局就将尘埃落定，边缘与中心的界限就将变得明晰，权势与弱势的命运就将从此注定”。现在的东欧变得更富裕了，却充满了愤恨情绪。资本主义的未来确已到来，但其收益与代价却不对等，甚至存在严重的偏离。对东欧国家经历过二战的那一代人而言，共产主义是一尊“失败的神”，对东欧的当代人而言，失败的神却成了自由主义。

90年代至今，自由主义在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被捧上神坛又重重跌落神坛的过程。苏东剧变时，赶超西方的理想被赋予了一系列名字：美国化、欧洲化、民主化、自由化、扩大化、一体化、和谐化、全球化等等。这些词汇透露出两层意思：通过模仿实现现代化，以及通过同化实现一体化。在模仿西方这个意义上而言，中东欧国家的表现显然是可圈可点的。自由民主主义现已成为中东欧国家一种全新的、不可回避的正统，没有人会否认模仿西方的价值观、立场、制度与实践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多元主义、透明政府以及对外国人、异见者和少数群体的包容等西方理念都在这里一一实现了。

三十年后，模仿西方却并未带来理想中的美好生活。苏联军队撤出中东欧时，对西方模式的热切照搬起初看起来像是解放。但加入欧盟20多年来东欧的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腐败深入社会肌体，公共财富被少数人肆意侵吞，自由主义的愿景已黯淡无光。2008年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商务精英和几乎摧毁世界金融秩序的赌场资本主义的不信任感。受过西方训练的经济学家仍在继续模仿美式资本主义模式，使局面进一步恶化。这种巨大的幻灭感逐渐催生出了熊熊燃烧的愤怒之火，非自由主义政客（特别是民粹主义者）乘势崛起，在匈牙利和波兰，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掌权。

理解民粹主义需要研究四个要素：“人民”、“精英”、“民主”和“他者”。东欧的现实状况恰好满足这四个要素，从而为民粹主义情绪的滋长提供了绝佳的土壤。东欧当年的改革精英们努力地想照搬一种更加优越的模式，却最多只是拙劣的抄袭，最终引发了人民的羞辱感。他们誓要保卫本土文化，复兴被弊病百出的西式文化所窒息的“纯正”民族传统。更严重的是，自由主义精英们不仅无法解决东欧面临的社会问题，还傲慢地宣称“别无他法”，即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是人类的未来。这种自负的论断在今天引起了民意的反噬，激发了证明替代模式存在的反叛性情绪。以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为例，其命名正是为了回应默克尔所谓她的货币政策是“别无选择”的说法。

东欧民粹主义者认为，腐败的精英们不仅无法将理想中的生活带给“人民”，更严重的是“人民”这一主体正在面临自身固有的危机和来自“他者”（主要指穆斯林移民）的威胁。首先，当西方化并未如魔法一般降临时，一种替代性方案逐渐获得认可，那就是拖家带口向西欧移民。在波兰这样的国家，向西欧移民曾经意味着叛国，冷战之后所谓的叛国便失去了意义，毕竟一场将其目标定义为西方化的革命不可能再阻止人们向西移民。一个在德国可以养家糊口的青年波兰人或匈牙利人，为什么要等待他们的国家有一天变得像德国一样？于是中东欧地区的民主转型基本上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向西迁徙。1989年至2017年间，拉脱维亚的人口下降了27%，立陶宛人口下降了22.5%，保加利亚人口则下降了21%。在罗马尼亚，占到40岁以下人口的大多数的340万人年轻人在罗马尼亚2007年加入欧盟后离开了祖国。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和源源不断的移民毫无疑问地引发了中东欧地区的人口恐慌。2008-2009年因金融危机而离开中东欧国家的人数实际上多于因叙利亚战争而逃入该地区的难民数量。

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更是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对大规模人口流失的担忧和对中东难民流入的恐惧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绪实则是民粹主义的一体两面。人口流失使民族主体面临消失的危险，而中东难民同样会威胁东欧地区的文化传统，于是人们将他们曾经切身体会过的人口流失之痛迁移到了中东难民身上。因此，最近三十年里饱受严重人口流失摧残的欧洲国家，也是最偏向极右翼政党的国家。

波兰和匈牙利的民粹主义者们似乎将西方的难民危机看作是东方借机进行自我宣传的自会。只有当西方失去其吸引力时公民们才会停止移民西方。批评西方并称其制度为“不值得模仿”可以解释为是因愤恨而生的一种想象出来的复仇。但是这也给政府的头号政策目标带来了额外收益，那就是遏制移民趋势。民粹主义者们怒斥西欧人对待非洲人和中东人的方式，但他们实际上是在指责欧洲向中东欧人敞开大门会剥夺这一地区的智力资源。

作者主张，民粹主义的愤怒主要不是指向文化多元主义的，而是更多地指向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如果接受它的话，那么这意味着打着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旗号来抛弃文化多元主义将起不到抑制民粹主义的作用。对中东欧的非自由主义民主党人来说，对占据欧洲人主体的基督徒白人最严峻的威胁是西方社会无法有效保护自身。他们无法保护自己是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将他们的双眼蒙蔽了，让他们看不见他们正面临的威胁。

非自由主义民主制主张开启民智。如果1990年自由主义的共识是个人的宪法和法律权利，那么今日反自由主义的共识则是处于危险之中的基督徒白人主体正面临灭顶之灾。这些政党主张，如果要将危如累卵的白人主体的统治从欧盟与非洲的卑鄙阴谋中解救出来，欧洲人需要将自由主义强加给他们的羸弱的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替换为强有力的身份政治和他们自己的族群特殊论。这正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ctor Orbán）和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领袖加罗斯洛•卡克辛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用来煽动国民的排外民族主义的逻辑。

中东欧民粹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终极报复并不仅仅是拒绝模仿西方，更要把形势逆转过来。欧尔班和卡克辛斯基反复强调，他们才是真正的欧洲人，如果西欧想拯救自己就必须模仿东欧。正如欧尔班在2017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在27年前的中欧，我们相信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但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才是欧洲的未来。”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距离希腊政府原定11月30日的解封时间越来越近，无论是政府高层、专家组、还是媒体和民众，都密切关注本周的疫情发展，未来三天的流行病学数据将非常关键，当局将会以此来判断新冠病毒在希腊传播的走势，并作为逐步解封的依据。虽然希腊教育部长凯拉梅乌斯连日都称，现时尚无重新开放学校的决定，一切都要等待卫生专家的建议，并由总理米佐塔基斯宣布决定，医学专家主要担心两方面因素：如果开放小学，一般来说，年幼学童需要家长接送，那么必然造成家长聚集和频繁外出；如果开放初中和高中，一般来说，年纪大的孩子社交活跃，那么可能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把病毒带回家。加上目前希腊单日新增病例数仍以4位数增长，距离日增500例以下的目标仍有很大距离，因此现时支持与反对希腊小学率先在12月7日重新开放的声音各半。尽管希腊政府希望能在圣诞节前重开中小学，但如果12月7日小学重开，相隔一周后，也即14日初中和高中重开，那么距离圣诞新年假期只剩余1周的教学时间，实际意义不大。因此很多医学专家都建议希腊当局在圣诞新年前不要重开初中和高中。

预计希腊学校是否在近期重开以及计划的路线图，最终决定将在本周末由总理米佐塔基斯宣布。

保加利亚

11月25日，卫生部长Kostadin Angelov宣布，传染病紧急状态将再次延长至2021年1月底，并自11月27日起实施下列防疫新规，有效期至12月21日：

-所有教育机构的1至12年级所有学生暂停上课，停止所有课外活动、培训中心活动；

-暂时关闭幼儿园、儿童中心和为儿童提供有组织服务的机构；

-停止大型会议、研讨会、培训、团队建设活动；

-暂停举办团体文化娱乐活动，上座率30%以内、确保保持距离、佩戴口罩的剧院活动除外；

-不得举办和组织超过15人的私人集会和庆祝活动；

-暂停18岁以下的竞技性和训练性体育赛事，已经开始的国际比赛除外。所有18岁以上的体育活动都将空场举行；

-暂停赴体育馆活动；

-所有餐馆暂停营业，只允许送餐外卖服务；

-关闭赌场；

-除日杂店、药店、眼镜店、宠物店、银行、保险公司、支付服务提供商、电信运营商营业网点外，所有购物中心类型的商店均暂时关闭。该禁令仅针对大型零售店，规模较小的商店可继续营业；

-暂停国内外旅游团组。

罗马尼亚

11月25日，罗总统约翰尼斯在总统府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详细阐述了政府通过一系列防疫措施对遏制新冠病毒传播所取得效果。总统表示在12月6日议会大选之后政府不会立刻采取全国大面积封城措施。

捷克

总理安德烈·巴比什表示，尽管与冠状病毒的流行有关的数字正在下降，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据他说，这个数字的下降速度没有政府想象的那么快，且起伏很大。随着局势的发展，政府计划在本周日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决定是否可能进行放松措施。副总理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和卫生部长扬·布拉特尼声称这是在正确的轨道上，而安德烈·巴比什总理和内政部长扬·哈马切克对此并不乐观。卫生部长Jan Blatný也非常乐观，他在星期一政府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可能于11月30日星期一开放。他说：“我们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开放这些商店。对下星期一是否可以放松措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9,7%同意，50,3%不同意。

根据彭博社的一项新指数报告，捷克共和国因其COVID-19应对策略而名列世界第五差的国家。比捷克共和国糟糕的国家分别是比利时，秘鲁，阿根廷和墨西哥。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教育部长格罗林希望准备一项议案，要在周一（11月30日）之前恢复学校教学。教育部长说：“学校对学生进行COVID19病毒检很难实行。这就是我们需要与学校负责人接触交流的原因。” 他补充说：“与斯洛伐克城镇和市政协会、斯洛伐克城镇联盟、小学协会、私立和教会创办人的代表一起，我们正在讨论该计划是否完全可行以及将来如何运作。如果我们仍然将学校关闭，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周末设定个别措施。”格罗林称他还计划与财政部就经费问题举行会议。据他说，他们还将不得不处理一些父母会拒绝自己或孩子接受检测的问题。他还指出不可能对所有学生及其法定代表人进行检测。

克罗地亚

总理安德烈·普伦科维奇26日提出了新的防疫措施，新措施于11月28日星期六生效，持续到12月21日星期一，包括封锁咖啡馆和餐馆，以及禁止举行婚宴，博览会和大多数体育赛事。 “我们呼吁最大的责任感和团结，并警告说，如果我们不遵守措施，局势可能会迅速恶化。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成功，现在我们不得不对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实行更多的限制，以遏制这种流行病的蔓延。”普伦科维奇说。

措施主要有：聚集活动不得超过25人，在室外物理距离不能超过1.5米的地方，必须戴口罩，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使用40％的容量，而运输服务提供商需要确定可用的座位，驾驶员和乘客都必须正确佩戴口罩，所有招待设施都将关闭。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副总理玛雅·戈科维奇签署了《文化机构特别集体协议》，主要内容是如果文化机构工作人员因感染冠状病毒或因这种疾病导致隔离或隔离而无法工作，则有权获得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100％的补偿。副总理表示，这是文化领域雇员的一种安全保障，如果他们患上了这种疾病，他们将不会失去每月收入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表现出责任感一样，国家要照顾文化工作者，并感谢他们的工作和努力，以使尽管发生大流行的公民也能具有文化内涵。

塞尔维亚流行病学家和危机管理部的Branislav Tiodorovic今天表示，该机构提议所有小学和初中五年级至八年级的学生都改用在线课程，而较年轻的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学生将继续上学。他说，不应关闭幼儿园，因为这没有必要或理由，我们已经决定建议小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继续按照现有系统工作，并从五年级到八年级切换到在线系统，这将持续到假期开始。据他说，得出的结论是，感染儿童的最大风险是在高中，这会将病毒带回家中。他强调说，我们不是关闭学校，而是将教育系统转变为风险较低的水平，政府已决定从12月21日开始学校放假，并持续到明年1月18日。

匈牙利

匈牙利总理和波兰总理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双方明确指出，匈牙利和波兰都不会接收欧盟提出的相关原则和条件。匈牙利总理表示，欧盟当前一系列关于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在欧盟自己看来，都将会与法治条款绑定。这在匈牙利看来是无法接收的。成员国的否决权是写进了欧盟条约中的。如果一个国家认为某项事务伤害了这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有权利说不。这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匈牙利与欧盟在很多基本问题上出现了争议。那么匈牙利首先应该保护这个国家的主权，匈牙利不可能牺牲匈牙利人民的利益。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鞠维伟、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