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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邱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

中东欧国家产业发展模式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业合作前景展望

中东欧国家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是基于欧盟产业模式展开，因为中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较为发达的国家都加入了欧盟，欧盟的产业模式是这些国家学习的榜样，很多国家产业或者是拷贝欧盟的样式，有的则是受欧盟产业政策的影响，在欧盟产业政策指导下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形成自身特色的产业模式，下面从农业、能源、汽车制造和数字产业四个方面做一个扫视。

一、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严格执行欧盟有机农场产业发展模式，形成各国优势的特色农业

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属于农业大国，但他们的农业大而不强，2004年新入欧盟国家直接享受了欧盟的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了加强。但竞争力还是较弱。

2010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2014－2020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设想，并定于2014年开始实施。这次改革旨在促进欧盟农业更具竞争力、更可持续性及农村更有活力。具体举措包括大力发展有机农场的政策。

1.欧盟有机农场设立的初衷

第一，保护自然环境。为了获得农业的高产，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导致土地退化，环境污染严重。有机农场的设立主要通过使用有机肥料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第二，提升农业生产质量和食品安全。由于有机农场建设有严格的审核标准，只有符合标准才能够获得欧盟的农业补贴。从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食品的可溯源性，从而保证了食品安全。第三，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最初有机农场要求最小要一公顷以上，规模越大越受欢迎。这实际上是通过发展大的有机农场，形成规模经济，有助于机械化操作，降低生产成本。

2.中东欧国家有机农场产业发展政策

欧盟还辅助于市场化手段来促进有机农场的竞争，从而提升中东欧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形成本国特色的优势农业。

第一，大农场过多，容易形成兼并和垄断，欧盟后期侧重于对中小有机农场进行倾斜补贴。从而形成多样化的农场结构，有助于形成竞争局面。第二，取消对一些主要的农产品生产限额，允许生产者根据全球市场需求增加产量，提升欧盟国家优势农产品竞争力。第三，促进补贴分配趋同一致。逐渐减少成员国之间补贴的差异。这样有助于成员国内部进行充分的竞争。

3.有机农场产业发展的效果

通过实施有机农场产业发展模式，中东欧国家的农业竞争力大大加强，逐渐形成了各国特色的优势农业。以波兰为例，加入欧盟以后波兰的苹果极富有竞争力，成为波兰的名片。

除波兰外，其它国家的农业也形成自己的特色，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如保加利亚的玫瑰精油，匈牙利的葡萄酒，斯洛文尼亚的蜂蜜，克罗地亚的橄榄油等。

二、中东欧各国因地制宜实施欧盟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政策，形成各国特色的清洁能源结构

1.欧盟的清洁能源产业政策

随着气候变化形势愈发严峻，2009 年欧盟发布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将新能源发展目标与温室气体排放挂钩，提出“20－20－20”计划。起初，这一方案遭到了中东欧成员国的强烈反对，作为安抚和补偿，欧盟承诺将向相关成员国提供资金补贴，以帮助这些成员国实现减排目标。

2.中东欧国家各具特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状况

由于各个国家的能源禀赋，能源消费历史的差异，在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上因地制宜，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清洁能源发展道路。

（1）波兰一波三折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为了改变能源单一的现状，波兰政府一直在稳步推进能源多样化战略。2005年，波兰提出要发展核电，建设自己的核电站。但因为担心安全问题，波兰的核电计划一直遭到国内外的批评与抗疫。2014年1月底波兰政府通过了面向2035年的核电发展计划。除了核电计划之外，波兰还大力发展页岩气。

相较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似乎一直缺乏低碳减排的决心和行动。2012年6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波兰10.4%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但绝大部分可再生能源来自燃烧木头和秸秆的热电厂。

2015年2月20日，经过三年的努力，波兰《可再生能源法案》终于出台。新法将带动生产-消费式能源模式的发展，即鼓励将自用和向电网供应剩余电能相结合的可再生能源。

（2）市场化清洁能源产业化模式

比较典型的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三个国家。罗马尼亚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在欧盟成员国中颇受好评，在其可再生能源产业中，风电和太阳能的表现十分抢眼。目前，罗马尼亚拥有欧洲最大的陆上风场。但罗马尼亚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补贴过于慷慨，尽管吸引了数亿欧元的投资，但已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率的不断增加，同时也增大了国内电力费用的支出。为此，罗马尼亚政府于2013年宣布减少对风能、太阳能和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扶持，以避免过度补贴投资者，减轻国内消费者的负担。而突然的转变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不仅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使得欧盟委员会要求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前途晦暗不明。

保加利亚和捷克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为此，保加利亚政府宣布将暂40% 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项目，以缓解该国政府所说的产能过剩并稳定电力生产。捷克议会在2013年，正式批准终止可再生能源补贴法案。

（3）充分挖掘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形成特色能源产业模式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分别拥有丰富的风力和水电资源，两国充分挖掘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发展自己独特的清洁能源产业。爱沙尼亚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风能资源的丰富，具有发展风力发电的良好条件，风力发电已成为在太阳能、水力、生物质发电之前的优先发展方向。水电是拉脱维亚最主要的电力资源。2009年拉脱维亚水电站发电量为34.6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总量62.3%，占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的97.2%。拉脱维亚目前有3个大型水电站和150个小型地方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536兆瓦。

三、中东欧国家实施多中心钉住，交叉发展的汽车制造业的产业发展模式

1.维谢格拉德集团总体实施紧盯欧盟龙头德国汽车制造业产业发展模式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工业第一大出口国均为德国，除波兰外，其它三国的第一大出口产品均为机动车量。汽车行业对四国来说都是绝对重要的产业。虽然在总量上，四国的汽车产量占全球总量不足 1%，但汽车行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其中捷克占 4.9%，匈牙利占 7%。而汽车整车则是匈牙利的最大出口产品。波兰几乎98%的汽车生产用于对外出口。波兰是德国大众汽车的东欧重要基地，拥有德国大众在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发动机厂。德国博世公司在匈牙利设立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电子部件生产中心，匈牙利奥迪公司是匈牙利最大的出口企业。而捷克的汽车出口和国内销量最高的原因是因为拥有斯柯达百年品牌，且其母公司已经为德国大众收购。斯洛伐克是大众集团的高档车制造基地，旗下途锐、奥迪 Q7、保时捷卡宴的车身均在斯洛伐克生产。

采取订制德国的产业发展策略，所带来的影响。一是经济增长稳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工业制成品产出自 2016 年以来至 2019 年基本保持持续增长。二是失业率低。中东欧四国的失业率自 2013 年以来也逐年下降，三国平均水平低于 4%，而捷克的失业率甚至达到了令人惊奇的2%左右。

2.维谢格拉德集团各国实施自身特色的汽车制造业产业发展模式

首先，匈牙利实施与全球价值链中心关联的产业发展模式。匈牙利在汽车生产上采取的是钉住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发展模式。这说明匈牙利具有全球化的雄心。目前，匈牙利出口增加值前三位分别是德国、美国和奥地利。其次，波兰实施与欧盟发达国家关联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互补型产业结构。波兰因为自身的工业基础相对较为落后，加之国内市场较大，所以波兰汽车制造业采取欧盟发达大国关联的产业发展模式。波兰制造的汽车配件如轮胎、汽车电子产品、座椅等广泛用于奔驰、大众等德国车企，以及法国、英国等汽车企业。最后，捷克和斯洛伐克采取区域合作型产业发展模式。捷克和斯洛伐克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比较紧密，产业结构类似，主要产业集中在机动车、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运输和仓储、批发和零售贸易四大产业，其中捷克和匈牙利出口前三位相同。捷克和斯洛伐克产业内贸易较为频繁，进口中间产品较多，进口是为了加工出口。  

四、中东欧数字产业发展模式

1.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对于欧盟数字产业发展战略的响应模式

2010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 2020 战略”。“欧洲 2020 战略”中关于数字产业发展旗舰倡议为“欧洲数字议程”。“欧洲数字议程”目的在于加快高速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2015 年欧盟委员会通过的数字单一市场战略涉及数字营销、电子商务和电信，数字单一市场实质上是欧洲单一市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欧盟希望创造开放、公平和无缝的网络环境，消除数字市场的壁垒。数字单一市场基于三个支柱: 使消费者和企业更好地获得整个欧洲的数字商品和服务; 为数字网络和创 新服务蓬勃发展创造适当的条件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实现数字经济增长潜力的最大化。

为了实现欧盟的数字化战略，欧盟进行了数字产业政策扶持资金的配套，其中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在数字领域的投资约为 413 亿欧元。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超 过 140 亿欧元的资金投资于数字技术。加入欧盟后，斯洛伐克获得欧盟的研究和创新资金达 40 亿欧 元。

2.追随欧洲数字引领者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模式

产业政策在欧盟成员国日益获得重视，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出台了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战略，以确保其经济的竞争力，如德国的工业4.0 平台、法国的未来工业联盟、意大利的工业 4.0、瑞典的制造 2030、西班牙的互联工业4.0 以及英国的高附加值制造。中东欧国家也不甘人后，纷纷制定自己的工业 4.0 战略，试图推动工业的数字化转型。

中东欧国家从总体上看仍属工业4.0 的追赶者。如保加利亚2017 年提出其工业 4.0 构想，即保加利亚工业的数字转型构想，到 2030年，保加利亚将成为公认的数字经济的区域中心。

克罗地亚2016年克罗地亚通过 2016～2020 年智能专业化战略。捷克2016 年出台工业4.0国家倡议。其关注重点是数据和通信设施、教育和技能、灵活劳动力市场和全球供应链。2017年2月，捷克政府通过了社会4.0 联盟，目的在于推动国家的数字化转型。匈牙利2016 年提出国家工业4. 0 技术平台战略倡议。重点为数字技术、工业的数字转型。

 波2016年工业 4.0旨在推动波兰工业的数字转型。罗马尼亚2015通过了2020数字议程国家战略。斯洛伐克2016年斯洛伐克提出了智能工业倡议。斯洛文尼亚2016年建立了数字联盟，以推动 2020数字斯洛文尼亚战略的落实。

五、中国与中东欧产业合作前景展望

1.农业合作难度较大，持续开展缺乏动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处于始终处于顺差的局面很难扭转，中东欧国家国土面积小，维度变动较小，物种不够丰富，所谓的特色产品对我国缺乏优势，两国消费偏好差异较大，加之这些国家品牌产品较少，大多数是廉价产品，如2019年波兰力推中国市场，采取一波声势浩大的苹果外交，但最终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难打开中国市场。

2.能源合作成败参半，值得总结和挖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传统能源开发上合作较为成功，如石油和水电开发的合作，如2016年9月，洲际油气集团完成了对加拿大班克斯公司100%股权的收购，从而通过其实现了对阿尔巴尼亚油田的投资。同时，基于中国水电开发方面的优势，阿尔巴尼亚“SINTEZA”公司日前明确表示希望寻找一家中国水利电力公司以“特许经营”方式在“德沃尔”河上合资修建6MW水电站。但中国民营企业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光伏发电项目上先后遭遇了滑铁卢，损失惨重。

3.汽车产业合作能够深入持续开展，互补性较强。由于德国品牌在中国的深耕，加之中国市场较大。与德国汽车业关联密切的中东欧国家的汽车业收益颇丰，如捷克的斯柯达汽车在我国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进而波及到捷克的其它关联的制造业产品如小型飞机等产品。

4.数字产业障碍重重，但合作前景值得期待。一方面我国的数字产业相对欧盟较有优势，与欧盟形成较强的竞争，这必然加深了欧盟的防范意识，另一方面是欧洲人的天然的隐私保护意识，不利于数字产业的发展，加之美国人的挑拨和施压。但发展数字产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时面临美国的打压，两害相衡取其轻，欧盟最好的策略还是选择与中国合作，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数字产业合作的前景值得期待。

赵永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法国仍是一个世界强国

如今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还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而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国内不少媒体和相当多的自媒体，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认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实，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国家的实力上升了，地位也上升了，当然相对于中国而言其他国家就下降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一味地自我膨胀，导致对一些国家的实力低估乃至严重低估，不能从崇洋媚外的一个极端到自我膨胀的另一个极端。以法国为例，诚然法国早已不再是一个数一数二的世界强国，但也绝非不少国人认为的那般不堪。笔者认为，法国如今仍然是一个世界强国。倘若从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来看，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中国这G2之外，恐怕能排到第三的也只能是法国了。

首先，其实法国是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一个“富足之国”。尽管法国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国土面积也就中国的一、两个省大小。法国的GDP总量即经济实力，通常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之后，位居第六。英国也就最近几年才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法国，靠的还是修改GDP的统计标准，将贩毒和嫖娼的收入也都计算在内。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在贩毒和嫖娼上的收入，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英伦三岛。英、法两国GDP总量之差一般在14亿美元左右，而法国的贩毒和嫖娼收入远不止于此。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英法两国都采用相同的统计标准的话，法国的经济总量必定在英国之上，应该排世界第五。

若按人均GDP计，法国的世界排名是第19。排在前面七位的小经济体姑且不论，美国人均GDP排世界第8、中国大陆第68、日本第24、德国第16、英国第20。而在GDP总量世界前六的国家中，法国的人均GDP排名第3，仅在美国、德国之后，在日本、英国和中国之前。可见，法国是一个“富足之国”。

其次，法国不仅是一个“富足之国”，还是一个“勤劳之国”。在对150万名欧洲各国领薪职工的调查后，欧盟统计局（按照领薪职工的工作时间，不论全工或半工）得出的数据是：2018年法国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7.3小时，超过欧盟平均数的37.1小时，也超过荷兰人的30.4小时、英国人的36.5小时、瑞士人的34.7小时，以及德国人的34.9小时。

那么，为何在中国人或其他国家人的印象中，法国人是不勤劳甚至是慵懒的代名词呢？笔者认为，这主要要归咎于法国文学作品和法国美食的极大误导性。法国人的文学和艺术天分闻名于世，尤其是法国的文学作品极其辉煌，对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国家都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除了文学，法国还以“法国大餐”闻名于世。如果把世界各国的美食设一个排行榜的话，大家通常会把中国餐放在第一，接着就是法国餐了。法国人的厨艺才能，确实令人佩服。而法国文学的辉煌和法国大餐的美味，也有其硬币的另一面，给法国人打上了深深的文学和美食烙印；进而让不少人产生误读，认为法国人整天浪漫、好吃好喝、不勤劳。实际上法国人非常勤劳。又有多少身为企业“干部”（cadres）的法国人，不曾多少年都是“9106”。要能达到“996”，估计他们必定对这“福报”感激涕零了。

另外，法国还是一个世界“政治强国”。笔者之所以在本文开头就说，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是因为法国除了经济位列世界第一方阵、军事能力也不错，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五常”之一。“五常”之一这个特殊的身份，一下子就将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经济上强于法国的国家在排行榜上落后于法国了。

至于俄罗斯，尽管其军事实力强于法国，但由于俄罗斯的GDP总量连意大利都不如，也不如中国的一个城市深圳，因而笔者将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列在法国之后。而英国总体而言和法国基本平起平坐，但如前文所述，如果标准统一的话，法国的经济总量要高出英国。尽管英法两国的军事旗鼓相当，但广大的原殖民地与宗主国法国之间密切的纽带，维系着法兰西这个昔日帝国的余威，也确保了今日的法国依然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

这也是为何一旦非洲某个国家发生政变或骚乱，外国空降兵率先抵达干预的国家通常是法国。更不用说前段时间，连中亚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为了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战火又起之际，作为关键调停人普京除了给特朗普去电话之外，还一个人他不能忘记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在前段时间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之后，法国立马与印度频繁接触，又是卖军火又是签协议。毕竟印度是法国要继续实施其在印太地区的“印太战略”的一个关键国家。

总之，尽管今非昔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今天的法兰西依旧是一个世界强国。法国不但是一个“富足之国”，而且是一个“勤劳之国”，还是一个世界“政治强国”。简而言之，今天的法国仍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和战略。尤其在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其世界霸权的主要挑战者之后，作为西方阵营的一个重要力量法国，其对当下和未来中国的意义就更是非同小可了。

原航（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华沙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欧关系的未来与美国因素

美国因素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中欧关系的发展也不例外。本短评将聚焦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指出美国因素与其他重要因素之间有复杂作用，所有这些因素一起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限于篇幅，本文仅提一些要点供讨论，以抛砖引玉。

如何看待美国因素？

首先，美国因素作为自变量。从美国因素存在于国际体系和行为体两个层面上。在国际体系层面，美国在从低政治到高政治的主要议题领域都有塑造能力，包括常见的权力/实力（现实主义视角）、制度安排（自由主义视角）、观念/规范（建构主义视角）等。在行为体层面，美国政府有时会直接干预中欧关系中的一些具体案例, 如欧盟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华为公司参与欧洲5G设施建设等。其次，美国因素本身作为因变量。本研究倾向于从过程的角度认识美国因素，即因果链条的角度，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因素，而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的一个节点。美国因素本身不是恒定不变的，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包括美国国内和国际因素。因此，所谓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可以理解为两个含义，一是作为因变量，美国因素本身是变化的，二是作为自变量，美国因素又影响中欧关系。

同时，中欧关系中的一些其他重要因素起制约美国因素的作用。其中四组因素值得关注。一是欧洲各国对中国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和立场。二是欧盟整体对中国政策的独立性和立场。三是中国的相对实力变化。四是国际环境的变迁，包括其他重要行为体的变化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等。在中国的对欧政策和整个对外关系中，重视上述这些因素之间的不同组合，有助于思考更好地应对美国因素带来的挑战。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从时间上看，美国因素与其他重要因素都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遵循其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都随着时间延长而起起落落。

拜登的美国新政府会对中欧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拜登的对外政策思路已经有迹可循。在2020年《外交》杂志上，拜登发表竞选文章《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明确提出了美国要“准备好重新领导世界”。拜登政府对华关系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几条。第一，奉行多边主义，设立规则，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的规则。第二，美国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第三，美国可以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本文推断，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异同在于，拜登认为不需要与中国直接硬碰硬，相反采取围堵策略，对抗为主，合作为辅。一是，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不靠盟友，单独行动，一对一单挑，直接硬碰硬，而拜登重视国际体系层面，重视多边主义，重返多边舞台，联合盟友，集体行动，围堵策略，设立规则，对中国施压。二是，在行为体层面，对中国施压，阻止中国科技和产业升级，二者根本目标相同，手段有所差异。三是，拜登倾向于在一些次要问题上采取策略性、技术性合作。

对中欧关系来说，拜登政府将主要是在国际体系层面着力，恢复价值观外交，加强软实力，恢复与欧盟日本等盟友关系，加强西方团结，重振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在战略和安全上，加强北约，欧洲非常期待这一点。在亚洲，奥巴马时期已经有亚太再平衡战略，拜登政府将继续这一思路，也许不叫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而换一个名称，但是加强美日印澳四国同盟作为反华联盟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也许激烈程度不如特朗普时期那么高，但是会有价值观和制度建设层面的推进。美国可能会表面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但是会大力推进俄罗斯势力范围的颜色革命，促使其影响力坍塌和萎缩。在国际制度上，重返国际舞台，加强西方协调，恢复TTIP, TPP等类似谈判，在经贸领域设立和强化西方主导的规则和制度。通过美国主导的这些安排建立规则和制度，巩固西方国家优势地位，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和主张。欧洲也非常期待这一点。在价值观上，整合美欧的价值观努力，重整软实力，在对外推广西方价值观，对中施压。

在行为体层面，在安全上，美国会表面缓和，恢复与中国对话，但没有实质性妥协，长期立场和趋势不变，会设法利用现有规则对中国施压。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可能会降低对抗程度，但是会要求中国遵守美国支持的规则。在欧盟对华高技术出口等方面，会对欧盟和欧洲国家施压，阻止向中国技术转移。在5G和华为公司建设问题上，表面会有缓和，但立场不会有实质性的松动，会和欧洲加强协调。在制度上，会表现强硬立场，虽表面缓和，恢复中美双边对话、一些外交往来、贸易谈判、科技人文交流，但没有实质性妥协，在多边场合会联合欧洲对中国施压，贸易争端国际机制化，施压中国遵守美国主导的科技交流新规则。在价值观上，会表现强硬立场，恢复接触战略，试图通过恢复中美人文交流、媒体对话与合作等，同时也会鼓励中欧人文交流，影响中国人观念，促使中国发生变化。

但是，美国因素会遇到其他因素的制约。首先，欧盟整体面临战略自主性意愿和能力差距的问题，欧盟各国外交政策优先次序的差异依然存在。一方面，欧盟非常期待结束特朗普时期的大西洋关系，而与拜登开启新篇章。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寻求“新大西洋日程”，期待在数字经济、非法仇恨言论和宣传、公平竞争和数据保护等很多领域与美国一道制定全球规则。在高政治领域，欧盟也依赖美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尽管欧盟有一些战略自主意愿，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但是欧盟缺乏足够的战略自主能力，因为军事能力是战略自主能力的关键支柱之一。欧盟的独立的军事能力建设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按照近期欧盟公布的首份防务评估报告（the Coordinated Annual Review on Defence，CARD)，呈现出碎片化、重复性以及不充分的运作接触等特征。显然，欧盟缺乏足够防务能力以实现“战略自主”的目标。欧盟防务署呼吁欧洲必须抓住机会以实现更强的防务合作。该署高官认为即使在美国新政府时期，美国的注意力也会聚焦在亚太地区，需要欧洲地区“更自主、更强、在北约中更有信誉”。然而，欧盟寻求共同军事战略的努力常常受到成员国在内外优先事项上差异扩大的掣肘。

其次，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相对实力，中国影响力越来越不容忽视。在美国和欧盟遇到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欧盟内部问题日益增多，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欧美疲于应对、稍显疲态的形势下，中欧关系的天平日益向中国再平衡。

第三，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目前看起来很缓慢，但是从长期看，是值得关注的。国际环境的变迁，包括其他重要行为体的变化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等。在中国外交积极努力、主动作为下，国际环境呈现一些积极变化。例如，近日，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10国共同签署RCEP协定，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在拜登政府将引领美国重回多边舞台主导制定规则以限制中国的时候，这个协定意义重大，无疑为中国赢得重要时间窗口。

因此，从总体上看，本文对中欧关系的未来持谨慎乐观的看法。在一些具体方面，依目前某些迹象，似可预判如下。一是欧盟层面，对话与合作框架上，如一切正常，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成功结束应不会太久。三大支柱中，政治对话上，可能会受到欧方压力，特别是在价值观等一些议题上。经贸上，欧方可能会强调将环境、劳工、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要求纳入经贸谈判和对话中，在政府和企业层面施压。投资上，欧方会对中方在欧投资继续强化监管，特别是引入上述议题。在人文交流中，欧方也将会强调价值观等议题。二是西欧大国层面，德、法、意、西等国政府面临国内外某些压力也会更强调价值观等议题，经贸层面的合作与交流也可能会受到这些议题干扰。三是中东欧国家层面，欧盟会继续防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个别中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立陶宛等) 的一些势力也可能借机推动在17+1机制中引入价值观等议题，推行所谓“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values-based foreign policy）”。

程国钧（瑞典斯德哥尔摩妇产科医师）：

收入决定死亡率

——Covid-19重症和死亡患者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当新冠病毒于今年3月袭击斯德哥尔摩时，人们发现在较贫困居民区的covid-19死亡率较高。Rinkeby，Tensta，Husby，Tensta和Södertälje等移民集中的地区受到重击。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了一倍，葬礼轮流举行。在Rinkeby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包括Tensta在内的整个地区的死亡率接近每10,000名居民15人，是斯德哥尔摩富人区Östermalm死亡率的三倍，当时这里的的死亡率是每10,000居民5人。

在秋天的第二波covid-19疫情来到时，病毒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地区传播更多。近几周来， 在下图的Östermalm区被描述为病毒传播高度蔓延。秋天确认感染总数为2,279人，截止第46周结束，每10,000居民中有330人确诊感染。但是，Östermalm的死亡人数与确诊病例的上升速度不一致，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得了重病并最终住院治疗或进监护室抢救。根据斯德哥尔摩地区感染控制部门的数据，自6月1日以来，在Östermalm死于covid-19的人数低于10，死亡率不到每10,000居民2人，尽管Östermalm居民的平均年龄通常比斯德哥尔摩其它地区高。

“就个人而言，收入是影响大多数covid-19死亡率的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

这是斯德哥尔摩流行病学和社区医学中心的一份长达18页报告的结论，该报告于11月底发布。研究人员比较了同一年龄段的人的收入，但排除了居住在老年公寓的人。

-社会经济因素一直是疾病和死亡的重要决定因素。该报告的研究人员之一，研究室主任安东·拉格（Anton Lager）说，在春季的第一波covid-19浪潮中，直到6月底，在研究人员调查的1167例死亡中，只有83例高收入者死于该病毒。家庭规模、居住的拥挤程度和教育水平与covid-19死亡率之间有明确的联系。

-低收入不利，而且生活在平均收入低或教育水平低的地区也不好。

-居住在平均年龄较低地区的老年人的风险很高。

-年龄过大（就covid-19的风险而言）并不好。

-住房地理位置与covid-19中的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Lager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联系在第二次浪潮中可能会有所不同。研究人员认为，社会经济因素可以与疾病相关联已不是什么秘密。有大量研究表明教育对预期寿命的影响有多大。安东·拉格（Anton Lager）解释说，教授的寿命比副教授的寿命长，副教授的寿命比写论文的人的寿命长，硕士学位的人的寿命比学士学位的人寿命更长，一直到小学。

以上是快报Expressen记者Frida Sundkvist在11月26日的报道。这篇报道引起了老程的兴趣，去读一读这篇研究报告的原文，并翻译一下，让各位分享。

斯德哥尔摩流行病学和社区医学中心（CES）在今年7月和11月出版了两份研究报告，分析斯德哥尔摩省Covid-19患者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7月份出版的第一份报告主要分析了covid-19患者的居住地域和移民背景的影响。11月份的第二份报告则重点在于分析covid-19患者的年龄、性别、移民背景、居住条件、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社会因素与病情程度和死亡的关系。老程学习摘录一下第二份报告的有关信息。原文可以从www.ces.sll.se网站查阅。

Covid-19重症和死亡患者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研究对象

斯德哥尔摩省的患者，截止日期为20200630。病人来自于三个方面：

1、Socialstyrelsen登记的Covid-19死亡病人1167人（男708，女459）

2、重症监护室协会登记的Covid-19重症监护病人978人 （男727，女251）

3、入院治疗的Covid-19重症患者6911人（男3960，女2951）。

对上述人员的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在相关的资料库中查找并分析。所有居住在老年公寓和特殊公寓的病人不包括在本研究中，原因是他们的居住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不好判断。

研究结果

1、年龄和性别

99%的死亡者超过50岁，40%的死亡年龄低于平均寿命（男81，女85）。表1a是男女各年龄段的实际住院人数（Inlagda）、重症监护室（IVA）治疗人数和死亡人数（avlidna）。表1b是各年龄段每1万人口的相对数值。死亡人数都随年龄增加而增加，男性患者重症监护室IVA治疗人数明显高于女性。

2、教育程度

Covid-19死亡率与患者的教育程度有关，而教育程度会影响个人的工作性质和收入。在25岁以上的死亡患者中，低于高中文化程度的死亡者354人（万分之18.8），高中文化者487人（万分之7.1），高中以上文化者234人（万分之3.3）。

与高中以上文化者比较，在矫正了年龄、性别和移民背景后，高中文化者和低于高中文化者的死亡危险的相对危险度（HR， Hazard ratios）分别是1.49和1.93，如果再矫正居住条件后，危险性则为1.51和1.79。（HR是统计学指标，大于1表示危险增加，小于1表示危险减少。HR等于2，表示危险性是对照组的2倍，0.5表示危险性是对照组的一半，老程注）

3、工作

工作方式与covid-19病情密切相关。这是因为职业决定人们的接触程度，居家工作可以避免与人接触，工作也与收入相关。研究分析了25-64岁重症入院患者与其工作的关系。这些重症病人分为4类：

A：居家工作50%以上

B：在单位工作50%以上

C：在医院和老年公寓工作50%以上

D：不工作（退休、学习、失业和休病假等）

4、收入

个人收入可以直接影响死亡危险, 低收入人群的死亡危险是高收入人群的2.71倍。这是因为个人收入会影响到是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是否网购食物送货上门而避免去商店购物和居住环境是否拥挤。把斯德哥尔摩省25岁以上的居民按照税务局报告的年度收入平均分成5组，每组的人口数量均占20%，然后查看所有死亡患者的收入情况。结果显示，低收入组死亡442人（每1万人口死亡14.0人），中低收入组死亡400人（每1万人口死亡12.6人），中等收入组死亡150人（每1万人口死亡4.7人），中高收入组死亡87人（每1万人口死亡2.8人），高收入组死亡83人（每1万人死亡2.6人），差异明显。和高收入组比较，其它各组在矫正相关因素后的死亡危险系数如下表所示，随着收入降低，死亡风险成倍增加。

5、移民背景

死亡与出生地也相关。这可能与有移民背景患者的居住地区有关，也与移民的教育、收入、居住条件和慢性疾病有关。研究分析了每个死亡者的出生地。死亡人数超过10人的出生地国家如下表所示。根据每个出生地国家的人口总数，计算出每个出生地国家居民的死亡率。

与出生在瑞典的死亡患者做比较，在矫正了相关危险因素后计算出死亡危险系数如下表所示，显示某些国家的移民的死亡危险明显增多。

6、居住地区

不同居民区的人口密度和被传染的人数的不同可以影响感染covid-19的危险。该研究把斯德哥尔摩根据Covid-19的危险分成5个地区（1级风险最大，5级最安全，具体如何划分，报告中没有具体描述）。图六显示，在矫正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因素后，不同地区的死亡危险度有明显的差异。

研究结论

与几乎所有公共卫生问题一样，Covid-19也同样不平等地影响了社会中的不同群体。老年人、男子、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在某些国家出生的人和某些居住区的居民受到的打击比其他人更重。

个人收入的影响最明显

在个人层面上，个人收入是影响大多数covid-19死亡率的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受教育程度通过其他已知因素间接影响了covid-19患者的死亡率。不同职业和工作方式对死亡率差异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死亡的人中很少有处在工作的年龄，大部分是退休的老人。但是，在春季第一波疫情期间，不能居家工作的人中，患重症covid-19并入院治疗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对于从事医疗保健或老年护理工作的人，该风险要更高一些。

不同居住区和来自于某些国家的移民的额外风险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居住地区仍然是一个危险因素，似乎比所有其他因素加起来的影响更多，因此有理由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与国外出生背景影响死亡率不同的是，住房面积和社会经济因素有额外的附加影响。但是，即使考虑到其他影响该风险的因素，对于来自于少数几个国家的移民来说，仍存在无法解释的1.5至2.5（HR）的过高风险。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来分析其合理性。但是，这些额外风险对人口总体死亡率的影响是很小的。

研究意义

要让人民能够遵循政府的抗疫建议，就必须让他们理解、愿意改变自己，并能够做到相应的改变。受教育程度的直接影响似乎很低。对此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大部分民众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和对所面临风险的了解。即使排除了其他影响风险的因素（包括职业和拥挤不堪的居住环境），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显着的差异。这个影响很明显，并且很难解释。但是最近一项关于美国数据的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更容易暴露在比如在杂货店中的拥挤不堪的环境之中而增加被感染的机会。

在某种程度上，较高的收入意味着这些人有更多的调整机会。总体来讲，斯德哥尔摩人能够理解并想要改变他们接触病毒的风险，但他们并不能总是可以避免风险。这使人们更加积极地进行了有效的社会努力，来减少病毒在弱势群体的普遍传播。Covid-19死亡率在不同居住地区的明显和稳定的地域差异也突显了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病毒在社会的传播。

刘诗瑶(重庆交通大学讲师 ):

后疫情时代欧洲投资的挑战、机遇及应对

一、后疫情时代欧洲投资的挑战

由于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2020欧洲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经济衰退之下，欧洲对外国投资态度也明显收紧，欧洲营商环境存在严重恶化，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外部投资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欧洲营商法制环境恶化

自2019年4月欧盟通过首个针对外商投资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以下简称审查条例）以来，今年3月欧盟基于疫情考量颁布 “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和第三国资本自由流通，保护欧洲战略资产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进一步敦促欧盟各国强化市场监管审查制度。6月欧盟委员会又再次发布《在外国补贴方面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针对非欧盟国家的补贴制度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西班牙、法国、德国、捷克等国或是基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审查的新规则、新机制，形成与欧委会现有规定的呼应。

从欧委会的规定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及其背后的指南与白皮书的制度目标、审查框架完全不同：

《审查条例》侧重外国直接投资对欧盟内部行业的安全与公共秩序的影响。因此在整体审查适用范围上，着重强调审查可能影响欧盟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的行业企业，包括：a)基础设施建设；b)关键技术与双重用途技术（军民两用）；c)关键投入品，如能源、原材料或粮食的供应安全；d)访问敏感信息；e)媒体自由与多元化。同时对审查对象并不设门槛，企业规模并不是决定审查与否的关键，而是着重考察外国投资者是否有第三国政府控制，包括通过所有权结构或显著的资本投入进行控制。从审查程序的启动来看，当欧盟及其成员国认定该投资可能影响该国产业安全与公共秩序时，有管辖权的主管机关即可依职权启动审查。从审查时限来看，该审查并非只是事前审查，在交易完成后的15个月内都有可能被欧盟及所属成员国进行抽查。从审查后果来看，《审查条例》可能导致企业交易暂缓甚至是交易失败。

白皮书的制度目标则在于维护欧洲自由市场地位，避免不合理的国家补贴导致市场公平竞争被扭曲。从现有公布的审查框架来看，现有方案设计包括事前及事后审查两套方案。其中：事前审查主要适用外国政府直接给接收方补贴以完成某项特定收购，审查主体为欧委会。事后审查则由欧盟成员国的相关主管机关或欧委会依照职权启动审查。审查范围则涵盖了审查一切企业在进入欧盟市场投资过程中国家给予企业的不合理补贴，具体包括：a)出口融资补贴；b)资助不景气企业补贴；c)政府基于的不限数量或期限的债务、责任担保；d)在一般税收豁免政策外的税收宽免等形式的经营补贴；e)直接拥有收购的外国政府融资支持。审查程序的启动只需存在“连续三年授予非欧盟国家企业20万欧元补贴”。一旦主管机关认定存在补贴，将会采取要求企业退还补贴、剥离或消减补贴相关资产、剥离部分业务、无条件授予第三方知识产权使用权、对特定成员国进行救济性支付、公开特定研发成果等方式、支付罚金等措施来恢复“被扭曲的市场秩序”。最后，两种方案的审查标准将取决于政府补贴的来源国。

尽管欧盟一再强调审查过程从立法到执法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其审查乃是为了保障欧洲自由市场地位，并非针对特定国家及企业。然而欧盟及成员国实质扩张的执法权力无不指向中国及中国企业。从审查适用范围来看，《审查条例》基于安全和公共秩序目的，指向能源、运输等多个行业，针对外国投资者是否有第三国政府控制，包括通过所有权结构或显著的资本投入进行控制。而从我国2019年对外投资来看，我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行业中金融业、采矿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电力等能源生产、交通运输等可能触发《审查条例》审查行业占整体投资行业比重超过23%。我国对欧盟投资者中国有企业占比为50.1%。白皮书指向企业补贴，然而一刀切的最低审查门槛完全忽视企业背后不同国家经济体量问题，导致我国大量小型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将轻易落入补贴审查陷阱。同时，欧盟对补贴定性严格，在忽视欧盟自身投资环境情况下，将保险、劳务等补贴亦纳入审查，也将直接影响我国企业的补贴审查结果。此外，欧盟内部现存在多个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在缺乏协调机制的情况下，欧盟并购控制审查、反垄断审查、直接投资审查以及未来的补贴审查若同时并行，将极大增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本，加重企业负担。

(二)欧洲营商政治环境恶化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欧盟内部政治环境恶化，将从诸多方面影响我国企业对欧盟的投资。

一是受疫情影响，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发生变化：首先美国借助疫情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试图拉拢欧洲盟国，导致许多欧盟国家被迫面临“选边站”的难题。其次，疫情也迫使欧盟整体再次调整自身定位及对外政策，欧盟急切渴望进一步实现战略自主，表现为在外交政策上一直以来的多边主义政策已经逐渐走向实质上的单边主义政策。再次，疫情也使得中国与欧盟诸国在经济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上的分歧加剧凸显：一方面中国在疫情应对下的优秀表现使“中国威胁论”再度抬头，相当多的欧洲国家民众和政府将中国视为有潜在冲突意图的全球参与者；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帮助抗疫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如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表现出对中国的高度认可。欧盟国家内部存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立场逐渐撕裂。欧洲各国政府对中国立场变化，必然直接影响对中国投资的态度，进而影响我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审批结果。

二是欧洲各国内部事务上亦受到疫情影响，中东欧国家表现出进一步的政治碎片化，反建制、反精英等思潮抬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获得更多市场，主流政党的负面形象可能导致执政党变动，政治风向变换，执政党缺乏稳定性。考虑我国企业走出去中涉及大量基础设施承包工程，必须谨慎面对政府违约风险。

三是欧洲传统的宗教冲突、移民冲突、地缘政治冲突仍然持续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必须在当地习俗、文化、宗教冲突中谨慎立身，避免卷入其中。

二、后疫情时代欧洲投资的机遇

风险中往往蕴含机遇，尽管欧洲营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挑战，然而我国企业走出去也不乏机遇。

首先，疫情导致了欧中在卫生领域的广泛多边合作，特别是在科研领域，与新冠病毒研究相关的跨国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与欧洲学界的合作显著强化。医疗健康行业尽管被欧盟《审查条例》视为审查重点，但合作趋势难以避免之下，中国医疗行业走出去仍然有所作为。

其次，疫情使大量活动在线上进行，云会议的频率增加坚定了欧盟推动数字技术发展、向数字化转型的决心。今年2月以来，欧盟接连颁布《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白皮书》，以期引领欧盟实现数字化发展。相比于德国这类较早布局数字经济的发达国家，中东欧国家亟需通过推进技术发展、加强数字经济硬实力，完善营销手段、补强数字技术软实力的方式完成数字化的升级与转型。对此我国早在十八大以来已经在顶层设计上将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迭代演进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发展列为国家战略，以阿里云和腾讯云为代表的我国企业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技术经验，在遇到问题时有充足的解决方案，能够适应中东欧各国的数字经济建设需求，数字技术行业走出国门大有可为。

再次，受疫情影响，欧洲整体经济衰退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各国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二是多国政府负债累累，缺乏财政空间，为援助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欧洲各国普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政府债务负担再次加剧，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欧洲各国仍然亟待寻求中国企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帮助。

三、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应对措施

后疫情时代我国企业走出去、向欧洲投资，一方面需要企业打铁自身硬，做好合规自查，谨慎应对可能的欧盟审查及其他法律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国家针对当下欧盟营商环境风险、企业的困境，精准施策，从外部与欧盟尽快达成双边协定，从内部创造条件，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

（一）从国家角度而言

我国政府应当针对当前欧盟的营商环境的客观变化，有的放矢，推动解决我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各种问题。

一是从对外合作角度出发：首先尽快落实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高水平、高标准的投资协定为借鉴，聚焦我国企业走出去中常见的合规困境，积极尝试制度创新，推进更为自由、便利的中欧投资规则建立，在市场准入、反垄断、补贴等方面，明确定性，与欧盟达成一致。以协定的生效尽量减小欧盟叠加审查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

其次，针对预计迅速通过的白皮书，我国应当充分利用欧盟的法律制定机制与制定周期，充分把握欧盟立法的窗口期机会，收集我国企业的切实需求，代表我国企业向欧盟决策者发声，特别是在审查门槛、举证责任、审查周期、救济渠道、审查定性标准等关键问题应当结合我国企业实际，维护我国企业的基本投资权益。

再次，在尊重欧盟利益和规则的情况下，以重点国家为突破口，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发挥17+1合作的优势，通过国家领头，扩展合作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机械制造等领域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达成进一步的深化合作。  

最后，通过举办论坛、展览、研讨会等形式，以优质项目为基础，润物细无声，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口碑， 从而消除中国与欧洲国家间的文化壁垒，打破对中国的固有负面印象。

二是从对内扶持的角度出发：首先完善《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指导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在对欧洲不同国家投资过程中都能有所建树。其次针对欧盟繁复的法律框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多元的语言文化，加强欧盟高端人才特别是商事法律领域专门人才培养，以专业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再次，借助多方平台，充分发掘各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潜力，构建完整投资工作网络，吸收更多国家的商业协会和贸易机构加入，帮助我国企业向更多国家进行投资发展。

（二）从企业角度而言

我国企业应当充分认识到可能遇到的欧盟外资投资审查问题，避免投资行为“政治化”。具体而言，应当做到：

一是在投资或是承包工程之前，应当充分对是否需要进行欧盟安全审查、需要履行何种法律程序等内容进行咨询。掌握欧盟叠加审查的关键内容和核心风险，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二是针对已经公布的审核要求，应当尽快展开合规自查。尽量提早准备可能的文件创建管理规范，以实质经济学证据捍卫自己的权益。同时对难以解释的补贴风险点，可以从业务或母公司控制权角度开展资产剥离。最后预留足够时间和资源，应对欧盟的叠加审查和信息需求。

三是在交易阶段，特别是在合同签订中，应当在合同中明确所附条件条款，包括如果未能通过相关审查需要进行资产剥离或是修改交易条件时交易双方如何调整价格合约、是否设置除外条款、最终无法成功合并/投资是否承担违约责任、承担何种违约责任、如何对第三方承担责任等问题，这样即使未能通过欧盟国家的叠加审查，也能够降低违约损失。

四是在“硬合规”之外，也要注意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地域文化、政治立场等当地风情，做到“软合规”。

总结

新冠疫情爆发无疑会影响原有欧洲的经济、政治发展趋势，连带引发政策转向，影响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这就要求一是在大国政治博弈之中仍然需要考虑抛开偏见，以发展、稳定经济作为重要目标，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持续关注欧盟立法动向，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尽可能尊重规则、利用规则，为自己发声。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11月27日，希腊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突破10万。希腊商业和消费者保护总秘书处秘书长斯丹姆普利迪斯于当日的发布会上表示，当局正在为私立实验室、诊所和医院的新冠病毒核酸PCR检测和抗体检测制定最高价格。其中，新冠核酸PCR检测价格最高为40欧元，新冠抗体快速检测价格最高为10欧元。这一价格上限由希腊投资与发展部制定，并将很快向议会提交立法修正案。现时在希腊私立医疗机构中，新冠核酸PCR检测的价格在70-120欧元之间，抗体检测则需40-60欧。斯丹姆普利迪斯称，当局制定价格上限是为了保障公众利益，避免院方要价过高。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会在一些城市和郊区进行新冠随机检测，但这些流动检测中心仍无法满足民众需求。若出现新冠疑似症状，民众可以在公立医院和健康中心免费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

立陶宛

立陶宛火葬场近日指出，自疫情开始以来，立陶宛国内已有约200具因患有或疑似患有新冠肺炎而去世的人进行火化。伴随着最近国内第二次实行全国隔离政策，最近遗体火化申请的人数一直在上升。

罗马尼亚

近日，欧委会批准了罗关于向中小企业提供国家援助的方案，涉及总援助金额10.43亿列伊，其中10亿列伊将以保付代理产品担保的形式发放，另外0.43亿列伊将以直接补助的形式发放。

波兰

波兰政府宣布调整部分防疫措施，包括开放商场、滑雪场，新规28日开始生效。

部分调整措施包括，28日起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条件下开放商场，面积100平米以下的商店，同时包括邮局，每10平方米限流1人，面积100平方米以上的商店，每15平方米限流1人，同时保留每日10-12时老年人购物时段。滑雪场及滑雪设备租赁设施可开放。

其他部分措施包括：至12月27日为止，禁止迪斯科舞厅、夜总会营业；除体育舞蹈俱乐部外，禁止封闭空间内提供跳舞场所；游泳池、水上乐园、健身房等禁止营业，但提供医疗疗养以及供运动员使用的设施除外；娱乐城、游乐园禁止营业；除接待商务客人、运动员、医务人员、病人及其护理人员外，酒店禁止营业等。

捷克

捷克共和国将于周四从抗流行病系统（PES）的4级升至3级。这是由卫生部长Jan Blatný在政府会议后宣布的。将在严格的流行病学措施下开设商店，服务和餐厅。从11月30日星期一开始更新了针对学生3-5年级以及小学9年级的学生全日制教学课程。小学高年级将在每周的间隔和全日制教学中交替进行。

斯洛伐克

根据调查，即使当前疫情背景下斯洛伐克很多人也要前往医院进行体检。数千名受访者中有73％以上表示近两年来参加了定期体检，对健康保护和疾病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是定期体检的主要原因。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确定自己不会在候诊室与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即使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也要进行体检，人们认为，关键是能够按时了解并遵守流行病学法规。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总理Andrej Plenkovic自上周六以来一直处于隔离状态，他的妻子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总理本人也已经接受了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他本人感觉良好，没有任何症状。目前没有人需要接替总理职务，政府运作一切正常。

首批15名患者转入萨格勒布体育馆进行住院治疗。这些患者均为中年人，临床症状较轻，需要进一步的治疗。萨格勒布体育馆医疗团队包括18名医生，20名护士和其他后勤人员，由各种专业医生组成，内科医生担任轮班医疗小组负责人，每12个小时轮换一次，以确保所有患者得到24小时的监督和保护。

塞尔维亚

2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这是塞尔维亚最艰难的一天，早上61例死亡，是塞尔维亚疫情发生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武契奇指出，当前医院处境困难，每检测一万人，意味着一千人需要被安排住院治疗，但医院已没有空余的床铺。总理布尔纳比奇表示，政府在留意塞尔维亚侨民生活和工作的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形势，节假日很快到来，很可能面临大批侨民返乡的情况，政府或将根据形势作出政策调整。

塞尔维亚梅德韦杰市和拉伊科瓦茨市新冠疫情恶化，两个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匈牙利

匈牙利政府决定于今年12月起再次提高医疗工作者的工资，此次增幅达20%。此前匈牙利政府针对医疗工作者采取了阶梯式的工资上涨的政策。在今年1月，政府提高了14%。相对于两年前，每位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增长了42%。此后，政府决定在2022年继续提高30%。当前在约了8.1万名医生和4000名护工享受了这一政策。

匈牙利总理表示，自本周一起，为了敦促大家遵守防疫规定，如果警察发现有商店、餐馆、体育场所等违反规定，那么警察有权关闭这些场所。佩戴口罩是防疫的关键。当前疫情的局势表明，未来短时间内确诊人数很难下降。到了今年12月或明年1月，也许情况会有所好转。当前匈牙利正在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商谈引进疫苗的问题。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保加利亚

国家统计局（NSI）发布的初步季节性调整数据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保航空运输营业额同比下降75.1％。报告涵盖“运输，存储和邮寄”、“信息和通信”和“其他业务服务”。“运输，仓储和邮寄”行业同比下降幅度为13.9％，其中空运降幅最大为75.1％，水运降幅为34.7％，仅邮政和快递活动有所增加（19.4％）。“信息和通信”行业营业额指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其中电信的增幅最大，达24.7％；而电影、视频和电视节目制作、音乐出版活动跌幅最大，下降42.5％。在“其他业务服务”中，几乎所有活动均减少了，跌幅最大的是旅行社，旅行社和其他预订服务及相关活动下降70.3％；增长最快的是法律、会计和管理咨询活动，增长16％。第三季度“运输，仓储和邮政”总营业额指数与上一季度相比，环比增长了9.5％，其中水运（15.5％）和陆运（14.1％）增幅最大，仅航空运输有所下降，降幅为16.8％。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鞠维伟、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