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欧盟应在中美竞争中保持独立

欧盟最近表示，随着拜登当选总统并准备入主白宫，它越来越希望与美国建立联系。为了获得战略自主权，提高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欧盟方面希望通过大肆宣传所谓的“中国挑战（China challenge）”让美国参与进来，尽管双方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的一份寻求同美国重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计划草案中列出了从数字监管到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等各个领域的建议，称这是“一代人难得”的可以结成新联盟来对抗中国崛起的机会。

在美国经历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然后是特朗普政府的独角戏之后，拜登的当选让欧洲对修复两国关系抱有了希望。

建立技术统一战线是主要目标之一。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Politico）的另一份报告说，欧盟委员会将提议成立一个“跨大西洋贸易技术委员会”，为新技术制定共同标准，以防止中国在一些高附加值行业建立经济主导地位。

高举所谓的“中国挑战”，体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在这个由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取得了优势的焦虑，而美国和欧洲却都在同疫情大流行和经济收缩作斗争。

在这场疫情中，中国数字化发展迅速，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进一步激起了西方世界设置障碍以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欲望。

鉴于拜登也表现出了重返多边主义、重塑美国主导的联盟的意图，欧盟与拜登新政府的“蜜月期”或将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使得他们立场更加接近并达成某些政策上的协调。

至于欧盟方面，在针对中国的提议中，欧盟也有自己的具体目的，包括打算解决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分歧，比如数字服务税和贸易争端。

然而，追随拜登的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并不是欧盟计划的一部分，欧盟近年来越来越渴望寻求战略自主。而在特朗普单边主义之后重建对美国的信任是另一个问题。此外，也不能保证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同时，冗长的英国脱欧进程也在欧盟引起了内部摩擦。

重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非易事。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尤其是在双方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在美国领导的反华集团多年来的压制下，中国在技术蓬勃发展下，其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现在已经成为数字化领域的重要一员。最近，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以维护数据和供应链安全、推进数字经济，这一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数据市场，拥有近10亿的网民。对欧盟和美国来说，将这一市场从全球舞台上除去可能不是一个现实的做法。

另一方面，中国和欧盟一直在举行会谈，为了在大流行的情况下促进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9月表示，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不同，中欧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不会也不应该影响中欧对话合作。

（摘编 王子玄）

吴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理性主义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

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引领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重新思考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或许能够对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而在思考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时，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究竟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有何关系，它又怎样从精神层面上引领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本文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为此，文章的脉络如下：首先，探讨欧洲的界定；其次，探讨理性主义的含义；最后，理解理性主义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一、欧洲

在近现代历史上，欧洲从地理上来说没有过明确界定的东部边界；而在宗教上，欧洲也一直被分为拉丁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政治体。为此，本文所讨论的欧洲仅是指地理范围相对稳定的西欧。

二、何为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但也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对此，马克斯·韦伯曾经给出过具体的分析。他针对理性与理性主义提出了三组概念：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物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其中，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描述的是参与者在给定环境中可能具有的行为导向，也即是说行为体是否以有效性作为其行为的最终导向；物质理性和形式理性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不同行为，也即是说协调“如何实现”或协调“是什么”，若关注前者则是形式理性，关注后者则是物质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关注的是评估和认知方面的问题：如果关注评估方面，则是实践理性，关注后者则是理论理性。

三、理性主义与欧洲现代化进程

在探讨理性主义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时，一个最需要关注的人物之一便是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研究将理性主义的精神内核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相关联，勾勒出了一幅理解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图景。

（一）理性主义与欧洲的文化世界

最初，马克斯·韦伯将理性主义视为经济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是“通过一种理性方式将自由劳动组织起来的市民的工业资本主义”。随着研究的深入，韦伯将这种经济理性主义扩展到了“现代欧洲文化世界”中，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化世界不仅在那些具有理性本质的价值领域中创造出一系列理性建构的方法、形式和方向，在那些具有非理性本质的领域亦是如此，而这些不同的领域具有相同的普遍意义和普遍有效性的内核。在这些文化现象中，韦伯认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股力量，在韦伯看来，这种资本主义想要合理地运作就必须要嵌入合理的法律和行政体系，并且还要获得基于理性概念和实验的现代科学的支持。

（二）理性主义与欧洲生活方式的改变

相比于古典时代，近现代的欧洲生活方式出现了两大明显的改变：首先，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从沿海转移到了内陆；其次，这种生活中心又不断从城市转移到了乡村。生活中心的转移伴随着欧洲民族大迁徙的进程，导致欧洲在政治上形成了多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为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适合其需要的企业家以及工人，在韦伯看来，这属于实践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由西欧发明出来，并不断传播到了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但是，如何理解理性主义的精神内核对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引领意义？为此，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韦伯早在1904年和1905年出版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中，韦伯试图证明，宗教改革后，新教教义中的某些思潮为现代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做的这些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种以掌控自我和掌控世界为特征的理性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只产生于宗教改革之后的西欧，然后才从这里传播开来。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以职业观为基础的理性生活方式由基督教禁欲主义思想孕育而生，这种思想进而指导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也即是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这一问题的关键点是，就欧洲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言，宗教因素在其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因此宗教和理性主义是一种有可能会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某种宗教能够激发出具有普遍性意义，并且有可能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性化过程，这一理性化过程进而能够指导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新教伦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韦伯并未声称他已经在禁欲主义的新教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形式”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因果关系。在他看来，禁欲主义的新教和资本主义的“精神”之间的联系虽然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这并非意味着遵循禁欲主义的新教徒有意识的创造出了这种精神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教的禁欲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进程之间只是一连串有意识的宗教行为所产生的无意识结果，仅仅是为了迎合信徒得到救赎的心愿，因此，价值理性导向是这种精神的基础。

但是，在经历了宗教改革之后，上述这种思想对某些群体，尤其是想要顺着社会等级的阶梯向上攀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影响。在他们看来，自身是否得救即是否是上帝的选民虽然不可捉摸，但是通过努力工作，特别是在工作中获得一定的成功，将会成为自身信仰得救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越努力工作的人，在工作中表现越突出的人越有可能得救。通过宗教这一特殊的形式，理性主义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系，理性主义成为欧洲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支柱之一，推动着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后的近百年中，学者们每当探讨到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欧洲的理性主义萌芽和发展。

四、结语

理念指导行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也即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欧洲在这一进程中由于走在了世界的前端而成为全球最先发展起来的区域，在当代世界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观察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理性主义这一理念指导着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并通过宗教因素将欧洲人的精神理念与实践进程牢牢连接在一起，正因如此，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并未由于遭遇信仰危机而中断。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发展历程或许更够给中国的发展一些启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与世界接轨的阶段，为此，中西发展模式之争不断被提上探讨议程。对于中国来说，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点之一，也许应该包括如何寻找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精神内核。

蔡奕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2012年以来波兰对华认知探究

一、波兰政府对华认知

（一）中国是一个未能开发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

在中东欧研究中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即中东欧国家近年来对华态度的积极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国家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及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减少对西欧国家的依赖，为此他们不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一需求的驱动下，中国-波兰双边关系日益提升，两国间的交流互动也逐渐增加。尤其在2012年中国-中东欧合作开展之后，中波贸易额和投资额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012年中波货物进出口额为120.0亿美元，而2018年达到了236.8亿美元，增长116.8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9.9%。2012年中国对波兰直接投资存量为20811万美元，而2018年达到了52375万美元，增长31564万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5.5%。

然而，尽管中波贸易额和投资额呈现出中波合作的一个良好发展走势，但如果结合波兰外贸和投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则情况会有所不同。首先是贸易方面，2012年中波货物进出口额仅占波兰货物进出口额的3.2%，相比于2018年的4.5%，6年间仅提升了1.3%。短期来看无法对在波兰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德国市场构成冲击，即波兰积极推动发展中波经贸合作以减少对欧洲市场依赖性的期待目前来看难以实现；其次增长幅度较小，尽管在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占比中有1%的提升是一个不小的成果，但一方面中波经贸合作规模相较于两国的经济体量而言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波兰对中国在波兰经济发展中有着非常高的期待，然而现实却与波兰的期待存在不小的落差。同时，中波贸易不平衡问题逐渐突出，波兰对华进口额相较于出口额差距5倍以上，且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成为中波合作的一个挑战。投资方面，波兰对于中国的投资也是有所不满。首先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宣传的背景下，中国在波兰的投资规模显得偏小。其次，波兰不满意与中国为中东欧国家设立的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因为该贷款涉及主权担保，有国家政府介入到经济市场的嫌疑。

（二）中国是波兰对外政治关系中的次要发展对象

中国是当前国际社会中崛起的全球性力量，是在亚洲地区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大国。波兰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政治关系。2011年，中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随后在2016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在波兰政府发布的对外政策指导文件中，中国并不是波兰对外政策的优先项，这是由波兰国家利益优先次序所决定的。在波兰对外政策的官方文件《波兰对外政策优先方向2012—2016》与《波兰对外政策战略2017-2021》，两届政府都没有在对外政策优先项中提及中国，仅在文件的一些次要的经济议题上提及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波兰在文件中指出“全球经济中心正转向亚太地区……某些亚洲国家将越来越渴望对世界秩序施加影响”，似乎隐晦地表达了对中国政治影响力扩大的不满。

从两份文件列举的外交政策优先项可以看出，安全问题是波兰首要关心的问题；发展与欧盟、北约以及美国的关系才是波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波兰认识到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发展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并不是波兰政府所考虑的优先事项。基于此，波兰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对中波关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首先是波兰-欧盟关系对中波关系的影响。早在2012年中国推出“16+1”合作概念的时候，欧盟就对于中国的行为表示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与中东欧关系“长期化”和“机制化”发展。波兰的反应则是不断强调“波兰决心维护欧盟内部的团结，避免在经济治理方面出现内部分歧”，并在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表达中逐渐去除了具有政治内涵的“16+1”合作等而只强调了贸易合作。波兰-美国关系也是影响中波政治关系的一大因素。波兰积极响应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不惜增加开支比如有意为美国建设军事基地等。波兰对美国的态度对中波关系造成了影响，比如波兰响应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政策，支持遏制甚至打击包括5G技术在内的中国技术的发展。

二、波兰媒体对华认知

波兰国际关系中心（Centrum Stosunków Międzynarodowych）是波兰非政府性智库，也是中东欧顶级智库之一，研究领域为波兰的外交政策和欧洲问题。其收集整理了2010年1月到2018年6月波兰媒体发布的关于中国政治或经济问题的报道，选取了波兰国内最广泛传播的日报、周报以及新闻网站共计20个媒体渠道，总共收集2089份相关报道。基于该分析数据，波兰媒体对华认知相对积极，认为中国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相较于该研究在其他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的数据，波兰媒体对华正面报道达到39%而负面报道仅为3%，是中欧国家媒体中态度最为正面的。其次，波兰媒体最为关心的15个关键词中，几乎都是经贸议题，报道内容也是以经济合作为主，同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态度保持一致。然而，波兰媒体在其他领域包括政治与人文领域的涉华报道较少，容易出现舆论导向同中波经济合作产出直接挂钩的现象，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或许过于片面。

三、波兰民众对华认知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中涉及中国与波兰的数据，波兰民众对华认知相较于政府与媒体更加消极。首先，波兰民众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尽管在世界领导力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人在中美之间选择了美国，但是选择中国的占比缓慢上升，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尽管自2012中波加强合作以来，波兰民众对中国经济的认可度下降。但在与欧洲的经济表现对比的调查中，更多的民众仍认为中国经济表现更好。

其次，波兰民众认为中国是一个不重要的政治伙伴。在政治影响力的民调中，波兰民众认为欧盟当前的政治影响力比中国更强的比例普遍高于认为中国更强的。尽管这一差值从2012年的12%缩小为2018年的2%，表明波兰民众认可中国政治影响力确有提升。然而在对于中欧未来影响力的民调中，波兰民众相信无论是在2020年还是2030年，欧盟的政治影响力都要比中国的更强。客观而言，波兰民众认识到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但并不认为中国在国际政治影响力上会超过欧盟。在两个民意机构关于对华态度的民调中，尽管民众对华态度在2012年后出现变化，但总体对中国持“恶感”或“消极”态度的占比仍是主流，在生活质量和人权相关民调中，波兰民众对中国持有消极态度的占比同样较大。综合来讲，波兰民众对华认知仍是较为片面和消极的，但这一认知近年来出现缓慢地向积极方面发展的趋势。

捷克智库：欧盟在外交和防务政策上的弱点

捷克的欧洲政策研究所（Europeum）近期发布了研究报告，认为欧盟虽然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在多个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欧盟对国际议程中其他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却较小，特别是对于大国相互角逐的领域中的问题（例如，有关安全、防务事项的外交）。欧盟在外交和防务上的弱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决机制限制行动

作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决定所需的一致通过原则是影响欧盟外交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欧盟有两套主要的立法程序：共同体方法和政府间合作方法。许多领域的对外行动遵循共同体方法，涉及人道主义援助、欧洲睦邻政策与存在对外维度的内部政策（如贸易、能源、移民以及难民政策）。在这套程序下，欧盟委员会提出法律议案，并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批准。批准则是通过有效多数表决制进行的。这意味着通过一项议案需要代表欧盟总人口65%以上的55%的欧盟成员国投票支持。相反，政府间合作方法适用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决议都必须由成员国一致通过。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不同意议案，它可以使用否决权来避免进行任何妥协。

要让27个成员国达成共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存在内部分歧的情况下，决定的经常作出不及时或无法作出，这削弱了欧盟成为一个可靠的外交政策行动者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提议从一致通过表决制转化为有效多数表决制，80%的共同体立法都在有效多数表决制之下通过了。2018年底，欧洲委员会呼吁成员国扩大有效多数表决制的范围至人权立场，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民事任务实施有效制裁和决定。在这一提议作出后，法国和德国也表示支持探索这一道路。

二、资金与能力不足

欧盟在开展对外军事行动的时候，行动倡议往往由一个国家或集团提出并推动，但资金不足和资产短缺是一种长期现象。

从欧盟维和部队当下在波黑的行动、2014年在中非的军事行动、以及2007年和2008年在乍得和中非部署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在采取行动时，欧盟在提供支持和集中资源方面存在问题，难以采取果断的行动来履行其国际责任。

欧洲军队的作战能力有限，而且已经不堪重负。他们需要同时满足北约组织、联合国以及欧安组织等多个组织在数十项任务上的合作要求。事实上，欧洲规模最大的四支军队的现状已经说明了整体的情况。法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了3万多名士兵进行行动，意大利的驻军达7000多名，德国和西班牙分别为各类国际任务派遣了4000多和3000多名军事人员。但这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任务筹措武力时出现的问题。例如，纵然从一开始就强调该行动存在严重的空运缺陷，欧盟维和部队在乍得和中非仍然难以凑出超过10架直升机。因此，这些困难有着更进一步的原因。

当下为行动筹措资金的机制对于成员国参与这些倡议有着很大的抑制作用。如前所述，承担大部分行动开支的是参与国。法国参加欧盟在中非行动的开支约为一年5000万欧元。这一个别成员国身上的财政负担超过了更大规模行动中总共同开支的三分之一。例如，欧盟在乍得和中非的行动中的共同开支约为1.4亿欧元，而总开支约为8亿到10亿欧元之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欧盟外长提议成立欧洲和平基金。根据2020年7月21日的欧洲理事会协定，这一基金据称有50亿欧元的预算。该基金将取代雅典娜机制，并扩大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任务的共同开支提供资金的范围。这一手段可能会鼓励欧洲领导人参与提议的任务，但也可能阻碍决策过程。目前为止，由于缺乏财政承诺，得到一致通过相对容易；而一个大型的共同基金可能会涉及更多、更深层次的国家利益，在经济资源的利用及利用方式上也会涉及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

三、寻求共同战略文化

纵然采用有效多数表决制和创新机制，共同战略文化的缺乏仍将阻碍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共同战略文化是指“为特定的安全共同体中的大多数行动者和社会团体所共享的、在社会中传播、源自身份认同的规范、理念和行为模式的结合，有助于塑造共同体追求安全和防务目标的一套选择序列”。然而，在欧盟的情况下，这一安全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团。外交和安全政策在欧盟仍然是“进行政府间谈判的领域”，而不是超国家模式控制的范围，欧盟战略文化依旧很难形成。目前的决策过程涉及27种不同的战略文化，这与此前谈及的一致通过表决制和决策过程相关。达成共识和协定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是否有能力协调有利于各伙伴国家的多种国家偏好。

对于威胁的不同看法和不同的国家利益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的另一个弱点。中非的班吉和布达佩斯相距4500多公里，在许多欧洲国家看来，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外爆发的冲突并不被视作威胁，也不会危害他们的国家利益。与之相似，俄罗斯对德国的威胁也不像对波罗的海国家或波兰那么大。在这一点上，需要提到战略指南，这是一项新的倡议，旨在指导欧盟全球战略的实施。各成员国国防部长于2020年6月16日通过了这项为期两年的计划。在第一阶段，欧盟外长与欧洲对外行动署将领导进行威胁分析，并与成员国保持密切合作。这一为其六个月的过程会提供一个涵盖欧盟成员国认知的全部威胁的范围，有助于促进讨论并使各成员国更好地“理解真正的共同优先事项以及彼此的底线”。

共同的威胁评估被视作在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的伙伴国家之间建立共识的首要条件；它们会影响制定政策和战略时的偏好。更进一步，欧盟外长发布的一项声明将共同的安全评估与共同战略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约瑟普·博雷尔(Josep Borrel)强调了欧盟对于共同战略文化的需要，并将其视作“看待世界、定义威胁与挑战，并为一起应对它们奠定基础的共同方法”，他补充道，“战略指南会帮助我们达成这一点。”但对风险与威胁的共同认知不一定会转化为共同的战略文化。各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方法和战略可能存在重大差异。此外，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算战略指南避免对威胁进行排序或列出优先事项，欧洲国家也会在将可用资产指定给哪些事项上存在分歧。讽刺的是，处理共同确定的威胁的方式可能恰恰会揭露欧盟距离共同战略文化有多远。

报告对未来欧盟外交和防务机制改变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1. 从一致通过表决制转向有效多数表决制

从一致通过表决制转向有效多数表决制。这一转变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例如（1）加快政策制定过程，（2）减少第三国影响力对于欧盟外交政策的破坏，以及（3）鼓励各成员国在分歧不大的问题上进行谈判。这对于制裁政策当然会有所帮助，但对于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则不会有很大影响。

2. 加强与多国集团的合作

在欧盟无法采取行动的问题上，与地区集团建立密切、灵活的合作与磋商关系。这类关系可以仿照欧盟与萨尔茨堡论坛之间的关系建立。欧盟委员会及相关机构“定期受邀进行广泛讨论”并交换意见。此外，担任轮值主席的国家会让相关欧盟当局及时掌握该集团最新的主要发展情况。

在防务领域，通过确保这些集团能够利用欧盟的现有资产和指挥控制结构，欧盟可以促进军事行动和民事行动的部署。

当欧盟不能按照强有力的单一意见行动时，欧盟应当强化其成员国参与的集团的意见。

（摘编 王允文）

欧洲已经不会进行战略思考

在面临世界形势大变局之际，欧盟的核心战略受到特朗普当局的政策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战略，面临着各个欧盟成员国在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上的分歧与争端，以及其对中国及东亚的影响力仍旧有限。2019年欧盟新任领导人上台后，将“地缘政治”设定为新政议题，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达了对于欧洲衰落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欧盟能否担起制定一体化战略的责任，从而应对包括中美俄等大国的挑战受到欧洲学界关注。

本文《欧盟还会思考战略问题吗？》（Can the EU Do Strategy?）于2019年7月11日发表于《共同市场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博客，作者安德鲁·科蒂（Andrew Cottey）是爱尔兰考克大学政治学系的高级讲师和让·莫内讲座教授（Jean Monnet Chair），曾出版《21世纪的欧洲安全》（Security in 21st Century Europe）和《理解中国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概论》（Understanding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科蒂论证称，目前有关欧盟外交、安全和国防战略中有两个主要问题没有受到足够关注：什么是战略？什么构成了一个好的战略？这有助于我们理欧盟为什么在战略上费劲心力。

2003年的《欧盟安全战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以及2016年的《欧盟全球战略》（EU Global Strategy）被认作为欧盟外交、安全和国防发展中的标志性文件，引发了有关欧盟外部政策的诸多讨论。然而，我们必须对官方的战略保持怀疑。战略合乎礼节，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大学都采用了官方战略文件。然而，这些战略文件经常是人们渴望实现的目标，或者是现存政策想要实现的目标。实则，还有一些新的文件在现实中不会被落实。战略冒险成为政策的同义词，或者组织致力于完成的目标的同义词。

在评价欧盟的外交政策，以及像《欧洲安全战略》和《欧洲全球战略》这样的文件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什么是战略，以及怎样定义一个好的战略？如果去查验军事、商业和管理的思想家对战略的看法，他们的共识是——战略是结果、途径和方法的集合。因此，战略事关对目标和动机的定义，事关达成这些目标的具体政策和行动的发展，以及事关必要资源的分配。根据埃切瓦里亚（Echevarria）所述，这种“目标-途径-方法”（ends-ways-means）的战略框架“对当代战略家的熟知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物理学家的熟知度一样。”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构成了成功的战略？根据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的定义，战略是一个“胜利的理论”。战略因此是一种方式——一个其他人会寻求的选择，它会导致决定性影响，让人能够达成或者更为接近那个目标。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等批评家则论证称，糟糕的战略则恰恰相反：其避免选择并将大量的目标和行动囊括其中。而非是确定小数量的个人想要达成实际影响的主要目标，并据此分配政治的关注点和资源。

欧盟将如何对比衡量这些定义呢？欧盟的核心问题是将战略作为政策。尽管创造了如外交政策高级代表（foreign policy High Representative）、欧盟对外事务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等机构，欧盟的外交政策制定仍旧是政府间的行为。结果导致欧盟的外交、安全和国防政策很大成都市依赖成员国的共识。以战略的方式，欧盟自身和其官方文件（如《欧洲安全战略》和《欧洲全球战略》）被推进向最低层次的共同成员和目标清单发展。欧盟确定了大量的全球目标，而非是确定一些希望产生巨大影响的小的核心目标。人们应该批判《欧洲安全战略》和《欧洲全球战略》的目标在战略上等同于母性：十分合理且几乎没人能反对，但却暴露出在进一步优化上的无能。

欧盟战略的问题在与其他三个大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中所暴露。很多位于东欧的欧盟成员（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将俄罗斯看作战略威胁；然而西欧和南欧国家将俄罗斯看作合作伙伴，或者是一个由自身国防不安全所驱动的大国（尽管从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开始，这一局面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如意大利、匈牙利、希腊等国家已经向俄罗斯谋求双边的私下协定。欧盟对俄罗斯的战略——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需要不断权衡成员国间相竞争的观点的战略。

欧盟和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一直在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寻求战略协定和双边机构建设。欧盟的目标是鼓励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进一步改革其经济和推进政治自由化。然而自21世纪1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变得愈加自主（例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争端，以及中国与日本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争端），在政治上更加强势，而在开放其外资公司上作为有限。欧盟在战略上缺乏政策、手段和具体行动说服中国调整其行为。其次，欧盟的成员国在如何回应新中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法国和英国加入到美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行列中，推进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航行自由。然而很多其他欧盟成员国，由于在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和投资中获益，则试图避免触碰引发争议的地理政治问题。欧盟缺乏改变中国的策略，也做不到、不希望发展出一个替代性的战略。

至于美国，欧盟在两个阵营间撕裂：一个是大西洋主义者的战略，他们认为要尽可能和美国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另一个是欧洲共同主义者的战略，他们认为要将欧盟发展为更独立于美国的角色。在欧盟的成员国中，法国领导着欧洲共同主义者的阵营，波兰领导着大西洋主义者的阵营，而德国则在两者之间。欧盟的全球战略包括战略自治的目标，但是具体内涵甚至是否可取仍未达成共识。

一些观察家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战略或者脱欧战略能够迫使欧洲在战略上更为团结。这种希望也许会令人失望。欧盟成员国在评估其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外部挑战的相对优先级、定位这些挑战的适当方法，以及联合主权国家发展共同策略的程度等各方面仍旧处于分裂。特朗普当局和英国脱欧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现实。

如果人们认同紧急策略的观点，欧盟可以被看作正在通过学习和试错发展出外交和安全战略，但是这一进程痛苦且缓慢。只要成员国在战略上仍旧保持分裂，以及在外交政策决定上仍旧局限于政府间的行为，那么欧盟很有可能维持一种战略联盟的角色：一个致力于给外交政策目标以优先级的联盟、一个主导形势的联盟、一个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起来的联盟、避免复杂的外交决策的联盟，以及一个不能够完全将潜力转化为影响力的联盟。

（摘编 张璇）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希腊政府发言人佩特萨斯12月3日宣布，全国封锁措施将至少延长到12月14日。他说，全国新冠病例的减少速度比预期要慢，包括塞萨洛尼基在内希腊北部地区的公共卫生系统压力仍然很大。希腊发展与投资部也在3日宣布，出售圣诞树和节日用品的季节性商店将可以在12月7日开门营业，另外还将解除在上月10日实施的禁止超市销售耐用商品的部分限制，允许超市售卖节日商品。但依然禁止超市销售书籍、服装、鞋和电子设备等其它耐用商品，以确保公平竞争。希腊发展与投资部部长佐治亚季斯表示，季节性商店销售的是应节商品，如果不尽快营业的话，销售旺季很快就会结束，那么则会给商户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同时表示，希腊季节性商店数量很少，因此即使重新开放也不会给疫情造成负面影响。此类商店的营业时间和相关规则会于12月4日公布。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餐馆和零售商店将会在带有很多限制条件下逐步开放，但酒吧和夜总会等场所会等到新冠疫苗开始接种后才重新开放。他说，虽然封锁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但当局的首要任务是挽救生命，因此在接种疫苗之前，不能让民众挤在酒吧里。

拉脱维亚

考虑到新冠肺炎的迅速传播，11月30日，拉脱维亚政府同意加强国内工商业的支持力度。主要内容有：减少了企业适用补贴的门槛，9月和10月总营业额下降至少20％的所有企业都将获得政府的支持；个人福利收益将从目前的每月330欧元增加增加到每月400欧元。

罗马尼亚

Digi24电视台12月1日报道，欧盟委员会根据SURE倡议向罗马尼亚提供了一笔总额达30亿欧元的贷款，旨在用于协助罗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保护工作岗位和降低失业风险提供临时支持。

罗政府拟向受疫情影响的宾馆、餐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每家企业最多8万欧元；资金将于2021年年中拨付到位，但行业雇主协会认为约有1万家企业将在此之前倒闭。

罗财政部长格楚表示，他将在本周的政府会议上提出一项关于在罗马尼亚引入电子发票的立法文件，旨在打击逃税行为，为政府增加200亿列伊的预算收入，约占GDP的2%。

保加利亚

保议会公民党议员提议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底，对新冠疫苗实行零税率优惠政策。此外，还建议对新冠相关的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物资同样施行零增值税。

捷克

几乎一半接受调查的捷克人说，他们不信任该疫苗，也不会接种。但是绝大多数内阁大臣表示，如果有冠状病毒疫苗，他们将接种，他们认为这种疫苗是安全的，接种疫苗没有问题。只有总理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和环境部长理查德·布拉贝克（Richard Brabec）表示，由于可能的健康并发症，他们是否应该接种疫苗，必须咨询医生。总统的发言人还说，国家元首将在做出决定之前先咨询他的医生。据卫生部长称，高危人群的接种应在1月底开始。疫苗接种是免费和自愿的。

斯洛伐克

“我对教育部的做法感到失望，我们应该从11月30日开始让所有孩子上学。但是在学校至今没有开放。”斯总理马托维奇说。总理认为在对学校师生及家长开展大规模病毒检测后，如果没有感染病例，学校就应该开学复课。教育部将在12月23日之前拟定新计划，斯洛伐克的中小学生可能要等到1月8日才能重返校园。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公共卫生局局长Krunoslav Capak向媒体表示，克罗地亚在辉瑞订购了100万剂疫苗，疫苗将在注册后尽快送抵克罗地亚。目前计划第一批125000剂疫苗将用于为62000人接种，与患者有接触的医护人员享有优先权。牛津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将很快运抵克罗地亚，而明年第一季度我们将收到莫德纳疫苗和第二批阿斯利康疫苗。虽然目前还不能确认，至明年春末，我们可以完成为所有18岁以上的人群的接种。Capak谈到防疫措施时称，当前的防疫措施在减少人群接触方面是有效的。但是如果疫情继续恶化，流行病学家将建议采取其他措施，例如减少公共交通，关闭商店及大型购物中心。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医院由于收治压力不断增大，近日，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新冠肺炎患者需被转移到其他城市住院治疗，部分病人甚至辗转了七个城市才找到床位。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临床中心也表示，当前面临着巨大收治压力。

近日，在贝尔格莱德做了份针对新冠疫苗的调查，大多数老年人表示在新冠疫苗安全的前提下愿意接种新冠疫苗，不管是来自那个国家。年轻人对新冠疫苗还是持怀疑态度，表示新冠疫苗至少要经过多年的临床才能证明他的安全性，有受访者表示新冠病毒和新冠疫苗是一场阴谋。

俄罗斯工贸部在部长与塞尔维亚总理举行会谈后发布消息显示，塞尔维亚准备研究联合生产俄新冠病毒疫苗“卫星-V”的可能性，一批用于实验室研究的疫苗将在本周末前抵达该国。

匈牙利

匈牙利全国18万医疗工作人员在上周对各级学校、幼儿园、医疗和社会机构的各类人员进行了检测。快速检测的结果显示，确诊率为2.44%，共有4436名患者确诊。群体检测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与斯洛伐克和德国巴伐利亚州进行的检测比例相近。在过去的一周内，快速检测小组已经在超过一万个地点进行了检测。如果确诊，患者必须要通知社区医生。如果患者连续三天没有症状，社区医生会酌情告知患者可以返回工作岗位的时间。

匈牙利塞格德大学表示，大学临床中心将在全国首次开始使用作为法维拉韦（favipiravir）活性物质的阿维根（Avigan）药物治疗新冠患者。使用这种药物可以缩短疾病的治疗时间并减少并发症。塞格德圣久尔吉-阿尔伯特临床中心（Szent-Györgyi Albert Klinikai Központ）主席兰杰尔·乔鲍（Lengyel Csaba）表示，赛格德大学是匈牙利首家开始研究使用阿维根治疗新冠病毒患者的机构。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保加利亚

截止2020年9月底，保加利亚外债达379亿欧元，占GDP的66.8%，已高于2019年底的57.4%。据保央行统计，截止9月，保支付外债额达45.7亿欧元，占同期GDP的8.7%。保财政部表示，一年半后保将面临大规模到期债券偿付问题。

罗马尼亚

受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影响，越来越多的罗公司打算放弃向员工发放圣诞节奖金。2019年，每10家公司中就有7家向员工发放圣诞节奖金，平均金额500列伊。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鞠维伟、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