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朱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新冠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的欧洲的博弈

自从2020年5月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了“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后，成员国中便掀起了有关欧盟团结问题的争论。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的欧盟南方国家与所谓的“节俭四国”（奥地利、丹麦、荷兰和瑞典）之间发生了争论。前者希望成员国可以分担欧盟经济复苏的成本，而后者则不希望承担责任。虽然内部团结仍是欧盟政治和经济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但外部团结的议题也正日益成为欧盟的一个新的重要议题。

在布鲁塞尔和成员国的政策讨论中，外部团结问题并不突出。所谓“外部团结”是指，为了抗击新冠疫情，欧盟必须向第三国或第三国公民提供援助。最初，欧盟被内部政治和实现欧洲内部协调的努力所耗，直到4月份，欧盟才将目光转向外部。自那时以来，欧盟发起了若干倡议和一揽子资助计划(见表1)，以解决新冠疫情危机对伙伴国家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

迄今为止，欧盟的全球应对措施包括重新定向现有援助、提供宏观财政援助和组织认捐活动，以支持新冠疫苗的生产。欧盟主要通过重新分配现有资金，或通过新的多年金融框架中的金融计划来进行融资。

表1.2020年3月中旬以来欧盟外部团结的若干倡议

在抗疫过程中，欧盟面临着对外和对内政策之间的竞争与平衡。一方面，欧盟誓言要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中扮演全球角色。冯·德·莱恩的地缘政治委员会和人力资源/副总裁J·博莱尔希望欧盟成为一个顶级的地缘战略角色，并将此作为欧盟重要的政治抱负。虽然人们尚不清楚欧盟如何界定其地缘政治政策，但抗疫行动已经表明，外部团结的形式，可以提高一国或一个组织的地缘政治信誉。另一方面，随着民粹主义力量的不断扩大，近年来欧盟一些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变得更加内向。在过去10年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过去一直要求欧盟和所在国削减对外援助，称这些资金应优先用于本国公民的福祉。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欧洲国家正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一潜在趋势有可能转变为所谓新冠民族主义。

客观地说，在欧盟内部，有关外部团结的讨论排在欧洲内部团结讨论之后。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成员国中，外部团结几乎没有引起公开辩论或政治讨论。这与经常热烈讨论国内团结形成鲜明对比。换句话说，欧盟的发展援助尚未成为欧盟成员国中的政治问题。这或许有两个原因：其一，欧盟大多数国家已就这一政策达已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其二，一些成员国(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几乎没有发展合作的政策或实践。新冠疫情危机似乎延续了这一趋势，欧盟成员国主要关注国内问题。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欧盟一些成员国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公开反对向欧盟以外国家提供抗疫援助。比利时的弗拉芒民族主义政党、德国的新选择党、捷克的民粹民族主义力量、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和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声音党都持这种立场。这些政党对欧盟的地缘政治雄心不屑一顾，认为在欧洲公民遭受苦难之际，欧盟通过向外提供援助来展示这种雄心不合时宜。这种情绪与2019年欧洲晴雨表的一项调查结果相一致。该调查发现，政治光谱中处于右翼的欧盟公民不太相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是提升欧盟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总的来说，欧盟并未因这些批评声音而停止其对外进行抗疫合作和提供发展援助，但较前一个时期更有针对性。许多成员国为联合国、世卫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提供了捐款，以供研制疫苗之用。不同的成员国向其邻国和与其有历史联系的国家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援助。例如，大多数中东欧成员国向东部伙伴关系成员国和西巴尔干国家、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向非洲、西班牙向拉丁美洲和南部邻国，塞浦路斯和希腊向地中海东南部邻国提供援助等等。一些欧盟成员国也支持减免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债务的倡议。

一般来说，较大的成员国大多欢迎欧盟的外部团结行动，并设法使这种做法避免与成员国的内部团结相冲突。在法国，即使马克龙总统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其中包括取消一些非洲国家的巨额债务，但外界没有听到“法国第一”的口号。德国绝大多数政党认为，德国在抗疫的同时，也应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西班牙疫情虽然十分严重，但它在要求内部团结的同时，也赞成欧盟外部团结的行动。在中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和波兰都支持欧盟的外部团结的做法。波兰尤其支持对其东部邻国的援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意大利的一些政客认为，赞成欧盟的外部团结只会疏远选民，因此，他们回避公开讨论这一问题。

欧盟中的小成员国在对外部团结问题上较为谨慎。在捷克，政府否定了所有形式的内部和外部团结。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发展合作方面没有太多实践，因此对这个问题并不特别热心。塞浦路斯和希腊更倾向于内部团结。瑞典是一个“另类”。作为“节俭4国”的一员，它质疑内部团结的做法，但始终是欧盟外部团结的拥趸。

当下，新冠疫情没有在欧洲成员国引发新的新冠民族主义浪潮，但强化了欧盟内部业已存在的趋势。极右翼、民粹主义和(或)民族主义势力继续对欧盟的外部团结政策和做法持怀疑态度。尽管会有强烈的反对声音，但新冠疫情大背景下，欧盟的发展援助和国际合作在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

正如欧盟的“欧洲团队”倡议或欧盟新的多年财政预算提议所反映的那样，欧盟的外部团结政策和行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有通过此举来展示地缘政治欧洲的雄心抱负。同样，当经新冠疫情完基本束后，欧盟一些成员国也不大可能终止其海外发展援助承诺。简而言之，欧盟内部有关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的讨论仍在继续，但当下，既没有全面暴发的新冠民族主义，也没有地缘政治的欧洲。

原航（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华沙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三论欧洲不确定的未来：欧洲疫情与战略自主

欧洲疫情的未来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依靠线性思维预测欧洲疫情的未来，则容易陷入预测不准确的困境。本系列短评之前的文章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本文将在几种可能的假设情境中，聚焦欧盟最困难的一种，进行讨论。

现在还不是大胆设想所谓“后疫情时代”的时刻，至少对当前的欧洲来说是如此。习惯线性思维角度的人们可能按照过去的和眼前的情况直线地去判断未来。今年上半年，当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根本遏制，当欧洲第一波疫情得到控制时，一些观察家开始乐观地讨论后疫情时代。然而，夏秋之际欧洲疫情出现了第二波，至今形势依然严峻。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2月11日，德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127万例，新增确诊病例近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万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598例。德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和新增死亡病例数都创下疫情暴发以来新高。法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35万例。意大利累计确诊182万例，累计死亡64036例。意大利官员称，疫情下降趋势缓慢且死亡病例居高不下。世卫组织卫生官员表示，欧洲一系列国家的新冠发病率已经稳定下来，但仍需继续遵守安全措施。换句话，尽管欧洲在疫情防控上持续严阵以待，疫苗研发不断有好消息出现，但是严峻时刻远未过去。

欧洲疫情的几种未来情境。第一种是最乐观的，即一两个月疫情得到全面遏制，一切生活和生产状态回到疫情暴发之前，欧洲经济社会快速复苏。第二种是最悲观的，未来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疫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欧洲经济社会受到重创，元气大伤。第三种是介于前面二者之间的状态。第二种情境的结局是严重悲剧，也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正如很多人不希望也没有预料到欧洲疫情会出现第二波一样。然而，事情的发展常常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理论上，不能轻易排除最悲观情境的可能性。

如果上述第二种情况发生，那么会较大程度上影响欧洲的战略自主。近年来，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辩论时有耳闻，新冠疫情的发生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让这一主题更加令人关注。近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在官网刊出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博客文章，题目是为何欧洲战略自主重要。这是欧盟外交领导人就此主题的最新表态和呼吁。博雷利认为当今欧盟面临的形势要求欧盟战略自主。实际上，欧洲一直以来寻求战略自主，特别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冷战后国际局势缓和，欧洲希望扮演军事和安全领域之外的重要角色。博雷利的文章也顺着这一思路，提出现在战略自主的概念已经从军事和安全扩展到一些具有经济和技术本质的新议题上。然而，军事和安全等高政治领域能力毫无疑问地依然是战略自主的核心支撑。欧洲没有硬实力做为后盾，软实力和巧实力能发挥多大作用恐怕是一个问题。假如欧洲疫情出现了上述第二种情境，那么经济和社会—欧盟实力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其战略自主的现有支撑点—也将受到重大打击。

最坏的可能性是疫情冲击与其他危机共振。有观察家指出，新冠疫情带给欧元区经济的冲击将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欧盟委员会预计，欧盟27国和欧元区的经济恐怕到2022年也无法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近日，欧盟领导人就长期预算方案达成共识，计划用总额1.8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打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加绿色环保和数字化的欧洲。欧洲央行也宣布推出更多刺激措施，以帮助欧元区应对第二波新冠疫情。然而，行长拉加德警告说，目前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疫情的发展态势和疫苗推出的时机。可以设想，如果经济不能在短期内复苏，那么经济问题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激活欧洲本来存在的多种危机和挑战，包括难民危机、恐袭威胁、债务危机、民粹主义、疑欧主义等。如果这些危机和挑战因疫情冲击而叠加震荡，那么欧洲可能会陷入严重困境，而内部危机也有可能向外转移。

如果是这样，那么欧盟的战略自主能力将不是提升，而是下降。在这样情境下，欧盟首先需要应对内部危机和挑战，对战略自主的期待和计划恐怕也只能搁浅和推迟。同时，在国际上，拜登上台后将推动美国回归多边主义，力图重振跨大西洋关系，加强与欧洲和日本等盟友的合作与协调，以共同应对中国。这或许对于陷入危机的欧洲是一个外部支援，但同时如果欧洲对美国依赖加深，这种相互依赖也可能对欧盟的战略自主空间形成挤压。

程国钧（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妇产科医师）：

疫情之下的诺贝尔周

瑞典疫情: 12月8日，瑞典公卫局公布官方数据，新增确诊18820人，累计确诊297732例，新增死亡133人，累计死亡7200人，每100万居民死亡696人。新增75人在ICU抢救，累计在监护室抢救的病人为3459人。今天实际住院重症患者 2229人，其中在监护室抢救的有 258人。公卫局预测，在圣诞节期间，第二波会达到高峰。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两周疫情还会持续恶化。

北欧四国疫情比较

老程在以前的日记中比较过北欧四国的疫情数据，瑞典的各项指标（按照人口数量矫正后的确诊人数、重症入院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远远高于北欧其它国家。第二波疫情来袭，瑞典的各项指标依然是遥遥领先，丝毫看不到全民免疫对病毒的遏制作用。上周四累积死亡突破7000人，安国师再次来到SVT晚间新闻节目中做疫情解释。主持人显示的数据是第二波疫情发生后的死亡人数，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的实际死亡人数分别是985、128、69和49人，每百万居民死亡人数分别是97、22、13和9人（截止3/12数据），差别十分明显。

快报采访了微生物学家Anges Wold。她分析了瑞典疫情严重和死亡率高的三个关键因素：

1.三月份从国外旅行传染病毒回来的人很多。这些瑞典中高阶层去滑雪度假的人，不仅仅在斯德哥尔摩， 也在其它地区都有。他们比其它北欧国家的人更喜欢去旅游。三月份，政府只是盯住了意大利，其实，病毒也从奥地利、法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地传入。但是，从这些国家回来的人没有及时做检测和隔离，疫情初期的感染基数过大，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2.相比北欧邻国，瑞典有更多的出生在国外的移民。瑞典人与其它国家的人的交往更多、旅行更多，因此，病毒传染的机会也更多。

3.瑞典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也比其它北欧四国更高。据瑞典中央统计局的数字，2020年9月，瑞典有70岁以上的老人1573374人，占人口的16%。瑞典对老年公寓的疫情防控不力已经受到各方面的批评。

从传染源、传染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方面，瑞典做的都不如邻国，结果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第二波来势汹汹的疫情，瑞典的确增强了防疫措施。比如，聚会人数限制到8人，餐馆酒吧在晚22点30关门，健身房游泳池图书馆关门，高中暂时关闭改在线授课，家长有病的幼儿园小学儿童必须在家隔离等等。特别是我们医护人员工作时必须佩戴面罩或口罩。但和其它国家相比，瑞典依然是不主张关闭社会，不建议市民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我们知道，瑞典佛性抗疫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关小学不关幼儿园。在第一波疫情发生时，记者无数次询问安国师，他总是回答，病毒不感染小孩，孩子应该继续接受教育。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

其实，安国师和公卫局不建议政府关小学和幼儿园，不仅仅是当时其它国家报道的儿童发病很少，更重要的是瑞典的小学和幼儿园没办法关！老程在3月18日的日记中就说过，瑞典法律规定不允许未成年孩子独自待在家里，儿童生病不允许送幼儿园和学校，家长必须待在家看孩子，这就是瑞典特色的Vab （vård av barn, 在家看孩），家长在家看孩子的费用由国家社保局支付。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老程接到科里秘书发给所有工作人员的短信，要求马上报告家里有多少小孩上小学幼儿园。老程一个没有。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紧急调查。媒体随后报道了结果，如果全国的中小学幼儿园关闭，就意味着全国有874000人在家看孩子，其中35000人在医疗系统，这会严重影响社会和医院的运行。所以，瑞典的小学幼儿园就一直没有关闭。第一波疫情时，高中和大学关闭了，就因为这些大孩子在家不需要家长在家看护。

疫情发生以来，公卫局建议禁止亲属探视住在老年公寓的老人，是为了保护这些脆弱的老人，但这个措施并没有阻挡住病毒袭击老年公寓，原因是在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有些感染了病毒的工作人员没有得到及时的核酸检测和隔离。对老年公寓存在的问题一直都是媒体对政府批评的重点。工作人员的防护逐步得到改善。夏天疫情缓解期间，对老年公寓的探视有所放松，对居家生活的70岁以上的老人的探视也放松了。当第二波疫情开始时，斯德哥尔摩等市又恢复了探视限制。面对很多亲属的反对，国家福利委员会在11月11日表示，应该允许亲属在老人自己的房间里探视老人。

11月30日，斯德哥尔摩行政法庭förvaltningsrätten判定，对老年公寓的探视禁止是不合法的规定，应予以取消。这显示，抗疫措施和维护人权的矛盾十分突出。法庭的判决当然是因为这一禁止探视的措施并没有阻挡第一波疫情时老年公寓的感染和死亡。有些老人几个月都没有能够见到自己的子女和孙辈，引起了家属的很大不满。其实，对于这些处于生命终末期的老人，长时间剥夺与亲人的会面也是很不人道的，不符合瑞典的传统习惯。大部分瑞典人在生命的晚期，不会接受无意义的抢救治疗，有25%的人选择在家人的注视下在家中告别世界。住在老年公寓的老人临终时，大部分也不会送医院，而是安静地死在老年公寓。疫情发生以来，47%死者是老年公寓的老人。他们去世的时候，多数也没有送到医院，没有亲人在身边。这给很多家庭都造成了难以治愈的伤痛。老程也觉得，当整个社会的抗疫措施都不严格，完全禁止老年公寓的探视也显得不够人道。在采取有效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允许一定程度的家属探视是更加合适的措施。其实，加强工作人员防护措施可能对减少老年公寓的感染的效果会更有效一些。

在圣诞节到来之际，北欧邻国是怎么做的呢？

12月7日，丹麦首相Mette Fredriksson决定，从12月9日到1月3日，丹麦再次关闭大部分社会，酒吧、餐馆、咖啡馆、剧院、电影院、游泳馆和健身房全部关闭，但允许餐馆送餐服务，5年级以上的学生在家接受线上教育。圣诞节家庭聚会人数不能超过10人。没有关键工作任务的公职人员要尽量在家工作。以前的其它抗疫措施延长到2月28日有效。

挪威首相Erna Solberg在上周表示，圣诞节家庭聚会允许接待最多5个客人，所有不住在一个屋子的人在聚会时必须保持一米的距离，高风险区的居民聚会要保持两米的距离。国家的其它措施继续有效。市民要减少社交，不要去非必需的旅行。

12月8日，Stefan Löfven首相再次率部长和局长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申圣诞节期间的聚会人数限制为8人，保持距离，减少聚会，避免不必要的旅行，特别是不要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措施。第二波疫情开始时，各地陆续出台的严格的抗疫措施在12月13日就要到期。公卫局今天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从12月14日起继续执行的抗疫政策。老程看过这些措施，都是老生重谈，了无新意。这些措施的重点依然是强调保持距离、减少接触，但只字不提口罩。不知道瑞典人是否会真听话，毕竟这是西方最大的节日，是传统的家庭聚会、访亲问友和旅行购物的季节。

老同学韩大夫经常在其朋友圈报道芬兰的疫情。今日芬兰增加确诊361例。西南地区增加74例，老韩所在的芬兰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图尔库，常住人口约20万，新增确诊51例。该大学上周检测了1万零961人，阳性率2.4%。目前，图尔库大学收治了9例Covid-19病人。由于疫情如此“严重”，图尔库上调为疫情最高风险区。

真的是不比就没有伤害。老程所在的瑞典第一大城市斯德哥尔摩昨天新增确诊5047人，住院重症患者825人，其中89人在监护室抢救，新增41人死亡，累积2797人死亡。老程所在的医院就有79人住院，监护室有6位重症患者在抢救。我们医院的日间手术病房从今天起再度关闭，恢复成covid-19监护病房。但是，斯德哥尔摩并没有进入最高级别的防疫备战。我们医院的普通门诊没有关闭，择期手术大幅度减少但没有停止，普通病房没有完全关闭，我们只有两名住院医生去支援covid-19病房。

诺贝尔周

每年的12月10日，是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日子，这是诺贝尔逝世的日子。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每年的这一周，也称为诺贝尔周。获奖者来到斯德哥尔摩，做学术报告，会见青少年，接受媒体采访。听诺贝尔儿奖获奖者的演讲要很早去排队等位置，老程也陪领导去听过一次，更多的时候是看转播。诺贝尔周的高潮就是12月10日下午在音乐厅的颁奖典礼和晚上在市政厅的宴会。

历史上，只有几年因为战争没有颁奖。今年，是唯一获奖者不能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的一次，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病毒。12月是北欧最黑暗的时间。圣诞节临近，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灯，各家院子里的各种灯给人带来光明。斯德哥尔摩市也借诺贝尔周搞了一个灯光秀。老程和领导昨晚进城去看了看。路过皇家歌剧院，三种灯光改换着歌剧院的颜色。我们直奔市政厅，那是斯德哥尔摩的象征，诺贝尔奖宴会厅。10分钟的灯光秀，轮回再现，美轮美奂。推荐在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去现场观看。我倆戴着口罩，现场观看的人不是很多，应该没有危险。离开市政厅，来到Sergels广场，水晶柱在黑夜中很明亮，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颜色变换。水晶柱下的广场五颜六色的灯影很温馨。回头一望，墙上的提醒让人心情沉重。“我好想和你拥抱，但这不被允许”。国王花园的LED灯秋千吸引了不少人。城里还有很多其它灯光秀。圣诞节即将到来，在老城Skeppesbron又立了一棵世界上最大的圣诞树。今年的圣诞树上没有挂圣诞彩球，只有白色丝带，一定是故意装饰，以悼念那7000多位去世的患者。2020年，不平凡的一年，不一样的诺贝尔周！

最早提出全民免疫遭到痛批的英国在世界上最早批准全民接种疫苗。近几天，瑞典政府也在不断释放信息，要尽快给民众接种疫苗。尽管瑞典准备购买的疫苗还没有得到批准使用，但社会部长Lena Hallengren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的目标是在明年上半年，让所有18岁以上的人能够接种新冠疫苗！老程真切希望这一承诺能够落实，而不仅仅是望梅止渴，好让人们在圣诞节前继续保持克制。

疫情还在持续，且行且小心！保护自己和家人，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钟佳睿（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德国第二波疫情下社会经济总体反映

进入秋冬季以后，欧洲暴发第二波新冠疫情。10月末，德国日增感染人数猛增超过一万人。联邦政府从11月2日起实行半封锁措施，企图在尽量减少经济影响的情况下，将迅速增长的新冠感染数字压低到可控范围内。

从疫情管控来看，相比第一次抗疫效果，本次温和版半封锁措施的抗疫表现不尽人意。一方面，由于疫情持续时间较长，以及受阴谋论、假消息与右翼极端言论等综合影响，部分德国民众对封锁措施的态度出现显著恶化，半封锁政策在不少城市引发了反对隔离的聚集示威。另一方面，受体制影响，德国联邦总理对各州具体采取抗疫措施的影响力有限，尽管总理默克尔主张实行严格控制，但由于难以与各州政府达成共识，在全国层面上难以形成统一的防疫规定。

到作文为止，德国第二波疫情感染数字尚未进入下降区间，日均新增感染超过三万，达到了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新高峰。默克尔在12月13日宣布，终于与各州政府达成共识，将最晚从12月16日起到1月10日间实施“硬封城”，实行严格的聚会禁令，关闭商店、学校和托儿所等设施。

经历了第一波疫情的经济停摆，德国第二季度GDP跌幅高达9.8％。第三季度解封以后，私人消费、设备投资以及出口都出现显著回暖。据联邦统计局统计，德国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8.5%。然而，冬季来势汹汹第二波疫情又将打断这次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

为纾解新冠疫情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冲击，避免大幅失业，德国从3月起引入短时工作制。由政府出资补贴工时减少或本应被辞退的就业者，目的是保障就业市场平稳过渡。4月，领取短时工作福利的人最多超过六百万。短时工作制对稳定就业市场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德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失业率波动水平远低于美国。4月之后，短时工作者数量开始平稳下降，到10月共计还有180万人领取短时福利金。第二波封锁措施开始之后，申请短时工作的人再次上升，但目前并未引发大规模裁员。11月较10月失业人数甚至有所降低，失业率处于5.9%。德国就业市场在疫情期间内表现出的平稳，使其他欧盟国家纷纷效仿短时工作制。

第二波疫情也将迫使德国政府延续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应对第一波疫情的过程中，德国政府首次背离近年来秉持“财政预算平衡”的原则，共计举债2170亿欧元。最近最新讨论通过的2021年预算中，政府的支出规模几乎不比2020年少。新预算方案总计4134亿欧元，除了保证应对疫情外，新预算还要力保德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2021年联邦预算中有340亿为给失业者预留的保障金，400亿的疫情专用过渡援助金，还有550亿投资资金用于投资关键未来技术，包括电动车、氢能、数字化、人工智能和量及技术等。为此，联邦政府将新举债近962亿欧元。但这些大规模的经济补贴和就业保障也引发也一些担忧，例如宽松政策是否会导致更加危险的“经济僵尸化”，以及对传统产业的补贴是否会成为德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阻力等。

另外，欧盟在12月10日的冬季峰会上终于就7月制定的一揽子复苏计划达成协议，该计划是欧盟至今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被视为提振欧洲经济的重要动力。协议一落地，欧元兑美元汇率升至2018年4月以来最高峰。对于以来出口的德国来说，这项协议对于未来贸易、经济的复苏有至关重大的意义。

预计2021年德国疫情和经济发展都还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尽管目前新冠疫苗已经问世，但受产能、运输及储存能力的限制，德国民众预计要到明年6月才能开始大规模接种，而全民免疫预计要到2022年才能完全实现。基于此，德国局部封锁措施或还要持续半年以上。在这期间，德国政府还将陷于减缓经济冲击与加强疫情管控的两难困境中。

叶予民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中东欧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欧尔班政府主导下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话语的重塑

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融合，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被誉为“百纳被”的中东欧地区，民族、语言、文化的历史复杂性与相互跨界交织使得该地区由民族主义引发的矛盾尤为激烈。尽管中东欧多国已加入欧盟，但是近几年这些国家一直尽量在民族主义与遵循“欧盟标准”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而对于长期处于被异族压迫甚至是国家分裂的这些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主导下的寻求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更为敏感、更为重要，尤其是近几年匈牙利欧尔班政府所掀起的“非自由民主之风”。欧尔班政府主导下的匈牙利民族主义不仅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更是成为欧盟的分裂因素，引发匈保守主义的“向右”与欧盟“向左”的矛盾。

一、近代以来匈牙利民族主义的产生

包括匈牙利在内，中东欧地区似乎与“民族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有学者考证“民族主义”的概念起源于140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召开的“波西米亚和波西米亚民族的宗教与经济哲学”辩论会，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由此不断演化与系统化。近代以来，我们所谈论的民族主义往往涉及几个方面：一是战争危机下或者被殖民、亡国情况下，民族主义觉醒，被压迫的国家内部整体反抗侵略者；二是危机诱导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三是多民族国家内部主体民族的排他性；四是移民、难民潮冲击下欧洲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与民粹主义的联系。就匈牙利而言，它的民族主义思潮所引发“大匈牙利”举措有其历史复杂性与特殊性。

现如今的匈牙利是欧洲国家中少有的民族较“纯”、较“单一”的国家。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匈牙利国家疆界的变动与民族构成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沦为战败国分崩离析，匈牙利任人宰割。1920年，协约国与匈牙利签订《特里亚农条约》，该条约使得匈牙利失去72%的领土，人口由2080万减少到650万，也失去了统治了800年的唯一海港城市里耶卡（现为克罗地亚第三大城市）。大量的匈族人散落在匈周边邻国成为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遭遇着不公平的对待。匈牙利也由此成为中东欧民族“最纯洁”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为了收复在一战损失的领土而选择追随德国。随着法西斯国家的战败，匈牙利再一次沦为了战败国，成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在斯大林的集权模式要求下，拉克西•马加什所领导的匈牙利采用苏联模式，弊端日益凸显。而且他还把苏联解放匈牙利的日子定为国庆日，军服定为苏式，教育制度采用苏式，这使得匈牙利民族尊严极大受辱。随着纳吉出任总理，匈牙利政府采取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措施，政治经济生活开始步入正轨，但这引起了苏联的不满与拉克西的嫉妒。苏联与拉克西对纳吉的政治迫害引起了广大匈牙利人的不满，大批知识分子与民众聚集布达佩斯街头游行，游行不断演变成暴行。纳吉紧急出任总理后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成为中立国。这在赫鲁晓夫眼中是“反革命”行为。1956年11月1日，苏军越过边境深入匈牙利国土，镇压了暴乱，逮捕纳吉。1958年，亲苏政权处决了纳吉。因此可以看出，在苏联时期，匈牙利民族也遭遇了不公正待遇，民族情感压抑与愤懑，民族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打压。

二、匈牙利民族主义话语的重塑

匈牙利青民盟（欧尔班任主席）2010年执政以来利用在国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建立了看似多党议会民主制实则强权集中制。在民族主义的指导下，欧尔班政府推行保守主义政策，强调匈牙利民族的利益，甚至不惜与欧盟公开“对立”。

在法律方面， 2001年在欧尔班就任总理期间，匈牙利国会通过了《邻国匈牙利族民地位法》，给予周边邻国匈族人双重国籍，凡是匈族人都是匈牙利国家的人，并且有权保护他们的利益。在周边邻国看来，该法律的颁布严重损害了它们的国家主权。2011年匈牙利国会（实则由青民盟把控）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将国名“匈牙利共和国”的“共和国”去掉，直接改成“匈牙利”。看似简单的修改实则隐含着“大匈牙利”主义。东欧剧变后的第一任总理安托尔和欧尔班都曾表示要为1500万匈人谋利益，实际上匈牙利本国只有1000万左右，剩下的匈人大多散落在周边邻国。这就意味着欧尔班政府利用“文字游戏”表明匈不承认目前的共和国边界，“大匈牙利主义”尽显于此。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也曾讽刺欧尔班是“欧洲最后的民族主义政客，青民盟是欧洲最后的民族主义政党”。2018年，匈牙利国会通过法案建立行政司法系统，使得行政干预司法的权力强化不少。法案的通过受到了欧盟的谴责。同年，欧洲议会决定以《里斯本条约》第7条对匈牙利实施制裁。

在唤醒国民历史记忆方面，欧尔班采取“地图开疆”的行为。挫败感是匈牙利人在一战之后从未改善的历史情绪。如何振奋匈牙利民众，唤醒国民“大匈牙利”的历史记忆成为欧尔班推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政策的主线。2015年7月，欧尔班访问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该地在一战之前属于匈牙利）并发表演讲时，背景画面出现了“大匈牙利”地图。2019年6月，时逢匈牙利“民族团结日”，欧尔班办公室推特账号发布“大匈牙利”地图以纪念“美好的回忆”。2020年5月7日，欧尔班在facebook上发了一张一战前匈牙利地图，文案的大致内容是希望匈国内中学生历史结业考试顺利。这些举动煽动了匈牙利民族主义，赢得了民心，但却引来了周边邻国的强烈不满。

在难民移民问题方面，欧尔班坚决拒绝执行欧盟有关难民分配方案，不欢迎难民入匈。在危机爆发时，欧尔班政府还把难民问题列为政府头号议程。欧尔班在多个场合强调匈牙利公民的利益，向他们承诺坚决持有反难民的立场，要给予匈牙利公民生活保障而免受外来难民“抢夺资源”的影响。2015年他还下令在边境地区修建藩篱，以阻止难民从此处进入匈牙利，随后还关闭了难民营。

在语言文化方面，匈牙利人不断强化文化上的复兴，延伸出自身的文化民族主义。例如，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三国的政府官网或者相关部门的网站都会设有英文版本，而唯独匈牙利政府官网只有匈语版本，不设有其他国家语言。虽然这强调了匈牙利文化的独特性，但是却不利于匈牙利与外界的交流。

三、欧尔班政府推行民族主义的影响

2018年，青民盟与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竞选联盟在匈牙利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青民盟不仅获得比上一届还多的议席，而且得到了67%的高投票率。所以就匈国内而言，欧尔班无疑是匈国内最受欢迎的政治家，青民盟依旧是最受欢迎的政党。这样的成绩，与欧尔班政府长期推行民族主义，维护匈牙利民族尊严，振奋国人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欧尔班本人是否真的怀有“大匈牙利”雄心壮志，至少民族主义为他赢得了选民。

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可以说也是一把单刃剑。对内虽博得国人的喝彩，对外却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大匈牙利主义”成为了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欧盟将匈牙利视为“坏孩子”也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东欧多国也呈现出“非自由民主”的现象。起初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而成立的维谢格拉德四国中，就已经有两国（匈牙利和波兰）成为了欧盟的众矢之的。

回顾历史，中东欧地区并没有向西欧那般“自由”，而是奉行保守主义，强调民族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中东欧地区是欧尔班民族主义所滋生的土壤。从另一层面而言，哪怕有着“大匈牙利”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会在以后暂停，但“大匈牙利”民族主义会始终存在于许多匈牙利国人的心中，存在于他们的脑海里。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新冠疫情自2月底在希腊发生以来，至今已经大约有10个月时间，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日前发表最新调查报告指，由于新冠疫情，民众对希腊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在3-5月份第一次全国封锁时，有57%的希腊民众信任政府，但现在第二次全国封锁只有39%的民众对政府持信任态度。

爱沙尼亚

12日，经济事务和基础设施部长塔维∙阿斯确认，从2021年起，塔林机场将取消航班限制。阿斯表示，尽管取消了飞行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将立即恢复航线，因为根本没有乘客。不过，在进行广泛的疫苗接种后，可能会有爆炸性的航空乘客数量增加。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决定，从明年起，成员国不得以冠状病毒管制为由禁止空中交通。到目前为止，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基本上是欧盟中唯一实施飞行禁令以防止冠状病毒传播的国家。现有规定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允许人们飞往感染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两倍的地区。

12日，在过去24小时中，爱沙尼亚共完成检测7698例，单日检测结果阳性比率为9.87%。自1月至今，爱沙尼亚共完成541151例检测。在过去14天中，爱沙尼亚感染率为453.06例/每10万居民，较昨天上升29.05个百分点。在过去14天中，爱沙尼亚平均阳性检测比率为8.31%。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中央选举办公室12月12日公布议会选举正式结果，在议会参众两院选举中， 5个政党进入新一届议会。社民党分别以29.32%和28.9%的得票率领先；执政的国家自由党得票率分别为25.58%和25.19%，排名第二；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自由统一和团结党联盟以15.86%和15.37%的得票率位居第三；第四为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分别获得9.17%和9.08%的选票；匈牙利族民主联盟的得票率分别为5.89%和5.74%，位居第五。其他政党的得票率均未达到5%的议会门槛。

由于无一政党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议会席位，约翰尼斯总统宣布，将于14日就组阁事宜与新一届议会各政党分别进行磋商。

阿尔巴尼亚

当地时间12月12日，据阿尔巴尼亚日报发布的消息，11日晚间，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一百余名抗议示威者被警方逮捕。11日的抗议示威活动主要集中在总理府和内政部外，抗议示威者向政府机构和警察投掷石块和燃烧物，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以控制局势。当地时间12月8日凌晨，一位名叫克洛迪安（Klodian Rasha）的25岁男子在地拉那被一名特种部队军人射杀，而后者在当天因涉嫌超出自我防卫范围而被地拉那警方逮捕。但这一事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自9日起，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在当地持续进行。

捷克

周末全国PES风险评分再次提高了2点，达到71。除五个地区达到第五级外，其他所有风险等级都保持在第四级。卫生部长扬·布拉特尼（Jan Blatný）周五表示，如果在未来几天内捷克共和国的新感染人数没有开始减少，他将提议捷克共和国重返PES系统的第四阶段。商店将保持营业，但饭店和酒吧，酒店，室内运动场，游泳池和健身中心将再次关闭。高中学生将改用远程学习。

反对政府措施的人也于星期六在布尔诺的亚纳切克剧院前集会。根据市政府秘书和警察的估计，大约有150人。警察正在监督事件，他们还没有干预。示威活动的组织者汤玛斯·弗朗兹基（Tomáš Franzki）在受到市政府代表的警告后，首先要求所有参与者戴上口罩，以二十人为一组站在两米远的地方。抗议者们没有戴口罩，没有保持距离。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共和国统计局（SO）的最新数据证实，斯洛伐克的建筑业正面临着过去12年中最大的下滑。根据该数据显示2020年10月建筑业的产量同比下降了23.6％。自春季以来，政府一再呼吁为建筑业准备救援措施。相关发言人妮可达莫娃说：“建筑业比其他行业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更久。斯洛伐克在2008年危机期间也是如此。即使在2020年以后，这种情况也会重演。建筑业正在衰落，除非政府提供快速有效的激励措施，否则整个行业将陷入甚至更深，更持久的危机中。” 她以即将出台的恢复计划为例，明年可以从中获得援助。

克罗地亚

餐厅及体育馆的关闭措施将持续到12月21日，克罗地亚内政部部长Davor Bozinovic宣布可能会延长这一措施，同时考虑在克罗地亚境内引入省与省之间的通行证，以减少假日聚会。周五在民防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讨论了延长假期措施的问题。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流行病学家蒂奥多罗维奇（Tiodorović）表示，组织集会和参与集会的人因故意传播病毒而将追究刑事责任并处以15万第纳尔的罚款。

12日，韩国政府向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捐赠了医疗设备，其中包括三台自动RNA提取机，及相关设备和防护手套，以支持塞尔维亚对抗COVID-19，捐赠的价值达30万美元。疫苗和血清研究所“ Torlak”举行的移交仪式上，塞尔维亚公共卫生研究所代理主任维里卡·乔万诺维奇代表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向韩国代表表示了感谢。

匈牙利

匈牙利总理府的国务秘书表示，申请注射新冠病毒疫苗的注册者越来越多，当前已经超过了十万人。在匈牙利疫苗信息网站的主页上，所有匈牙利人都可以申请注射疫苗。这些人也会得到关于疫苗研发进展的最新消息。群体注射仅仅在以下时机才会开始，即匈牙利官方医疗机构批复并对此疫苗办法许可证之后，疫苗才能在市场上流通。当前匈牙利政府正在和不同的疫苗生产商进行商谈，计划采购1700万份疫苗。目标是，尽快为匈牙利民众找到可靠的、有效的疫苗，并保障每个人的注射机会。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保加利亚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一项调查显示，华为公司2019年为保经济贡献4380万欧元，占保国内生产总值的0.08％。近年来，该公司对保经济的贡献呈明显上升趋势。该公司2015至2019年之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0.1％。该公司还直接或间接创造了1100多个工作岗位，占保加利亚就业市场的0.03％。公司提供的就业岗位年均增长12％。

2004年以来，华为一直在保加利亚运营。该公司对保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直接贡献。华为在保开展业务，直接雇拥保员工并直接向保政府缴纳税款。二是间接贡献。华为从保当地供应商手中购买商品、服务和原材料，间接带动当地经济。三是华为和其供应链公司创造了额外的附加值、就业和税收。

在整个欧洲，华为在欧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华为公司2019年为欧洲GDР贡献164亿欧元，共提供224300个工作岗位，为税收贡献66亿欧元。2015至2019年期间，对欧洲GDР的贡献年均增长19.1％。每年带来的就业岗位增长17％。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鞠维伟、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