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国会骚乱，欧洲领导人为何疯狂“围川救拜”？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国会山被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冲击导致多人死亡之际，罕见地发表了一篇简短但主题鲜明的演讲，全力支持美国的民主。法国总统特意将美国国旗与法国国旗和欧盟国旗放在一起，作为他的演讲背景。他还直接用英语表示：“今天发生在华盛顿的一切，一点都不美国，我对我们的民主充满信心。”这一切无论是从历史的回顾还是对现实国际政治舞台的巡视，都是绝对特殊、极其罕见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元首，对美国首都发生的这一切正式发表演讲。

为什么法国总统会别出心裁地来上这么一段呢？以我的经验来看，马克龙总统这段仅数百字的短短演讲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在他开始用英语之前的那一句，也可以说是他的演讲的最后一句：我要说的是，让我们的共同斗争使我们的民主在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这一刻变得更加强大。关键正在于此，西方的民主即马克龙在演讲中所说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正在遭遇“历史性的危机”。

从表层看，危机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新冠病毒疫情正在极其鲜明地展现出民选体制，在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时运转失灵、问题迭出，死亡人数与“非一人一票”的民选体制国家，也就是中国相比，实在是相差太大，西方再如何狡辩也无法对其抗议惨败的现实做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更何况今天疫情，在西方正面临着再度加剧的前夜，至于为什么（西式）民选体制无法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实际上原因是非常简单的。统治着民选体制国家的主要是资本集团，包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新冠疫情这种自然灾害损害的一是人命、二是经济。资本集团当然关注的就是而且仅仅是经济，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体制是人命第一甚至是唯一，而西方民选体制则是经济优先、兼顾人民，其结果我们大家都看见了。另一方面西方民选体制的一个特征就是政权可以和平过渡，但是这次美国的大选遭到严重质疑，失败的一方也就是特朗普的那一方，绝不接受被他们指责遭遇大规模舞弊的选举结果。如果说过去这种质疑虽然也存在，实际上是一直存在，但总体上而言，还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但这一次则完全失控。支持败选一方的民众人数是如此之多，达到七千五百多万，已经完全无法用马克龙总统演讲中的“少数暴徒”能够概括了。于是民选体制本身在新冠疫情和选举结果遭到质疑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真正的危机之中。

而从深层次看，西方“一人一票”民主的危机则表现在西方内部的统治集团，即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野，而导致出现西方统治阶层内部出现利益分野的根本原因，则是从八十年代全面展开的全球化战略，正是全球化的结果最终使美国大选分裂出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两大阵营。我们知道，产业资本的特征就是其具有国界性，一般而言，产业资本往往以军工、石油、医疗等为代表而金融资本则具有鲜明的跨国性质，它的趋利性绝不是国界能够阻挡的，我们总是认为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是金融资本的大本营。然而我认为，实际上金融资本早已经成为一种跨国的资本集团，注册在哪里根本已经不再重要，而且其盈利来源也是全世界，不像产业资本有明确的国界。因此，当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球化便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和产业这两大资本产生了利益冲突。过去，当有着国界的产业资本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那便是世界大战，而今天，当跨国的金融资本和有着国界的产业资本发生冲突时，我们一时还无法看到其后果究竟会如何，我们只知道后果必将是非常严重的。目前发生在美国的冲击国会山的事情，恰恰是因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当然，目前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还不知情。谁是这一事件的真正主导？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悉。但我们看到的是，跨国的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欧洲各国统治集团几乎都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他们坚定支持拜登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力量上台执政，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表态支持特朗普。马克龙的讲话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做出的，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讲话，这是对美国产业资本集团的一次呼吁，民主深陷危机。而民主崩溃，则整个西方统治集团都将一损俱损，所以，是时候进行利益的弥合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正在朝着马克龙呼吁的方向发展着。

由此可见，今后在拜登执政的四年里，目前代表着跨国金融资本的欧洲将会主导全球化，便会给予美国产业资本一定的利益反馈以缓解美国内部两大力量版块的尖锐利益冲突，这正是马克龙呼吁的潜台词。换言之，形势很有可能会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悄然转变，我在法国生活、工作、研究多年之后，我认识到的是，在西方发生的几乎一切都是有原因的，绝非偶然，这一次“特朗普现象”也不例外。美国民选体制走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已经是我们现有的，甚至包括西方现有的理论都无法解释的。理论落后于现实，这是历史早就告诉我们的。

中国研究界有一种传统，即存在着一种“理论崇拜”，理论说过的一定是对的、真的。而如果现实与理论不符，那一定是现实出了问题，而不是理论错误，这将导致我们对现实作出错误的判断。今天，历史正在翻开前所未有的一页，我们的任务就是全面、深入，摒弃一切成见、偏见和固有观念去研究它、认识它和寻求解决它的方案，这个任务是极其伟大而重要的，它就落在今天年轻一代研究者的身上，任重而道远。

（整理 刘江鸿）

刘玉书（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 

欧盟多措并举，力推“数字金融强欧”

2020年9月，欧盟发布了一系列推动欧盟国家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包括《数字金融一揽子方案》、《关于加速5G等高性能网络建设的建议》、《修订欧洲高性能计算共同计划的提案》等。其中《数字金融一揽子方案》包括《欧盟数字金融战略》、《零售支付战略》、《加密资产立法提案》、《数字运营韧性立法提案》等四大方案。同年10月，欧盟还出台了《数字欧元报告》，公布了欧盟数字货币的设想。结合最近半年来欧盟的情况看，中、美等国的金融数字化快速发展让欧盟倍感危机，推动金融数字化发展，实现数字时代“金融强欧”的战略已逐步清晰。

一、以数据主权为抓手强化金融科技服务监管

《数字运营韧性立法提案》（简称《提案》）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主要是加强了欧盟金融部门的金融抗御风险能力，对信息通信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只是在某些领域间接地处理了信息通信技术风险。随着今年来欧盟对于数据主权认识的深入，当前欧盟已经意识到，2008年以来在金融领域对信息通信技术监管已经与相关领域实际发展逐步脱节，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数字化风险对欧盟金融体系的业务弹性、绩效和稳定性已经构成了挑战，因而《提案》提出了系统立法建议。《提案》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不容易进行风险控制的信息通信技术第三方风险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制要求（《提案》第25至39条）。综合来看，欧盟以数据主权为主线加强了对金融行业机构的支撑：

一是统一了对金融服务第三方机构的各项监管要求。根据《提案》第25条，为确保对第三方风险进行健全的监管，首先强调监管的落脚点是金融实体机构，以金融实体机构为落脚点来建立对第三方的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有效监管。其次统一了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第三方供应商服务的监管关键要素。这些要素涵盖了金融实体采纳相关第三方服务的所有关键环节，包括合同缔结、履行、终止和合同后阶段对相关金融科技服务和数据安全的全面检测、更换合作单位的第三方风险等。

二是明确对金融科技服务商的全方位监管。《提案》第26条、第27条等对管理金融科技服务供应商做出了具体的要求。例如合同必须包含完整的服务说明。指明处理数据的地点，完整的服务内容说明；并要求附有定量和定性的业绩目标。同时还对个人数据的可获取性、可用性、完整性、安全性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且《提案》还要求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第三方服务提供商退出或者经营失败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欧盟当局获取、恢复和归还数据的保证。《提案》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有定期报告的义务；金融实体或指定第三方有访问、检查和审计权，明确的终止权等。《提案》事实上对在欧的第三方金融科技服务商提出了全方位的监管要求。这表明未来欧盟与全球其他地方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会面临一个动态、长期的制度博弈过程，其目的就是确保欧盟在数字金融领域的自主可控。

三是制定了欧盟金融科技服务的监管框架。《提案》第28条至39条对相关监管的主体、框架、职责、费用、取证内容、取证方式、取证程序和国际合作等进行了系统的规定。该《提案》力图通过将关键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金融科技公司（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置于联盟的监督框架之下，促进金融部门信息和通信技术第三方风险的监督方法的统一。通过一个新的统一立法框架，防止第三方金融科技服务商利用制度的不统一进行套利，以确保在泛欧范围内对金融部门的运行发挥关键作用的技术服务提供商得到充分监管。

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欧盟数字化支付体系

在《零售支付战略》中，欧盟提出了分两步走推动本土化的数字零售支付平台体系建设:即在欧盟和泛欧地区形成以欧盟国家自己的零售在线支付平台为主体的生态，同时逐步提高欧盟地区在线支付平台在跨境支付和国际零售支付市场中的比例。

欧盟对数字零售支付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视，这与当前日益增长的数字化跨境支付体量密切相关。过去20年全球跨境汇款量增长了近六倍，促使欧盟加快改革跨境支付体系。《零售支付战略》指出，在欧洲，过去十年来，欧盟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支付呈现出速度慢、成本高、不透明且越来越复杂的趋势。《零售支付战略》强调，2000年以来，全球跨境汇款量增长了近六倍，到2019年约达7140亿美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资金流入占总数的四分之三，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跨境支付的快速增长。到目前为止，欧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是向中低收入国家汇款的主要来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零售支付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吸引更多非欧盟国家使用欧盟的零售支付和汇款平台，以扩大欧元的影响力，加强欧元的全球货币地位。

但是当前欧盟要切入国际支付市场存在诸多挑战,需要寻求国际化合作。《零售支付战略》引用了G20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跨境支付第一阶段报告》中提到的目前跨境支付市场面临的问题：一是零散的数据标准或缺乏互操作性；二是满足合规要求越来越复杂，例如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以及数据保护的要求复杂度在不断提高；三是不同时区的营业时间不同，且很多地区使用的是过时的传统技术平台。这些问题增加了参与跨境支付的中介机构持有预防性资金的需求（通常是多种货币）。并且，根据国家渠道和支付流程的不同，交易链增长会增加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欧盟认为这些当前跨境支付面临的问题造成了进入相关市场的成本障碍，可能会削弱提供跨境支付服务的竞争力。这些问题单靠欧盟是难以解决的，因此欧盟在数字跨境支付领域有强烈的国际合作需求。

三、力争成为全球加密资产“洼地”。

从《加密资产立法提案》看，欧盟对加密资产和区块链技术非常重视，有想成为未来全球加密资产交易和存储中心的战略意图。《加密资产立法提案》由《加密资产市场法规和修订指令》和《基于分布式分类帐技术（DLT）的市场基础设施试点机制》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欧盟层面战略上对区块链和加密资产市场发展推出的具体措施。该提案涵盖了不在现有欧盟金融服务法规范围内的加密资产以及通证（Token）资产。它具有四个总体目标：一是法律确定性，即让加密资产和分布式分类账技术（DLT）的监管有法可依；二是在制度上支持相关创新；三是要适当地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维护市场的完整性；四是确保金融稳定，特别是应对“稳定币”可能引起的金融风险和有序货币政策的潜在风险等。

加密资产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主要应用之一。自欧委会的金融科技行动计划在2018年3月发布以来，欧盟一直在研究加密资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欧盟2018年《金融科技行动计划》看，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和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对是否接受和承认加密资产、是否接受DLT技术都曾产生过摇摆。《加密资产立法提案》对现有欧盟地区加密资产和区块链技术发展进行了明确的肯定。整体看，欧盟欲通过政策和法律优势打造全球的密资洼地，对全球加密资产未来发展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四、欧盟对数字欧元寄予厚望

根据欧盟《数字欧元报告》，数字欧元是一种以数字形式提供的中央银行负债，供公民和企业用于零售支付。即数字欧元是欧元的另一种提供方式，是欧盟的法定货币。《数字欧元报告》强调了数字欧元不是加密资产或“稳定币”，并提及分布式基础设施的批量应用的相关问题。《数字欧元报告》明确指出会将数字欧元作为欧盟地区境外支付的一种重要方式。欧盟认为，数字欧元可以支持欧盟的金融体系战略性改革和升级。例如可以提供最先进的支付服务，反映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积极促进零售支付领域的创新，补充私人支付解决方案等。它可以增加数字支付方面的选择、竞争和可获得性，支持金融包容性。此外欧盟还认为数字欧元能够在货币政策方面带来新的可能性。

五、“数字金融强欧”面临两大挑战

金融数字化转型过程是金融服务迁移到生态系统碎片化的数字环境中的过程。而在数字化环境本身存在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生态。因此欧盟的政策存在双刃性，其中有两大挑战非常迫切。

第一个挑战是对金融科技公司监管容易产生遏制本土相关创新问题。金融数字化升级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参与方融入到金融系统中来，新的监管政策也会打破原有的监管格局，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第二个挑战是价值链复杂化风险。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打破某一特定金融服务先前整合的价值链。数字化的金融较之于传统金融需要更多的参与方加入。但更多的参与方也意味着价值链会更加复杂，使监管者更难了解价值链中的风险。特别是如果所涉实体受制于不同的监管和监督框架的时候容易出现第三方套利空间。

总体而言，欧盟的“数字金融强欧”是希望管好自己来吸引全世界，但这个立足点容易产生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容易增加本土的市场成本；另一方面容易滋生保护主义，将强化数字化金融监管过程逐步演变为排斥非欧盟企业的“护犊子”。因此对于欧洲未来数字金融政策的走势，合作的机遇和风险始终是并存的，需要更为细致和具体的观察。

徐刚（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西巴尔干地区2020年的回顾与总结

过去几年，人们对西巴尔干地区年度形势的描述语大抵是“关键性”或“决定性”。2020年也不例外。这一年该地区形势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变化：塞尔维亚、北马其顿、黑山多国迎来议会选举；塞尔维亚与科索沃重启对话；阿尔巴尼亚与北马其顿致力于开启入盟谈判，欧盟出台“改进的扩大程序”提案并时隔两年举行第三次西巴尔干首脑峰会，但地区成员在入盟进程上并无实质性进展。同时，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和社会也受到严重冲击。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西巴尔干地区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结局之年可谓步履维艰。

多国政治进程有条不“稳”

将2020年视为西巴尔干“选举年”不为过。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黑山进行了议会选举，波黑进行了地方选举，科索沃地区的两个自治地方进行了市长选举，阿尔巴尼亚修改了选举法。原定于4月26日和4月12日进行的塞尔维亚议会选举和北马其顿议会选举分别改期为6月21日和7月15日。波黑地方选举由于资金未到位从10月4日推迟到11月15日进行。就结果而言，无论选举本身还是选举法修改都呈现出不少新变化。以总统武契奇领导的塞尔维亚进步党为首的党派联盟“为了我们的孩子”获得60.65%的选票，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但选举后塞暴发了近十年来的最大骚乱，给当局带来不少麻烦并对其未来的执政敲响了警钟。黑山反对党联盟在选举后获得组阁权，社会主义者民主党自1991年以来第一次失去执政地位，黑山实现转型以来的首度朝野更替。一段时期以来，地方选举是波黑政治的焦点，特别是波黑联邦的莫斯塔尔市由于克族民主共同体和波黑民主行动党针对选区划分的分歧自2008年以后再未进行市政选举。7月，波黑联邦内部就12月20日举行莫斯塔尔市政选举达成共识。11月，科索沃的波杜耶沃市和北米特罗维察市均因市长高升为“内阁成员”进行市长选举。如果说北米特罗维察市长继续由塞族名单党把持乃意料之中，那么，波杜耶沃市长一职由执政党科索沃民主联盟成员转向自决党成员表明当局执政基础并不稳固。10月5日，阿尔巴尼亚议会通过《阿尔巴尼亚选举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将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降至1％，有助于更多政治力量尤其是小党进入议会。通过修正案的目的是满足欧盟启动同阿尔巴尼亚入盟谈判的要求。但是，反对派并不满意，欧美国家认为修正案的通过缺乏政治共识与协商，威尼斯委员会甚至指责选举法改革“极为仓促”。

融入欧洲一体化几无进展

2020年塞科重启对话，双方“关系正常化”进程缓慢前行。3月26日，科索沃自决党政府由于抗击疫情不力遭不信任投票，执政不到两个月便倒台。上台后的民主联盟政府展现出积极改善“与塞尔维亚关系”的姿态。6月6日，新政府宣布撤销科于2018年11月单方面对塞尔维亚商品加征100%关税的决定，为塞科对话的重启迈出了关键一步。7月16日，塞总统武契奇和科“总理”霍蒂在欧盟举行会谈，标志着双方中断近两年的对话重新开启。随后，新一轮的塞科专家对话陆续举行。9月4日，武契奇和霍蒂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见证下，各自签署“经济正常化”文本，为塞科“关系正常化”进程提供了新推力。然而，无论是欧盟主导的对话还是美国促成的会晤都尚未指向塞科“关系正常化”全面协定的签署，双方重启的谈判与对话仍停留在失踪人口、金融资产等层面，在关涉科主权地位以及科北部塞族自治机构的核心议题仍较难突破。霍蒂甚至表示，若双方不能签署一项全面协定，科考虑重新对塞商品加征100%关税。从这个层面看，科索沃问题的解决仍任重道远。

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开启入盟谈判未能如愿。2019年6月和10月，欧盟两度推迟开启同两国的入盟谈判，决定推迟至2020年欧盟—西巴尔干萨格勒布峰会前作出相关新的安排。同时，在法国等国的倡导和推动下，2020年2月5日欧盟出台“改进的扩大程序”提案，突出强调新程序将适用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的入盟谈判。3月24日，欧盟内部达成一致，同意为启动两国的入盟谈判“开绿灯”。5月举行的第三届欧盟—西巴尔干峰会重点提及了西巴尔干国家的“欧洲前景”，但并未涉及具体入盟“时间表”和“路线图”，开启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入盟谈判的具体时间更是只字未提。进入下半年尤其是年末，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以及欧洲议会等机构都呼吁尽快开启同两国的入盟谈判。然而，保加利亚以在语言、共同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存有争端为由拒绝启动同北马其顿的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则因“条件不达标”被排斥。

其他成员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近于停滞。6月30日，欧盟同黑山开启第八章竞争政策的入盟谈判。至此，黑山开启了所有入盟章节谈判，但只完成了三章。塞尔维亚则首次年内未开启任何一个新章节的入盟谈判。波黑仍在努力争取成为欧盟候选国。按照入盟“路线图”，欧盟委员会下一步将对波黑入盟答卷做出评估，获得肯定建议后波黑将成为候选国。整个2020年，波黑努力按欧盟委员会强调的14个优先事项推进改革。然而，法治等核心领域的改革几无进步。此外，科索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早在2018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的公民签证自由化决议草案仍未获得欧盟内务部长会议的审批。

欧盟将西巴尔干推向地缘竞争的前沿？

欧盟加大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投入力度。2019年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自己的团队定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这一构想直指西巴尔干地区。除了在应对和防控疫情上欧盟给予了西巴尔干国家诸多援助与支持外，欧盟在该地区的议程和“动作”频频。首先是通过了“改进的扩大程序”；其次是举行了第三届西巴尔干峰会。更为重要的是，4月1日，有着丰富的西巴尔干工作经历的斯洛伐克外交官米罗斯拉夫·莱恰克被任命为欧盟西巴尔干事务特别代表和塞科对话特别代表。7月，在欧盟的努力下终于促成塞科双方重回对话桌。9月，欧盟施压使塞尔维亚放弃参加“斯拉夫兄弟-2020”军事演习。

欧盟有能力排挤域外行为体对西巴尔干的影响吗？2020年，美俄延续介入西巴尔干事务的政策。美国最重要的举动是介入塞科对话。塞科领导人9月4日在华盛顿会晤并各签“经济正常化”文本。俄罗斯依然对塞尔维亚和波黑塞族共和国的事务有着重要影响。6月23日，塞议会选举刚一结束，武契奇即访俄并同普京会晤。虽然塞未能延续参加“斯拉夫兄弟”的军事演习，但俄塞军事合作热度不减。10月，俄罗斯政府通过一项文件，授权国防部在塞尔维亚开设办公室。11月，俄罗斯向塞尔维亚出口T-72MS“白鹰”主战坦克。12月，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代顿协议》签署25周年之际访问波黑，突出强调俄罗斯和塞族共和国的紧密关系。  

从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说，西巴尔干的2020年很大程度上说又是“失去的一年”。就一个新的时代来讲，这个开局之年成就有限，各项进展艰难。有评论认为，在接下来几年中，由于西巴尔干入盟几乎被排除在欧盟议程之外，各成员改革或将陷入停滞，地区将面临更多的风险。此外，美国新政府的西巴尔干政策乃至美欧关系走向将对该地区的进程产生显著影响。虽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美国大选结束后表示，欧美在西巴尔干问题特别是塞科对话上不是博弈关系，欧盟欢迎与美国开展合作。然而，美欧在西巴尔干的利益和关切并不完全一致，在促进塞科对话上能否进行有效合作尚存变数。同时，俄罗斯也不会“靠边站”，仍然会在关键问题上发挥特殊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巴尔干国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将面临不确定性，也不排除该地区暴发新一轮地缘博弈甚至冲突的可能。

原航（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华沙大学波兰与中欧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四论欧洲不确定的未来：当疫情成为催化剂

疫情以来，笔者论欧洲不确定的未来主题已经写过三次短评，指出人们常常偏爱确定性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能会有欧洲的未来是确定的、疫情过后会恢复常态的预判，并提出要防止一厢情愿式和线性思维误区的重要性。一年来，欧洲疫情的发展基本上支持了笔者的大胆假设：欧洲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本篇短评将继续沿着这个思路，聚焦疫情与其他挑战的关系，即欧洲发生的不仅仅是疫情。

据报道，2021年当地时间1月13日晚，约500多名示威者聚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抗议活动，发生了市区纵火并用石块袭击了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专车的事件。据悉，本次抗议的起因是一位名叫易卜拉希马·巴瑞尔的23岁黑人男性因涉嫌违反防疫宵禁令，在1月9日晚被警方拘留后意外身亡。警方称该男子当晚被送到警局时已失去意识，在送往医院后救治无效死亡。巴瑞尔的尸检显示其死因为心脏衰竭，而巴瑞尔的家人表示难以相信这样的鉴定结果。有人怀疑他可能是因为黑人身份遭遇了当地警察的暴力迫害，于是示威者聚集在一起高举“反对警察暴力”等标语进行抗议，结果纵火致使比利时一家警察局被烧毁，有至少四名警察受伤，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116名示威者。这是比利时发生的黑人反对警察暴力抗争的最新事件，可被视为2020年6月以来比利时“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争的发展。

比利时的疫情防控与黑人抗争运动看似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现在却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焦点，的确令人深思。该事件启示我们，在欧洲发生的远非疫情传播、疫情防控、经济损失、失业、救济等这些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事情。我们看到，欧洲发生的不仅仅是疫情。疫情本身固然是令人担忧的，然而疫情本身是可以通过集体努力、疫苗研发和实施来遏制或者缓和的，更重要的是疫情与其他社会问题联系的可能性。疫情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其他一系列本来就存在的问题、挑战和结构性矛盾。疫情也可能与其他原本孤立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互相加强，雪上加霜，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从不确定性的角度看，可以认为疫情是不确定性的一个表现，同时疫情也可能打开了更多不确定性的大门，与其他不确定性联系起来，或者激发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半年前，笔者判断，“即使欧洲疫情将很快结束，经济刺激计划很快完美完成任务，欧盟是否会完全恢复常态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为欧盟本身过去几年里已经面临了一体化迟滞、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民粹主义等多重危机“（见《欧洲不确定的未来》，No.49，2020.06.08-06.09）。因此，我们看到，不存在一个个彼此孤立的不确定性因素，而是存在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互相联系的可能性。

发生在比利时的上述事件反映了一个互相联系和加强的循环链条。第一步，欧洲疫情导致了应对疫情的要求和防控措施，如保持社交距离、宵禁命令、封城等。第二步，防控措施又可能导致民众的反应，如违反防控规定，违规聚集、抗议示威等活动，而这些活动本身就隐藏着传播疫情的巨大风险。第三步，这些活动进一步导致政府采取控制措施，但这些措施在操作中又可能与其他社会背景和问题联系起来，如上述的黑人抗争警察暴力议题。

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比利时疫情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联系在一起，互相加强了。事实上，据报道，2020年6月时，美国黑人弗洛伊德遭遇暴力执法身亡掀起的抗议活动也迅速传到了欧洲，就在比利时有多处被认为“含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雕塑和建筑被抗议者砸毁。显然，这是不久前抗议示威的背景。

在欧洲面临多重危机和挑战时，这些事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暂时的、不久就会消失的。相反，这些社会问题和危机会在民众中留下记忆，当条件和环境再次具备时，就会再次发生。如果疫情和移民、种族、民粹主义、恐怖主义等其他社会问题和挑战因为某种偶然机会而互相联系，互相激荡，那么就不是疫情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在作用，而是多个不确定性因素互相纠缠，互相加强，那么这些不确定性带给欧洲的影响就是不可忽视的，不可等闲视之。过去一年多来欧洲疫情发展已经多少证实了这一点。这对欧洲未来也恐怕是一个重大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