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教授）：

阿尔巴尼亚水力发电在困难中缓步前行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水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全国电力供应全部依赖于水力发电。但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水力发电一波三折，电力供应紧张，不能满足需求，从原来大量出口电力到大量进口电力的窘境。2019年，阿尔巴尼亚全国发电量为52.08亿千瓦时，全部为水力发电，同比下降39.1%。电力出口量7.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71.3%；电力进口量31.77亿千瓦时，同比上升79.3%。2019年，阿尔巴尼亚全国用电量为76.14亿千瓦时。

一、水力资源丰富

阿尔巴尼亚的河流和山溪众多，河流形态相当丰富。水文面积44 000平方米，相当于国土面积的57％。该国总共152条河流和洪流，形成了八条大河：德林河，布纳河，维约萨河，塞曼河，马蒂河，什昆比尼河，奥苏姆河和埃尔泽尼河。它们大多数是东南-西北或东北-西南流向，注入亚得里亚海，河流平均海拔约700米，河流的总平均流量约为每分钟1245立方米，见表1和图1。

阿尔巴尼亚具有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到2015年为止只有35.4％的水力资源得到利用。阿尔巴尼亚全国水力发电总装机容量1466兆瓦，水电平均生产5283亿千瓦时。总水力储量理论上可以安装4500兆瓦电力网，年发电量可达16TWh。目前为止，阿尔巴尼亚共签署有107个水利开发合同，总装机容量达到1386兆瓦。

图1阿尔巴尼亚主要的河流分布

二、水电开发一波三折，进展缓慢

水电部门在1952年开始发展，当时赛力塔水力发电厂开始运行，装机容量为5000千瓦。1958年，乌尔扎水电站启动运行，装机容量25万千瓦。

随着斯科普提、贝佩奇卡I和佩奇卡II等三座水电站以及费里热电厂的建设，阿尔巴尼亚的人均电力生产水平达到500千瓦时。

1971年和1985年，阿尔巴尼亚最大的三座水电站：瓦乌德耶水电站（装机容量250兆瓦），费尔泽水电站（装机容量500兆瓦）和科曼水电站（装机容量600兆瓦）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其中瓦乌德耶水电站（装机容量250兆瓦）为中国在1971年援建的。该水电站于1967年开工建设，由中国的专家和技术工人全程参与了水电站的设计、施工、机器安装和调试，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是由中国提供的。该水电站是中国在阿援助的第一座水电站，也是阿国的第三大水电站，发电总量占了当时全国的20%。该水电站曾经命名为瓦乌德耶-毛泽东水电站。

阿尔巴尼亚主要大型水电站主要分布在德林河上，目前已建成有三个水电站，分别为“瓦乌德耶”水电站、 “费尔泽”水电站和“科曼尼” 水电站。此外，经济贸易能源部与奥地利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德林河合作建设装机容量为48.2兆瓦的“阿施塔”水电站，目前正处于施工阶段。德林河水电站是主要的电力来源，总装机容量为1350兆瓦，提供了大约90％的国内发电量。

在马蒂河，运行有两个水电站“乌尔扎” 水电站和“斯科普提” 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49兆瓦。

1990年开始在代沃利河建设装机容量为60兆瓦的“班加”水电站，只完工40％，就由于各种原因处于停滞状态。实际上，它是经济贸易能源部与奥地利公司之间关于在代沃利河上建造水电站协议的一部分，原计划兴建3座水力发电站，总装机容量为319兆瓦。

在维约萨河，正在建设阶段“卡连瓦科”水电站，装机容量高达100兆瓦。

在比斯特里察河上，有两座水电站“佩奇卡I”和“佩奇卡II”，装机容量为27.5兆瓦，见表2。

此外，在1971年和1985年期间还有90个小水电站也在此期间建成。阿尔巴尼亚目前有70个小型水电站，发电能力从20千瓦到9200千瓦之间。但目前正在运行只有38个，而其余的则处于关闭状态。这些小水电站的建设目的是为偏远山区供应能源。他们应该属于派生水电站，主要利用靠近这些地区的水流。从1985年到2007年，水电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三、阿尔巴尼亚水电发展缓慢的原因

阿尔巴尼亚电力供应主要是国有经营，效率相对低下。阿尔巴尼亚电力系统主要由电力监管、发电、输变电、配售电等各大部分组成。其中，能源管理局（ERE）是阿尔巴尼亚的电力监管部门，负责电力市场的准入、规划及整体监管；阿尔巴尼亚电力公司（KESH）是全国最重要的发电企业，旗下拥有全国最大的三座水电站和唯一的火电站；阿尔巴尼亚输电公司（OST）负责全国输电网络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并承担与周边国家电网互联互通的推进协调工作；阿尔巴尼亚配电公司（OSHEE）负责全国配电网络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并为终端用户提供电力配售服务。KESH、OST和OSHEE三大电力运营商均为国有企业，是阿尔巴尼亚电力市场的最主要参与者。

阿尔巴尼亚HPP主要采取国营方式，其比例大约为70％，其余的为私营。作为国有电力公司，建设电站的主要资金来自财政拨款，但由于阿尔巴尼亚政府财力紧张，所以导致水电开发进展缓慢，前期主要依赖友好国家的援建。比如1971年中国援建瓦乌德耶水电站。

或者国有电力公司出面与其它国家合作建设，如2001年，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承建布沙特水电站。该电站位于阿北部德林河的下游，年发电量为3.5亿千瓦/小时，是自1984年以来修建的第一个水电站。布沙特水电站总投资约1.5亿美元，预计今年４月动工修建，工期４年。

但因为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加之政府财政困难。从2002年开始，通过与私人投资者签订了一系列授权协议，将水电站开放给私人经营。目前共有173个特许权协议，用于建设502座水电站（HPP），容量为2,117兆瓦，年能源生产915万千瓦时。在502个HPP中，对于327个HPP，建设工程尚未开始，目前只有102个HPP正在生产，其他73个HPP正在建设中。

但因为管理机制僵化，政府和国有企业与国外水电开发者矛盾不断。2016年，阿尔巴尼亚成立了能源共同体秘书处的争议解决和谈判中心，以回应当前可用于能源争端的解决方案不再满足国家当局和利益攸关方的需求。

2018年，代表阿尔巴尼亚基础设施、能源部、阿尔巴尼亚最大的电力生产商KESH、阿尔巴尼亚的能源监管机构ERE、阿尔巴尼亚分销系统运营商OSHEE、阿尔巴尼亚传输系统运营商OST和奥地利电力公司Verbund以及EVN就所拥有的Energji Ashta水电站(HPP)发生争议。

Energji Ashta水电站由奥地利电力公司Verbund和EVN合资经营，投资额为2亿欧元。它于2012年6月开始发电，而特许权合同则签署了35年。在35年特许权结束时，HPP将移交给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水电站位于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德林河上，装机容量为53兆瓦，年产量为242吉瓦时。产生的电力交付给国有电力公司KESH。PPA协议于2012年签署，如今已经签署了15年。Verbund和EVN是奥地利国家的大股东。Verbund是该国最大的电力生产商，而EVN是第二大电力公司。

纠纷不仅这一个，大量的纠纷才刚刚开始。另外，据电新社的财富号报道，到2019年4月，阿尔巴尼亚基础设施和能源部在审查水电站特许协议时发现了9起违反合同的案件。该部门在其网站上表示，这相当于该部已经开始切割的17项特许交易。17项协议包括许多关于小型水电站（SHPP）的协议。

水电项目的修订工作已根据该部于1月底通过的决定开始。一周前，Belinda Balluku成为阿尔巴尼亚基础设施和能源部新任部长。2月初，她宣布暂停新的HPP，并开始调查182个许可证，用于构建440个水电站，其中大部分是小型水电站。

根据该部网站上发表的一份声明，基础设施和能源部副部长Hantin Bonati表示，持有这些特许权的投资者往往未能满足程序期限并遵守合同和许可所规定的法律条件和标准。国家自然资源局已经完成了实地监测和核查过程，现在这些活动的重点是旅游和环境部和水资源管理局等各机构之间的文件和协调，以便找到进一步推进的解决办法。在修改特许权合同期间，基础设施和能源部正在采取谨慎行动，以尽量减少可能的风险和对国家预算的财务影响。Bonati说，正在分析在审查期间反复发现的问题，以便重新安排整个特许程序，以及协议签署后的监督和控制程序。不管结果怎么样，这说明在水电站开发的过程中管理比较混乱。这也是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

阿尔巴尼亚电力管理较为落后还表现在诸多方面。如阿尔巴尼亚国有电力生产效率较低，生产成本较高，但阿尔巴尼亚供电又按照低于成本的价格供应市场，导致国有电力企业负担沉重，加之阿尔巴尼亚很多家庭没有安装电表，电费收取困难，加之盗电现象严重，企业不堪重负，根本没有资金去维修，改造和新建新的水电站。目前，阿尔巴尼亚的水电站建造时间都很久，因为年久失修，水电站的发电效率较低。

此外，阿尔巴尼亚几乎完全依赖水电发电，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占能源总产量的90％），使其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夏季枯水季节，水电只能发电50%，电力供应非常紧张，结果只能停电，城市每天平均停电8-12小时，农村平均停电18个小时。又如2011年，由于降雨量大幅度下降，导致水力发电量下降到4.14亿千瓦时，年均下降近50％。2015年，阿尔巴尼亚国内发电量同比增长24.1%，进口电力需求相应下降29.8%，见表3。

四、多元化对策

一是加大水力资源开发利用力度。目前，总装机容量约280兆瓦的代沃利河梯级水电站已接近完工，装机容量约200兆瓦的斯卡维察水电站也在政府招标计划之列，预计2021年启动建设。二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电网互联互通。目前，阿尔巴尼亚与周边的希腊、黑山及科索沃地区已经建成多条跨境输电通道，连接北马其顿的400千伏高压输电线项目资金已基本到位，与意大利通过海底电力电缆相连的方案也在探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政府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能源系统几乎完全以水电为基础，而科索沃地区的能源系统是以两个补充制度为基础的煤电厂。因此，阿尔巴尼亚加强了与科索沃在能源领域的合作。2013年，双方批准建立阿尔巴尼亚与科索沃之间400千伏的互连线，并于2015年底建成。三是推动发电方式多元化。跨亚得里亚海输气管道项目（TAP）阿尔巴尼亚段已基本建成，将推动天然气资源利用和发罗拉火电站启动。此外，积极引进外国投资和技术，挖掘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开发潜力，努力实现多元化的发电方式。四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能效方面的法规，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营造有利的法治和融资环境。五是提高管理水平。一方面按照国际能源署和欧盟的建议提高电力价格，确保电力生成生产得到补充。对居民全部进行电表改造，安装电表，堵上偷电盗电的黑洞。

赵永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法国对华政策在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间纠结

法国近期的诸多对华举动，让人欢喜让人忧。法国媒体主管机关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CSA）宣布，通过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播放执照申请让人喜；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近日在国民议会指出，坚决要求中国停止对香港和新疆的无理做法则让人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态说，他领导的政府并不想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上孤立中国，支持一项由中企牵头建设、从中国直达法国的海底电缆项目让人喜；而法国派准航母赴南海“逗留”三个月，将与日、美联合演习则让人忧。

从允许CGTN到对新疆的干涉，从支持海底电缆到准航母赴南海，引发不少国人的疑问是，法国这个国家是否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法国近期的一系列举动呢？在笔者看来，其实法国的对华政策，一直都是在“共和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与意识形态之间不断纠结，无非是法国近期四大举动更加明显和密集罢了。

先说中国环球电视网。今年2月初，CGTN因所谓的受控于中国共产党而遭到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的撤销牌照，中国的对欧宣传阵地一下子陷入被动。而法国CSA的决定，实际上显示绕了一圈，CGTN依旧可以在欧洲合法播送节目。法国此举，无疑在事实上是帮了中国对欧宣传的一个大忙。尤其正值美国在全球推动抑制中国大国崛起的战略、肆意对华全面造谣和歪曲报道，同时作为美国“小跟班儿”的英国更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际背景之下，法国此举更显得难能可贵。

然而，与其说是法国人特意给中国“雪中送炭”，还不如说是法国人要维护其自身历来倡导的“共和国价值观”之一，即言论自由。尽管法国人倡导的言论自由也有其虚伪的一面，但在不危及其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前提下，法国人还是乐于维护之。这也是法国在CGTN上要反英国之道而行之的根本原由。

而与在CGTN问题上不同的是，法国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无端指责。勒德里安强调，与中国的商业伙伴关系不能建立在“蔑视人权”的基础上。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对话是坦诚、严正和坚定的，我们对中国有人权的要求，在香港镇压民主派反对人士的立场上，是非常不能忍受的。我们对中国的人权要求也表现在新疆问题上，根据目击者证词和来自中国地区的文件，中国对人采取无理做法，实施大规模监控及制度性压迫。”

法国外长的态度，貌似可以用法国“共和国价值观”之一的所谓“人权”加以解释。然而极具讽刺的是，一位法国学者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克里斯蒂安•梅斯特教授，只是说了几句关于中国新疆的实话后，竟被逼辞职。他考察了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和伊斯兰经学院等地，并对中国预防恐怖主义滋生、消除极端主义的一些做法给出了积极的评价，甚至认为法国等同样面临恐怖主义问题困扰的西方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另外，这位法国学者还曾积极推动法国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并在新冠疫情期间称赞过中国的防疫措施。

谁知，梅斯特教授关于中国的实话及其对华的友善态度，近日却遭到了法国《观点》杂志一名反华记者的疯狂攻击，并随即煽动起了法国的排华势力对他的围攻，最终竟迫使梅斯特教授辞职了。还有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提及的法国作家、记者马克西姆•维瓦斯。他用自己两次亲赴新疆的经历，讲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真实新疆，并且写了一本书名叫《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而在一个号称世界头号“言论自由”的国家，维瓦斯的观点却鲜被报道。连这本书的出版也废了维瓦斯九牛二虎之力：大的法国出版社一概拒绝，仅有一家非传统型的法国小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也是为何笔者认为，法国人历来倡导的所谓“共和国价值观”之一的言论自由，也有其虚伪的一面。

与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与美国沆瀣一气截然不同的是，法国对由中企牵头建设、从中国直达法国的海底电缆项目，却完全站在中方的立场，甚至将其传统盟友美国置之不理。这条全长1.5万公里、名为“和平”的高速海底电缆项目，已于2018年开工建设，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投入使用，法国等国准备硬扛住美国压力，不再将中国完全排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那么，这时候作为美国一大欧洲盟友的法国，此时为何却与美国反目了呢？说穿了，还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盟友固然重要，毕竟法国与美国同属于依然“主宰着”当今世界的欧美西方阵营；但与法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相比，也只能委屈了美国这个“老大哥”盟友了。

中欧这条海底电缆项目，将通过陆路连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并经过海底通过非洲之角，最终抵达法国马赛。去年时任美国务卿的蓬佩奥，曾污蔑中企建设的海底电缆被用于“情报收集”，还屡屡向盟友施压“围剿”中企。而根据今年2月马克龙总统的明确表态，法国之所以不想“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上孤立中国”，部分原因就在于借助中国，法国就可以不用“完全依赖美国”。由于各种因素，法国在互联网上的“滞后”是有目共睹的现象。正是有了这个“短板”，法国着实“受了美国人的不少气”。可以说在这个领域，法国“苦美国久矣”。因而，中欧和平海底电缆恰好与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相符，这也是为何法国敢联手德国硬扛西方“盟主”美国。

而和海底电缆中法一致不同的是，法国派准航母来南海则是让我们感觉不爽的一件事情。法国海军表示，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雷电”号（准航母）和拉法耶特级护卫舰“絮库夫”号已于周四（18日）离开母港土伦港，前往太平洋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任务。海军新闻网站消息称，这两艘军舰将两次航行经过南海，并于5月与日、美军队进行联合军演。

尽管法国这两艘海军舰艇前往南海地区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但这无非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一方面如法国国防部长所称，这证明法方同澳、美和日等国一样，拥有在相关海域长时间自由航行的能力；另一方面，根本的还在于这个举动属于法国印太地区国家战略的范畴。当然，从国际法而言，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确实有海外领地，加之在公海法国也确实享有“自由航海权”。换言之，法国准航母赴南海，其实也有其法理的合法性。但若从中法关系而言，法国的这个举动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的行为。

总之，一方面，法国出于维护其“共和国价值观”而批准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播放，为中国解围了因英国对华摘牌造成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法国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无端指责。一方面，法国硬扛美国对中欧海底电缆的阻挠，坚持在互联网基建上不孤立中国；另一方面，法国却派准航母赴南海实施自由航海权。而究其根，法国近期的四大对华举动，皆源自其在“共和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不断纠结。

费正健（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任教师）：

塞总统武契奇遭窃听事件

近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遭窃听事件，在3月初媒体发布会中公布部分细节后，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同时由于此事件有可能涉及执政党及政府高层内斗、外部势力干涉、政府公务人员涉黑等情形，不由地让人隐约感觉出此事超乎寻常的严重性，以及对于未来政局的影响力。

监听事件爆出

2020年12月31日，武契奇在媒体采访中公开表示遭到国内官员窃听，主管部门正调查此事件是否与外国人士有所联系，同时武契奇明确表示他知道具体是谁，窃听行为长达一年半，他表示窃听总统的行为是企图发动政变。

2021年1月3日，塞尔维亚现任内政部长亚历山大·武林表示内政部有责任查清窃听事件并确保其不再发生，同时认为现在谈论窃听行为的目的为时过早，他也确认武契奇总统已明确要求内政部查清事实，此案也确实涉及内政部内部人员。

1月4日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安全服务控制委员会议员弗拉迪米尔·久卡诺维奇对媒体表示，其所在委员会负责监督安全情报委员会BIA与军事安全委员会VBA，但对于内政部所属的警察系统尚无监管能力，警察系统的相关监听行为不受议会控制。

1月20日内政部表示窃听涉案人员已交由有组织犯罪检察署督办。

1月21日塞尔维亚有组织犯罪检察署确认将对未经授权监听总统武契奇事件启动调查程序。

涉案调查

3月6日总统武契奇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听取了内政部长武林长达6小时的汇报，会后召开的一个多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中，武林依据现有证据确认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本人及其兄安德烈、其父安杰尔科、其子达尼洛共遭受到至少1572次未授权的非法监听，监听对象本身未获任何法院命令而被内政部内部人士非法拦截，涉案人员身份确认，但由于无直接证据表明其有犯罪行为，配合调查后并未全部逮捕，无论表示内政部已将相关监听数据与调查证据移交监察部门，涉案人员滥用职权问题需检察官依据法定程序对其定罪。同时也确认有内政部高官参与其中，但并未透露非法窃听动机以及涉案人员姓名及职务。

各方表态

塞尔维亚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表示，对总统武契奇的窃听是企图发动国家政变，主要是内政部及前进党内部人士进行的，部分黑手党、媒体与司法系统人士也有所涉入，主要目的是让武契奇下台，破坏塞尔维亚稳定。

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伊维察·达契奇表示，对总统武契奇的监听是违背宪法的犯罪行为，是包括内政部在内国家体制内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议会支持同黑手党斗争，如有必要议会也将进行讨论。

反对派中，反对派中自由公正党副主席玛丽尼卡·特皮奇随后也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武契奇被监听一案并非真相，并直指武契奇涉黑，而且武契奇也应当成为调查的一部分。

与此类相对官方的表态不同，前进党党内高官则直言，参与者中有部长、局长及其他党内人士，矛盾的焦点直接指向特定人士，同时也直接暴露出高层传闻依旧的冲突。

监听本身

塞尔维亚国家体系中涉及情报的主要是安全情报局BIA以及军事安全局VBA，二者由总统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负责，而本次涉案的内政部警察内部机构，则属于政府单位，非总统管控，同时由于总理布尔纳比奇的特殊定位，其掌控能力不足以覆盖整个内政部。原则上，相关监听行为需要主管法院批准，相关请求不仅要求有据可循，且相关措施必须与实际相称。前刑事警察局负责人表示，未经司法机关批准，相关机构无法窃听任何人，而且一切都需经过安全情报局BIA的检查。除非明确总统与罪犯有联系，否则任何人都不能窃听总统。本次事件中，原则上警察部门监听行为理应也纳入议会的监管之中，但议会主管部门却并未有所行动，这种态度十分值得研究。研究人士也表示，很难相信警察会在没有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窃听总统长达一年半时间，而总统直接领导的反间谍机构军事安全局VBA和安全情报局BIA是否发挥了作用，是否应当对此负责？

窃听事件在塞不算罕见，但之前被指控窃听国家官员与政客的案件并未完全公开，议会内分管安全事务的执政党议员不愿发表评论。2014年11月军事安全局VBA发现贝尔格莱德皇冠酒店内，原本举行总理会议的房间内发现有未知摄像头；2019年7月，时任内政部长斯特凡诺维奇表示，自1995年起武契奇就不断遭到窃听，尤其是之后2000-2003以及2007-2012（当时身为反对派），窃听主要通过与其交流的特定人士进行。

西方可能参与监听

塞国家安全政策顾问曾表示，此次窃听行动有可能得到西方国家情报部门支持。反对派的相关行动一定程度上符合西方部分国家的需求，加之塞尔维亚实施的西方国家所不愿看到外交政策，尤其是塞尔维亚不断深化与中俄关系，故此出现窃听事件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塞尔维亚境内活动着40多个国家多达50余个情报机构。未来塞方执政高层或许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仅仅靠“打铁还需自身硬”明显不足以应对相关问题，通过技术迭代升级、加强对外情报机构交流合作以提升反间谍能力才是应对良策。

陈思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堕胎法案透析波兰社会问题

2020年10月22日，波兰最高法院裁定，因胎儿缺陷而堕胎违宪。愈加收紧的堕胎政策直接导致了波兰各地爆发抗议活动，波兰女性希望可以捍卫自己的权力。新冠疫情的第二波暴发来势汹汹，但即使如此，依旧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游行，这也是波兰爆发的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游行。

一、堕胎法案始末

事实上，波兰的堕胎法并非始于2020年，而针对堕胎政策的争议也并非始于今日。1993年，波兰出台了《家庭计划法》（Law on family planning），对堕胎做出了法律限制，当下就引发了社会的极大不满。法律规定，只有以下三种情况可以停止妊娠：1、当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时；2、胎儿具有严重缺陷时；3、由于非法原因导致的怀孕（如强奸或乱伦）时。

将近30年来，波兰一直沿用《家庭计划法》中对堕胎的条例，几乎可以说是欧洲国家中对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国家。这些年中波兰人的抗议从未停止，尤其是波兰女性，一直在为争取其女性权力而斗争。期间先后成立了“3·8妇女协议运动”（Women’s Agreement on March 8）、“女权主义倡议党”（Feminist Initiative）等组织或政党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其中一个重要诉求就是堕胎合法化。

2016年，法律与公正党试图进一步缩紧堕胎法案，提出一项新的提案，规定除非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否则其他情况下的堕胎都属于违法。“一石激起千层浪”，原本就对禁止堕胎不满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课潮。由于社会抗议的声音太大，最终提案被撤回。

2020年10月22日，波兰最高法院裁定，因胎儿缺陷而堕胎违宪，这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三项合法堕胎理由中最常见的一项被抹除，成为了波兰爆发30年来最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抗议者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反政府、反执政党、反对天主教对政治的干预等更进一步的口号。

二、堕胎法案背后的波兰社会问题

堕胎法案的审议决定只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人民的群情激昂实际上是日积月累的社会问题一次性爆发的结果，从中可以透视到波兰正面临着的一些社会问题。

（一）宗教与世俗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

在有天主教或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堕胎的合法性都曾是或正是争议的焦点问题。教义认为，受精的胚胎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生命、一个人了，那么他就享有人权，所以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生存和来到世界上的权利。根据波兰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波兰的天主教徒比例为91.9%，而又有70%的人每周会进行一次或多次祷告。天主教义和传统深深的融合在了大部分波兰人的血液中。基于这种认知，就可以理解为何最初波兰会制定法律禁止堕胎，并希望进一步缩紧堕胎法案。然而，随着妇女权力斗争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妇女冲破天主教义的禁锢，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挤压，希望可以寻求作为女性应有的决定权。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如果说这个冲突的隐患之前一直存在，那么法律与公正党的亲天主教立场就是矛盾的催化剂。卡钦斯基本人就是十分传统的天主教信徒，法律与公正党的堕胎法案十分符合天主教会的立场。天主教会认为，自由主义是对波兰国家的侵害，与信仰天主教相对的不是其他信仰，而是虚无主义，天主教义是波兰人唯一可以遵循的价值标准。

法律与公正党和天主教会的亲密导致许多人不满，认为宗教与政治不应有所纠缠。与此相反，最大反对党公民纲领党（PO）对堕胎法案持批判态度，主张捍卫妇女权力。所以最初的反堕胎，又一步步演变成反政府、反执政党、反天主教会干预。如果宗教信仰和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很容易从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二）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波兰是个传统而保守的国家，但从1989年政治转型到2004年加入欧盟，自由主义的思想不断影响着波兰的年轻一代，冲击着波兰社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在波兰的政治、社会问题上都愈加明显，持这两种不同思想的社会群体正撕裂着波兰社会。

从政治上来看，代表保守主义的党派法律与公正党和总统杜达，在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都战胜了代表自由主义的党派公民纲领党和总统候选人恰斯科夫斯基（Rafał Trzaskowski），可见保守主义的支持者依旧占了上风。但值得注意的是，几次选举中，双方的差距都不是很大。在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执政党丢失了参议院，在众议院中也只是以48席对43席的优势领先于公民纲领党；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杜达也是以51.03% 对 48.97% 的微弱优势战胜了恰斯科夫斯基。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的立场基本完全对立（除少数立场，如亲美反俄），然而双方的支持者数量却越来越接近，这表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逐渐将两拨选民对立起来，变成了两股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

而这种现象反映在社会层面，就变成了社会的撕裂。保守的天主教徒的观点有：LGBT是西方流入的不正确的意识形态，传统的家庭形式才是社会的根基；禁止流产是为了保证每一个生命的权力，就算还未降生的胎儿也应拥有同样的生存权力；来自中东的难民信仰穆斯林，如果接收的话会对波兰社会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等。自由主义者则认为，LGBT是少数人应该享有的权力，平等和自由才是应该追求的价值观；禁止堕胎法案严重侵犯了女性的权力和自由，自己的身体应该自己做主。

（三）社会关怀的不足

法律与公正党上台后确实推行了很多普惠性的社会政策，旨在提高生育率、保障民生，比如“家庭500+计划”（Rodzina 500 plus）、“好开始300+计划”（Dobry start 300 plus）、“十三薪计划”。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与堕胎法案联系最紧密的两个问题是，出国堕胎和残疾人保障。出于很多原因，比如孕妇年龄偏小、意外怀孕、经济条件不足等，依然有很多女性不得不选择流产，她们只能选择去到堕胎合法的国家进行手术，比如捷克，而其中的风险和费用，显然都需要自行承担。波兰政府并未对此举做过多限制，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成了一种“要堕胎去国外”的可笑现象。但实际上，潜在的风险是很大的，波兰公民的权益应该谁来保障？跨国的医疗纠纷该如何解决？

另一方面，许多孕妇希望流产是因为检查出了孩子并不健全，但按照最新的波兰法律，如果没有威胁到生命安全的严重疾病是不允许流产的。在之前的实践中，有一些想要流产的妇女开具虚假的胎儿严重疾病单据来实现堕胎，或者诊断出唐氏综合症就坚持要流产，这也是波兰坚定要收紧堕胎法律的原因之一。可是政府在规定不能流产掉这些残疾儿童的同时，却并没有非常完善制度和充裕的资金补助来支持对残疾人的社会关怀。残障人士的看护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政府虽然设立了残疾人看护人津贴，但有的津贴申领设置了收入门槛，只有最贫穷的一部分人可以领取；有的津贴虽然没有收入门槛，但金额十分有限，采取一次性补助的方式，金额只有846.42兹罗提（约合187欧元）。而政府投入最多的社会政策是“家庭500+”计划，这项计划大量消耗了财政预算，在实现普惠的同时，也使政府没有余力再去对残障人士进行更多的补贴。

三、小结

轰轰烈烈的反堕胎法案游行让执政党感到震惊，但结合波兰面临的社会问题来看，会发生这样的游行也在意料之中。抗议者称游行活动还会定期组织，这场风波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