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学术委员会委员）：

欧盟资金能够在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复苏和民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吗？

新冠疫情冲击了所有西巴尔干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经济落后、资源有限、卫生保健和社会保护系统设备简陋，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2020年上半年有效地将控制了疫情第一波冲击的影响。

两个因素导致西巴尔干国家控制疫情情况较好。第一，政府决策果断有效。各国政府及早采取行动，实施政策措施，遏制病毒的传播；第二，欧盟向该地区国家提供了资金援助。欧盟为应对危机向巴尔干国家提供了33亿欧元的财政援助，不仅使这些国家成功应对新冠疫情第一波冲击，而且可以规划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从欧盟方面来说，提供财政援助是践行欧盟对西巴尔干的承诺，符合其在该地区保持地缘政治存在的长期目标。同时，这些资源还可以作为一种约束机制，进一步推动这一地区国家的民主改革，提高透明度和加强法治建设。

在短期内，欧盟的财政援助使西巴尔干国家能够应对卫生危机。欧盟资金使这些国家能够为社会保险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资金，以抵消新冠疫情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西巴尔干国家制度和政治冲突可能使欧盟资源附带的民主期望落空。这源于西巴尔干国家现有的三方面因素:政府问责制、反对派力量和司法制度的有效性。在这些因素全面恶化的情况下，西巴尔干国家受财政援助附加条件约束有限，反过来可能导致执政党增加控制国家能力和民主质量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际，恰逢西巴尔干地区经济适度增长之时。新冠疫情使经济增长受到抑制。而且，新冠疫情使这些国家脆弱的卫生系统和有限的公共资源雪上加霜。不得已，西巴尔干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具有双重目标。首先，设法遏制病毒的迅速蔓延，尽量降低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其次，几乎所有国家都实施了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降低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在第一个目标方面，所有西巴尔干国家都采取了旨在遏制新冠病毒传播和保障公民健康的预防性政策，包括封锁和限制公民行动、关闭学校和公共机构、保持社交距离和公共卫生程序，进行健康筛查和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同时，加强医护人员培训和扩大医疗能力，在需要时将公共场所变成临时医疗中心(如塞尔维亚)。这些限制性措施引发了经济收缩，给整个区域的个人和企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压力。为降低限制性措施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西巴尔干各国政府都推出了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和保险政策，包括提供现金援助，为个体经营者提供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福利，以及向老年人和有需要的人提供家庭援助。社会保险措施包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更高养老金、失业福利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

西巴尔干各国政府的第二个目标是保护本国经济免受新冠疫情的直接和长期影响。面对经济活动减速、出口和投资减少，所有国家都制定了财政刺激计划，补贴雇员工资，并保护企业免受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经济破坏。国家的财政刺激计划从3300万欧元(波黑)到4100万欧元(科索沃)不等，对企业人员的薪金补助相当于最低工资的50%(塞尔维亚)到70%(黑山)。西巴尔干国家制定的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推迟征税、向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流动性以及更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监管。

上述措施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西巴尔干国家未来的抗疫和经济复苏还有待观察。虽然疫情仍在以不同程度影响着西巴尔干国家。但迄今为止，西巴尔干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在控制疫情方面总体上是有效的。巴尔干国家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口比例在欧洲最低。

在经济方面，这场危机必然会引发整个地区的经济收缩。遏制措施和经济停摆抑制了供需机制，减少了贸易、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欧盟成员国的高失业率也对西巴尔干国家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侨汇（相当于该地区GDP 的10%）流入大幅减少。雪上加霜的是，全球旅游限制使西巴尔干国家的旅游收入断崖式下降，据经合组织预测，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旅游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

面对这些具有挑战性的经济前景，欧盟向西巴尔干国家提供的财政援助可谓雪中送炭。新冠疫情发生后，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批准了一项向西巴尔干国家提供紧急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总价值33亿欧元。看上去欧盟的一揽子财政计划对西巴尔干国家和欧盟是互利的。这些资源使巴尔干国家拥有必要的财政手段（这些措施将耗尽它们有限的公共资源），通过执行社会福利和宏观经济措施来保护公民基本福祉和经济。同时，通过向西巴尔干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将西巴尔干国家纳入欧盟总体财政战略，使欧盟在间接控制疫情扩散的同时，也重申它与西巴尔干国家的伙伴关系。欧盟财政援助提高了它的可信度，改善了它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关系。近年来，由于对欧盟条件要求的遵守程度较低，以及西巴尔干各国政府漫长的入盟进程，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关系变得日益紧张。

除了减轻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外，欧盟向西巴尔干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另一个目标是为该区域的民主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基金也可以视为一种机制，敦促西巴尔干申请入盟国家推进民主、法治和经济改革。

然而，西巴尔干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对预期的欧盟附加条件的民主回归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对政府的问责制日益衰退。政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已渗透到西巴尔干所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减少了各国遵守欧盟财政法规的动能。这一趋势在公共采购程序中表现明显，即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向有政治关系的分包商提供合同和预付款，使私人侵占国家利益的行为合法化。反过来，这些做法加强了非正式的内部团体网络，提高了执政党的政治回报，使其能够加强对权力的控制。结果是，民主倒退，削弱了政治改革效果。

自2007年以来，欧盟一直将“加入前援助工具”（IPA）作为支持西巴尔干国家民主改革的主要渠道之一。在欧盟2014-2020年财政预算期内，西巴尔干国家获得了117亿欧元的投资援助。而欧盟资金与受援国民主建设之间关系的历史表明，人们有理由对欧盟资金能否推动西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建设存疑。

西巴尔干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和反对党的式微，有助于该地区威权主义倾向的上升。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议会立法不断削和排挤反对派力量；另一方面，执政党决策权力不断扩大。西巴尔干国家都出现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僵局，反对派倡导反腐败改革和发挥平衡政治力量的能力大大减弱，这反过来又削弱了欧盟通过财政渠道提升西巴尔干国家民主绩效的努力。

此外，西巴尔干国家司法政治化导致相关机构难以确保应有的独立性，不能尽责维护欧盟所要求的透明度和问责标准。法院为防止政治势力影响公共资金的管理（特别是在公共采购领域）而采取保障措施的能力受到严重损害。司法机构起诉和审判政府腐败行为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由于一系列抗疫限制性措施，这些国家司法机构和议会活动大幅减少，司法机构在执行问责措施和确保财政透明度方面的能力进一步下降，决策权不断向行政部门集中。这进一步削弱了司法机构对政府的监管。这些缺点使民主质量不断降低，也在相当程度上阻碍或延缓了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2019年法国否决了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开启入盟谈判的建议。

整体而言，西巴尔干国家有效应对了第一波新冠疫情。这些国家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欧盟提供的财政支持。欧盟资金使西巴尔干国家政府能够购买医疗设备，加强卫生系统，并执行相关抗疫措施。重要的是，欧盟基金使各国政府能够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崩溃。但欧盟以民主进步和善治为条件提供援助的长期政治影响并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政治精英缺乏践行承诺，国内反对派力量和司法体系薄弱，欧盟的监督不力。这些因素使西巴尔干国家在获得欧盟资金之后为政治利益而错配，有意或无意地削弱了欧盟附加条件预期的民主结果。因此，欧盟官员认为，有必要制定连贯的政策和问责措施，加强欧盟的监督机制，以确保欧盟限制条件在西巴尔干地区产生经济复苏和推进民主建设的双重效果。

赵永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王昭瑾（法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制裁风波后，中欧关系何去何从

就在中美高层在阿拉斯加激烈交锋的前一天，欧盟于3月17日就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四名官员和一个实体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随即强硬回击，宣布对欧盟的十个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反制裁。被制裁波及的欧洲议会，随后取消了有关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欧洲多国召见中国大使抗议反制裁措施。事态在几天之内多次升级，即使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也基本“稳中向好”的中欧关系，似乎在一夜之间遭遇重挫；被双方均寄予厚望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前景，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少观察者被这一系列事件的短期烈度所震撼，并将此解读为欧盟对华政策的明显转变，预言中欧关系将急转直下。然而，从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看来，中欧并无持续冲突的基础。欧盟的所谓“制裁”，更是对之于欧洲相对友好的美国拜登政府甫一亮相的姿态性回应，却又对中方的反制应对严重估计不足。随后的多国召见中国驻欧大使，虽不得不摆出强烈抗议的姿态；但其意图显然在于通过非公开的外交斡旋，尽量降低事件波及的深度和广度。

总体而言，“从蜜月走向竞合”是过去三十年里中、西方关系的主线。这一趋势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中国在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多领域的全方位强势崛起；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两个传统敌对力量—苏俄和恐怖组织的严重衰落。因此，随着2014年俄罗斯因克里米亚危机陷入西方制裁，过于单薄、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内经济又不足以支撑其全球野心。2015年本拉登被击毙，崛起的中国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格局便已奠定。

如果说这一基本格局的转变，在中美之间体现为奥巴马后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那么在中欧之间则迟至2019年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才随着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消息瞬间发酵。而这才是中欧关系的真正转折点—意大利是G7成员国、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欧共体的六个创始国之一。同时，意大利也是被欧债危机深度波及的欧盟“南方”国家的代表，其经济规模及至新冠危机爆发前的2019年，仍未恢复至欧债危机前的水平；且与欧盟的主导者德国在纾困计划、债务红线、财政预算审议等多个领域冲突不断。这也才有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欧洲官员，在多个场合将中国称为“竞争对手”。毕竟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对欧洲尤其是德法两国的震撼可谓“切肤之痛”。

随着上述两个趋势性因素的推进，如果说中欧之间的确存在若干冲突点，但其冲突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较之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之间，则是极为有限且完全可控的。在2011年发布的界定中国核心利益的白皮书中，中国的核心利益被表述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与中欧关系涉及的领域鲜有交集。基于对美苏冷战的深刻记忆，人们似乎仍然习惯于在一定语境下，将欧洲视为所谓与美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传统盟友”。

然而，这一点实则在近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固然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与欧洲多国大打贸易战、退出国际组织、因北约军费问题与德国屡次冲突有关，更重要的是，欧洲与美国在冷战中的铁杆盟友关系，是基于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处于美苏冲突最前线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尤其是西德首都西柏林甚至处于苏东阵营的包围中，欧洲全境都直接暴露在苏联的核威慑之下。而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又因限于战败国的身份，无法形成独立的国防而不得不仰仗美国的力量，美欧联盟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但其实美欧分歧的萌芽早在冷战期间便已初现端倪—当时便有很多欧洲学者质疑美国是否会真地遵守北约协议，即在欧洲盟友受到苏联攻击时冒着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的危险为欧洲提供保护。但欧洲在美苏其他冲突的裹挟下所面临的核威胁，却是时时刻刻真实存在的。

而在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竞争和冲突的前沿领域，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中印和中日领土冲突问题，以及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竞争，之于欧洲都是或地理遥远，或无直接竞争。尽管欧洲并未作为一个整体明确表述自己的核心利益，但综合欧盟委员会以及德、法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诸多表述，笔者倾向于认为，欧洲的核心利益更在于加速内部整合与一体化进程，强化欧盟作为一个不依附于中美任何一方的独立、统一的个体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也是在此前的中美贸易战中，即使在美国前国务卿彭培奥多次喊话施压的情况下，欧洲也极力保持中立、避免在包括华为在内的多个中美直接冲突的议题上选边站的根本原因。去年签定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更是在德国总理默克尔顶住多方压力的极力推动下促成的，很多评论认为这一协议也被默克尔本人视为任期结束前最重要的政绩。

至于此次欧洲对中国的人权制裁，则更是一个在美欧、中欧关系以及自身政治正确等诸多因素中权衡取舍之下的综合结果。从美欧关系方面来看，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跌入冰点的美欧关系显然亟待修复。而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早在竞选期间便对“联合欧洲盟友”多次释放善意信号，执政最初几天的一轮“电话外交”显然再次确认了这一方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到访欧盟，则很可能意在对美欧合作的具体事项进行初步磋商。

由于美欧之间在关税、北约军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等议题上的外交序幕即将拉开，面对美国发起的对新疆人权问题的责难，欧洲显然在权衡之下选择了“有限配合”，但又同时希望通过谨慎选择制裁数目以避免与中国的冲突。从欧洲内部政的角度看，由于所谓“人权”的概念根植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以来一段最为辉煌和荣耀的历史，也自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沉淀为一种工具性的政治正确，并在很多情况下成为政治和外交灵活性的阻碍因素。

这一点在背负二战遗产的德国尤为突出。以殷鉴不远的难民危机为例，须知直至2014年访问一所学校时，面对一位叙利亚女孩把亲人接到德国请求，总理默克尔仍然表现出极为理性的态度，称德国不可能无条件接受全部的难民。而随着2015年9月一张叙利亚3岁小难民伏尸海滩照片在网络蔓延，默克尔的态度突然转向，称“我们可以做到”。随后，整个德国乃至欧洲都在这一政治正确的裹挟下陷入一场至今难以弥合的灾难和分裂，但这显然并非德国高层的本意。

因此，在把握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并无大的、核心利益冲突的基础上，此次制裁风波可谓为拜登时代中欧关系的一大风险因素敲响了警钟。那就是—作为拜登所在的民主党所惯用的政治工具，政治正确恰恰是中欧之间需极力避免陷入的窠臼。因为一旦有所触及，欧洲的外交往往立即因陷入一套由自身历史文化和国内政治所裹挟的顽固“公式”而丧失灵活性。这就需要双方加强非公开的大使和部长级沟通，避免在如今愈发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因误判而失控。

徐刚（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希腊隆重纪念独立战争200周年

每个国家设立国庆日的选择不尽相同，如国家建立日（中国等）、武装起义爆发日（希腊等）、建军日（柬埔寨等）、重要立国文书制定日（美国等）、宪法颁布日（波兰等）、国家统一日（德国等）、重大历史事件日（法国等）以及元首（多为国王）生日（日本等）。还有韩国等国存在多个国庆日，更有波黑等国家内部在国庆日上各执一词。

其实，无论哪种选择都充分表明这一天对于该国的重大意义。对于希腊而言，将国庆日选定在3月25日，是因为1821年的当天拉开了希腊独立战争的序幕。此后，独立战争迅速发展到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屿以及马其顿等地。1832年希腊王国的成立，宣告土耳其对希腊近400年的军事专制统治结束。如同古希腊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一样，希腊独立战争及其导致现代希腊国家的独立则鼓舞了巴尔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启了巴尔干国家脱离奥斯曼帝国的浪潮。诚如希腊总统萨凯拉罗普卢在庆祝晚宴中所言：“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不仅仅是希腊的遗产，它更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和价值观”。

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而获得独立固然同希腊人民的顽强斗争息息相关，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域外大国的支持也密不可分。希腊独立战争并非一帆风顺，1827年10月英法俄与希腊联军同土埃联军的纳瓦里诺海战成为重要分水岭。三个国家不仅直接派出军队参与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且迫使后者接受他们制订的关于希腊独立的《伦敦议定书》。希腊王国成立时，三国更是共同指派奥托王子成为希腊国王。此外，当时很多欧洲国家组织“希腊战斗之友委员会”，不少知名人士如英国海军上将柯克伦和著名诗人拜伦、俄国退伍军官苏丹诺夫等亲赴希腊战场。拜伦病死于前线军中，普希金则在俄国开展文学创作来讴歌战争。因此，希腊对于英国、法国和俄国帮助国家实现独立“心怀感恩”。1838年3月，奥托国王颁布法令规定每年的3月25日为国庆日，并举行了希腊近代史上第一次国庆庆典活动。在以后的多个国庆纪念活动中，英国、法国和俄国的领导人经常作为座上嘉宾受邀。

本次纪念活动亦不例外。希腊当局较早就向英法俄领导人发出了邀请。希腊总统萨凯拉罗普卢在纪念活动晚宴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三大国对于希腊独立的重要作用。据此有评论认为，在希土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双方因海洋划界和油气开发权问题不断爆发冲突的背景下，希腊借国庆纪念突显其与英法俄历史关联的“用意”不言而喻。

受新冠疫情影响，出席今年希腊国庆纪念日活动的外国政要并不多。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虽未能出席纪念活动，但均向希腊总统发去了贺信祝福。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分别派出总理米舒斯京及夫人和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到访，与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及夫人卡米拉等政要参加了阅兵式及其他纪念活动。

除了盛大的阅兵式外，希腊尽早谋划、用心准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别出心裁的纪念活动。早在2019年7月，希腊政府便组建成立“希腊2021委员会”，选用2004年雅典奥运会组委会主席雅安娜·安杰罗普洛斯·达斯卡拉奇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31名成员由学术界、媒体界、文化界和商界的著名人士组成。同时，委员会制定了纪念活动的四大主题为1821年独立战争对希腊及世界的影响，200年后的希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希腊人，以及作为机会之窗的2021年。随后，委员会或者说纪念活动的主题官网（https://www.greece2021.gr/）正式开启。各种有关独立战争200周年的纪念品也逐渐现于市场。

2020年2月7日，纪念希腊独立战争200周年的LOGO公布。LOGO由一条丝带（灵感来自希腊国旗）和数字“1”组成。丝带弯曲透过数字“1”，形成了“21”的组合。“1”和“2”是“1821”和“2021”的第一个数字，同时组合的“21”也是这两个年份的最后两位数。来回曲折的丝带旨在描绘希腊国家的200年来的不凡旅程，成功与艰难相伴，历史与现实相连。10月，希腊创作型歌手狄奥尼西斯·萨沃普洛斯演唱“永舞止境”(May the dances never stop)被“希腊2021”委员会选定为纪念活动及官网的官方视频配乐。“希腊2021委员会”主席安杰罗普洛斯说，“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它很好地描绘了希腊人民共同的经历，在这200年间，我们跌倒了很多次，但我们又站了起来，我们继续书写着历史。希腊人的旅程仍在继续。所以，永舞止境！” 

2021年1月，“希腊2021—革命后的200年”限定系列邮票发行，内含两枚带有200周年纪念活动徽标的特殊邮票和首日封、编号证书等。与此同时，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世界上许多有希腊人居住或生活的地方开始举行规模不等和形式不一的纪念活动。

这是每个希腊人值得纪念的日子。诚如安杰罗普洛斯强调的，“这次纪念活动让我们反思自身的成就和过失，也让我们明确自己的位置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这也是每个希腊人值得骄傲的一天。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发表全国讲话时指出，“纵观历史，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希腊人一心一意，团结一致，就能完成伟大的事业”。正所谓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庆纪念日看似只是一个仪式，但却凝聚了民众认同，承载了民族梦想，彰显了国家精神。从这个层面上讲，与其说纪念独立战争200周年是回顾和铭记历史，不如说希腊开启了国家发展的新航标。

陈慧稚（《上海日报》记者，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美国对波黑最新政策评析

3月3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波黑主席团致信，首次阐明了拜登政权对波黑的外交政策。该信件未见在官方渠道发表，而是由波黑媒体公布。信件内容简明扼要，要点有二：美国支持波黑加入欧盟，但是不提波黑加入北约，而是支持波黑“深化与北约的伙伴关系”；波黑宪法要改，但是是“有限”改革，不会出现“根本性重塑《代顿和平协议》下权力分享安排的”所谓“代顿II”。

因为波黑三个主体民族矛盾深重，《代顿和平协议》构建的政治制度又赋予了各民族极大的集体权力，波黑战后的政治改革基本由以欧盟为主导的外部力量推动。近10年来，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已不再动用撤换波黑官员的“波恩权力”，对波黑内政的干预显著减少，欧盟在波黑内政问题上也采取平衡立场，而俄罗斯与波黑塞族和克族关键政治人物关系紧密，支持其在波黑内政中的诉求，因此，波黑波族寄希望于美国能为其“做主”。毕竟，在奥巴马政权时期，时任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的多迪克因为“阻碍《代顿和平协议》在波黑实施”，被美国财政部纳入了制裁名单，至今还没有解禁。因为拜登本人在波黑战争期间对塞族持强硬立场，从波黑的波族和亲波族人士到亲波族的外国要人、分析人士和媒体，都一度对美国新政权的波黑政策寄予厚望。

波黑波族、塞族和克族在波黑加入北约以及波黑政治安排等问题上的诉求南辕北辙。波黑塞族反对波黑在塞尔维亚加入北约之前加入北约，与此同时，以多迪克为首的波黑塞族领导层要求回归“原本的《代顿和平协议》”，将《代顿和平协议》附件4即波黑宪法没有明确赋予波黑国家的权力收归实体，最近还提出希望塞族共和国总统能自动担任波黑主席团塞族成员，此举显然将使波黑邦联化。波黑克族认为波黑主席团克族成员选举方式对克族不公，因为波黑宪法规定波黑主席团波族和克族成员从波黑实体之一的波黑联邦选出，但是没有规定只有克族公民能选举克族成员，因此，已经三度出现克族候选人凭借波族选票当选波黑主席团克族成员的情况。波族则认为波黑应该加入北约，在宪法改革方面反对权力进一步分散化的倾向。塞族和克族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诉求经常互相借力，与波族进行政治斗争。

显然，美国对波黑的最新政策在这两方面都没有明确支持波族，也正是因此，受到了塞族和克族的欢迎。多迪克更是有些“喜出望外”，在美国大选前，他还曾表示，如果拜登当选，将会“针对波黑塞族”。与此同时，波族最近遭到的另一打击来自美国和欧盟对于波黑主席团克族成员科姆希奇的“敲打”。科姆希奇正是那个三次凭借波族选票当选波黑主席团克族成员的人，他属于亲波族的“公民阵营”，倾向于波黑成为真正所有公民平等而不是三个民族平等的国家，也是波黑克族最大政党波黑克族民主共同体领导人乔维奇的最大对手。科姆希奇本月向欧盟致信，阐述波黑内政问题，信中直接批评欧盟驻波黑使团 “试图通过向其他政党和政治利益相关人施加压力给乔维奇好处”。结果，他遭到了美国和欧盟不点名的公开批评，被指“错误表达或歪曲了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在波黑国际行为体的角色和意图”。

为什么不要“代顿II”？布林肯在信中也提到，此前宪法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想要一步到位。他指的是2006年当时由美国主导的波黑宪法改革。根据当时的改革方案，波黑可以把税收、司法、农业、科技、环境和地方自治等方面的职权都收归国家，但被收走的职权在波黑国家和两个实体政府均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交还给实体，另外，波黑主席团的构成从三名成员被改成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由波黑议会议员选举产生，而不是直选，波黑主席团主席同时为波黑总统。虽然这份方案在付诸波黑议会投票前得到了多个主要党派的认可，但是最终在投票中功亏一篑，结果反而给了激进民族主义者更大的政治舞台。2006年是波黑的大选年，而波黑明年又将迎来大选，无论是当年的前车之鉴，还是如今波黑的政治形势，都很难支持类似的改革。

此外，去年波黑地方选举中体现出政局的变数，可能也让西方对于对波黑“静观其变”有所信心。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以及波黑塞族共和国政治中心巴尼亚卢卡，波族领导政党民主行动党和塞族领导政党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分别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败。然而，民主行动党、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和波黑克族民主共同体“三足鼎立”的格局并未打破，而且其反对派仍然弱小而分裂，难以对其形成全局性反扑。三大政党互动方面，布林肯在信中称去年莫斯塔尔地方选举的实现表明波黑政党之间有可能达成妥协。然而，现实是这一妥协伴随着更大的政治荼毒，因为乔维奇称莫斯塔尔是“波黑克族的首都”，显示出其更大的政治野心。民主行动党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今年2月则明确对美国西巴尔干事务特使马修•帕默说，如果没有欧盟和美国的参与，民主行动党和波黑克族民主共同体无法完成波黑选举法改革。

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如今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在波黑问题上都表示要尊重波黑各方的政治意愿和选择，但是其基于自身利益对于波黑的政治影响不会停止。

程国钧（瑞典斯德哥尔摩医生）：

欧盟国家新冠疫苗接种现状

疫苗接种是控制新冠疫情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各国都在加紧实施。最近，欧洲疾病控制中心网站公布了欧盟国家国家最新的疫苗接种状况，老程摘录部分内容。

截止2021年3月28日，欧盟/欧洲经济区29个国家获得疫苗剂量总数：85,137,028剂， 每百居民23.7（范围：10.7–36.9）。已经有70,895,546人接种疫苗。13.6％（6-25.5％）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5.8％（1.4-10.9％）完成两剂接种。2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8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59.8%（5.1–97.9％）接种了第一剂，33.1％（0.6–88.5％）完成两剂接种。13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医护人员中，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为61.1％（17.6–100％）， 其中47％（13.4–99.6％）完成两剂接种。

疫苗种类

欧洲药物局EMA先后批准四只新冠疫苗，正在使用的是Pfizer公司Moderna的mRNA疫苗，和AstraZeneca公司的腺病毒疫苗，强生公司的腺病毒疫苗4月19日开始投入使用。欧盟另外签订合同的两支疫苗是Curevac和Sanofi-GCK。此外，EMA正在审核的疫苗是Novavax的NVXCoV2373，Curevac公司的CVnCov和俄罗斯的Sputnik V。欧盟国家采取集体采购合同的方式购买和分配疫苗。例外的是，列支敦士登人口少，只使用Pfizer和Moderna公司疫苗。匈牙利自主购买了俄罗斯的Sputnik V和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灭和疫苗BBiBPCorV。

疫苗分配使用情况

从12月27日欧盟各国开始接种疫苗，这是截止到3月28日各国按照人口状况获得的疫苗数量。

大部分国家的疫苗以pfizer疫苗最多，其次是AZ疫苗，Moderna疫苗最少。

各国的疫苗接种政策有很大的差异。各国对优先人群有不同分组。意大利分两阶段接种。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捷克、希腊、波兰、葡萄牙、罗马利亚和西班牙把民众分成三组。实行4个阶段接种的国家有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拉脱维亚、马耳他、荷兰和瑞典。法国和斯洛文利亚分为5个阶段。丹麦有12个阶段，挪威有9个阶段，病毒10个阶段，爱尔兰有15个阶段。获得疫苗后的使用率也有明显的区别，如下表所示。有些国家获得疫苗后尽快使用，有些国家会贮存一部分疫苗以保证给那些接种了第一剂后能按时接种第二剂。目前，由于各公司都不能按期给欧盟国家供货，不少国家都倾向于尽快给更多的民众接种第一剂，而拉长第二剂的间隔时间。

截止3月28日各国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比例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比例

欧盟国家大都是优先给老年人接种疫苗。其中，80岁以上老人完成两剂接种比例如下：

老程查阅瑞典的疫苗接种现况。截止4月1 日，瑞典接种1,666,783人次，其中，1,167,532人（14.3%）接种了一剂，499251人（6.1%）完成两剂接种。不同年龄组接种情况如下:

由于Pfizer和Moderna公司不能按合同供货，AZ疫苗的血栓副作用导致各国暂停或修改适用人群，各国难以按计划完成疫苗接种。瑞典率先修改计划，AZ疫苗只提供给65岁以上的老人，目前有芬兰，德国，荷兰等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瑞典政府把原计划6月底完成全部疫苗接种的目标修改为到8月15日所有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在夏季休假期间，有一半的医务工作人员也会休假，能否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疫苗接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瑞典疫苗接种协调官Richard Bergstöm表示任务艰巨，任重道远。

欧美国家都在争取获得更多的疫苗，以尽快保证本国公民早日能接种疫苗，控制疫情，美国表现尤其扎眼。拜登公开表示，在美国完成疫苗接种之前，不会出口疫苗，缺乏大国应有的风范。特别是，美国迄今都没有批准AZ疫苗，但也不允许AZ疫苗出口。

上周，瑞典政府负责国际援助的部长Per Slsson Fridh表示，瑞典在完成对危险人群疫苗接种后，应该支援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所有人都接种疫苗，应该把分配到的疫苗送给得不到疫苗的穷国。这位环境党籍的部长代表了该党一贯左倾的政治主张。

疫情还在继续，希望大家积极参加疫苗接种，早日控制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