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 王昭瑾(法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德法大选中新旧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整

继美国大选几经波折与动荡，终于在今年一月十八日以民主党拜登总统的成功就职为标志进入美国新的执政周期，法国也在今年五月正式进入其传统的总统大选年。同时，欧洲的实际“经济掌舵者”德国，自默克尔于2018年宣布弃选基民盟党主席以及将于2021年九月卸任总理以来，失去了基民盟、基社盟联盟自2005年以来联合稳定执政十六年的德国政坛，也重新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换言之，从今年九月至明年四、五月间的七、八个月的时间段，将是观察欧洲未来政治走向的关键节点。

尤其是在如今外有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内有传统优势产业面临新兴国家的严峻挑战，加之新冠病毒、数字转型、难民问题、气候议题等新元素，都时刻在以不同的方式和节奏搅动德、法两国传统政坛的情况下，正如美国建制派的拜登总统与作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前总统之间的对决，此轮德法大选也将是一个新旧政治力量激烈交锋、对抗、裂变和整合，并最终达成新的政治平衡的过程。

总而言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德、法三国政坛所共同呈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左右（或准左右）两大传统政党轮流主政局面的式微和分裂，以及极左、极右政党的去妖魔化和主流化。这一特征是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世界工业中心西风东渐，以至西方各国普遍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的大环境相适应的。具体而言，左右两党轮流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由西方历史上数量庞大的工业人口和中产阶级所构成的“纺锤形社会”。右派的共和、保守党和左派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分别代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多数劳动人口，对自身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诉求来代表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大多数人口。

然而，近年这一格局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工业人口的减少。一部分曾经拥有体面工作和富足生活的中产阶层，沦为长期失业或打零工为生的社会边缘人。尽管他们仍然拥有传统左派所主张的食品、失业、医疗等最低生活保障，但这些“救济”措施显然不能弥补他们在国际产业再分工这一不可抗拒的时代浪潮下所积累的失落感。体现在政治层面，他们的诉求往往不是更多的保障和福利，而是传统政治版图的重塑和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政策的重新审视。

这一不容忽视的人群及其诉求，混合以西方传统的种族问题和近年来加剧的移民难民问题，便是2008年以来欧美多次大的社会运动真正的深层原因。如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去年的“黑人也是命”（BLM）运动，2018年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近年来法国的国民联盟党、德国选择党等极右翼民粹政党的异军突起，以及2016年特朗普以各种反传统、反潮流、反建制的极端主张作为政治素人当选美国总统等，都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

二是经过过去几十年左右两党轮流执政的长期磨合，留给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保障两大传统选项之间的政策空间已经相当狭窄。一方面是一些基本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左右两党乃至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如新冠疫情以来美国通过的先后六轮、总额高达5.54万亿美元的财政救助计划，其中前五轮都是在共和党执政下两党几无异议通过。在欧美政坛,已经几乎听不到传统右派以古典经济学或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为由反对财政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的声音。另一方面，欧美的社会福利已经达到一个相对饱和的程度，一些更为激进的左派主张——如“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之类都争议相当之大，既不能进入主流议题也不能赢得普遍支持。况且普遍赤字高企的欧美财政,也不允许无针对性地普遍提高社会福利、加重财政负担。

在这一背景下回顾2016至2017年、以及进行中的2020至2021年欧美的最近两个大选年，在传统政党式微的情况下，最终赢得选举的往往是有能力整合除极左、极右以外、本身处于分裂状态的传统中间力量的候选人，尽管这一点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法国。

作为左派奥朗德政府的前经济部长，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于前次竞选整整一年前的2016年宣布组建全新的、号称走不左不右中间路线的“共和国前进党”，不仅一举赢得总统大选，而且在其后的立法会选举中一举成为法国第一大党。他的政府中兼容并包了传统左、右两党的代表人物——马克龙本人和他所任命的内政部长杰拉德·科隆来自前社会党，总理爱德华·飞利浦和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则来自前共和党。马克龙曾因竞选期间的政策宣讲而被视为“中间偏左”，执政以后在失业、退休、铁路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措施又被批为“打左灯向右转”。但其总体执政风格显然从一开始便刻意打破传统左右的泾渭分明，综合运用所有可能的政策选项回应法国社会新的变化。目前的民调显示，马克龙也很可能复制2017年的胜选路线，在第二轮击败玛丽·勒庞取得连任。

至于美国，刚刚过去的大选虽然表面上仍在两大传统政党之间展开，但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它是民主、共和两党的竞争，不如说它是支持特朗普的反建制派与反对特朗普的其他力量之间的对决。与其说拜登是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不如说是一个在特朗普执政四年、BLM运动和新冠危机造成严重社会割裂的背景下适时出现的一个弥合社会矛盾、整合中间力量的人物。

德国的情况在2018年以前的十年不同于美、法，但在2015至2016年间的难民危机以后也开始呈现相似的趋势。一方面，与美、法严重的去工业化和由此导致的贸易、财政双赤字不同，德国充分发挥其高端制造业优势和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产业互补性，反而成为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的赢家。德国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大环境下，仍连续多年实现贸易、财政双盈余，在西方主要工业国中可谓一枝独秀。这也是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右派联盟党十六年稳定执政的经济基础。

然而，难民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后续旷日持久的移民融入问题深刻的分裂了德国，不仅有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2017年9月的联邦议院大选中获得将近13%的选票，一举成为下议院第三大党，绿党的支持率在4月20日确定总理候选人之后上升至28%，反超联盟党位列第一，甚至在基民盟内部，默克尔路线的两轮继任者（先是卡伦鲍尔，再是拉设特）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全民中的支持度，都与党内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默茨存在明显差距。鉴于目前的德国政坛尚处于分裂后再平衡的过程中，很难看到立刻有能力整合左右的马克龙式的人物，一个过渡性的联合政府则成为选项之一。

另外，近年来在德法刮起的“绿色风暴”，是欧洲选情与美国显著不同的一点。在法国总统大选和德国议会大选之外，以保护环境、遏制气候变化为核心主张的绿党，已经在德法两国的市镇和州级选举以及2019年的欧洲议员选举中攻城略地。不过绿党的致命问题，在于在传统的气候、环境议题之外缺乏全方位的施政纲领。在德国，绿党参与的联邦州级联合政府已经包括除德国选项党以外的所有大党，唯一的例外是巴伐利亚州的基社盟，以至于有些批评者说绿党的政治主张是可以经常改变的。在去年的市镇选举大获全胜的法国绿党则没有全国性的领军人物，缺乏中央执政经验，目前还很难在法国的总统制下有所斩获。

邱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教授）；陆俊峰（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

丹麦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近年来，丹麦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丹麦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特别是风力发电和生物质能热电联产应用上，在欧盟成员国中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大量采用节能技术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丹麦在能源供应和温室气体减排等各项指标普遍优于其他发达国家。在欧盟国家中，丹麦早在2011年就率先实现了欧盟预先设定的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20%的目标，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达到35%的目标。当前，丹麦正打造“零碳”绿色发展模式，将发展绿色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不断转变绿色发展新思路，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致力推动探索出一条“高效，清洁，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丹麦正在发展“低碳”经济道路上越走越宽。

一、未雨绸缪，制定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国家战略

丹麦政府把发展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能源发展战略。丹麦由于自身面积狭小，能源稀缺，能源自给率低。丹麦早就意识到能源安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此丹麦能源署于1976年应运而生。该部门最初是为了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后来，该部门从国家利益高度出发，调动各方面资源，统筹制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并组织监督实施，管理重点逐渐涵盖国内能源生产、能源供应和分销以及节能领域。2008年，丹麦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气候变化政策委员会。为彻底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构建无化石能源体系设计总体方案，并就如何实施制定路线图。2009年丹麦就制定了到2050年完全摆脱化石能源消费的宏伟战略。并且在2012年的议会立法中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具体细则，此外还就供热和制冷的能源消费提出细致要求。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到能源消费，再到低碳出行，详细制定未来八年行动计划。同时丹麦又进一步通过立法来巩固既定政策。如自1993年通过环境税收改革的决议以来，丹麦逐渐形成了以能源税为核心，包括水、垃圾、废水、塑料袋等16种税收的环境税体制，具体举措则包括从2008年开始提高现有的二氧化碳税和从2010年开始实施新的氮氧化物税标准。与此同时，丹麦政府也对节能环保的产业与行为进行税收减免。促使人们更多的自觉的引导绿色低碳发展。

二、加强清洁能源的开发，建立完备的低碳能源运行系统

丹麦是典型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国家，国家主要能源为风能、天然气和生物质能。多年来，丹麦一直重视绿色经济的发展，政府一早就下了争取实现“对化石燃料零依赖”的决心，要努力使丹麦成为更“绿色”的国家。丹麦政府宣布，作为发展清洁能源计划的一部分，将逐步淘汰国家的主要燃料——煤炭，将以生物燃料取而代之为主要能源。这项计划包括要减少首都哥本哈根在内的全国5大城市燃煤发电比重，逐步转向以生物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近年来，丹麦充分利用北海和波罗的海丰富的风力资源，大力发展风力发电。目前已建成数百个滨海风电场和大型海上发电场。据丹麦能源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丹麦风力发电机总装机容量达到3800兆瓦，占全国发电总量的25%。其中，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从2008年的423兆瓦上升至2010年的868兆瓦，并且逐年增加。

同时在日德兰半岛中心区形成了热电联产中心，发电厂在生产电能同时，又利用汽轮发电机做过功的原理产生热能。即同时生产电、热能的工艺过程，较之分别生产电、热能方式可以有效节约燃料。并且建立相应的储热设施，能把多余的热能存储起来，存满了就可以发电，而且可以实现区域供暖调节，均匀分配热电资源，从而不断提升热能使用效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丹麦也不断加紧部署清洁能源开发，清洁能源科技研发已成为丹麦政府重点投入领域，并且预算逐年加倍，主要用于探索对于燃料电池可持续燃烧热能反应研究，以及扶持培育海浪发电研究和氢能研究。同时围绕哥本哈根建立“绿色实验室”通过创新基金提高新技术市场成熟度，建立从政府扶持，企业合作，社会衔接的一体化绿色生态链。

三、创新绿色发展模式，提高社会资本参与度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合作一直是支撑丹麦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新环境下丹麦实现绿色发展的一种模式创新，即PPP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实现领先企业，投资人和公共组织在绿色经济增长中优势互补，合作各方获得比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在这一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森讷堡的“零碳项目”。2007年，由丹佛斯公司倡导发起，森讷堡市政府、北欧联合银行基金、丹麦能源机构以及包括丹佛斯在内的数家当地企业共同创建了森讷堡“零碳项目”，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通过提高能效并改变能源结构，将森讷堡地区建设成为“零碳社区”。同时，全丹麦最大的企业丹佛斯公司也在这种模式中焕然新生，成为欧洲“碳中和”发展的领军企业。今天，森讷堡市已成为欧洲著名的绿色生态示范城市。“零碳项目”于2010年获得欧盟委员会颁发的“最佳可持续性能源奖”，并被纳入克林顿全球气候友好发展计划的18个合作伙伴城市之一。并且“零碳”计划仍然不断影响着该市的企业绿色发展，森讷堡市化石能源使用比率逐年降低5%，同时每年新增约5000个绿色岗位。森讷堡市的绿色创新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当代丹麦发展低碳经济的经典案例。

高晓川（华东师范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

“17+1合作”与“三海倡议”对接的机遇和路径

“17+1合作”机制的内涵有两组结构性矛盾关系，一是区域整体性与国家特殊性矛盾，二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矛盾，前者具有长期性的静态特点，后者会随着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动态特点。从前者看，中东欧虽具有地域上的整体性，但次区域及国家间的差异性明显，这是继续深化中国中东欧务实合作面临的挑战。从后者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对合作机制的目标不完全契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把“17+1”合作作为中欧合作的有益组成，希望把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打造为跨区域多边合作的典范，中东欧国家把合作机制作为其在对欧关系和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之外的补充。中东欧国家对“17+1”合作机制持务实性支持态度，并希望借助该机制扩大对华出口和吸引中国投资。通过深化“17+1合作”来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利益交汇，对于扩大中国新型跨区域外交实践的积极国际影响和促进中欧关系全面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由波兰和克罗地亚联合11个中东欧欧盟成员国（外加奥地利）提出“三海倡议”合作，旨在推动该地区国家的能源、交通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突出了欧债危机后中东欧国家抓住机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性和主动性。该倡议以其广阔的市场投资前景和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受到欧盟和美国的重视，尤其是美国把强化与中东欧国家的能源和数字经济合作作为拓展其在欧洲地缘利益的新切入口。“三海倡议”国家把通过互联互通建设促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倡议主要聚焦于能源、交通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类似于“中东欧版的互联互通倡议”，旨在实现南北走向上的互联互通。成员国建立了三海投资基金，计划参与总额达1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项目。

在2020年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开始把强化“三海倡议”合作作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实现次区域长期繁荣与发展的有效平台，波、捷等国把该倡议作为与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一体化并列的三大外交政策支柱。其已成为中、美、欧三方争取对接与开展合作的重要事项。2018年9月，欧盟提出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在能源和交通互联互通方面涉及多数“三海倡议”成员国，同时，三海地区国家被欧盟确定为跨欧洲运输网络（TEN-T）的九条核心走廊中的五条走廊的一部分，主要包括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走廊;；地中海走廊；北海—波罗的海走廊；莱茵—多瑙河走廊等。后疫情时期，中东欧国家把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速绿色和数字经济转型作为促进经济复苏的优先手段，这为推动“17+1合作”与“三海倡议”对接提供了政策机遇与市场契机。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与“三海倡议”对接将是深化“17+1”合作务实有效的路径，促进“17+1合作”与中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规划相融合，既可以充分调动这一地区国家的积极性，又可以合理地规避内外部地缘政治风险。实现两者的对接与融合发展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17+1合作”的优先方向在于中欧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三海倡议”聚焦能源、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两者对接具有内在基础。寻求对接的结合点是基于多数中东欧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基础上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与务实合作的有效路径，这有助于增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战略关联性和协同发展。虽然“三海倡议”不包括“17+1合作”中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塞、希等六国，但这不意味着两个战略间没有对接点。2015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三海港区合作倡议。2016年11月，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发表关于开展三海港区基础设施、装备合作联合声明。美国因素突出了“三海倡议”的地缘政治性，但其成员国对于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促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一致，尤其是后疫情时期中东欧国家通过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复苏的宏观政策为“17+1合作”与“三海倡议”对接提供了重大机遇。

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经贸发展与互联互通的务实合作有助于推动中欧关系全面均衡发展。“17+1合作”与“三海倡议”融合发展，重点是排除内外部地缘政治的干扰因素。虽然中欧都是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并在一些重大全球治理议题上有高度共识，但欧盟对于中国体制的偏见仍未消除，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欧间基于不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基于地缘基础上的利益空间和影响力之争也趋强。美国宣扬的中国安全威胁论在对深化中国中东欧合作造成不利影响。波、罗为代表的部分中东欧国家把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盟友关系与战略性经贸项目合作挂钩，其对华经贸合作中的政治化倾向增强，尤以2020年中实施在即的中罗核电项目遭遇翻盘为典型。目前形势下，对接路径应是根据不同国家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充分利用后疫情时期中欧产业新政策以及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带来的新机遇。

陈慧稚（《上海日报》记者，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黑山“中国影响说”影响几何

黑山副总理德里坦•阿巴佐维奇3月访问布鲁塞尔时就高速公路项目中国贷款的还贷问题向欧盟求援，因为提及“停止中国的影响”而受到广泛关注。

阿巴佐维奇所说的项目是连接黑山港口城市巴尔和塞尔维亚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这将是黑山境内首条高速公路。中国路桥工程公司竞得该项目优先建造的斯摩柯维克—马特塞沃（Smokovac-Mataševo）路段，全长41公里，桥隧比达60%，合同金额8.09亿欧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该项目提供了6.87亿欧元优惠贷款，年利率2%，还款期限20年，宽限期6年。项目于2014年启动，2019年，中国承建方与黑山政府签署了该高速公路起点互通追加工程实施的补充协议，合同总金额相应有所增加。该项目两度延期，根据合同双方上月的最新约定，新的完工日期确定为今年11月30日。

阿巴佐维奇在与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成员进行会谈时说，该高速公路项目的10亿美元贷款相当于黑山全部债务的三分之一，希望欧盟帮助黑山偿还这笔钱。他提出“交换贷款”方案，即黑山向欧洲金融机构借款，后者替黑山偿付中方还款，“以停止中国的影响”。

根据黑山财政和社会保障部信息，截至2020年12月31日，黑山政府共有外债38.4亿欧元，占其GDP比重为91.46%，黑山第一大外债来源是欧洲债券（Eurobond），约为20亿欧元，其次便是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显示为6.4亿欧元，占黑山外债比重大约为17%。黑山外债中的银行贷款方面，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欧洲投资银行（EIB）的债务分别为1.8亿欧元和1.1亿欧元。

黑山政府突然抛出“中国影响说”，一方面是需要对前届政府做出政治姿态。2019年底的黑山宗教财产改革引发塞族的巨大反弹，去年议会选举之后，黑山政局大变，执政将近30年的前身为黑山共盟的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DPS）变成反对党，由亲塞族政党主导的三个政党联盟联合执政。但是，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仍然具有一定实力，在黑山议会，执政联盟仅以一席的优势压过该党及其盟友。今年3月，在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领导人久卡诺维奇家乡尼克希奇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该党及其盟友以40.4%的得票率力压对手。执政数十年的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根基雄厚，而久卡诺维奇现在还在总统任期内，59岁的年龄在政坛也算是“当打之年”。

出于政治斗争，多年来关于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的争议不断，包括要不要造的问题。根据黑山政府投资部4月发表的一则声明，本届黑山政府不会放弃建造南北高速公路，但是这是由于“不得不”继续，因为项目已经启动，如果不实施完成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不过，从黑山政府和项目承包方的最新补充协议来看，黑山方面保留对此前项目延期进行追查和追偿的权利。黑山投资部部长曾作为反对党的候选人参加过黑山总统选举。

另一方面，此事也反映出黑山新政府的亲欧立场。阿巴佐维奇领导的公民运动联合改革行动（GP URA）恰恰是执政联盟中最亲欧的政党。最近，黑山政府司法、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部长弗拉迪米尔•莱波萨维奇质疑波黑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性质，遭到欧盟谴责，黑山总理为维护执政联盟团结欲将其撤职，但是公民运动联合改革行动的两个亲塞族盟友均表示反对，而阿巴佐维奇则立场鲜明地表示，否认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人在黑山政府没有位置。

公民运动联合改革行动虽然在去年黑山议会选举中只获得了4个席位，但是在执政联盟的组建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即如果该党和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结盟，则后者将得以继续执政。阿巴佐维奇本人获任副总理或也是因此。不过，这个小党目前还是在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和亲塞的民主阵线（DF）领衔的两大政治阵营的夹缝中生存，阿巴佐维奇本人身为阿尔巴尼亚族，却和亲塞族政党结盟，令他在阿族和波什尼亚克族政党当中也不讨喜，位置尴尬。

但是，黑山政府在阿巴佐维奇抛出“中国影响说”之后对欧委会出函咨询有关问题，表明黑山政府在就归还中国贷款问题向欧盟求援方面有着一定的共识。应该看到的是，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去年议会选举失利不是因为亲欧盟，而是因为出台了被塞族认为不利于己的政策。去年的激烈选战造成黑山社会分裂加剧，黑山新政府上台后还肩负着安抚社会的任务，因此，执政联盟明确不会让黑山退出北约，不会撤回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决定，表明其执政者虽然有亲塞背景，但还是能实行不那么“亲塞”的政策。

然而，虽然黑山政府出现了“中国影响说”，黑山方面并没有打算搞僵和中国的关系。阿巴佐维奇回国之后在议会说，签署建造南北高速公路协议本身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当时执政党的问题，他对中国人、俄罗斯人或是美国人都不存在负面看法，提出中国贷款问题只是不希望黑山财政过于受到某一笔债务的影响。就在今年2月，阿巴佐维奇还代表黑山政府对中国向黑山捐赠20000剂新冠疫苗表示感谢，说“黑山和中国之间的良好合作未来将通过两国双边关系的强化持续下去。”

对于黑山的请求，欧盟回应说不会帮助第三国偿还债务，但是在尊重欧盟政策和财政法规的前提下，正在和黑山政府以及欧盟的合作伙伴一起为该国的投资项目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确保该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并“消除过往合同的风险”。这表明欧盟可能将以某种方式介入黑山的债务问题。

人口仅60余万、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的黑山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遭到沉重打击，后疫情时代，类似黑山这样经济结构脆弱的欧洲小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外部资金，对于外部资金的依赖性更强，而国际贷款方也将竞争这些市场，借机进一步加强地缘政治影响。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些国家，债务问题会变得更敏感、更易于被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