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教授）；陆俊峰（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

欧盟推进数字立法的影响

面对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欧盟近年来多管齐下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抢占国际数字市场“制高点”，尤其是制定并公布了一系列数字转型战略法案。2020 年 12 月，欧盟接连公布了《数据治理法案》《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三部重要立法，与之前生效实施的 GDPR 和《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共同构成了欧盟最新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框架。这体现出欧盟以个人数据基本人权保护为基础，对内促进数据自由流通、对外抑制大型在线平台过度扩张的制度目标，为实现欧盟数据主权、构建单一数字市场奠定制度基础，推动欧洲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一份数字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数字财富高度集中于美国和中国的商业平台，美国和中国的数字区块链相关技术占全球75%，全球主要70家数字公司中，中国和美国就占据了90%。并且在全球市值最大的20家数字企业中，基于中国和美国的商业平台模式高达40%。七大“超级平台”——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占有前70大平台总市值的三分之二。这些数字平台不断成长，并主导了关键的细分市场。相比之下，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不论从数字规模，数字技术，和中美相比都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德国2019年数字规模只有2.5万亿美元。越来越严峻的数字经济发展压力，迫使欧盟必须正视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要想大力发展欧洲数字经济，必须从法律制度上设立规范，对外来数字巨头定下数字规则，从而保护本土数字企业发展，甚至在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上成为主导，维持自欧盟在全球数字经济版图中的“话语权”。

一、欧盟的数字立法主要包含两方面作用：

第一，以GDPR为基础，围绕其建立既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又注重为境内企业和产业发展提供数据流通的法律体系。2018年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旨在推动强制执行隐私条例，规定企业对于用户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的相关标准，给予用户更多的数据处理权，同时也成为了欧盟制定相关数字立法所必须尊崇的总体原则和指南。在后续的《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和《数据治理法》中，欧盟委员会均强调不能违背 GDPR中对个人数据保护的要求。《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明确提出促进非个人数据在欧盟内的自由流动，发挥好数据的赋能作用，禁止成员国在非特定情况下为数据本地化设置障碍，2020 年 11 月，欧委会发布《数据治理法案》，界定了企业数字服务的相关范围，从内容，商品和服务维度上对企业义务和责任做了明确说明，意在平等保护欧盟所有用户，使用户能免受非法商品、内容或服务的侵害。法案通过规范的方式明确了欧盟境内数据共享流通的多个举措。在数据类型上，法案鼓励对个人数据、商业秘密等敏感数据进行共享。在具体方式上，法案鼓励创设以提供数据共享流通服务为主的数据中介机构，鼓励并促进数据利他主义的发展，为个人和企业主动提供数据创造条件。

第二，通过立法应对中美互联网数字巨头的市场主导地位，为本土企业和数字平台发展提供保障。2020 年12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两项立法法案，即《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其宗旨在于限制大型在线平台“守门人”的地位，加强对于“守门人”的规则管制，防止科技巨头差异化对待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不公平的，失衡的竞争环境。《数字服务法案》要求大型在线数字平台维护用户的合法权利，删除一切与商品、服务不实的，虚假的内容。法案针对数字在线平台建立专门的监督和问责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数字市场法案》则从相关企业的业务规模，用户数量，预期地位以及市场调查四大方面来认定“守门人”企业。被认定的守门人企业义务包括：“允许用户在守门人平台之外推广其服务，并与客户签订合同”，“用户可以访问守门人平台活动所生成的数据权限”等规定性义务，以及“不得阻止用户卸载任何预装软件或应用程序”、“不得限制用户获得守门人平台之外的服务”等限制性义务。法案强制限制相关企业的垄断力量。上述法案对于欧盟境内的所有数字企业都适用。

二、欧盟数字立法影响分析：

第一，欧盟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的构建旨在提升欧盟数字产业全球优势地位。欧盟构建数字经济相关立法，就是通过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为欧洲数字企业和产业提供一个制度保护伞，促进数字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在全球数字竞争中欧洲已经明显落后于中美两国，在全球主要企业数量上，欧洲企业数量已经从1999年的50%，下降为2016年的16%。当前欧洲在全球数字竞争中主要缺乏知名的规模级别大的本土数字平台。欧盟通过立法，使个人数据保护最大程度实现前提下，发挥数据的流通共享潜力，为单一数字市场的形成提供驱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市场监管，防止中美大型科技平台企业形成垄断地位，保护欧洲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活力。

第二，对于大型互联网企业及其生态系统中的中小企业可能带来负面效应。美国互联网企业在欧洲拥有绝对的数字主导权。据统计2019年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5国在亚马逊上的访问人次达到5530万，谷歌则拥有欧洲90%的市场份额。欧洲数字立法无疑对美国企业影响较大，可能会招致美国的相应报复措施。并且欧盟多年的数字在线生态系统其实是围绕美国主要互联网数字平台而生存的，目前欧盟有近100万个中小企业是依靠大型数字平台进行销售和服务的，欧盟额数字法案，可能会对自身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费正健（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任教师）：

简评塞尔维亚职业教育体系

今年四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京召开，习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也让笔者开始对比千里之外塞尔维亚的职业教育情况，借此简要分析以求为国内职业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可能。

塞尔维亚教育体系并未严格单独划分职业教育，塞尔维亚教育科技部内部对于教育本身的管理仅分为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3个部门。在完成基础教育进入中等教育阶段，法律明确规定，中学分文理学校、专业学校、艺术学校与混合制学校等。文理学校（类似国内普通高中）与艺术学校学制4年，专业学校学制3年到4年，毕业生均可以继续前往高校进一步学习。高等教育阶段的学历划分为3个等级，对于学术学历而言大致对应中国国内本硕博3个阶段。职业教育则是专业学历，包括基础专业学历、硕士专业学历和专家专业学历（后两种是国内所没有的）。这种设置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了更清晰的职业发展道路，步入社会时也更具竞争力。

塞尔维亚大城市的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很有特色，不少从校名就可以直接了解所从事领域。例如技术、机械、医药、旅游、测绘、音乐、化学、农业、食品技术等。专业设置上，职业学校与学术高校风格迥异，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直接面向社会所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专业性，而塞尔维亚学术高校的专业设置强调学术性，因而在面对特定岗位时，学术高校毕业生未必占优势。这种专业型的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自身传统优势的发展，因而公立职业学校不太会单独扩大教学规模或教学内容。区域内学校间不会产生非理性竞争或排名，学生完全可以凭兴趣爱好或需求选择相关学校。

塞尔维亚没有统一的高考，入学考试一般由各院系自行组织，考试科目与未来就读专业紧密相关，部分院系也提供相关入学考试辅导材料或集中授课，在没有‘一考定终身’的前提下，塞尔维亚不同大类专业学生之间很难进行优劣对比。

近年来，塞尔维亚职业教育出现集约化趋势。塞尔维亚南部地区由于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很多高级学校或中级技术学校（职业学校）正逐步合并升格为学院（Academy）, 前任教育部长沙尔切维奇曾在2018年对此明确表示支持。原本人数较小的学校在合并后会成为区域内较为庞大的综合类学校，教学质量与相关投入大幅提高。

过去，塞尔维亚公立综合性大学大多采取“一城一校”模式，一所大学下辖的若干学院分布于城市各区，彼此相对独立。目前由于生源逐渐减少，不少职业学校逐步合并，升格为学院。如此一来，职业学校原本零散分布的局面有所改变，这也有利于裁撤冗余，集中教学资源发展社会所需的重点专业。

相对而言，塞尔维亚职业教育发展与我国虽有较大差异，但在招生方式与学校发展方面仍有值得借鉴之处。我国当下人口压力逐步增大，未来教育冗余现象或将逐步显现，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将尤为明显，因而对于部分人口净流出区域而言，以地区为单位的“一城一校”、各二级教学单位相对独立发展的模式仍值得学习借鉴。另外国内高等教育长期基于高考的招生模式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很难有优势或利益可言，在本科教育持续扩招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招生不妨考虑一下以专业为基础进行定向备考招录，以求职业教育面向真正所需人才。

陈雨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学生)；原航（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华沙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欧洲面对新冠疫情的

挑战：社会群体事件的心理学视角分析

在欧洲新冠疫情防控中似乎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欧洲是当今最发达的地区，理应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表现优异，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实践中，特别是初期，欧洲国家没能展现出相应的疫情防控效果来。欧洲作为世界上公认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却迟迟无法实现对疫情的控制，导致疫情出现数次反弹，甚至一度成为全球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欧洲多个国家曾效仿中国的有效措施——关闭边境、实行封锁。然而，欧洲民众的配合与反应并不如我国。最初之际，尽管那些政府发出了自行隔离，减少外出的号召，要求民众出行必备口罩，但是集群聚会现象仍未减少、个人防护仍未得到重视。而后，随着疫情在欧洲境内不断蔓延发酵，政府的防治措施不断收紧，直接引发了一系列反疫情措施的示威、游行事件的出现，严重阻碍了欧洲对于疫情的有效防治进程。

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视角下，对于欧洲的这一类游行示威事件的研究，往往出发于文化背景的角度——认为这是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下，西方国家对于自由无限追求的结果。本文认为，这不能完全解释欧洲疫情防控中的现象。本文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试图将分析深入推进到个人层面，以揭示疫情中游行示威等现象背后个人心理因素对民众群体行为的影响。

一、行为与态度的相互作用

阿杰曾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是取决于人们的态度、自身的主观规范及人们知觉到的控制敢的。民众对于政府防控措施的支持与否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简单的态度，而这种简单的态度在曝光效应的作用下极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情绪于个体对当前经历的影响下，过于分散个人对于事件的注意力，使得个人在作出行为时感性的引导大于了理性的思考。

在欧洲疫情蔓延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据报道，数万名的德国民众于2021年3月20日聚集抗议德国的冠状病毒法规（在德国中部，大约2万名抗议者聚集在一起，反对封锁和其他冠状病毒法规，随后演变成暴力活动，一些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警方随后部署了水枪和胡椒喷雾）。

这种情况在欧洲其实并不鲜见。在意大利的抗议者们要求自由，通过洗劫当地奢侈品店来表达抗议；在西班牙政府为防治疫情提出宵禁令，引发年轻人抗议，成群结队的冲上大街纵火、恶意拦截道路，挑衅警方。这些都是抗议者情绪化的非理性行为的典型表现。

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必定会给民众带了一定的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慌感与紧张感，负面的情绪则会引起人盲目的自我安慰行为。欧洲疫情防治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的民众反应表现为对国家政府所作举措的不信任。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当地酒店工作的Claudia曾在2020年10月接受了《图片报》的采访，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政府宣布封城，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新冠肺炎比流感更严重。”由此可看出，突发事件中，部分民众更容易被简单的事物影响自我的情绪。而后，当人们的情绪态度在最初影响了个人甚至是集体行为的发生方向之后，反过来说，行为又再次决定了此时个人的态度不再单纯是情绪化的。

往往高昂的情绪在冷却后归于平静，为人们的理性思考创造空间，当人们在思考后发现自身先前作出非理性行为的理由不足时，就极易感到不协调，从而导致认知失调进而更加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例如，2021年3月7日，德国柏林的游行抗议者就高举百子，坚持强调他们不是阴谋论者——“Anti-lockdown protesters insist they are not conspiracy theorists”（反封锁抗议者坚称，他们不是阴谋论者）。

上述表现便是他们在认知失调后不得不对自身认同的确认。对于欧洲民众发起反对政府防疫措施的抗议活动，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欧洲“反智”现象的新一层表现。而从心理学角度看，其实当最初欧洲民众在抗议、反制的激情突然消退之后，他们可能逐渐意识到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且自己的抗议游行行为并没有一个真正合理、恰当的理由时，认知失调的产生与作用使得他们不得不更加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没有问题的，强行使自己的认知与行为达成一致，由此进而成为新一轮示威游行事件中的支持者。

二、受害者心理与他人期望效应

受害者心态，是一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心态，拥有这种心理想法的人们认为自己在生活里处处受着不公平的对待，而自己对此无力控制；在这种心态驱使下，人们常常将责任归结于他人身上，很少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的原因。而期望效应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一方的情感和期望可以引起另一方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一般在这种心理效应的影响下，人们对他人的殷切希望能够戏剧性地受到预期效果的现象。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2021年3月21日称，欧洲迎来第三波疫情，新确诊病例再创新高，因此欧洲各国政府纷纷再次收紧防疫措施。尽管实践证明了政府对于防疫的管制举措都是真实有效的，但是收紧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普通人视为触及到一部分欧洲民众自身的利益，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新冠”游行示威。2020年8月，法国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因此法国总统要求民众在内外场合都必须佩戴口罩。当天，一些抗议者就举着写有“停止谎言”的牌子，认为政府夸大疫情，损害了他们的自由权利。参加抗议的巴黎居民Sophie表示，“我只是一个愤怒的公民，反对这些没有医疗佐证、限制自由的举措”。

在这样的个人认知中，民众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定位成为了某一事件中单方面利益被侵害的人时，那么受害者心理就形成了。在欧洲各个国家中一系列的游行抗议事件中，不乏有认为政府对于新冠的防治工作是“一场骗局”的人，他们要求政府“停止谎言”，认为政府夸大疫情。在英国，成千上万新冠怀疑论者、阴谋论者、反疫苗人士聚集在伦敦，呼吁英国政府取消疫情管控举措。据《卫报》报道，抗议者聚集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一些抗议者举着写有“骗局”、“欺骗”、“结束医疗暴政”等字眼的牌子要求政府取消疫情管控，不再强制佩戴口罩，称“口罩使人缄默”。今年3月，数千名抗议者手持标语牌在伦敦参加反封锁示威，标语上写着“Fear Westmonster, Not the Virus, and ‘Stop Destroying Our Kids' Lives"（害怕西方怪兽，而不是病毒，“停止破坏我们孩子的生活”） 。他们认为相较于病毒疫情，是政府的措施破坏了他们孩子的正常生活。据法新社报道，2020年8月29日，超过3.8万对新冠病毒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对于德国政府的防控政策表示不满，认为自身自由受到了侵害，他们举着写有不同反对声音的牌子，甚至包括带有“默克尔有罪”的牌子走上柏林街头表达抗议。

这样的人群认为，政府在治理疫情期间，通过不必要的手段来以此实现对他们的控制、损害他们自由的权利与个人利益，而自己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中双重的“受害者”。

受害者心理其实是一种获益性选择，形成受害者心理的人很难会有感恩的心，他们会选择性的忽视一部分事实，来最大化的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一心理的存在是民众错误的社会信念形成的表现，他人期望效应的作用下就很容易导致行为确证。也就是说，一旦有民众形成了“政府的管制措施是在侵害他们的个人利益”这样错误的社会信念，就可能引发他人对这种行为作出相应的反应，直接表现为参与游行示威，来进一步支持这种信念，从而造成错误社会信念的固化与传播。同样的，使得欧洲各国有着源源不断的抗议热潮。

以上，我们从个人的行为态度与受害者心理等方面，分析了疫情期间欧洲民众游行示威的群体性行为频发的心理因素，揭示了突发事件中个人的非理性情绪与行为，以及受害者心理等心理作用对群体活动具有的根源性影响。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欧洲频发的社会事件，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并提高在问题分析等研究工作中对人与群体作用的视角拓展与重视。

利雨樵(德国波鸿大学东亚政治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德国政党内卷的牺牲品—中欧全面投资协议

中欧全面投资协议（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协议）是中国和欧盟委员会在历时7年谈判后，于2020年12月达成的重要双边投资协议。但是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以议会成员被我国政府制裁为由，冻结批准协议的程序。根据欧盟架构，欧盟委员会有权和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缔结协议，但是该协议生效前必须经过欧洲议会批准通过。作为投资协议的主要推动方——德国，这一冻结决议，也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媒体、智库、学者和讨论。

德国国内各大媒体首先遵循了欧洲议会的声明，将冻结的主因归结于我国对欧洲议会议员以及机构的反制裁，而这些议员和机构，长期借新疆、西藏、人权议题对我国发难。除了人权问题外，德国部分媒体认为，投资协议中其他内容，也损害了欧盟利益，不应该轻易通过。《世界报》（Welt）和《焦点》（Focus）均批评协议中“德国在华非营利组织必须由中国人领导”的条款。上述两家媒体认为该条款意味着德国放弃了自身价值观，后果将是“中国领导德国非营利组织”；《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强调，德国和欧盟应该优先秉承自己的价值观，将其贯穿于与中国的经济协议中，不能被中国“恐吓”。并且呼吁欧盟在和中国的进行经济议题谈判中，应该保持和美国的合作。《日报》（taz）则认为冻结批准有助于欧盟进一步提升投资协议的质量，使其达到欧盟所期望国际标准。

除媒体外，德国国内各个政党也迅速对欧洲议会的决定做出回应。首先是号称“默克尔2.0”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总理候选人拉舍特（Armin Laschet）表示依然支持协议，认为和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固然重要，但是不应该影响欧盟和“系统性的竞争对手”中国保持双边经济合作和经贸往来。而本次中国反制裁的最大受益者，德国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宣传中国“自己毁了投资协议”，并呼吁欧盟单方面进一步对所谓中国违背国际劳工标准的行为展开更严厉的禁令，以逼迫中国能够长期执行投资协议。戏剧性的是，绿党潜在的竞选盟友，德国社民党（SPD）总理候选人舒尔茨（Olaf Scholz）目前正是德国财政部长，投资协议也是其重要政治成果之一。舒尔茨在欧洲议会冻结决议后虽未直言支持协议，但是他多次强调，投资协议符合国际劳工标准。更加保守的疑欧派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直接批评欧盟为了价值观，不惜牺牲欧盟成员国实际的经济利益，最终却做出了对中国毫无影响的冻结决议。

对于未来，德国主流舆论仍然认为中欧投资协议不会流产，然而落实过程会更加曲折。《明镜》（Der Spiegel）报道，现在投资协议还在翻译和法律审议阶段，投资协议目前也根本没开始在议会内进入批准流程；《法兰克福汇报》（FAZ）评论员Busse认为，中国庞大的市场和经济体量对德国制造业的发展意义重大。美国尚且不愿意为了经济利益放弃和中国合作，德国也很难以人权为筹码逼迫向中国在经济议题上让步。《南德意志报》也指出，默克尔正在竭尽全力，避免投资协议流产。同时基尔世界经济学研究所（Kiel ifw）对协议前景保持谨慎乐观，Gabriel Felbermayr教授认为中国和欧盟作为两个庞大的经济体，短期内都不愿意在制裁的基础上做出让步，双方会寻求一个迂回的策略来化解这个矛盾，但是今年年内很难看到成果；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预测，推动投资协议在欧盟境内生效的关键不是当下默克尔政府的态度，而是2022年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法国的意愿，以及之后欧洲议会是否批准。连被中国制裁的绿党成员彼蒂科菲尔（Reinhard Bütikofer）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欧洲议会冻结了投资协议的批准流程，但是欧盟委员会极端情况下可以绕过欧洲议会，直接寻求欧洲理事会的授权签字。当然，这会严重破坏欧洲议会的权威性。

尽管审批过程受挫，德国依然看重中欧投资协议对德国的重要性，原因是德国过去对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有诸多不满和诉求，而投资协议正是目前最佳的双边解决方案。《南德意志报》记者Björn Finke预测，投资协议会初步约束中国无休止的出口补贴政策，能让进军欧洲的中国公司遵守欧盟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保护欧盟本土企业。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强调，德国企业在中国一直面临市场准入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困难的不公平待遇。虽然投资协议无法完全消除这些问题，但是能创造中欧平等的市场环境，利于保护德国企业在华利益。基民盟成员Friedhelm Ost认为欧盟制造业产业非常依赖外部供应链，尤其是中国的供应商。他建议欧盟放弃民族主义而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寻求同美国、中国、中东国家的多边合作，而不是以“冻结中欧投资协议”对抗中国。《日报》评论员Eric Bonse也坦言，现在欧盟和中国的互相依赖关系已是既定事实。如果欧盟真的想放弃投资协议和减少战略依赖，那么也必须采取同样有针对性的政策补贴手段同中国竞争。

从近期德国国内舆论可以看出，德国国内舆论都在强调意识形态纠纷。得益于协议中中国对欧盟做出了极大的实质性让步，德国媒体很少批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门槛等和企业实质利益相关的内容。一向以环保立足的绿党也尽量避开协议中的环保条款。德国舆论尽可能使用“冻结”、“雪藏”、“暂停”等有回旋余地的措辞，淡化欧洲议会决议对协议最终落实的负面影响。这反应了目前德国处于在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之间极度左右为难的矛盾心态。

理解这种强烈的矛盾心态，需要结合今年9月德国大选的特殊背景。今年是默克尔最后一年执政，她已承诺不再谋求连任。不出意外，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将是默克尔对华政策的最后一项重大成果。近两年异军突起的德国绿党，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和环境问题。而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联盟自然是绿党最大的竞争对手。抹黑默克尔的外交成果，抓住新疆问题攻击中国，借用欧洲议会这个平台展示自己的“抗中”功劳，有利于削弱德国民众对基民盟/基社盟执政能力的信任，扩大绿党的影响力。而“成员被中国制裁”更有助于博取摇摆选民的同情，收割选票。反观默克尔，她去意已决，协议最后能否落实对她个人政治生涯和评价已无影响，默克尔维护投资协议的意愿比达成协议之前已经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面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压力，让能够从协议中明显获益的德国制造业集团放弃协议难度非常大。利益集团的压力迫使政治候选人不敢轻易放弃投资协议，损害德国企业在华利益。即使是绿党内部，总理候选人也不会贸然表达终止投资协议这种中德双输的政见。绿党自己也承认，以目前的自身实力，恐无法获得联邦议会一半以上的席位来单独组阁，因此必然寻求基民盟/基社盟或社民党两党中至少一个党派的合作，组成联合政府（见图1）。恰巧中欧全面投资协议是这两个党派共同的外交成果，在两方的压力下，届时绿党将不得不寻求联合政府内部妥协，软化对华过度强硬的立场，将推动欧洲议会恢复批准投资协议提上日程。

图1：2021年德国选举后联合政府的构成可能

数据来源：联邦大选2021（Bundeswahl 2021）

注：绿色代表绿党，红色代表社民党，黑色代表基民盟/基社盟，黄色代表自民党，粉色代表左派党。

从欧盟整体角度看，投资协议是德法共同努力的成果，有益于欧盟全体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如果德国仅因为政府换届而单方面终止一年前达成的投资协议，不仅会削弱欧盟成员国，尤其是法国对德国的信任，也会削弱“德法轴心”在英国脱欧后对欧盟的领导力，不利于德法凝聚和团结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旦欧盟成员国谋求单独和中国达成投资协议，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无疑是毁灭性打击。

考虑到德国9月大选，中国应该两手准备，一边积极和法国与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是2021年下半年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沟通，通过欧盟理事会向欧洲议会传达立场，软化欧洲议会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应观察德国各党派竞选后的言论，为与新的德国政府接触做准备，通过德国制造业游说新政府，以推动欧洲议会重启投资协议的批准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