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伊维（Ivica Bakota，首都师范大学区域文明研究中心克罗地亚籍研究员）：

 东南欧国家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新动向与态度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东南欧国家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态度是延续疫情之前的局势，还是反映近一年多在中欧、中美关系之间发生的新形势，成为观察东南欧政治动向学者的关键问题之一。东南欧国家对华合作及其对外倡议的态度重新需要进行基础分析。

这些东南欧国家包括６个前南地区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从２０１9年后有条件地可以加上希腊），很难概括它们疫情之前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沿革，各国对华双边关系及其对外倡议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经验。按照2018年拟定的关于中东欧国家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态度的基本情况分析，东南欧国家里有“积极支持者”、“抱望参与者”以及“合作迟缓者”。在这些国中，与其他地区国家相比，东南欧国家特征是综合实力相对小，其与欧盟“核心成员国”西方国家关系大大优先于对华关系，于是其在双边或多边框架下均衡中欧关系的能力不大。因此，如果借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可以说，东南欧国家对华及其对外倡议的基本特征是“无可争议的不对称性”（uncontested asymmetry），简单概括就是“积极支持者”力量不够均衡，“合作迟缓者”也不脱离。

特朗普任期的美国好像有依靠东南欧为欧洲政治形势试纸的传统偏见，对东方来的政治影响开始加强警惕，并采取了遏制其影响力的一系列措施。在美国或美欧协调对华政策的背景下，旨在反冲西方以外的影响的努力主要是通过当地商界、学界、媒体、公众商量过后才接受的。在中国逐渐对接中东欧国家政治和经济合作的“特朗普之前”时期，这个“西方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政治化（内政化），即没有引发国内政坛的讨论或分歧。现在则似乎今非昔比。

2020年9月，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达成的协议中加入了关于美国反对5Ｇ不可靠提供商的内容，这是证明作为该地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积极支持者”的塞尔维亚表现出力量不够均衡的典型案例。后来，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借助特朗普政府向该对话进行穿梭外交，拜登政府也未撤回外交牵头而是继续执行特朗普对巴尔干的政策。美国对塞尔维亚、希腊等国家企业商界的接近，是被视为旨在遏制该地区企业与中国的对外倡议中企业的商业合作。按照当地分析师的意见，考虑到响应中国的萨洛尼卡－布达佩斯铁路现代化旗舰项目的希腊和塞尔维亚及其接受来自中国投资的总量，美国公司把考察重点放在这两个国家投资合作项目就应该没有什么蹊跷。按照当地媒体的非官方消息，这种反冲的运动在幕后领域更为活跃，涉及各国大规模公共招标和投资项目（以2020年克罗地亚当局取消中国企业中标的里耶卡港码头特权项目为例）。

另一方面，欧盟在其“后院”采取对华反冲措施无法不引起争议，让有些当地观点认为，2019年欧盟委员会关于与中国“两面性关系”的报告实在也是含蓄表达欧洲国家对华关系的划分，即西北欧可以与中国合作，但是东南欧应该以中国为“战略性竞争者”。对尚未入盟的东南欧候选国家，尤其强调这种态度。欧盟向西巴地区扩大政策近一年的进步虽不大，但其遗留的规范力量的影响更严，对这些国家脱离共同对外政策向西方以外国家做出的外交倾向已经出现“安全化”，欧盟批评其领导层与中国关系密切是政坛威权主义倾向的后果，因而欧盟采取措施加强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平衡。

今年３月中旬，黑山副总理向欧盟议会对外政策委员会埋怨中国的“恶性”影响似乎是该地区“中国影响”政治化的首例。尽管如此，东南欧仍然不好充当对华态度变化的“试纸”作用。中美关系紧张以及中欧两面性关系一般没有渗入该地区各国政坛，且尚未对其对华政策造成突破性的影响。东南欧国家官方拒绝或者勉强参与欧盟在其共同政策下的对华干涉行动。这样的态度源于该地区国家对华传统友好关系，愿意在中欧间紧张时处于中立地位，以及留在多边平台来为双边合作进行补充。以下三个原因似乎在当下仍然还有效。

首先，不仅中国和任何东南欧国家之间都没有公开的双边问题，没有破坏“尊重一个中国、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等与对华交往重要原则。20世纪90年代前南地区战争后，中国对新兴以及转型中的东南欧国家采取中立态度，国际上尊重其主权和发言权的“历史关系”也形成了目前各国与中国建立全面双边关系的基本认同。结果之一，东南欧国家分得清“东方来的”影响。虽然新冠危机中各种阴谋论涌现，但是这些国家舆论一般不配合涉华安全化议题，媒体报道来自西方的反华疑华观点的作用有限。

其次，东南欧国家在国际多边框架上一般避免在涉华敏感问题上出头。鉴于一个中东欧国家对华双边合作政策与其作为欧盟共同政策之间存在的差距，以及在参与规范上与“实际”问题政策上形成的区别，东南欧国家就对华共同政策的反应一般体现出“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征。从结构性角度看，在欧盟对华共同政策形成上欧洲国家的主要分化是“准核心”与“边缘”的重新划分。“准核心”是指在“核心”鼓励下积极奉行与欧盟核心利益或观点的部分趋同政策。但是，维持“准核心”地位取决于核心的可持续支持和互惠政策，尤其当某国在国内涉华某个问题的讨论上没有直接利益的时候。正因这种支持不可持续，东南欧国家一般愿意处于中欧关系之间的“边缘”。“边缘”不仅是指地理位置、欧盟中综合实力或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量较小，而且在中欧关系敏感问题上，“边缘”还指围绕那些问题表现出对欧盟“核心”力不够均衡，宁愿不放弃其对华双边关系现状的国家。欧盟中“准核心”国家是周期性的，具有流动性地位，但是“边缘”国家一般较为确定，媒体和学界一般将东南欧国家视为“边缘”。这些国家“被预计”符合对华立场，而不是主动推行共同对外以及对华的决策，它们采取或者“跟风大国”或者“规避问题”的立场。中欧关系中最近出现紧张，除了黑山希望临时得到“准核心”状态，大多数东南欧国家愿意处于事件的“边缘”，其对中国对外倡议的态度处于”宁愿不脱离”一边。

最后，从双边角度看，各国按自己对华双边关系现状与前景参与中国对外倡议下的合作。这里，参加一个不受约束性多边平台的成本仍然低于加强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无论“积极支持者”还是“合作迟缓者”，这些小国都可以通过多边机制继续推动对华双边合作以及扩大与中国合作的能力，这也是“迟缓者”宁愿不脱离参与唯一与中国合作的多边机制的理由。“宁愿不脱离”变成“宁愿脱离”的立场似乎容易，但是实际上“核心”大国支付这种“转变”的价格常常远高于其收获。只有相关力量开始重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的合作“迟缓者”，而非积极支持者，该地区才能在欧洲对华及其对外倡议态度和动向上成为一个“试纸”。

尚宇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

如何应对中东欧国家在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的关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东欧国家众多学者，乃至相当多的官员，对中国-中东欧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出高度的关切，经常性地在双方重要经贸合作会谈，甚至一般性会议中提出来，或表示对双边合作的不满，或以此为借口提出新诉求。而中方一直以来没能给出一个令对方满意的回应，加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来，采取的一些有助于缓解不平衡问题的措施也收效甚微，未达到中东欧国家所期望的“速度”。由此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似乎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成为了中东欧国家“经久不衰”的一个谈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的谈判能力，也有损中国形象，对此我们应以恰当的回应。

1、不平衡的本质是竞争力的差异

诚然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中，中国一方长期存在对多数中东欧国家幅度较大的贸易盈余，但这是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结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中东欧国家学者常会高估双边贸易中的不平衡，主要是他们忽视了有相当份额的产品是通过转口贸易出口到中国的，而这部分事实上发生的出口并未体现在其出口中国的统计数据中，这一点根据联合国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库可以很容易看出。经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要原因是双方出口贸易网络竞争力的巨大差异。1990s初多数中东欧国家在亚洲的贸易还很不发达，或才刚刚开始建立，而那时中国在欧洲已经有了比较强的出口贸易网络，一直到2008年还在稳步强化。而多数中东欧国家到1998年左右才在亚太地区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出口贸易网络，但其贸易网络主要局限于欧洲地区，随后在亚太地区的出口网络虽有发展但非常缓慢。由此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总体上的双边贸易不平衡度在1998年前后呈现为迅速攀升又迅速下降的趋势。2000-2008年双方出口贸易网络在彼此地区缓慢发展，总体上双边贸易维持在高水平不平衡状态。2009年以后，随着多数中东欧国家出口贸易网络的外迁，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的双边贸易不平衡得到了进一步的下降，特别是在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的双边贸易不平衡处于稳步下降趋势之中。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双方出口产品结构竞争力的差异。在多边贸易体系中一国的出口结构主要是有其产业的相对比较优势结构决定的。在双边贸易中一国出口结构和贸易伙伴国进口结构越匹配，出口结构竞争力就越大，进而越容易形成出口。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结构竞争力一致远高于中东欧国家出口结构竞争力，构成了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双方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差异。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之初双方出口产品价格水平差别并不大，但多数中东欧国家出口产品价格水平迅速逼近或略超世界出口产品平均价格水平，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水平一直在非常缓慢地接近世界平均价格水平，继而在双边贸易中表现出较强的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构成了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事实，中东欧国家期望短期内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不过，随着中国出口产品价格水平的不断提升，中东欧国家出口结构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在亚太地区出口贸易网络的不断完善，双边贸易不平衡向更平衡方向的发展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2.进口中国产品显著增进了中东欧国家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

双边贸易不平衡本身并不是问题，是否增加了国民福利水平，是否促进了本国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部分中东欧国家学者认为因其长期对中国有较大幅度贸易赤字而“吃亏”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更不必就贸易不平衡本身说事。

在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中国产品的进口价格只是其他国家（地区）产品价格的一半，给中东欧国家消费者带来的社会福利和给其生产者带来的低成本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关于中东欧国家进口中国产品对其出口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也进一步表明：中东欧国家进口中国非消费类产品对其扩大出口规模、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扩展出口产品范围、增加国际出口市场份额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当前，中国已成为多数中东欧国家前5大进口贸易伙伴国之一，中国产品（特别是中间品）已经深度融入到其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别中东欧国家学者提出的通过人为地制造贸易壁垒来减少进口中国产品，进而达到快速降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想法是不可取的，这不但不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会极大地损害中东欧国家自身经济利益。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尊重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对症下药”，从上文提到的影响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三个关键因素入手，循序渐进而不能操之过急。

3.中东欧国家应该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化同中国的合作，借助中欧班列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促进对中国的出口

解决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关键是如何扩展中东欧国家在中国的出口贸易网络。但中东欧国家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很难形成规模效应进而自发构建完善的远距离出口贸易网络。所幸的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共同为中东欧国家强化对华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出口贸易网络提供了新动力，不断开通的中欧班列也为此提供了新路径。同时，中国迅速崛起的跨境电子商务也为中东欧国家众多小微型企业供了出口中国的提便利条件。

中东欧国家的企业应该利用好这个大好时机，积极联合中国企业在中欧班列重要节点城市构建中东欧商品集散地，借此拓展其在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出口网络。除了构建传统的出口贸易网络外，中东欧企业还应该抓住中国电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在中国积极寻找电子商务合作伙伴，构建起无形的跨境电商网络。

在构建贸易网络的同时，中东欧企业还需要认真分析中国的市场需求变化，一方面同中国企业合力打造中东欧国家品牌，提高中东欧国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以此来弥补其产品在价格竞争力上的不足；另一方面，要根据中国市场需求变化不断优化其对华出口产品结构，尽可能地把出口产品集中到中国进口增长较快的市场上，或集中对华出口较大比较优势的产品。

4. 中国举办的进博会和中东欧国家商品进口博览会不断促进中国进口中东欧国家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程度。未来贸易不平衡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共同发展是下一个阶段合作的主旋律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举措实施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设中欧班列，举办世界进口博览会，以及专门针对中东欧国家举办的中东欧国家商品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举措，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中东欧国家产品出口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双边贸易不平衡也随之呈现出更加平衡的趋势，随着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不平衡将不再是一个问题，中东欧国家其实不必特别关注。而且之前虽然双边贸易呈现出较大的不平衡，但同时，中东欧国家也从进口中国产品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

在当前中美关系日渐复杂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下滑和全球治理格局不断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和欧盟加强合作几乎成了双边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则是进一步强化中欧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未来随着中欧投资贸易协定的签署，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中国应该积极鼓励自己的企业，特别是有实力的民营经济和中东欧国家的企业开展合作，在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日前可以说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合作典范，中国企业不但有更好的机会在这一地区探索跨国投资的经验，而且也可以通过这一地区获得更多的优势科技资源特别是高科技人才，还可以以此为桥梁或基地进一步扩宽欧洲大市场，这一点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升级，中美关系日渐下行的背景下意义尤为重大。

域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