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安全问题是中东欧地区的重要议题。综合分析地区各国实力现状、域内外环境与历史遗产，后冷战时代的中东欧地区安全主要呈现如下特征：第一，从安全层面来说，中东欧国家皆为中小国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相对有限。第二，外部因素是影响中东欧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第三，大国长期控制的历史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认知与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外部环境相对友好的情况下，中东欧地区可以维持基本的安全与稳定。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中东欧安全局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俄罗斯、美国以及北约不断增强在中东欧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导致中东欧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大为上升，地区安全格局也呈现出与乌克兰危机之前截然不同的态势。面对重大的外部威胁，中东欧国家需要做出回应。但因为地理位置与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差异，中东欧国家对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有着不同的解读，也因此选择了多样化的安全战略。

【关键词】中东欧 地区安全 外部因素 历史遗产 乌克兰危机

【作者简介】鞠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黑龙江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项目“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欧洲观念的变迁”阶段性成果。

所谓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与政界对国家安全的关注集中于传统安全，而较少顾及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非传统领域。进入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都大为拓展，其核心内容也更加丰富。但因为发展水平与所处地域环境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点和侧重点也有所区别。比如，在“9·11”事件后，恐怖主义的危害蔓延到全球多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力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目标。但在中东欧地区，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相对较小，罗马尼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恐怖主义风险甚至多年来皆为零，因此反恐较少成为整个地区的共同安全议题。事实上，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东欧地区面临的主要仍是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克里米亚事件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东欧及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也使得俄美欧之间的关系重新洗牌。在相互制裁与威慑的状态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不断增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使得中东欧地区安全与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选择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如何看待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东欧地区安全的发展演变？这一事件是否改变了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地区安全的基本逻辑？面对相似的安全威胁，为何中东欧国家选择了差异化的安全与外交战略？这些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以上述问题为导向，本文首先对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地区安全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提炼与概括，而后回顾了后冷战时代，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演变，并对近年来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此为基础，我们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一、中东欧地区安全的主要特征

地区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分析层次。因为国家实力及其相互关系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地区体系常常表现出与全球体系截然不同的“极性”。相比于国家与全球体系的互动，国家与地区体系以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的互动要更加紧密，也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利益取向与战略选择。在地区政治中，安全事务往往是最为根本的问题。相互邻近决定了地区内国家彼此间的威胁感易于产生，较小的冲突也很有可能上升为地区安全问题，因此威胁的平衡成为地区国际关系的轴心。具体到中东欧地区，安全问题同样是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综合国家实力现状、域内外环境与历史遗产，后冷战时代的中东欧地区安全主要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域内国家皆为中小国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相对有限。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与中小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利益、身份定位和行为逻辑，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然而，因为国家群体的多样性、规模衡量的相对性与界定主体的倾向性等因素，学者们对于中小国家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理解，设计出的衡量体系也常常因为过于复杂而损失其实际应用价值。如果仅将目光聚焦到地区安全层面，对大国和中小国家进行界定的争议相对较小。一方面，地区涵盖的国家样本数量有限，易于区分和类型化。另一方面，国家的军事能力直接决定其在地区安全中的定位与角色。而军事能力与军队数量、防务预算、武器装备以及军事力量投送能力等数据化的指标密切相关，便于进行计算和测量。根据全球火力网（Global Firepower）2021年的最新评估，在中东欧地区，仅有波兰、捷克与罗马尼亚3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排名在全球前50位，其余国家的排名都在50名之外。波兰是中东欧军力最强的国家，其军事力量得分为0.4187（分数越小实力越强），位列欧洲第6，全球第23位。因此从绝对的军事实力来看，波兰可以成为影响中东欧安全的地区性大国。但在地区安全层面，一国的军事力量往往具有相对性。域内其他国家或域外邻国的军事力量会对其军事力量产生抵消或平衡的效应。波兰虽然是中东欧军力最强的国家，但其近邻俄罗斯的军事实力高居全球第2，其军队数量、防务开支、陆海空作战能力是波兰的数倍甚至十数倍。这样的军事差距使得波兰无法成为地区安全的主导者或者保护者。事实上，波兰在中东欧地区安全中的角色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类似，即在依附于其他国家或者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积极充当平衡者的角色，借助其资源和权力与强势国家周旋，在抵御安全威胁的同时对地区安全施加影响，而这也是中小国家在地区安全中的典型行为模式。

第二，外部因素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通常的思维模式认为，内部因素是导致事务发展变化的主因。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国际政治与国家间关系。但与此同时，国家的规模特性会作用于其普遍发展规律，并在不同程度上强化或弱化这些规律的外部效应。具体到地区安全上，中小国家一方面实力规模普遍较小，无法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它们自身的安全问题或许会外溢到邻国，但不会成为整个地区的共同主题。另一方面，中小国家很难通过增强自身实力的方法制衡各种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其生存与发展对外部环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在很多情况下，外部因素才是小国行动的主因和直接动因。上文已述，就军事安全而言，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可以归类为中小国家。因此外部因素在中东欧地区安全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减弱，其留下的权力真空被欧盟和美国所填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和美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也获得了重要的安全保障。因此在这一时期，中东欧地区维持了相对稳定与安全的态势。然而，这不意味着所有的安全威胁已被完全消除。俄罗斯的国力虽然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继承了苏联的大国地位和绝大部分核武器，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远超中东欧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试图维持在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从军事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能力和攻击意图等因素综合考虑，可以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是影响中东欧安全的主要外部因素。俄罗斯的军事举动，甚至是动向，往往成为中东欧地区安全局势发展变化的起点。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地区的安全形势与中东欧各国外交战略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大国长期控制的历史对中东欧国家的安全认知与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历史遗产是一个地区的重要标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区的安全环境。在中心与外围等不同层次上，历史遗产的影响可以直接表现为边界划界、跨境民族、关系认知、身份错觉等问题。在中东欧地区，一个最为重要的历史遗产即是被大国长期统治或控制的共同记忆。历史上，中东欧地区一直是东西方控制和争夺的焦点，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到哈布斯堡王朝，从奥匈帝国到沙皇俄国，从纳粹德国到苏联，被大国统治或控制成为中东欧国家的共同命运，争取国家独立、实现民族解放则是近代以来中东欧国家的历史主题。这样的历史遗产使得中东欧国家十分关注安全议题，对于潜在安全威胁的反应也更为敏感和强烈。同时，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曾分属于不同大国的“势力范围”，它们与大国之间的“恩怨情仇”也不尽相同。例如在近代历史上，波兰曾三次被大国瓜分，而沙皇俄国在瓜分波兰的过程中获得的领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因此在波兰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沙皇俄国一直是波兰人民抗争的主要对象。而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国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以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自居，沙皇俄国曾为这些国家反抗奥斯曼帝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提供过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因此在对俄关系上，波兰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往往有着不同的立场，对于俄罗斯军事动向和威胁姿态的解读也有所差异。最终体现到安全战略上，就会出现目标相似，但战略选择日益分化的局面。

二、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安全局势的发展演变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进入到转型与发展的新时代。伴随着转型初期的动荡与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中东欧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发生了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马其顿危机等一系列安全事件。但纵观从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前的20余年，整个中东欧地区依然维持了基本的安全与稳定。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是中东欧战略格局发生改变的起点，也是俄美欧大国关系变化的重要节点。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和西方国家对其发起了一系列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而俄罗斯不但没有让步，反而展现了十分强硬的姿态，并在相应领域内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不断增强在中东欧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导致中东欧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大幅上升，整个地区的安全格局也呈现出与乌克兰危机之前截然不同的态势。但在之后的数年里，中东欧地区的安全风险并未出现持续、线性上升。随着特朗普上台和普京赢得大选，俄美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俄罗斯的外交姿态开始发生转变，第二，美欧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第三，俄欧之间的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东欧地区维持了一种“紧张但相对平稳”的安全态势。

（一）乌克兰危机之前的相对和平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华约解散与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环境。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对中东欧地区形势的解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逐渐接受其在中东欧影响力减弱的事实。由此，俄罗斯转而将独联体国家一体化和构建新型欧亚战略作为自身外交战略的重点，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向东方转移，这使得中东欧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权力真空”。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转型与改革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动荡，长期累积的民族矛盾与其他问题也在部分国家爆发出来，导致波黑战争等重大冲突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多数中东欧国家将加入北约作为其主要的安全战略选择，一方面获取稳定可靠的安全保障，一方面为加入欧盟、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额外的助力。因此在转型初期，波兰、匈牙利等国已经表达了加入北约的强烈愿望。为避免过度刺激苏联/俄罗斯，北约起初对中东欧国家的诉求持谨慎态度。但因为波黑战争等问题的发酵，中东欧地区安全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北约也开始尝试以东扩的方式填补俄罗斯留下的权力空白，并提升自身的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出台为契机，北约开始将东扩提上日程。1999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成为第一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2004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爱沙尼亚等7个中东欧国家正式入约。在2009年北约第6轮扩员中，阿尔巴尼亚与克罗地亚也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截至乌克兰危机前，已有12个中东欧国家加入了北约。

在经历转型初期的动荡后，多数中东欧国家进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而由于北约和欧盟的积极介入，部分国家的内部危机也没有上升为影响整个地区安全的重大事件。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中东欧地区维持了基本的和平与稳定。基于这一点，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十分珍视北约成员国地位，却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国家转型和经济发展中，也并未在北约框架下开展实质性的军事行动或军事部署。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有15个中东欧国家的军费开支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有10个国家低于1.5%。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只有塞尔维亚一国的军费开支常年维持在GDP的2%以上。中东欧国家虽然参与了北约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比如波黑维和行动、科索沃战后维和行动以及阿富汗行动等，但对于北约和美国在本国驻军都持谨慎态度。根据波兰民意研究中心的统计，1999年，仅有32%的波兰人希望北约军队进驻波兰。此后10余年，该数值一直在40%左右浮动。而在波兰、捷克与匈牙利入约的过程中，它们曾与北约达成共识，不在北约新成员国的土地上建立别国的军事基地、驻扎外国军队或部署核武器。2003年，时任波兰国防部长什马伊津斯基重申这一立场，明确反对美国在波兰境内设立永久军事基地。如前文所述，这一现象反映了历史遗产对中东欧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历史上，中东欧国家曾长期被大国统治或控制，因此对于外部军事力量的进驻十分敏感与警惕。当面临重大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它们希望借助外部大国的力量维护自身安全；但当地区局势相对平稳时，它们并不愿意在本国境内容纳过多的外部军力。

（二）安全风险持续上升的阶段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开始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看待中东欧地缘政治，并寻求同中东欧国家建立正常化关系的方法。面对俄罗斯的战略收缩，欧盟和北约则以东扩的方式填补俄罗斯留下的权力空白，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减弱其地区影响力。在俄罗斯看来，通过吸收新成员扩大势力范围并保持敌我分界线的做法是“冷战胜利综合征”的表现。而无视俄罗斯的反对意见继续扩员的做法更被视为对其民族意识的践踏。由于中东欧国家在俄罗斯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已大为下降，这些国家的入盟入约并未引发俄罗斯的激烈回应。但2009年欧盟推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把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国纳入欧盟东扩的框架之中；2013年秋冬之交欧盟不顾俄罗斯的坚决反对，执意按此计划吸纳乌克兰。这些做法显然触及了俄罗斯的战略底线，俄罗斯迅速介入乌克兰危机之中，并吞并了克里米亚，从而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一直处于“准战争”状态。俄罗斯陈兵两国边境，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不仅导致了乌克兰的持续动荡，也对邻近的中东欧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俄罗斯持续对其军事力量进行广泛的现代化改造，不断提升导弹的破防能力。在接近欧洲腹地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部署有“伊斯坎德尔-M”型陆基弹道导弹。通过增程改装，该导弹射程可迅速提升至2000千米，其攻击范围将覆盖整个中东欧地区；在毗邻乌克兰和黑海的南部军区，俄罗斯部署了包括“凯旋”防空导弹系统、“铠甲-S”弹炮结合防空系统以及多种战机在内的武器装备，并不断完善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设施建设，提升黑海舰队的作战能力。从2016年到2017年，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区域内进行了多场军事演习，包括2016年8月在与乌克兰及波罗的海三国交界区的临时军演、2016年9月的“高加索-2016”战略军演、2017年7月与中国的波罗的海海上联合军演以及2017年9月与白俄罗斯的“西部2017”联合军演。这一系列行动自然令中东欧国家倍感压力。

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欧美国家采取了多样化的制裁与威慑手段。而军事威慑自然是其中的重点内容。在多方推动下，北约成员国就加大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5月，美国部署在波兰北部的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的基础建设正式开工，显示出北约将进一步提升其在欧洲反导系统的覆盖范围与导弹拦截能力。同年7月，北约在华沙峰会上正式宣布，将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4个营的多国部队。而到2017年7月，多国作战部队在四国的部署已基本完毕。早在多国部队入驻之前，北约已经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多场军事演习，包括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举行的“华丽跳跃2016”军演、在波兰举行的“蟒蛇2016”和“小型战鹰2016”军演以及在立陶宛举行的“铁剑2016”军演等。在多国部队部署完毕后，北约围绕盟军战斗营和其他军事设施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增多。2017年3月，参加驻立陶宛多国部队的德国士兵与立陶宛军人在茹克拉军事基地进行了首次联合演练；2017年4月，美国“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亮相立陶宛，参加由美国主导的“马刀打击2017”多国演习；同月，北约又在爱沙尼亚举行大规模网络防御演习，来自25个北约成员国及伙伴国的近800人参加演习。在南部的巴尔干地区，北约与美国的军事动作也十分频繁。2015年8月北约多国部队东南欧指挥部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宣告成立，2016年5月这一指挥部开始部分运行；同月，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启动；在2016年的华沙峰会上，北约还计划在巴尔干地区增兵，并把罗马尼亚的一个旅改编为多国参与的部队，2017年10月这一计划成为现实；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议会大会上，一支三四千人的多国部队在罗马尼亚宣告成立。除增兵之外，北约还在巴尔干地区进行了多场军事演习，包括2016年5月在罗马尼亚举行的“2016达契亚山猫”演习、2017年5—6月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分阶段举行的“2017·高贵跳跃”演习和2017年7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军刀卫士2017”演习等。

虽然北约与欧美国家采用了多样的手段向俄罗斯施压，但这些手段并未达成预期效果，俄罗斯保持了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强硬立场。针对北约带有明显反俄意图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发起了数场“回应性”的军演。在北约决定增兵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后，俄罗斯也宣布在俄西部边境和西南地区新建三个师，每个师兵力约为１万人。事实上，在缺乏有效交流与信任的情况下，俄罗斯与北约的互动接近于零和博弈。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会被另一方解读为一种挑衅和威胁，从而做出相应的回击，而这又意味着下一轮军事行动和竞赛的上演。2017年在接受美国导演斯通的采访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北约部署在东欧的反导系统近在咫尺，一旦加以改装，能够在数小时内发射攻击型导弹，因此俄罗斯不得不做出回应。”而俄罗斯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201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说法更为直接，他表示，“北约的行动和部署正使我们走向一个新的冷战时代”。

（三）紧张但相对平稳的阶段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及后续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主要原因是内政与外交的高度联动性。通常情况下，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不仅要让位于，更要服务于本国内政。在连选连任总统的关键时刻，普京需要在外交上维持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以增强国内社会的凝聚力和民族主义意识，即所谓的克里米亚共识。为此，俄罗斯不惜打破与美欧在中东欧国家的平衡状态，同时牺牲与部分中东欧国家的良好关系。而在普京赢得2018年俄罗斯大选后，克里米亚共识的效用开始减弱，俄罗斯的主要内政目标转变为经济发展和提升社会生活水平。在当年3月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表示，使俄罗斯经济的增速达到世界水平之上成为新一届政府的主要参考目标。在5月的就职典礼上，普京再次确认了这一目标，并提出使俄罗斯成为排名世界前五的经济体。参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具有很大的难度，而美欧的经济制裁更成为阻碍目标实现的关键性问题之一。由此，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基本定位转为改变俄美欧的对峙状态，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外交姿态也逐渐趋于谨慎和克制。在2018年美国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后，俄罗斯虽然表示了反对，但没有像过去一样做出“以牙还牙”的回应。在与马克龙和默克尔的会面中，普京表示，欧盟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不仅严重伤害了双边贸易关系，而且对解决问题也毫无帮助，希望借此改变现有的俄欧关系。虽然俄罗斯不愿意向西方做出重大让步，但希望缓解紧张关系的信号保证了双方的对峙不会进一步升级，从而给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局势带来了正面影响。

在天平的另一端，美欧之间的分歧在特朗普上台后变得愈发明显。针对北约军费问题，特朗普在2018年7月的北约峰会上公开表示，欧洲各国并未拨付足够的国防经费，并提出将GDP的4%用作军费的强制目标。这一做法自然引起了欧洲各国的不满。在经济领域，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一度白热化，相互加征关税的动议虽然因达成新的贸易协定而中止，但也暴露出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在外交事务上，特朗普政府不顾欧盟的劝阻，先后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即《伊朗问题协议》），而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也招致了欧盟的不满。美国的一系列举动对以国际协议与合作为基础的多边规则体系构成了严重危害，而这一体系正是欧盟孜孜以求和努力维护的重要外交成果。在改善全球治理、维持国际秩序和打造世界贸易体系等重大问题上，欧美双方的行动与价值观念都呈现出比以往更多的差异性。

在对俄制裁的过程中，与俄罗斯经贸往来更为密切的欧盟国家承担了更多的损失。按照德国东方经济委员会的计算，自实行制裁以来到2017年底，俄罗斯与欧盟方面共损失了超过1000亿欧元的资产，其中俄罗斯占了60%，欧盟占了40%。虽然经济制裁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但并未伤其根本，在2018年的俄罗斯大选中，普京以高得票率连任总统，显示其执政地位并未受到西方制裁的冲击。实际上，政治关系的冷淡与经济上的相互制裁并未阻碍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俄罗斯贸易流转的一半份额仍是面向欧洲，俄罗斯提交和获得申根签证的人数也处于第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赴欧留学生依然超过其他任何地区。在这种局面下，欧盟国家开始反思近年来的对俄政策，俄欧关系开始有了一定的起色。在俄前特工中毒事件后，英国驱逐了23名俄罗斯驻英外交官；美国紧随其后，驱逐了多达60名俄外交官。而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仅有15国采取了驱逐行动，驱逐人数最多的德国、波兰和法国也仅各自驱逐了4名俄外交官，显示出与英美截然不同的态度。2018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先后访俄，就双边关系、乌克兰问题与《伊朗核协议》等议题与俄方进行讨论。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马克龙公开宣布法国将力争超过德国，成为对俄投资第一大国。与马克龙一样，默克尔也与俄方积极商讨合作事宜。从2018年以来，俄德两国多次申明共同推动“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决心。而面对美国的阻挠甚至制裁，双方也表示会采取措施应对来自第三方国家的非商业性竞争和非法攻击。在德、法等大国的影响下，欧盟对俄罗斯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缓和。虽然克里米亚问题仍然是双方关系的“死结”，但俄欧关系的改善减少了东西军事对抗的可能性，避免了俄罗斯因西方施压而过度反弹，也为中东欧安全局势的改变带来了利好。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欧裂痕的扩大与俄欧关系的缓和三个因素共同塑造了这一时期中东欧地区紧张但相对平稳的安全环境。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使中东欧国家面对的安全威胁有所减弱。美欧离心和俄欧关系改善减轻了俄罗斯承担的外部压力，俄美欧对峙的火药味也大为减弱，从而对处在双方战略前沿的中东欧国家产生利好。与此同时，美欧关系出现裂痕使欧盟坚定了实现防卫独立的决心，并在过去数年里加快了防务一体化的步伐。尽管防务领域依然是欧洲一体化进展最为缓慢的领域，但欧洲防务共同体为中东欧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的另一种选项，也为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格局中赢得了更多博弈的空间。虽然美国和北约继续通过欧洲威慑倡议等计划增加在中东欧地区的资金投入和兵力部署，俄罗斯的军事动作也从未间断，中东欧的安全局势并未延续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持续恶化之势，而是维持在紧张但相对平稳的状态，但如前所述，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被大国长期统治或控制的历史使得它们对于潜在安全威胁的反应十分敏感和强烈。即便中东欧地区的安全局势总体可控，中东欧国家对地区安全稳定的心理预期也还是低于地区安全稳定的现状，它们仍坚持诉诸各种手段对俄进行威慑。因此在过去的2—3年里，波兰、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并未停止军事布署的步伐。这也反映了历史遗产对中东欧国家安全认知与安全战略选择的影响。

三、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

在面对重大的安全威胁时，一个国家通常有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种手段。内部制衡主要是指提升自身内部实力，比如增加军费、发展军备等；外部制衡则主要是通过与他国缔结联盟或强化合作来抵御最有可能的威胁。对于军事实力较为薄弱的中小国家来说，内部制衡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受限。它们更多会通过外部制衡的手段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但在中东欧地区，一个特殊的情况是多数国家已被纳入北约的安全框架之内。在北约内部，军费问题一直是各成员国争议的焦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约防务开支持续减少，防务预算出现明显的缺口，超过70%的开支都由美国独自承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约领导人在2014年的波纽特峰会上提出了新的军费计划，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在10年内实现军费开支占GDP2%的目标。因为德、法等部分成员国的激烈反对，这项计划最终沦为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承诺。但美国仍在通过各种手段敦促各成员国达成这一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东欧国家能增加军费开支，强化与美国的军购合作，则可以在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的同时，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并消减北约内部的分歧，进而提高美国和北约在中东欧地区增加军事存在的意愿。换言之，中东欧国家的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安全战略都体现了这一点，即一方面增加军购与军费开支，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强化与外部力量的军事安全合作。

当然，并非所有中东欧国家都选择了上述安全战略。即便在波兰与罗马尼亚之间，它们“联美制俄”的力度也有差异。战略差异化的根源在于各国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不同认知和解读。前文已述，地缘毗邻性是判定安全威胁的重要指标。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与俄接壤（像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或距离较近（像罗马尼亚）的国家比距离较远（像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国家更能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压力，也愿意采取更多措施抵御潜在的安全威胁。地理距离并不是影响中东欧国家战略选择的唯一因素。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历史纠葛。双方既经历过处于同一阵营或相互帮助的阶段，也有彼此敌对甚至直接冲突的往事。因为各自历史文化与政治发展轨迹的不同，中东欧国家对与俄罗斯的历史纠葛有着不同的看法。受到这些看法的影响，与俄交好或对俄嫌隙甚深的国家常常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和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选择差异化的安全战略。而在选边俄美欧三方站位时，这些国家也会持有不同的立场。以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三国为例，我们将对中东欧国家差异化的安全战略选择进行详细的阐述。

波兰与俄罗斯的飞地，也是俄重要的军事基地——加里宁格勒毗邻。因此相比许多深处欧洲腹地的中东欧国家，波兰更能深刻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压力。上文已述，波兰与俄罗斯有着复杂的历史纠葛，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波兰独立、二战等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症结。这些问题不仅导致双方隐性的心理排斥，也常常引发现实领域的争执。2017年６月，波兰通过法案，计划拆除境内所有纪念苏联二战贡献的纪念碑，这一举动引发了俄方的强烈不满。而在2019年12月的年度记者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苏联并不是二战的制造者。苏联出兵波兰时该国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因此无法联系其政府。这番言论又引发了波兰方面的反弹。波兰政府表示，普京的说法并不真实，波兰是苏联侵略的受害者。对于俄方庆祝华沙解放75周年的要求，波兰政府也坚决予以拒绝。在历史恩怨难以化解甚至进一步累积的局面下，波兰政府与民众都对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十分敏感和警惕，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后续的一系列举动更令波兰产生不好的历史联想。因此在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波兰坚决主张对俄进行制裁，并采取各种手段抵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按照2018年美元不变价计算，波兰2013年的军费开支为83.1亿美元，而2019年已经达到123.43亿美元，军费在GDP中的占比也由1.8%提高到2%以上。在维持高军费开支之外，波兰也在不断强化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并主动邀请美国和北约部队进驻本国。波兰的邀请得到了美国与北约的积极回应。2016年，北约正式决定在波兰部署以美国为领导国的多国部队。2018年3月，波兰签署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军购协议，从美国采购价值47.5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同时，波兰计划花费2018年军费的1/6即20亿美元打造一个大型军事基地，并邀请美军永久驻扎。虽然这一计划尚未付诸实践，但波兰与美国的军购和军事合作从未间断。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与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仍然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增加在波兰的驻军，从目前的4500人增加到至少5500人。同时，美国将在波兰部署陆军第五军司令部的前沿指挥所，而北约东翼部队指挥中心也将设在波兰。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波兰认定现有的安全机制尚不足以保障其国家安全，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在波兰的轮换驻军改为永久驻扎，就可以使波兰与北约战车绑定得更加紧密，降低其遭受俄罗斯攻击的风险。为达成这一目标，波兰不断强化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也不惜在能源等其他领域向美国做出重要的让步。在美国向欧洲国家兜售页岩油气的过程中，波兰主动表示了采购美国天然气的意愿。2017年6月，第一艘满载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船只在波兰靠岸，宣告美国天然气正式进入中东欧市场。2019年6月，波美双方签署了关于美国向波兰供应价值80亿美元液化天然气的协议。9月，波美两国签署5G安全合作声明，以加强双方在信息互联网领域的合作。在欧盟与美国之间面临重要分歧时，波兰也更多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边。在2018年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波兰外交部长恰普托维奇公开表示，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威胁的看法与德国不同，在面临俄罗斯威胁的情况下，只有美国才能保证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安全。而在马克龙抛出北约“脑死亡”言论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公开表示，马克龙的言论与事实不符。美国与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德法却并未履行承诺，将其军费提升到GDP的2%。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欧盟理应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在今日的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波兰已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罗马尼亚虽然不与俄罗斯接壤，但双方同处黑海沿岸。罗马尼亚又与乌克兰相邻。因此从地缘位置上看，罗马尼亚同样能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巨大军事压力。历史上，沙皇俄国曾在巴尔干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过程中提供过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但以斯拉夫民族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俄国更多关注的是斯拉夫诸族或斯拉夫化的其他民族。而罗马尼亚人的祖先是达契亚人。在被罗马帝国征服后，达契亚人与罗马人共居融合，形成了现在的罗马尼亚民族，罗马尼亚语属于拉丁语系。在漫长的历史中，罗马尼亚一直是斯拉夫海洋中的拉丁文化前哨，也与西欧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特殊的情感。因此去除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时代，罗马尼亚与俄罗斯之间并没有像俄波之间一样的过多恩怨。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罗马尼亚也希望借助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与波兰的孤注一掷不同，罗马尼亚并不愿意以牺牲与欧盟的关系为代价换取军事上的保障，而是坚持既亲美又亲欧的战略选择。在乌克兰危机后，罗马尼亚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威胁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并不断加强与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作为对北约增兵东南欧、美国在罗境内部署反导系统的回应，罗马尼亚也积极参与到北约的军事行动中。在北约增兵波罗的海的过程中，罗马尼亚参与了驻波兰营的组建工作。对于北约在罗境内设立东南欧指挥部与多国部队，罗马尼亚不仅持欢迎态度，还提供了多国部队的大部分兵源。在过去数年里，北约在罗马尼亚境内举办了多场军事演习，包括“2016达契亚山猫”演习、“2017·高贵跳跃”演习第二阶段、“军刀卫士2019”演习和“快速反应2019”空降演习等。2019年4月，罗马尼亚主办的北约“海上盾牌”军事演习在其境内开启，来自保加利亚、加拿大与希腊等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士兵参加了演习。演习期间，俄罗斯黑海舰队也在黑海进行了例行演习，以向罗方施压。但罗马尼亚政府的立场并没有因此动摇。在《罗马尼亚2020—2024年国防战略规划》中，罗马尼亚依然认定俄罗斯对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建议美国和北约继续增加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在对欧关系上，罗马尼亚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罗马尼亚民众对于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认同度也远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虽然申请加入申根区与欧元区的动议被数次推迟，但罗马尼亚仍然在努力达成欧盟设立的标准，以实现进入申根区与欧元区的目标。在多个重要场合，罗马尼亚政要都强调，罗马尼亚已经满足加入申根区的所有要求，加入申根区只是时间问题，同时罗马尼亚将持续推进改革，直至达成加入欧元区的目标。除积极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外，罗马尼亚也在欧盟事务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2019年上半年，罗马尼亚担任了欧盟的轮值主席国。以打造一个更加凝聚、更加安全，拥有更强全球行动力与共同价值的欧洲为目标，罗马尼亚在欧盟财务框架、边境安全、二氧化碳排放和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工作成绩也得到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称赞。在美欧裂痕不断扩大，分歧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罗马尼亚依然维持了既亲美又亲欧的战略选择，这与波兰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中东欧国家中，塞尔维亚的情况相对特殊。一方面，俄罗斯与塞尔维亚同属斯拉夫民族，存在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两国同属东正教文明圈，存在宗教亲近感；在军事上，俄罗斯帝国数次以“保护者”的身份在塞尔维亚土地上征战。这些历史记忆构成了两国关系延续与发展的传统基因。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曾与塞尔维亚及其前身在南斯拉夫内战、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过争执甚至冲突，被北约轰炸的经历更成为塞尔维亚民众的惨痛回忆。时至今日，塞国政府与民众依然对加入北约持否定态度，而更愿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在俄塞建交180周年等多个重要的场合，塞尔维亚的政要都表示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的合作具有战略性，塞尔维亚将坚定维护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不会跟随西方制裁俄罗斯。在多数中东欧国家将俄罗斯视为重大安全威胁的背景下，塞尔维亚反而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近年来，俄塞两国的高层互动十分频繁，各种联合军演也从不间断。在军事技术援助框架下，俄罗斯向塞尔维亚提供了多种武器装备，双方也签订了包括坦克、装甲战车、防空导弹系统与战斗机等多项军购合同。2019年1月，俄总统普京到访塞尔维亚。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20余项合作协议，其中强化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依然是协议中的重要内容。在军演方面，2014年11月，俄塞两国在塞尔维亚境内举行了首次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次年，双方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由此，俄塞之间的联合军演不断机制化，两国每年都举行“斯拉夫兄弟会”联合演习、БАРС空军军演等活动。在2019年的“斯拉夫盾牌”军事演习第二阶段中，装备S-400防空导弹系统和“铠甲-S”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的俄军更首次出现在国外的军事演习中。

在马其顿正式加入北约后，塞尔维亚和波黑成为仅有的两个尚未入约的中东欧国家。为实现北约对这一地区的全覆盖，北约和美国一直试图改变塞尔维亚的军事中立和在俄美欧之间游移的外交立场。而以外交平衡为导向，塞尔维亚也在有限度地改善与北约和美国的关系。2016年2月，塞尔维亚政府与北约保障供给局签署协议，塞尔维亚议会也批准了有关授予北约代表外交豁免权以及在塞尔维亚境内提供后勤支持的文件。同月，贝尔格莱德至纽约的航线正式开通，这是24年来两国间的首条直航航线。数月后，美国时任副总统拜登访问塞尔维亚，明确表示支持塞尔维亚的入盟愿景以及与科索沃关系的正常化。近年来，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关系日渐紧张，双方矛盾不断。与欧盟一道，美国多次呼吁科索沃取消对塞加征关税，并以实施制裁向科方施压。2019年10月，特朗普任命驻德国大使格伦内尔为塞科谈判特使。在美国和欧盟的斡旋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举行了关于失踪人员和经济合作等问题的多轮对话，双方于2020年9月签署了经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同意修建连接双方的公路、铁路。虽然塞尔维亚与北约和美国的合作日益增多，但因为过去的战争记忆，塞尔维亚与北约和美国的关系仍然十分微妙。塞尔维亚虽在单个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的框架内与北约展开合作，但同时还与俄罗斯保持着战略伙伴关系，且是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观察员国。在武器采购与军事演练等方面，塞尔维亚也更加靠近俄罗斯，而非北约和美国。可以说，面对各方军事安全力量，波兰、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做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而这三种选择也近乎代表了中东欧国家所有可能的选项。考虑到俄美欧在这一地区的竞争与博弈仍将持续，中东欧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将很难趋向统一，反而会呈现更加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征。

总之，乌克兰危机并未改变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地区安全的基本逻辑，外部因素一直是影响中东欧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在外部环境相对友好的情况下，中东欧地区可以维持基本的安全与稳定。但当外部环境与大国关系发生变化时，中东欧安全形势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面对重大的外部威胁，中东欧国家需要做出回应。但因为地理位置与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差异，中东欧国家对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有着不同的解读，也因此选择了多样化的安全战略。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5期

原文链接：http://elsxk.hlju.edu.cn/info/1158/27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