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邱强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中心研究员、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

欧洲的群体免疫模式与集体禁足防疫模式

欧洲的防疫有两种极端的模式非常突出。一种是群体免疫模式，另一种是集体禁足防疫模式。

一、群体免疫模式

群体免疫模式典型代表为英国和瑞典。英国是最早提出者，瑞典是积极追随者。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认为，如果绝大多数人感染这种病毒后能够建立群体免疫力，那么更多的人就会因此而受益。“这样我们就能够减少传播，同时保护那些脆弱的群体。”“但这个绝大多数的比例至少需要英国境内60%的人群感染上新冠病毒，这样才能获取群体免疫力，今后不受这种疾病困扰。”

1.英国的群体免疫的举措

英国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让人们照常生活，该工作的工作，该上学的上学，逛街、聚会一个都不落。甚至未取消大规模集会，也没有关停学校。政府认为，取消大规模集会是“最不有效”的措施之一，这只会让英国的最高病例数“减少5%”。此外，英国不再给轻症病人检测。政府建议所有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的人居家隔离7天，症状不严重的人不要拨打英国的111医疗咨询电话，除非症状出现恶化。

如果按照英国政府当时的策略，约有4000万英国人要被病毒感染，按最低预估1%的死亡率算，意味着至少40万人将因此丧命。

此前也有报道指出，英国在3月初就做好了最坏打算，可能会有50万英国民众因此死亡。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英国就会将海德公园改建成太平间。

2.英国群体免疫的后果

群体免疫的直接后果是英国大量的感染，就连查尔斯王子和英国首相都感染了新冠病毒。虽然英国后来改弦易辙，采取了从严的防疫政策，但到5月5日止，全英国累计已有29427人病亡，英国的死亡人数超过意大利，位列欧洲第一，在全世界范围内则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英国的群体免疫政策遭到了国内外广泛的批评。3月14日，229名来自英国各大学的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现行防控策略将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造成额外压力，并致“远超必要数量的生命面临危险境地” 。公开信的联署者同时对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让感染扩散以造成群体免疫”的言论提出批评。

英国议会请愿网站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3月14日上午，已有超过1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字，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阻止疫情蔓延。请愿书说，英国有必要效仿意大利，限制一切非必要的市镇间人员流动，同时限制大型集会。按照英国相关规定，一旦请愿人数超过10万，议会就应考虑对相关议题进行辩论。

根据世卫组织官员最新公布的3.4%全球病死率计算，即1.36万人将可能在这场“试验”中死亡。

“英国以拖延手段来达到群体免疫上升来终止新冠病毒流行，是非常被动的选择，其结果可能是今天的意大利，从新冠病毒的高致死率来考虑，这个策略是不人道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这样评价道。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宁毅说：“英国准备了一个剧本，但病毒万一不按剧本演怎么办，这是大家现在担心的。”

在国内外广泛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开始松口，英国政府已于3月15日发表声明，称这并不是一项政策，只是一种“科学理念”。特别是在英国首相约翰逊和王储查尔斯王子确诊之后，英国外交大臣、代理首相拉布迅速宣布实施“封国”举措，并将封锁措施延长到5月中旬，对于群体免疫也已经只字不提了。

3.英国实施群体免疫的原因

第一，因为前期对防疫的忽视，错过了最佳的防疫时间窗口，陷入被动局面。在中国出现疫情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新冠疫情只会让黄种人感染，不会感染白种人，不对防疫做任何准备，从而白白浪费两个月的时间，导致疫情突然在本国广泛蔓延时惊慌失措，干脆破罐子破摔，采取群体免疫的不作为行为。

第二，基于对新冠疫情的不了解。欧美国家普遍认为新冠肺炎像流感一样，难以防范，死亡率不高，并且被传染以后会形成抗体。在早期欧美的新冠感染者普遍被当作流感治疗。但事实上，新冠肺炎比流感严重得多，传染速度远远超过流感。死亡率更是大大超过流感。据张文宏教授统计，新冠肺炎的重症率为15%，其中危重死亡率大概3%，而12%的重症患者需要依赖呼吸机，如果医疗设备被挤兑，呼吸机缺乏的话，这12%的重症患者就会转化为危重患者，导致最后死亡，死亡率大幅度提高。如果预防及时的话就可以降低这些危重和重症病人的比重。至于感染后是否会形成抗体，现在还很难确定。至少有两类人即便感染过也没有形成抗体。一类是无症状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核酸检测呈现阳性，但并没有形成抗体，会对他人造成感染；第二类是复阳者，即患者感染新冠病毒治愈出院以后又呈现阳性。据欧美统计，前者多达60%，又据广东对出院患者的跟踪，发现后者占出院总人数的比重高达15%。

第三，受欧美人群的自由散漫习性影响，如果突然采取严厉的禁足措施，必然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看看意大利封城开始时民众的游行和示威，以及当前美国各州的民众集会抗议就不难发现，如果英国一开始就采取严厉的禁足措施必定会遭到社会的强力反对。但英国反其道行之，宣布实施群体免疫模式，对民众形成巨大的威慑，结果后来采取严厉的措施时效果特别好，几乎没有任何阻力。

第四，对于经济发展的考量。如果采取严厉的禁足行为必定导致经济停摆，这样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困难，社会治安问题严重等。疫情已经是天灾，疫情导致的经济崩溃则会成为次生灾难。这对于刚刚摆脱脱欧困境的新内阁和新首相来说，会承受的压力较大。

4.英国群体免疫模式的积极追随者瑞典

瑞典政府一直在这场疫情中坚持所谓的“瑞典路线”：酒吧继续营业、学校依然上课，甚至滑雪场也仍然开放，这与纷纷出台禁足令、社交限制令的欧洲邻国形成鲜明对比。

德媒称，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既不停课、更不禁足的瑞典，可谓是欧洲国家中的“异类”。

即便在三月底，瑞典卫生局现任首席流行病学家蒂格内尔依然只是“建议”出现症状的民众留在家中，当局仅仅禁止了规模超过500人的公共活动。

瑞典3月12日宣布，决定停止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统计，该国也将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

瑞典之所以采取群体免疫的模式，除了与上述英国的考量有共性之外，还存在下面两个自身的特殊原因。

第一，瑞典专家认为疫情传播不可避免，只能减缓疫情的速度，不能立即消灭。面对专家以及一线医护人员的批评，蒂格内尔甚至声称，疫情就像森林火灾，只要减缓火势蔓延的速度，那么火灾最后就会自行熄灭。

第二，瑞典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会负担沉重，有通过群体免疫模式甩包袱的嫌疑。瑞典总人口530万人，老龄化率为25.21%，居世界第十位。超高的老龄化率近年来已经成为瑞典政府沉重的负担。据统计，瑞典是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51.9％，但瑞典政府每年在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上的支出也占到了GDP的46％。同时，人口老龄化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将直接影响税收收入，使社会福利体系失去支撑，瑞典政府对此却束手无策，历届政府也只是在延迟退休上做文章，并不敢提出削减福利的政策。此次新冠疫情对于老年人的伤害最大，特别是抵抗力低、有其他基础性疾病的人死亡率最高，目前并不清楚瑞典统计的死亡人数的年龄区间，但是援引其他国家的数据，老年人占7成左右，瑞典100多万老人将直接面临威胁。

瑞典群体免疫的结果就是瑞典现在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比美国还高，几乎是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邻国的6倍。瑞典死于冠状病毒的总人数接近2500人。

二、全民集体禁足防疫模式

全民集体禁足防疫模式的典型国家包括意大利和北欧的挪威和芬兰。

1. 意大利的集体禁足措施

意大利是最早封城的欧洲国家。意大利总理孔特3月9日晚宣布，为避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自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措施。举国“封城”，在意大利国家历史上绝无仅有，在欧洲乃至世界防疫史上也极其罕见。按照禁令，除可证明的工作、健康和紧急需求等特殊原因，全国范围内，民众不得擅自离开所在地。此外，自10日起，暂停包括意甲联赛在内的全国所有体育赛事，学校停课时间延长到4月初。

2.意大利采取全民禁足的原因

意大利是欧洲疫情传播得比较早的国家。如再不采取严厉措施，医疗体系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在疫情初期人们没有任何防范措施，意大利人是个非常重视礼节和社交生活的民族，人们见面时习惯拥抱、贴面，加之，意大利人特别喜欢爱看足球比赛，从而导致疫情扩散得非常快，已超过意大利医疗系统所能承载的最高负荷。短短18天，意大利确诊病例就从2月21日的17例激增至3月9日的近万例。尽管意大利的医疗体系与许多国家相比并不差，但面对严峻疫情，其医疗资源已告急，重症监护设备等出现短缺。

即便意大利采取了全民禁足的措施，但还是遭受到疫情的沉重打击。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5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当天新增确诊病例1401例，累计确诊215858例;新增死亡病例274例，累计死亡29958例。

3.全民禁足无法阻挡意大利高死亡率的原因

第一，意大利是全球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60岁以上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28.6%，65岁以上人口则达到总人口的22.4%。因为年龄的原因，很多老年人基本都会患有各类常见的老年疾病。意大利卫生部不久前公布的一项针对2000余名死亡病患的统计研究发现，99%的死者生前都有各类基础疾病，没有基础疾病的死者只有3人。

第二，新冠病毒会导致很多人是无症状患者，由于意大利人不习惯戴口罩，令很多传染在不知不觉中就迅速蔓延开来。待显露出比较严重的症状再到医院就医，就已经来不及的。在早期的新闻中，我们发现意大利人大多数人是不戴口罩的，戴口罩的人还会遭到周围的人的围攻，少数戴口罩的人中还存在戴口罩方式不正确的现象，将鼻子露在外面。

第三，爆发“医疗挤兑”，重症患者缺少呼吸机。在疫情发生前，6000万人口的意大利总共只有5300张配备有呼吸机的重症病床，而8000万人口的德国却配备有2.8万张。自疫情在意大利爆发后，不断有意大利一线医护人员抱怨呼吸机不够。

第四，全国上下对待全民禁足模式分歧严重，导致禁足效果大打折扣。意大利政坛多党派共存，中央与地方、南北地域间存在差异和矛盾。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推动政策完整顺利落实，对意大利政府是不小考验。一些当地舆论质疑政府是否有足够人力执行相关管控措施，一些反对党人士则公开表达对政府作为的不满，各地民众集中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禁足规定。

4.全民禁足模式的追随者芬兰

随着疫情的出现，芬兰政府宣布中小学停课，并将上课改为在家里进行远程教学，芬兰的教师在24小时内将整个教学模式从线下转换为线上，仅仅用了一天时间，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就完成了全套转变过程。

此外，政府将抗疫隔离措施从原计划的4月13日延长至5月13日，全国范围内禁止10人以上的集会。

目前这些政策对芬兰人来说并没有非常大的影响，芬兰人本就十分的自律，也十分支持政府的各项举措。通过严厉防疫措施，芬兰的疫情基本控制住了，死亡人数较少。当地时间5月8日，芬兰累计新增6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5738例，全国累计死亡病例260例。

5.全民禁足模式后来居上的典范挪威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北欧地区的快速蔓延，挪威政府采取了积极有力的应对措施，努力降低病毒的传播速度，保护民众健康。挪威政府自3月12日起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用以抑制新冠肺炎的蔓延。例如，立即关闭包括幼儿园、小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机构，直至4月13日；规定户外不得聚集5人以上；室内包括工作单位及商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须保持2米以上；请求所有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禁止所有文化、体育活动，关闭所有健身房，游泳池，足球场及游乐场等；关闭国境，严格检查所有入境人员，驱逐没有居留权的人士；关闭所有餐厅及酒吧，提供堂食的场所要确保客人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首都奥斯陆全面禁止酒精饮料的服务；鼓励民众如非必要，避免乘坐公共交通；禁止民众搬去小木屋居住。挪威还颁布了严格的惩罚措施，违反国家或市级预防新冠肺炎感染禁令的人，最高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通过严厉的防疫措施，挪威的疫情控制得还是比较好。据挪威《晚邮报》称，截至到当地时间9日19时，挪威新增2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国累计确诊8084例，累计死亡218例。

刘海云博士（河北经贸大学中东欧商务研修学院副院长、塞尔维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路理事）：

纵观全世界包括欧洲，抗击疫情的方式无非是三种模式：一种是群体免疫模式，即以人体自我免疫为主对抗疫情，比如英国；一种是休克抗疫模式，即疫区封城，全国范围停摆，小区封锁，以中国为代表；还有一种温和的抗疫模式，即介于两者之间，对发现疫情的患者严格隔离，其他人生活工作基本不受影响，新加坡、日本、韩国基本属于这种模式。欧洲各国的抗疫模式基本上也遵循这三种模式，英国在疫情的早期采用的群体免疫模式，后期防控升级，采用了较严厉的隔离模式；瑞典比较接近于第三种，采用温和的抗疫模式；中东欧国家如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家一般多学习中国经验采用休克抗疫模式。对这些抗疫模式的优劣判断，我想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判断抗疫模式的优劣，要考虑该模式是在疫情发展的何种阶段下实施的。如果疫情发现在早期，不论是温和抗疫模式还是休克抗疫模式都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做到早发现早诊治早隔离。英国之所以采用所谓的群体抗疫模式是在错过了最早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后不得已的选择，并非主动选择；后期逐渐加强管理，防控升级，就是对群体免疫模式的纠正。但是因为错过了防控的有利时机，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所以，模式没有好坏，早发现早诊治早隔离才是王道。

判断抗疫模式的优劣，要综合考量判断的标准。不计代价不惜成本采用休克抗疫模式能够短期取得抗疫的胜利，但是对长期来看是不可取的；如果片面考虑正常生活秩序和抗疫成本，不采取有效措施，以牺牲民众的生命为代价更是不可取的。所以最佳的抗疫模式应该是选择抗疫成本和民众生命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如果新冠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那么温和的抗疫模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可以兼顾抗疫、生产和生活。目前欧洲很多国家一方面抗击疫情，一方面重启经济，就是基于以上综合因素考虑的结果。

选择哪一种抗疫模式也跟各国国情和文化有关。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具有较高行政动员能力的国家，采用严格管控的休克抗疫模式可以取得较好效果。另一个是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民众比较习惯于服从权威，所以全国停摆时，大家安静地坐在家里，等待解禁。而同样采用休克抗疫疗法的意大利，虽然在3月11日政府宣布了全国“封城”，但事实上意大利的封城仅仅是形似而已。意大利外面是封了，里面的热闹不减，甚至于有反对封城的集会、游行。所以采用哪一种抗疫模式要结合各国国情和文化。没有哪一种抗疫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

各国抗疫模式的选择也跟各国所处的抗疫阶段不同，应视疫情情况予以调整。如塞尔维亚在疫情关键时间，采用了严苛的休克式抗疫模式，学校停课，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防控不断升级；从4月17号以后，严苛的防控措施取得成功之后，塞尔维亚开始不断放松管控，学校有序复课，商店有序开放，并开启51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所以，适合本国本阶段的抗疫模式才是最佳的最成功的抗疫模式。

鞠维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室副主任）：

中东欧国家如何看待来自中国的援助

自今年3月欧洲的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到中东欧国家之后，面对这场全球性危机，中东欧国家也普遍出现了缺乏防疫医疗物资，对新冠肺炎病毒不了解，防疫和治疗经验不足等问题。中国作为经受了疫情打击且取得了抗击疫情阶段性胜利的国家，从全球的大局出发，胸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在中东欧国家爆发疫情后立即给予了各种援助，包括捐赠防疫物资、联系医疗物资供货渠道、分享抗疫防疫信息以及直接派遣医疗专家小组等。中东欧国家内部对于来自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中东欧国家政府的反应较为积极，部分媒体、在野党、智库存在负面观点。中东欧国家政府对于中国的援助都给予了积极反应，赞扬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疫情爆发后迅速给予回应并付诸行动。比如塞尔维亚政府及政要多次用“兄弟般”、“钢铁般”等词汇来形容疫情下的中塞友谊。再如中国与捷克关系因为“5G技术问题”、“布拉格-北京友城断交”、“议会代表访台”等陷入低潮，但在中国积极迅速向捷克提供抗疫帮助后，两国政府间关系改善不少。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一些媒体、智库机构以及部分在野党，指责中国的援助“别有用心”，旨在对中东欧发动“外交宣传”，同时攻击中国的医疗物资存在质量问题。

第二，中东欧媒体和智库认为中国直接捐赠给中东欧国家的医疗物资有限，大部分物资是本国购买的。他们认为中国方面在宣传中过分强调了“捐赠”，而忽视了大部分医疗物资是通过购买方式获得的，同时暗示中国利用医疗物资的出口获利颇丰。

第三，对中国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组织等在中东欧国家进行的抗疫支援活动有着复杂的看法。一方面，上述机构和组织在中东欧国家发生疫情后，积极投身所在国的抗疫行动，捐赠防疫医疗物资，搭建医疗物资和信息渠道，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让中东欧国家民众切身感受到了中国“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愿望和态度，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有些评论把中方机构组织的善举与“外交宣传攻势”联系起来，总是在分析中方机构的行动背后有着某种“战略企图和目的”。

针对上述观点，一方面要了解问题本质，同时要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

首先，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界、民众、主流媒体及知识界人士，对中国给予中东欧国家的支援和帮助心存感激的，质疑甚至批评中国援助的声音仍是少数。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抗疫支持，无论从道义层面还是具体行动上来说都是无可指摘的，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在制造舆论话题。提出负面观点的媒体或者智库，有些背后受到美国的支持和影响，对华戴有“意识形态”眼镜，中方所做的任何事情在他们看来都是错误和应该批评的。另外有些人往往从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对外抗疫援助，他们只看中国援助中东欧抗疫能获得何种地缘战略利益，把国际合作对抗疫情的初衷完全置于现实利益基础上，以这种观点分析问题肯定是不正确的。

其次，从数量上看，中东欧国家从中国获得的捐赠物资确实远远少于其购买的物资。但是，一方面中方的捐助体现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开展国际合作战胜疫情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在中东欧国家最艰难的时候给予的捐赠，这其中的价值难以估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防疫医疗物资，无论是从市场价格、质量标准及供应商资质等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监督和管理，中国出口的医疗物资的质量有保证，价格有限制。如果没有中国政府上述措施，完全任由市场来决定价格，那么中东欧国家从中国获得防疫物资的代价将会高得多。

最后，中国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组织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值得称赞。他们在所在国积极开展各种抗疫行动，就企业来说体现出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今后在所在国形象的提升；就华人华侨组织来说进一步做好了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有利于当地民众对华人华侨接纳度和好感度的提升；中国驻外使馆贡献更为突出，站在了国际合作抗疫的第一线，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乔治·佐戈普洛斯博士（George N. Tzogopoulos，法国尼斯欧洲大学讲师，希腊德谟克里特大学讲师，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助理研究员）：

COVID-19背景下的世界与中国

在21世纪，研究中国的发展对西方学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美两国之间分歧的复杂性需谨慎处理。因为潜在的对抗将给两国乃至世界带来负面影响，领导力仍然是成功的关键。自2017年初以来，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也加剧了人们对国际稳定面临严重风险的担忧。例如，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看来，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COVID-19的爆发，与其说促进了中美合作，不如说是强化了先前存在的趋势。尽管中美仍有可能进行合作并避免相互怀疑，但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设想能够实现战略上的独立，以及发挥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并维护多边主义原则。

从SARS到COVID-19

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解除了对北京的旅行警告，此前世卫组织建议人们推迟到北京的旅行以最大程度地减少SARS的国际传播。北京是世界上最后解除旅行警告的地区。随后的问题是，SARS如何不会复发，将来也不会重蹈覆辙。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预防疾病传播以改善公共卫生服务的改革措施。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在面对艾滋病时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也促进旨在改善城乡失衡、消除贫困的“协调发展”，在联合国的指导方针下为创公民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于2016年公布了以创新、科学发展、公正和公平为基础的《健康中国2030》蓝图，体现了中国对落实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兴趣。中国依靠多边主义，与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国开展合作，承担全球卫生治理责任，为抗击国际疾病作出贡献。例如，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国提供了经济和技术援助，并派出医学专家。此外，中国加入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旨在增强各国预防、发现和应对传染病威胁的能力。2016年，中国与WHO签署了《2016-2020年国家合作战略》，确定了双方在卫生政策、规划、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

中国对世界卫生事业的贡献也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相连。2016年6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发表演讲，强调要深化医疗卫生合作、加强在传染病预警、感染防控、医疗救助、传统医药等领域的合作。他提议修建一条促进健康的丝绸之路。2017年1月18日，WHO同意共同践行以卫生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倡议。当时的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与习主席共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2017年8月，WHO新任总干事谭德塞在北京发表演讲，表达了对中国“远见卓识”的关切。

尽管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进展，但2019年12月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一种新疾病，唤起了人们的回忆。中国确定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该病毒于1月7日被分离出来。2020年1月12日，中国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以供各国用于开发特定的诊断试剂盒。11天后，即1月23日，武汉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控制病毒的传播。中国政府在几天内就建造了医院，并使用新技术追踪受感染的人并隔离感染的公民。该病毒在几周后得到了控制，中国开始详细阐述如何预防第二波疫情高峰。

COVID-19的爆发暴露了中国在武汉封锁之前预防和管理能力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敦促解决这一缺陷，这些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反应迟缓，未能充分披露情况的严重性。据估计，在武汉隔离前，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西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李文亮医生的事件上，李文亮曾试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冠状病毒致命的信息，但遭到武汉当地警方的谴责，后来死亡。中国媒体也报道了这位已故医生的情况。

不同的叙述

公众对COVID-19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已政治化，这也体现了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尽管中美两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合作有所加强，例如在应对埃博拉危机方面的合作，但19国合作是“非典”的结果之一，而当前这场大流行的情况并非如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冠状病毒描述为引起北京愤怒的“中国病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他的个人账户上发推文称，可能是美国军队在2019年10月将病毒带到武汉。对此，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这一言论表示抗议。几周后，崔天凯大使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两国之间就这一疾病存在“不愉快的谈话”，并呼吁加强合作。3月26日，在G20视频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将合作控制该病毒。

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不同，欧盟更倾向于表现较为温和的一面，这反映出欧盟有意发挥积极作用。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谈到了“全球叙事之战”，并坚持全球解决方案的必要性，而欧洲“处于战斗的中心”。与此同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为西方民主进行了辩护，避免将不同的治理模式与据称成功的疫情管理联系起来，并表达了与中国合作的信心。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避免参与有关中国的公开辩论，并于3月25日与中国主席的电话中表示在病毒方面将进行密切合作。德国外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批评了中国和美国对COVID-19的反应，称两种举措都不能成为欧洲的模式。

在大流行期间，西方国家向中国提供的医疗援助，以及中国向西方国家提供的医疗援助，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第一阶段是相对不被注意的，而且仅限于中国政府的承认，而第二阶段则是在公众话语中被审视的。美国、英国以及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几个欧盟国家收到了中国提供的医疗设备。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展示团结来修复其国际形象。一些国家的政府抱怨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美国和欧盟(EU)都对所谓的虚假信息进行了分析。尽管存在批评，但从中国运来的医疗设备在全球抗疫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在接受中国捐赠者提供的呼吸机时表示，这能带来“显著的不同”。同样，欧盟委员会总统冯德莱恩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指出欧盟在2月份也已经向中国运送过56吨设备。

寻求多边主义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COVID-19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随着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中引入新准则，不确定性将逐渐加剧。与此同时，中国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且中国坚持多边主义这一重要的原则。有些学者已经看到，中国正在迅速而熟练地利用美国错误造成的开放，填补真空，将自己定位为全球领导者。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断言，华盛顿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他在一份相关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以应对大流行。这一声明在困难时期有助于维系美国人的自豪感，但对多边主义的蔑视仍然是个问题。特朗普宣布停止对WHO的资助证实了这一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Guterres）、中国、欧盟和俄罗斯对美国这一决定提出了批评。

2020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至关重要。目前中国并没有兴趣领导或挑战美国，因为中国仍专注于国内经济问题。中国的总体政策反映其愿意保持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现状，并使之具有中国特色。问题在于在华盛顿破坏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时，中国是否会与欧盟等其它大国走得更近。为了在国际事务中寻求自主，欧盟可能会通过扩大在卫生领域的关系，与中国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与美国相反，欧盟决心依赖WHO。今年1月，欧盟也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没有禁止采用华为的5G技术。作为稳定的支柱，欧盟偶尔需要在美中之间导航，并在世界事务中寻求多边主义。更多的乐观主义者和欧洲梦的信仰者可以设想欧洲在促进中美对话方面的调解行动。

结论

只要COVID-19的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对未来的预测就为时过早。中国稳定和连续性的经济增长被持续的大流行逆转，产生了风险。尽管中国政府已立即采取措施，通过使用财政和货币工具来支持经济，但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尚无法评估。此外，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的实现也可能面临一些短期和中期的融资风险和延误。同时，供应链也会有一些变化。跨国公司可能重新考虑它们对中国的依赖，并为它们的生产基地寻找替代选择。例如，日本正在拨出一些资金，帮助日本企业转移生产基地。甚至在COVID-19危机之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对“美国优先”政策采取类似的做法。

2018年12月，麦肯锡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有所减少，而世界对中国的投资有所增加。无论是否存在西方脱离中国的可能，中国正在为最糟糕的所谓“脱钩”做准备。尽管中国政府将(根据新的外国投资法)促进更开放、更友好的商业环境，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赖于几乎所有产品都能自给自足的供应链，以及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下一步将采用原有的商业战略，同时在大流行期间开始形成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一个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全球化时代，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5G等方面技术先进的国家将占据上风。

中国正在进入装备精良的新时代，但也处于风暴的中心。

马骏驰（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新瓶装旧酒的匈牙利模式

欧尔班自2010年上台以来，其执政理念和特点十分鲜明。首先是“非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欧尔班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已经无法应对当前挑战，也无法增加公民的财产，更无法让匈牙利人民免于负债。匈牙利正在通过民族来建立一个国家，而不是通过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次是“拯救匈牙利于水火之中”的话语模式。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等相继成为欧尔班政府的宣传工具。借助这种话语模式，欧尔班大力抨击此前两届左翼社会党政府的无能，突出自己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再次是马扎尔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匈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国家干预主义式的经济政策，限制外资；针对家庭部门相继推出了各类补贴和优惠政策；加强与海外匈牙利人的联系等。上述特点在此次防疫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新瓶装旧酒”。

首先，欧尔班政府根据授权法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的决定，再次引发了关于匈牙利民主法治倒退的巨大争论。3月30日，匈牙利议会通过关于疫情防治的2020年第12号法律，同意政府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的有效期。政府于次日宣布无限期延长紧急状态，直至政府宣布结束为止。欧洲议会等欧盟机构相继公开质疑匈政府无限期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的决定。在匈议会尚未通过授权法前，欧洲议会的公民自由委员会在3月24日表示，匈政府企图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的有效期并修改相关法律。虽然在疫情期间成员国需采取必要的措施，但应确保不损害基本权利、法治和民主原则。欧委会需评估匈议会即将出台的授权法是否违反了欧盟条约第二条。4月17日，欧洲议会再次通过一项关于匈牙利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议员们严重关切匈牙利政府无限期延长紧急状态的决定。不过，欧盟内部的观点不一。根据德国新闻网站报道，欧委会内部调查结果认为，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匈牙利违反了民主原则。

其次，欧尔班政府将疫情描述为新一轮危机，即病毒危机、难民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混合体。欧尔班表示，当前毫无疑问是一场双线战争。一面是难民，一面是病毒。病毒的传播手段之一是人群的流动，而难民正是人群的流动。所以两者是有联系的。因此，这是一个军事计划，一个战争状态，而不是一个和平时期。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匈政府开始突出反对派的无能。欧尔班在提及延长紧急状态的法案时表示，现在议会需要的是勇士，要勇于做出决策。反对派要自始至终地做出那些能够帮助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决策。

再次，欧尔班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救助家庭和海外匈牙利人的防疫及经济措施。例如，欧尔班曾在议会辩论时表示，失业者将会领取到为期三个月的救济金。三个月过后，他（她）将从国家或雇主处得到一份工作。从市场得不到工作的人，将会从国家得到工作。政府只有这一套方案，没有备选。所有因疫情而失去工作的人，都将得到工作。在援助他国方面，匈政府主要援助了那些有海外匈牙利人的国家，例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特兰斯瓦尼亚地区、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州等。匈外长西雅尔多·彼得（Szijjártó Péter）表示，海外匈牙利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每一个海外匈人的团体都联系了匈牙利政府。匈政府秉承“匈牙利人对匈牙利人负责”的理念，援助了物资。据统计，匈政府总共对海外群体援助了71万个口罩、3.2万套防护服以及20万副手套。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5月8日，希腊发展与投资部副部长帕帕萨纳西斯宣布，自5月11日起，将实施第二轮放宽商业活动限制措施，允许更多零售商店恢复营业。据悉，可以从11日起恢复营业的零售商店经营范围包括：音像制品和设备、纺织品、装修材料、地毯、电器、家具、运动设备、玩具、服装、鞋帽、化妆品和珠宝等。另外，驾校、博彩店、运动和休闲设备租赁店等也允许开门营业。此前一周，书店、体育用品店、花店、眼镜店、理发店、美容院、车辆检测机构已经在5月4日恢复营业。而大型购物中心、咖啡馆、餐厅、酒吧等将从6月1日起重新营业。

捷克

近期在捷克对近27,000人进行了测试后，结果发现COVID-19抗体呈阳性的，仅仅有100多例。其测试结果与早期的预测相去甚远，该预测认为大约27％的人口可能已经感染了该病毒而没有任何症状，并且这一结果排除了在第二波大流行时选择依靠“群体免疫”的可能性。卫生部长亚当·伏伊切赫（Adam Vojtěch）表示，就目前而言，最好的选择是坚持既定路线。“在保护最弱势群体的同时，继续放宽限制是有意义的。鉴于这一结果，我们不再需要担心全国范围内的流行病爆发，现在重要的是将重点放在防范高危地区爆发疫情。”卫生信息与统计研究所所长Ladislav Dušek表示，虽然更高程度的群体免疫是有用的，但结果并非完全出乎意料，这是采取早期预防措施的结果。“国家的集体免疫研究的结果与奥地利非常相似。我们迅速刹车，阻止了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经济部长表示，经济部将会出台救助旅游业的一揽子计划。旅游业由于疫情遭受重创。除了已有措施之外，旅游业公司将会获得额外的贷款和一个短时工作制计划。当前，国家短期补贴失业者直至五月底，而针对旅游业公司，这一政策将会延长四至八个月。总共将会有1600万欧元的贷款对餐馆、住宿行业的企业开放。经济部长还表示，国家将会帮助旅游业。这一行业需要的不仅仅是救助，而是重建以及开发新产品。国家需要保障旅游业的就业，留住高质量的员工，并保住个体户。2021年预计将会出现改善。

保加利亚

5月7日，保加利亚政府批准调整分配4亿列弗（约合2.04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应对COVID-19大流行导致的经济放缓。该计划增加的财政资源将用于紧急措施情况下刺激、发展和加强保加利亚经济。这些资金将用于“临时就业融资计划和确保中小企业的运营资本”。

保政府批准科学研究基金新增240万列弗用于支持COVID-19领域的科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与感染过程有关的流行病学、免疫学遗传载体领域的生物和生物医学研究；用于研制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疗法和预防SARS-CoV2感染的疫苗；开展与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竞赛。

保国家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防治中心宣布，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Bul Bio）于5月7日在全国范围内分发氯喹药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事务的负责人穆塔法奇斯基将军称此举为无可争议的成功，在疫情流行的第一天，保传染病学会就对该药的使用制定了明确的说明。

从埃因霍温（荷兰）、多特蒙德（德国）和伦敦（英国）到保加利亚瓦尔纳机场的大型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已恢复。来自这三个城市的飞机于5月7日晚在瓦尔纳机场降落。飞机抵达后，地区卫生检查局的检查员将远程测量入境旅客的体温。所有入境旅客均应根据要求隔离14天。

斯洛伐克

5月8日以来，斯洛伐克无新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9日斯洛伐克卫生部长表示，开发出新冠病毒疫苗之前，必须继续采取抗击疫情措施，防止其传播仍是人民的主要责任。目前病毒只是受到控制，它仍然在斯洛伐克存在。管制措施的解除和人们的不负责任可能导致病毒再度在人群中爆发。如果人们低估了这种病毒的潜伏性，我们还必须为第二波大流行做好准备。

8日斯政府批准延长与奥地利、捷克共和国、波兰和匈牙利的边境管制，至少延长至5月27日。只有通过选定的过境点和机场才能进入斯洛伐克。斯国有铁路客运公司ZSSK将于5月10日星期日恢复国内运输，火车将按照正常时间表运行。

斯洛伐克进行了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借款，其中包括发行两笔债券，总共获得了40亿欧元借款。该数额应足以弥补今年预计赤字的一半，借款主要从来自外国投资者。

斯洛伐克调查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21.6％的受访者需要表示财务帮助，而73.6％的受访者不需要帮助。41.1％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对财务造成了负面影响，而58.1%的人表示没有感到财务问题。

匈牙利

匈牙利国家首席医疗官表示，确诊病例已经连续四天下降了。现在需要对放松管制措施的地区进行至少为期两周的检测，以确认放松管制措施的效果。在放松了管制措施之后，很多商场等已经开始重新开业。不过，由于长时间未使用热水系统，很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细菌引发疾病。所以需要排空已有的水并进行全面消毒。咖啡馆和餐馆已经可以营业，但是不能接待团体活动。餐馆需要加大餐桌之间的距离，并及时消毒餐具。医疗官还表示，匈人力资源部和德布勒森大学签署了一项协议，宣布联合成立匈牙利疫苗工厂。未来匈牙利可能能够独立生产疫苗。国家疫苗工厂的产品将涵盖免费注射类和自费类。当前药店已经开始售卖FFP1、FFP2和FFP3三种类型的口罩。

黑山

黑山副总理表示，黑山的疫情已经完全得以控制。黑山每天都向疫情结束迈进一步。根据黑山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建议，国家防疫协调小组同意卫生部对相关规定做出修订，以保障人员的出行、黑山医疗机构正常化、宗教的聚集性活动等。政府将在近期拆除临时医院，并储存相关设备。各大城市间的交通将得以恢复，包括公共交通。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希腊

希腊国内生产总值至少20%依赖旅游业。希腊全年经营酒店预计将于6月1日重新开放，季节性酒店预计将在1个月后跟进。但现在的问题是，希腊90%旅游收入来自国际游客，边境开放程度将是希腊旅游业复苏的关键。

目前希腊政府正在考虑签订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以让一些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较小的国家的公民到希腊旅游，这些国家可能包括塞浦路斯、以色列、丹麦、挪威、奥地利、捷克、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曾在受访时表示，他希望有国际标准，或至少是欧洲标准，让所有国家在相同的旅行协议下重启国际旅游。譬如只允许新冠病毒测试阴性者或已有抗体的人士上飞机；旅客抵达希腊后，卫生部门对其测量体温，并且确认其携带的健康证明。

另一方面，鉴于希腊新冠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希腊政府预计将会最早在5月18日，最迟在5月25日取消对希腊国内的旅行限制，允许民众在各省市之间自由往返。与此同时，希腊国内的航班数量将会增加。

捷克

5月8日，捷克举行活动，纪念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总统泽曼、参议院议长米洛什·维斯特拉伊、众议院议长拉德克·冯德拉切克和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也分别敬献了花圈。今年的纪念活动与往年有很大不同。由于冠状病毒的防疫措施，参与者将分别每隔10分钟逐渐到达，在放置花圈并保持一分钟的默哀后离去。由于冠状病毒疫情，整个欧洲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纪念日没有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各国在平静的气氛中庆祝。

波兰

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主席卡钦斯基6日晚发表声明称，由于波兰最高法院“预计将作出决定，使得原定于1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无效”，波兰议会众议院推迟总统选举，众议院议长近日将公布推迟后的总统选举日期。

此前，波兰执政党与在野党在是否在5月10举行总统选举的议题上进行了反复辩论，法律与公正党甚至一度决定将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总统大选。但由于疫情持续，邮寄投票的准备工作未能完成，且出台有关总统选举的法规可能分裂执政联盟，所以法律与公正党最终还是决定推迟总统选举。目前尚不清楚波兰将于何时举行大选。

据波兰媒体民调显示，属执政党结盟的现任总统杜达可望在首轮投票囊括50%以上选票。反对党认为，在因应疫情而采取隔离限制措施的情况下，自由、公平与安全的投票已无可能，因此要求延后举行选举。批评者也指出，疫情期间，民主辩论与竞选活动都不能正常举行，影响了提名人的政策说明。

罗马尼亚

5月8日，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就新冠肺炎疫情发表署名文章《守望相助，共同抗疫》。

近日，中国驻驻罗使馆发言人表示，使馆高度关注罗媒体关于召回中国问题口罩的报道，并同有关进出口商进行了核实。据中国出口商告，他们完全按照合同要求供货，该批FFP2口罩为非医用口罩。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出口产品质量，主管部门已出台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要求有关医疗物资出口企业在向海关报关时，必须提供书面或电子声明，承诺出口产品已经取得中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符合进口国或地区的质量标准要求。中方愿与包括罗在内的国际社会继续加强抗疫合作。

保加利亚

保总理鲍里索夫与意大利总理孔特通电话，双方就两国疫情防控措施、疾病诊治、医疗物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鲍里索夫总理指出，疫情危害整个世界，必须团结一致并采取统一行动以保护人民的健康，战胜疫病。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通过不断相互协助和密切合作，交流成功经验，继续与新冠肺炎病毒作战。除了隔离等防控措施外，减轻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相关工作也应继续进行。鲍里索夫介绍了为应对疫情调整企业迅速转产的有关情况。保公司生产的防护服、防护帽和口罩直接保障一线医务人员，并向北马其顿运送100件防护服。

保旅游分析和评估研究所的专家Rumen Draganov在接受采访时称，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存在一定风险，但保加利亚的旅游业整体稳定。目前，保有5860家酒店在运营。旅游部长已下令限制组团旅游，但不限制个人旅行。由于市场竞争，保47％的酒店计划降低旺季价格。保旅游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采取足够的防疫措施以免因旅客在其宾馆中感染。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