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孔田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是中欧关系的组成部分。目前已发布的所有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联合声明，都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但是，欧盟对“17+1合作”的疑虑并没有消失。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欧洲的担忧，欧洲的媒体舆论称中国对中东欧的援助为“口罩外交”、“慷慨政治”。援助就是援助，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慷慨就是慷慨，与政治无涉。中国的援助解决了有关国家人民的部分需求，体现出了合作抗疫的精神。当然，也应该看到，中东欧国家从中国获得的大部分医疗物资，是通过商业订单的形式实现的。为应对欧盟的疑虑，我们需要保持与有关各方的沟通，遵守欧盟的规范，保持“17+1合作”的公开透明。

“17+1合作”是补充双边关系的多边平台。它的目的不是稀释双边关系。 经过8年的发展，中东欧国家已在中国外交政策的议程之中，中东欧国家在中央和地方层次上的能见度获得很大提高。新冠疫情爆发后，大国之间不仅没有团结，相互之间的信任反而在下降。我们需要在疫情后的新时代和新环境中重新定义“17+1合作”。在新的环境下，我们应当继续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下列领域的合作。

首先，疫情期间，公共卫生合作被放在首位，今后这一合作领域仍然可以继续推进，使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变成常态化的合作。

第二，气候变化。这也是欧盟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我们对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保护自然环境负有同样责任。

第三，互联互通。如何实现欧盟的互联互通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之间的对接仍是一个挑战。中国可以参与欧洲的跨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最近匈牙利已与中方签署了布达佩斯到贝尔格莱德铁路匈牙利段的贷款协议，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

第四，贸易和投资。希望疫情之后中国可以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并增加进口，增加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与西欧相比，我们与中东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不牢固，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中国政府的意愿与企业的意愿之间存在差距。中国已经告别了命令经济，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对外投资，但政府可以为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开拓业务提供便利。

第五，科技合作。应发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科技合作的潜力。21世纪的人类繁荣与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进步。我们应该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推动技术转让，使科学技术造福人类。

 第六，人文交流。我们应当继续推进智库对话、教育合作、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希望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慢慢恢复正常后，人们之间的交流也能够恢复，从而实现正常的国际交流。

蓝庆新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院长助理，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

疫情国际蔓延背景下需加强中国中东欧合作

相较西欧而言，中东欧受疫情影响较小，且呈现逐步控制之势，中东欧各国日新增确诊人数普遍在1000例以下，疫情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比较低，封锁开始逐渐放松。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东欧经济将可能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遭受较大冲击，经济陷于衰退可能性大为增加。一方面，东欧各国普遍依存度比较高，世界上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在100%以上的国家，中东欧国家较多，如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等；西欧是东欧地区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东欧各国的重要出口市场，而受疫情影响西欧的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中东欧国家的出口，从外需方面给中东欧经贸带来影响。另一方面，东欧国家刺激经济恢复的能力较弱，许多中东欧国家财政赤字较大，财政紧张，举债困难，再加上疫情导致许多中东欧国家在外务工人员失业回流，侨汇减少，失业救济压力加大，更使得财政捉襟见肘，难以为经济救援计划提供充足资金。此外，中东欧国家旅游业也由于疫情蔓延受到打击，也影响了中东欧经济增长。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深化中国与中东欧“17+1”合作，在强化与中东欧国家开展疫情联防联控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在中东欧市场的贸易投资开拓力度，保障在中东欧国家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推进，鼓励民营企业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提升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投资伙伴关系，扩大中东欧市场份额，帮助缓解中东欧国家经济困境。雪中送炭更易做到民心相通，通过务实合作和互利共赢增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团结互信，推动“17+1”合作机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典范。

郎加泽仁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理性评论欧洲的抗疫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于3月初在欧洲逐渐蔓延。3月7日，意大利成为最先采取封锁措施的欧洲国家，而其他国家基本上是从3月中旬开始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3月13日，欧洲新增病例数量超过中国，进而成为全球最为严重的疫区。截至3月17日，所有欧洲国家都发现了新冠病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新增病例曲线图，3月中旬至4月中旬，欧洲各国（特别是西、意、法、德）的新冠病例数量呈指数式增长，而这也是欧洲疫情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

4月初，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欧洲版(politico.eu)报道，欧洲疫情难以抑制，原因是欧洲领导人未能正确预判疫情形势，未能听从相关警告与专家意见，未能意识到世界最先进的医疗体系将面临严重超载的风险，也未能认识到实施严格措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该报道将新冠大流行在欧洲的肆意蔓延归咎于欧洲领导人的自满、过度自信、以及准备不足。事实上，此观点说明了欧洲疫情失控的原因所在。病毒爆发之初，亚洲疫情严重，那时欧洲却是旁观者。不曾预料，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移“震地”至欧洲大陆。尽管欧洲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水平和医疗保健体系，欧洲人对此亦是充满信心，但是各国严重低估疫情的严重性、高估或未能判断其医疗体系能同时救治众多患者的能力。因此，当疫情真的在欧洲爆发时，各国在慌乱之中有些手足无措。

经过疫情初期短暂的混乱之后，欧洲各国很快进入了全面抗疫状态。这时，抗疫各项工作变得井然有序，社会上也未出现严重恐慌的情况。成员国是各国抗疫的主要力量，但是在抗疫过程中亦不缺乏欧盟的身影。欧盟领导人在几个优先事项上达成共识，比如，组织撤侨，控制病毒的扩散，确保医疗设备的提供，促进疫苗的研发，出台关于就业、企业、经济的支持政策等。在欧盟的协调之下，成员国在限制旅行措施上取得一致意见。同时，欧盟联合其成员国和企业共同确保全欧防护和医疗物资的充足；组织各国联合采购防护物资，并建立了抗疫物资分发中心，以便在欧盟层面及时匹配物资的供应与需求；联系企业商议更改生产线事宜，以便尽快生产所需物资；提供大量资金，以支持疫苗的研发；提出540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以支持成员国、企业、雇员等。尽管初期各国因力求自保而出现混乱的局面，但是随后多国对意大利提供了援助，包括提供医疗防护物资和设备、接受意大利的患者、派遣专家团队等。除了帮助成员国强化医疗系统、防控病毒蔓延以外，眼下欧盟与其成员国一道联合行动减轻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疫情的爆发引发众多问题的讨论，包括对欧洲民主制度的质疑。事实上，欧洲疫情失控，与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而与准备不足、误判形势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强调防控措施限制自由的说法既是对自由价值观缺乏理性思考的一种解读，也是一种片面的解读。尤其是在各国关闭边境之时，关于欧盟解体和申根区解散的舆论更是不少。这种说法过度强调了物理意义上的自由流动，而忽视了自由价值观真正的内涵。此外，申根区既方便了人员的流通，更方便了病毒的传播。欧洲各国对关闭边境的顾虑加速了疫情在大陆的蔓延。显然，这是欧洲对病毒性质缺乏认识的一种体现。

此外，欧洲疫情的特点之一是东西欧疫情的严重程度迥异。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预期寿命、人口密度、跟疫区的交往频率、病毒检测率等。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中东欧各国在疫情初期及时地采取了严控措施。三月中旬，当西欧各国还未禁止公共活动和聚会时，中东欧国家意识到了意大利疫情的严重性，于是及时采取封锁措施。对部分国家而言，对抗疫资金和医疗系统的担忧促使他们果断作出决定，否则，难以应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正如保加利亚的一位政治学者所言，“我们感觉到医疗保健体系的脆弱性，这一事实促使人们遵守封锁措施” 。换言之，医疗保健体系的抗压能力和国家抗疫资金的充足性成为是否采取封锁措施的主要动力。

4月中旬，新冠疫情逐渐趋于平缓，这也是欧洲逐步放宽、解除封锁措施的科学依据所在。4月15日，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协调后，欧委会提出了逐步解除疫情封锁的欧洲路线图。尽管在各方的努力下欧洲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各国人民、社会和经济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严格的限制措施亦不可持续过长的时间。同时，各国也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正如欧委会健康与食品安全事务专员斯特拉·基里亚基德斯(Stella Kyriakides)所言^[1]：“在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案和研发出疫苗之前，我们将不得不学会与病毒共存。”此外，各国经济与欧洲经济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这一视角来看，各国在解除封锁策略上达成一致意见极为重要。欧盟也努力统筹协调各项解除封锁工作，以避免再次出现混乱情况。

总体而言，新冠危机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是健康危机、安全危机、经济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合体。它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远未结束。目前，经欧盟统筹协调，各国正在采取一种谨慎的、分阶段的解封模式。其一是因为各国经济遭受重创，需要恢复其经济活动，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其二是因为各国担心疫情的复发，所以需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及时调整解除封锁措施。然而，过度解读疫情的影响亦有失偏颇。

王莹博士、姚宗悦博士、祁霁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协同研究中心）：

德国抗疫经验教训及启示

德国面对此次疫情的经验在于初期面对疫情时的严防死守，相对充足的医疗储备和及时购买医疗物资等应对措施，使其能在疫情暴发后保持极低死亡率，此外政府能够资助企业和员工，让居民生活不长期受到疫情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联邦制使政府对疫情的防控更多的是建议和呼吁，民众前期受媒体误导未及时做好防范，也是导致感染人数不断攀升的原因。相较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德国较低的死亡率得益于其医疗业的发达，医疗检测效率极高，医疗储备相对充足，易感人群也得到良好保护。

疫情高峰时期，由于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对全德造成的冲击，联邦政府斡旋各州之间，通过协商手段统一全德抗疫步伐，从建议、警告到制定民众必须遵守的抗疫规定。默克尔政府多次明确警告民众将有60%-70%的德国人感染，权威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一周两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报告新冠动态，加之媒体报道各方人士意见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疫情危机，不断激发民众对新冠病毒的关注和重视。德国抱着同新冠病毒长期斗争的心态，一方面致力于延缓病毒传播速度，限制出行，停学停工，要求口罩佩戴，确保新增感染人数增速放缓；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医疗资源储备，准备大量流感疫苗，以预防秋冬季流感及新冠肺炎同时的大流行，确保医疗系统正常运转。

但是长期的封锁势必对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不小的打击，封锁实施不久后，德国内便掀起解禁热议。伴随解禁而来的是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人性化考量。德国政府及时制定了违反规定的惩罚措施，从法律上给予安全保障。而口罩强制令并非“一刀切”，不需要在所有场合都佩戴口罩。如此一方面能减少感染，另一反面也考虑到德国人不喜欢佩戴口罩的实际情况，避免了大众对佩戴口罩的抵触情绪。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限制措施放松过度，联邦政府设定了统一50例的感染上限，却又避免了各联邦州不同的参考标准造成的混乱现象。虽然设置感染上限的措施是合理的，但不少专家质疑其“50例”的数据标准太过宽松，极易导致第二波更严重的、更大范围的疫情。另外，不少联邦州和民众把“有限度的放宽限制措施”当作“解禁的狂欢”，过度、过快地放宽限制措施，对后续防控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回顾德国整个抗疫过程，其中有不少成功经验，不过也隐藏着一定的危机。从死亡病例和新增感染病例趋势来看，德国属于欧洲国家中防控措施和抗疫成果较为突出的。

首先，对于重大卫生事件保持警惕，及时查缺补漏，注重专家意见。德国对于新冠疫情十分警惕，每日施行大量检测，德国的疾病防控机构一周两次举行新冠新闻发布会。初期出现感染病例后，德国政府就严格追踪患者接触史，采取必要的隔离和防护措施，并且率先检测医护人员和养老院工作人员及住户；即使在疫情趋于平缓的后期，联邦和各州也致力于大量的病毒检测和检测能力的提升，以排查无症状患者为目标。在加紧研发新冠疫苗和特效药的同时，德国政府甚至未雨绸缪，为冬季流感预备了大量疫苗，以免医疗系统拥堵。

其次，提高医疗系统抗压力，减轻医护工作者压力，进一步提高医疗水平。先进的医疗水平是德国实施大量检测的前提，在疫情较早阶段，德国便研发了快速大量检测新冠病毒的仪器。在储备医疗资源上，德国一方面加大医疗物资采购，增设本国的医疗物资生产，另一方面鼓励退休医师返回岗位，加快培训人员转正，联邦和各州为医护人员增设奖金。

第三，对于疫情造成的经济震荡，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和补贴措施，尤其考虑普通民众和小型企业的经济现状。德国在疫情初期便放宽了短期工作津贴申请标准，并根据限令时长提高占比，保证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为中小型企业发放国家贷款，优先恢复小型企业的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率和公司破产危机；对于贫困人群、养老人群和有子女的家庭，额外发放共计10亿欧元的资金救助，照顾各类人群的需要，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虽然德国的抗疫经验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也无法忽略其暴露的问题。德国各州正逐步放宽限制措施，由于两波解禁时间间隔较短，且限制措施过于放松，极易产生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病毒大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德国致力延缓病毒传播速度的抗疫方针与经济压力下各方尽快解禁的呼声相悖，加之民众由于长期封锁逐渐丧失耐心，本年收入骤减，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游行。新的影响因素可能会使德国的新冠疫情有所变动，也可能推动各联邦州根据自身情势作出灵活实际的反应。

张嘉欣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协同研究中心）：

意大利抗疫经验教训及启示

总体来看，意大利政府面对疫情的反应速度并不缓慢。2月下旬欧盟也曾表示意大利应对新冠病毒紧急情况的措施是坚决和迅速的。但不可否认，一些疏忽让意大利错过了前期防控的黄金时机，导致疫情扩散严重。

政府反应滞后

首先，政治界的反应滞后于医学界的警告，给了病毒可乘之机。中国疫情爆发后，意病毒学家玛利亚·丽塔·吉斯蒙大力宣传“大号流感论”并得到了许多支持，让民众和政府都放松了警惕。直到二月下旬，尽管有科学界人士一再强调重视病毒的传播，一些政客仍不以为然，甚至攻击在会议中戴口罩的官员，以至于最初的紧急状态法令还受到了一些政客的攻击。其次，意大利前期将精力主要放在了排除与中国有关的航班和人员上，忽视了其他传染源。再次，意大利社会和人民对自己的医疗体系颇为自信，这种盲目自信却被疫情打得措手不及。疫情刚爆发时，医疗物资和防护装备的短缺迫使医护人员几乎是“赤手空拳”与病毒作斗争，造成了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局面（确诊人数中约有10%为医护人员），削弱了医疗力量。最后，尽管意大利的封锁措施一再升级，但这些措施疏忽了内部的社区传播，餐厅、酒吧、体育场等聚集场所成为了病毒传染的重要场所，且在封城令正式生效之前，大量民众“出逃”，扩大了病毒的传染范围。

地区间缺乏统筹

在医疗措施方面，意大利各地区并没有统一的方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医疗系统共同拥有管制权，双线条的命令导致各地区采取了差异化的应对方法。拿伦巴第和威尼托两大区进行比较，这两个地区经济背景相似，却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案。作为最早爆发疫情的地区，伦巴第根据中央卫生部的指导，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措施。该大区主要关注有症状的病例，但在主动追踪、家庭隔离和检测以及医务工作者的防护方面投入精力有限，导致病例迅速增长。相反，威尼托地区早期出现社区传播病例后采用了多管齐下的策略：在早期广泛检测有症状和无症状的患者，并且主动追踪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如果无法进行检测则让其进行自我隔离；家庭医生负责轻症患者的护理；只要有可能，样本直接从患者家中采集，然后在地区和当地大学实验室进行检测。通过这些措施，威尼托地区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缓解了医院的压力，降低了医院的感染风险。在疫情爆发一个月后，伦巴第和其他地区才开始效仿“威尼托方法”，包括向中央政府施压，帮助他们提高诊断能力等。这种差异化的应对方法无法在短时间内“取长补短”，未能及时阻挡部分重灾区迅速攀升的疫情。

医疗卫生预算的长期削减

近年来意大利的医疗服务体系能力不足，也是导致医疗系统过载的一个原因。在“全球健康安全指数”榜单上，意大利应对大流行病的综合能力排名为31，且“监测疾病”“跨境应对”等指标位居全球第一。此外，全体意大利公民享受公费医疗。但自2008年以来，意大利先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为了削减不断增加的赤字，政府不得不削减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预算。数据显示，仅2012年至2014年，意大利就削减了47亿元医疗方面的预算。最近5年，意大利有758家医疗机构关门，2009年至今，医生缺口是5.6万人，护士缺口是5万人。对此，伦巴第有卫生部门和资深医生在联名信中批评，地方卫生体系的失败导致疫情恶化，缺少应对战略、准确的数字和足够的检测能力。

封锁不到位

在封锁措施方面，意大利一开始只封锁了部分地区，这与经济层面的考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常情况下，这种谨慎是明智的。疫情严重的北部地区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对意大利GDP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疫情发生之前，意大利还未从欧债危机中脱身，一旦切断所有地区的生产活动，旅游业、酒店业、餐饮业会损失巨大，加之工厂停工，全国经济会陷入更严峻的困境中。这种谨慎在此次疫情中，却成了病毒传播的“催化剂”。封锁速度慢于病毒传播速度，导致事实与预测不相符，促进了病毒的传播。当政府宣布关闭意大利北部的法令公布后，大批人涌向意大利南部，无疑将病毒传播到此前没有出现过的地区，不断升级的后续措施只是亡羊补牢。

欧盟团结缺失

意大利最初的“孤立无援”还暴露出了欧盟一体化灾害应对机制的脆弱性。医疗救援方面，意大利于2月28日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启动欧盟民事保障机制，向其他成员国请求医疗物资支援，但是无一回应，甚至出现了物资被扣留的情况。中国最先向意大利伸出援手，俄罗斯、古巴等国紧随其后，对此，4月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意大利媒体公开刊文，对欧盟未能在第一时间专注意大利疫情协同抗疫深表遗憾和歉意。经济方面，早在3月，意大利总理孔特就呼吁欧盟发行“新冠债券”以分摊疫情带来的债务，但德国等国家坚持用欧洲稳定机制（ESM）来应对,该方案被意大利拒绝。直至4月12日，各成员国领导人在视频峰会上才达成一致，同意尽快建立规模足够庞大的“恢复基金”，以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但未就该基金的资金规模、来源和分配方式等细则达成一致。

两方面反思

哈佛商学院学者Gary P. Pisano认为，意大利前期对病毒的反应在两个方面需要反思。一是收集数据的重要性。在病毒传播早期，如果意大利卫生系统对某些医院的异常感染人数有所记录，可以更早地控制疫情。另外，不可忽视数据的精确度。意大利每日发布疫情相关数据，但因为各地区检测方法不同，数据的精确度有所差异，不利于资源的分配和协调。在理想的情况下，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应尽可能标准化地记录病毒传播和影响的数据，并在宏观(国家)和微观(医院)层面上跟踪病毒的发展及其控制。只有获得了精确的数据，决策者和医学专家才能对方法的有效性做出正确推断。

二是危机面前需考虑采取不同的决策方法。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这场危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传染速度快，决策者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二是国家必须迅速协调并部署一切资源，例如协调卫生系统、公共保障等部门的工作，才能第一时间看清形势并提供物资。总的来说，在需要大规模协调资源的危机面前，政府需要不同于以往的决策方法，并且能够迅速甄别并推广成功经验，抛弃无效方法。这种决策方式是有风险的，但又是快速应对危机的必然要求。

如今，意大利已经进入了抗疫和恢复经济并行的第二阶段，各行各业在逐步解封。政府采取扩大检测范围、评估风险等措施，在保证民众安全的情况下，有序开始复工复产。意大利政府也正在商讨新的法令，为重启经济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但如何保持低感染率，防止病毒第二次爆发，也是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当地时间6月1日，希腊民航局（CYA）就入境限制措施予以澄清，指出非欧盟国家公民入境希腊的禁令将持续至6月15日，届时将允许由国外特定目的地飞抵希腊的航班，但对入境希腊的游客的检疫将延长至6月底。

根据CYA发布的NOTAM规定，从6月1日至6月14日午夜，抵达希腊的所有旅客都将进行新冠病毒测试，随后前往当局指定的酒店等待第二天出检测结果。如果其检测结果呈阴性，将在隔离区进行7天安全隔离；如果呈阳性，则须隔离满14天。此规定同时适用于从国外回来的希腊公民。6月15日至6月30日，只有来自高传染性国家的旅客才需要接受病毒测试，并遵守上述隔离时间的要求。“热点”国家/地区由欧盟航空安全局（EASA）以列表形式发出，且会经常更新，各国必须提前告知旅客，拒绝检测的人员将不允许离开机场。本月这一部分的测试将通过随机抽样完成，因为每架航班都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乘客进行病毒检测。相比之下，对于从EASA认为安全的机场出发前往希腊的游客，将只进行随机检查。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政治，军事，人道主义，货运和紧急飞行等特定类别人士免于测试。

捷克

从6月15日开始，捷克将以红绿灯的颜色来区分可前往旅行的欧洲国家。捷克将执行所谓的交通信号灯系统，该系统根据欧洲各国疫情状况确定捷克公民可以去哪些国家旅行。绿色国家是安全国家，橙色国家是中等感染风险，红色国家是极高感染风险。捷克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地前往和返回带有绿色和橙色标记的国家，无需提供病毒检测证明。

绿色区包括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德国、奥地利、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瑞士、芬兰、挪威、塞浦路斯和冰岛。前往这些国家的捷克人不必提供病毒测试报告。同样，从这些国家到捷克的游客也不必提供测试证明。

橙色区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比利时、荷兰和丹麦。前往这些国家的捷克人返回时不必提供病毒测试。但是，这些国家的游客来捷克时需要提供病毒检测证明。

目前，只有英国和瑞典属于红色区域。从这些国家返回时，捷克人还必须接受病毒测试。

据捷克外交部长称，这一系统将根据各国疫情发展情况而进行更新。

捷克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宽对冠状病毒的限制。从6月8日起，群众活动的人数限制将从目前的300人增加到500人，在未来几周内将增加到1000人。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在3月和4月，斯洛文尼亚经历了两拨疫情的高峰。在此期间，国家为暂时无业雇员提供了7900万欧元的社保补助，为在疫情期间工作的所有雇员的退休金提供了3亿欧元的补助。这些补助在第一个救助计划中就予以规定。同时，政府也提供了全国范围的失业补助，相当于正常工资的80%。

斯洛文尼亚汽车行业协会欢迎政府延长为暂时无业雇员提供补助的决定。在汽车制造业中，大约有一万个岗位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将这一补助计划延长至6月的决定能够保住就业。疫情基本已经停止了汽车的销售和生产。在4月，斯洛文尼亚汽车制造业下降了80%，在5月和6月这一趋势继续。因此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岗位会受到影响。斯洛文尼亚汽车行业每年创造斯10%的GDP。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卫生部长表示，如果对为期两周的宽松措施的评估结果较为积极，则6月15日起政府将出台新的放松方案。

从6月1日起，罗马尼亚公民可以开车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与希腊旅游；但返回罗马尼亚后需要在家自动隔离14天。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新增感染者数量持续下降，6月1日为18人，2日为24人。

当地时间6月1日上午10时，塞尔维亚国防部部长武林为轮换的3名援塞抗疫专家成守珍、刘大钺和唐可京授予国防部象征着保卫国家的最高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塞尔维亚疫情防控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努力。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国务秘书伊维卡·通切夫2日在尼什出席了由保加利亚共和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组织的医疗设备交接仪式。大约有300套防护性医疗器械（可重复使用的防护服，护目镜和护目镜）捐赠给塞尔维亚的医疗机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塞尔维亚拥有22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创新解决方案，是全球相关创新数量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对此表示，创新的思维方式被证明是在危急情况下必不可少的方法，而我们先前对技术和创新的投资在疫情下得到了回报。

克罗地亚

6月2日由欧盟资助的“危机预警和管理系统”项目在克罗地亚政府相关部长的见证下签署。内务部长兼副总理博日诺维奇说，今天这个项目对于我们处理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是非常有意义的，多年来，我们在消防、民防通信方面都投入了资金，而今天这个项目从欧盟获得了5400万库纳（约合712万欧元）的获赠资金，占整个项目的85%。

卫生部长贝罗什说，6月2日没有新增病例，并表示民防总部对于疫情非常有信心，这主要得益于公民、政客以及媒体在这次疫情中的通力协作。

克罗地亚公共健康局局长2日晚间在接受新电视台采访时，呼吁大选期间政治活动仍要遵守防疫守则，以免有不可预计的情况发生，他说现在有一些政党已经开始频繁的集会活动，这是有一定风险的，请务必遵守防疫守则，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对于游客方面，肯定会有感染的游客来到克罗地亚的，因为游客所属国家的疫情远比我们严重，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预案，将会快速反应并处理；关于考试，他说可以放心地去考试，公共健康局做出过考试期间的防疫指南，只要遵守，没什么可怕的；关于低年级学生上学问题，他说目前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学生感染的信息，所以家长不必担心；对于宣布疫情结束的问题，他说必须要度过1-2个潜伏期，也就是14天或者28天的无新增病例，才能宣布疫情结束。

随着疫情的缓解，边境限制措施也逐渐放松，在与波黑相邻的比哈奇附近的难民收容所，每天有数百人抵达，但是收容所已经住满，很多难民就住在户外或者临时住所，克罗地亚警方发言人担心，要开始第二波难民潮了。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政府进一步放松疫情管控措施，自1日起，所有陆地边界重开、入境人员不再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14天、全国宵禁和城市间旅行限制取消、幼儿园和托儿所重新开放、海滩对入住宾馆的旅客开放、体育比赛将空场进行、健身房和公园等公共场所对外开放。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阳光海岸的北、中、南三个海滩准备迎接第一批游客。所有海滩均进行了彻底清洁，度假村中所有特许经营者都已按防疫要求增加了日光浴床间距，按规定重新装修淋浴间，以确保游客卫生安全。从6月1日起，海滩设立医疗中心，配备必要设备和医疗救治小组。旅游部宣布，今年夏季保瓦尔纳、布尔加斯等黑海沿岸25个海滩将免费提供遮阳伞和日光浴床。根据要求，相关海滩的租户和特许经营者须在5月最后一周向旅游部提交价格表，相关服务项目价格须在去年基础上至少降低50％。除上述25个海滩外，其他大多数海滩的消闲设备租赁费用最高为5列弗。

斯洛伐克

6月1日斯洛伐克无新增确诊病例，目前存量确诊122例。

斯洛伐克卫生部旗下主要卫生保健机构的几名管理人员（包括布拉迪斯拉发的儿童医院）于5月下旬被撤职，主要是他们应对疫情对策不当。

总理伊戈尔·马托维奇提出了新的防疫宽松措施，这些措施于6月3日生效。但是，紧急状态仍然有效。马托维奇6月1日对媒体表示，一些律师抗议紧急状态已不再必要，下一步危机工作人员将讨论如何处理紧急状态。

从6月3日起在斯洛伐克生效的措施包括：只有在室内、参加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小于2米时，才必须使用口罩；允许进行竞技体育比赛；餐馆不必限制一张桌子上的人数及其开放时间。桌子仍然需要摆放至少2米；出差至捷克和匈牙利的时间不超过48小时，在返回斯洛伐克时无须进行检疫；出租车司机不再必须在司机和客户之间设置阻隔，取消了乘车客户之间15分钟的强制休息时间，并允许使用空调；室外游泳池、水疗中心、健身和健康中心可能会开放；赌场、动物园和植物园允许游客进入室内和室外；老年人的特殊开放时间被取消；在剧院、电影院，两个观众之间必须有一个空位。参加演出活动的艺术家不再需要进行新冠病毒测试；从6月10日起，群众活动最多可允许500人，从7月1日到年底，最多可允许1,000人；酒店住宿取消了同一房间前后客人之间必须间隔24小时的要求，房间内要有独立浴室和卫生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匈牙利

匈牙利将要启动全国商议程序，讨论新冠疫情以及重启经济的政策。政府将对全国发放调查问卷。匈牙利总理表示，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人们对于索罗斯计划、暂停偿还贷款等问题的看法。调查问卷会通过邮局发放给公众。匈牙利总理还表示，政府认为针对防疫颁布的若干法令是近十年来最佳的决策。因为疫情的传播速度很快，政府仅能够在特殊法令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若干措施。匈牙利已经赢得了第一场战斗，所以没有必要再采取特殊措施了。政府已经向议会提议取消国家紧急状态的授权。不过，疫情并没有过去。第二波爆发很可能在秋季到来。但是第二波爆发的环境会与第一波不同。因此，匈牙利必须保持对疫情防控的状态。协调小组也将继续存在。疾控系统对医院的管辖依旧有效。首席医疗官将继续授权处理相关事务。匈牙利比西欧国家更加成功地应对了疫情，因为各类措施实施得较早。

拉脱维亚

上周日，美国驻拉脱维亚大使约翰·卡维勒（John Carwile）向拉脱维亚教育部和卫生部捐赠了由拉脱维亚Spodriba公司生产的1,000升洗手液和22,500对一次性手套。这次捐赠由美国大使馆国防合作办公室与拉脱维亚国防部合作发起，拉脱维亚国防部是拉脱维亚集中采购COVID-19个人防护设备的主要部门，以实施该项目。本次捐款总额为15,000美元，资金由美国欧洲司令部公民参与计划资助。从6月2日到7月底，拉脱维亚学校将使用洗手液和手套进行集中毕业考试。

北马其顿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北马其顿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孔子学院30日以线上方式举办第19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和第13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北马其顿赛区决赛。

中国驻北马其顿大使张佐、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校长扬库洛夫斯基、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理事会成员格切夫斯卡，以及孔子学院师生、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当地民众等100余人观看了比赛。

张佐在致辞时说，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际，全世界人民更应该团结一致，用爱和勇气战胜疫情。今年3月以来，中国多次通过援助物资等方式帮助北马抗击疫情，希望可以帮助北马渡过难关。他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

扬库洛夫斯基说，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与中国西南财经大学长期保持着密切友好合作，双方合作建立的孔子学院在北马其顿汉语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北马学生带来学习汉语的机会，也为他们架起与中国连接的桥梁。他表示，非常开心看到众多学生聚集在网上，虽然暂时不能相见，但仍能感受到同学们对汉语的喜爱和对中国的向往。

立陶宛

由于近期立陶宛实行医生工作周期制度（在一家医院工作必须满一段时间后才能转去另外一家医院），工作周期制度实际上使医生无法在几种不同的治疗机构中工作。医生普遍认为，这一限制大大降低了隔离期间医生的收入。

近日，立陶宛议会计划批准在疫情期间为60岁以上的老年工人发放补贴的政策。最后的表决将于这周四举行，如果修正案获得通过，那么在在疫情期间补贴将会继续发放，补贴额度将最高达到100％，且不得最低工资的70％。

黑山

黑山经济部长表示，迄今共有1.5万家企业申请补助。其中政府对1.4万家企业发放了补贴，共救助了6.1万名雇员。经济部长表示，在黑山的经济刺激计划正式实行之后，经济部、税务局、财政部和内务部将会组建联合工作小组，并在六天之内与银行联合引入在线申请、处理和支付系统。企业可以在六月申请工资补贴。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希腊

在解除限制的第一周，希腊四分之一的餐馆和酒吧等夜间娱乐设施没有再开张。大多数餐馆、酒馆和酒吧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且大部分都在岛上。与此同时，尽管政府决定将24%的增值税降至13%，但价格仍保持在以前的水平。大多数尚未开业的企业都是餐馆和酒馆，或者位于岛上。与此同时，餐饮业的营业额下降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下降了80%。希腊人远离酒馆和其他地方的原因不仅仅是害怕感染新冠病毒。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糟糕的雨天和家庭财务在不久的将来的不确定性，因为许多雇员仍然是“被取代的劳动力”，只有几百欧元的国家援助，杯水车薪。

保加利亚

6月1日，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索非亚机场举行双边会议，随后赴“欧洲”公路和“巴尔干溪”建设工地实地视察。尽管有疫情影响，但两国领导人均表达出加快项目实施的信心，并强调项目对整个巴尔干地区的重要性。“欧洲”高速公路连接保塞边境卡洛迪那至索非亚环城路，总长48公里，分为3部分。目前正在施工的是前两个部分，包括升级现有公路。第三部分长16公里，将另行建设。随着高速公路的竣工，连接保塞两国的路程将更快、更简便。该高速公路的建成对促进欧亚的货物贸易至关重要，期待连接索非亚和保塞边境的公路将于今年年底竣工。

“巴尔干溪”目前管道长474公里，将跨越保境内11个大区。整个项目将保土天然气管道中的天然气运输到保塞边境，建设两个压缩站为天然气增压。项目对整个巴尔干区域的能源安全十分重要。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管世琳、边敏嘉、吴佳岳

审核：刘作奎、管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