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不打算讲具体的转轨方面的问题，如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金融改革等问题，今天我们打算以一个更加广泛的视野来探讨转轨经济研究方面的问题。

       我研究的领域是中东欧地区，这个地区在冷战结束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含义上的东欧只有八个国家，目前东欧的概念从地缘政治含义上来说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我们更多地称之为中东欧。中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巴尔干的一些国家（除斯洛文尼亚之外的前南斯拉夫继承国和阿尔巴尼亚）、东南欧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三国。

    概念的界定与转轨的缘起

    在社会主义时期东欧的改革历程中，既有改革的概念，又有完善的概念。改革意味着经济体制的实质性的变化，而完善经济体制是指对经济体制方面的要素进行修补。在东欧的改革历程中，真正进行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只有三个：南斯拉夫、匈牙利和1982年后的波兰。

    转轨经济是指经济体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如苏联继承国、波罗的海国家、中东欧国家和亚洲转轨国家（如中国、蒙古和越南）。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在过去的20年间转轨经济成为了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转轨经济学的翻译相较于过渡经济学的翻译更为恰当些。转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一般局限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经济改革，一般讨论具体的问题，如宏观经济稳定化、经济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制度改革等。从目前来看，虽然转轨经济学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和范围，但缺乏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的转轨经济学、东欧的转轨经济学和俄国的转轨经济学的讨论有些夸大其词了，因为很难通过个别国家的个别案例来建立一个经济学体系、形成非常独特的、只能用来解释本国经济现象的一门学科。

    20世纪20、30年代米塞斯和哈耶克对中央计划经济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转轨经济兴起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中央计划经济运行不良，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中败北。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低福利（短缺经济）、低效率的经济。中东欧的很多国家都面临着消费品的短缺。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又是低效率的经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产生经济的高效率，没有体现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在冷战时期还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虚弱的帝国。苏联在出口工业品方面从1973年的世界第11位降至1985的第15位，而同期台湾、韩国、香港、瑞士则后来居上，超过了苏联。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制度在经济上的绩效差异，南北朝鲜，目前北朝鲜经济上还面临着很大的问题，而南韩早已是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且加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东西德国之间的差距，东欧和西欧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表1  东欧与西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

    在社会主义时期，西方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失败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央计划经济不可改革性的问题 （Unreformability）。事实上，80年代时，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是可以进行经济改革的，但是很多国家都失败了。只有三个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改革，其他国家如东德、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都只是采取了一些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修补性措施，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经济改革。

    转轨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一系列随机事件的产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运行不良的经济体制，但是如朝鲜并没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经济仍在负病运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粉碎四人帮和80年代邓小平的复出，是决定中国走向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中东欧国家的转轨，事实上也是随机事件的产物，中东欧国家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崛起于苏联政坛，对外政策改弦更张，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巨变，使得中欧国家可以独立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转轨也是一些列随机事件的产物，如苏联解体、叶利钦崛起于政坛，一直到后来实行“休克疗法”。

    转轨经济研究的视角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全球经济体制的变迁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大转轨的时代。中国、前苏联的继承国以及中东欧国家都选择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到2009年，中东欧国家的转轨已经20年了，到了2008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已经30年了，到2012年，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将20年。所以说在最近几年非常有必要去全面地了解、分析这些转轨经济的经验教训。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全面的制度变迁在人类历史中是非常罕见的。国际经验的借鉴是很重要的，如我们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吸取什么，以及别的国家可以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获得借鉴。

    在过去的十年，转轨经济研究的视角有所变化，关注的问题从转轨战略的选择、转轨政策的研究转向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在1990年代初期，对这些转轨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选择什么样的转轨战略，这些问题对转轨国家来说十分重要。1995年，一些国家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试图对经济转轨进行初步的总结；2004年8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

    另外一个视角的转变是从一般的转轨问题的研究转向大转轨问题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东欧的转轨和前苏联的转轨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转轨，而且涉及到政治的转轨、法律制度的转型、民主与发展问题以及宪政改革等问题。

    制度视角在研究转轨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苏东剧变之后，所谓的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日益引起关注，这和90年代初国际范围内经济体系的变化是有很大联系的。根据诺斯的观点，“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力、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约束（宪法、法令、产权）所组成。”“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改变人们相互影响的约束”。1996年，波兰经济学家巴尔采罗维奇就提出了将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与制度的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1998年在柏林-勃兰登堡学院提出了“制度范式”。他认为，制度范式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流派，其重点研究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各个领域间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制度范式为指导的研究关注长久的制度。在科尔内看来，制度的概念非常宽泛，包括法律秩序、道德规范、产权制度、权力地位的分配、激励机制、信息结构等。制度范式研究的特点是比较。奇莫尔曼《经济学前沿问题》有专门的一章：制度与转型。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强调初始条件与路径依赖，历史是重要的；内在和外在制度的关系（惯例、伦理规则、习俗、私人规则；国家法律）。

   还有一个视角的变换是从宏观问题的探讨转向微观问题的探讨。在转轨初期，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化，随着这一目标的达成，后来经济学家分析的重点转向了企业，比如探讨私有化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转轨是否已经结束？

    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对这一问题已经有过探讨。其中涉及的一个问题是转轨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欧盟成员国地位是转轨完成的标准，如果已经成为了欧盟成员国，则说明转轨已经结束。1993年欧盟通过哥本哈根标准，其中经济上加入欧盟的标准是，必须有可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应付欧盟内部的竞争压力。如果说以欧盟成员国地位来衡量，那么已经加入欧盟的10个中东欧国家已经完成了转轨。如果标准是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么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即使是那些领先的中欧国家转轨也还没有完成。

    我们可以从市场经济的标准来看：

    1、产权私有化。中东欧经济私有经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转轨之前，除波兰保留了私营农业外，其它东欧国家的私营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转轨之后，中东欧国家加快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步伐，新生的私营部门在竞争的经济环境下迅速成长，到了1996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私营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0%~75%，其它中东欧国家的私营经济也占据了半壁江山。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速度相比较，中东欧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的素的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2、经济决策分散化。经济决策的集中化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经济转轨的进程中，中东欧国家解散了中央计划机构，加快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步伐，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决策日益分散化。在转轨之后，中东欧国家的主要决策是由成千上万家的企业自主做出的，取消了非国有经济进入市场的壁垒，各种所有制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个人或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得到了扩大。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渡干预，形成有助于企业经营的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产权，企业可以获得外汇并且可以自由从事外贸。经济自由的恢复，促进了长期压抑的企业家精神的复苏，中小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3、资源配置的市场化。1990年之后，中东欧国家实行了价格的自由化，放开了90%以上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在其他配套设施的配合下，价格的自由化取得了成效，价格的功能得到了恢复。价格的自由化有助于恢复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经济运行提供适当的价格信号。

    4、市场经济的框架得以建立。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20年，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在法律改革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了司法的独立，在法律体系上与欧盟国家实现了完全的一致，具备了现代的法律制度。另外中东欧国家也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统计、会计和审计制度，建立了现代的税制、银行体系和股票交易所，市场基础设施趋于完善。

    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中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的成熟度与西欧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中东欧国家内部，中东欧欧盟成员国与西巴尔干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方面的进展不一。20世纪90年代，在西巴尔干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继承国，除斯洛文尼亚之外，主导的议程是民族主义冲突而不是转轨。2000年之后，西巴尔干国家的转轨才走入了正轨。

    从转轨的进展来看，中东欧国家转轨最基础的工作已经完成，市场经济已经得到确立，因此可以说中东欧欧盟成员国家的转轨已经完成。西巴尔干国家从目前来看，还有很大的差距，尚未完成。前苏联继承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包括中亚国家，转轨也尚未完成。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转轨也尚未完成。

    经济转轨战略的争论是否仍有意义？

    在转轨初期，经济转轨战略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在中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对于新上台的执政力量来说，当务之急是确定向何处去、如何达成既定的目标，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市场经济。经济转轨有两种战略即“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

    “休克疗法”的主要支持者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杰弗里·萨克斯、斯坦利·费舍尔、萨默斯和利普顿等，还有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和捷克的克劳斯。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主张渐进改革的学者有莫雷尔和科尔内等。

    激进改革的主张者意识到国家和市场失效的普遍性，但更担心国家失败，而渐进改革的倡导者更为关注市场失败，赞成国家干预，相信社会工程；激进改革者认为转轨是有风险的事业，有可能失败。渐进改革者认为依靠国家的力量，提出详尽的最优的改革顺序性，市场经济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激进改革者则认为缺乏供给为主要问题，而渐进改革者希望通过需求管理刺激产出。

    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区别并不在于经济转轨的内容上，而在于经济转轨的速度上，以及经济转轨的顺序性上。无论是休克疗法还是渐进改革，都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宏观经济的稳定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建立。

    90年代后期，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要超越“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的两分法。克劳斯（1999）认为：“我们很早就了解认为采用‘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两难选择的谬误，制度变革是整体改革中不同组成部分在不同时间内一系列不同的选择，而不是单一的选择”。 斯坦利·费舍尔也强调，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两分法过分简化了改革的速度问题。他认为，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如波兰、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实际差别在于为转轨实施各项具体改革的措施上存在差异。

关于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激进与渐进的争论，在转轨20年之后，虽然没有了现实意义，却具有永恒的学术意义，有助于我们对转轨进程的了解。

    被误读的华盛顿共识和未成共识的后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对80年代末一种经济政策主张的简化概括。一般认为威廉姆森的主张比较典型。他的10点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这10点政策主张为：减少预算赤字，加强财务约束；重新调整公共支出的优先性；进行税制改革，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实行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市场决定利率；统一汇率；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限制；取消外商进入的壁垒，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府取消妨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法规，解除对经济活动的不当管制；法律体系应保护产权。

    波兰经济学家科沃德科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它是针对80年代拉美的经济危机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后来又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用到转轨国家中。其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快地实现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1998年，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华盛顿共识” “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他认为，“华盛顿共识”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通货膨胀上，而忽视了对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其他来源的注意，如薄弱的金融部门；“华盛顿共识”将注意力集中在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忽视了竞争的作用；“华盛顿共识”拒绝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认为国家愈小愈好，忽视了国家在转轨经济中可作为市场的补充的功能。

对“华盛顿共识”的过于简化的理解以及失之偏颇地将“华盛顿共识”视为中东欧转轨政策的主流，实际是夸大了“华盛顿共识”对中东欧的影响。

    威廉姆森在华沙的学术报告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澄清，强调“华盛顿共识”是为拉美改革提出的政策框架，如果要为其他地区的政策改革提供一份具有可比性的计划，那么该计划将与‘华盛顿共识’有重叠之处，但也会有所不同，如果我一定要为转型国家提供与‘华盛顿共识’相似的计划，我将把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写入”。

    瑞典经济学家阿斯伦德认为，将激进改革计划等同于华盛顿共识是不正确的，波兰初始的改革计划根据波兰条件进行了调整。当巴尔采罗维奇起草改革计划时，他甚至没有读到华盛顿共识。

    波兰经济学家科伊明斯基认为，激进派为“保守革命”（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之子，在政治光谱上属右翼，而渐进派则接近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激进与渐进的转轨需要冷眼观察，将政治情感撇到一边。

    科沃德科根据转轨10年的经验，提出了以下的政策结论：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 政府政策的质量和政府规模的变革方式相比，政府的规模并不重要；如果制度安排受到忽视，让位于自发过程和自由化市场释放出的力量，非正式的制度就要填补制度真空；必须进行司法体制的精简和改造；将中央政府的权限下发给地方政府对于转轨经济解除管制是必要的；收入政策和政府对于公平的增长的关注在转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短期资本的自由化应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支持下，由转轨国家的财政和货币当局进行监控；布雷顿森林体系应当重新考虑对于转轨经济的政策，以促进制度建立和支持公平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

    但是，实际上共识并没有达成，关于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随后逐渐淡出。

    对转轨绩效差异的不同解释

    中东欧国家的转轨的绩效存在很大的差异，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一些中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无论是从政治转轨还是经济转轨的角度看，西巴尔干国家要落后于中欧国家。对于这些差异有不同的解释。

    1、历史决定论，认为中欧国家过去的历史决定了目前转轨的差异。

中欧国家与西巴尔干地区国家之间的差异早就存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起源于不同的帝国遗产。中欧国家曾经受到奥匈帝国的统治，经济较为发达，而巴尔干国家经历了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的统治，经济较为落后。直到目前，一些西巴尔干国家还要将发展的落后归咎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巴尔干地区的农业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也落后于中欧，工业化进程的开始也要晚于中欧。中欧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波兰的西部和布达佩斯都属于工业化的先行者。在社会主义时期，中欧地区和巴尔干地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缩小。

    从民主制度的发展来看，中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民主制度，而巴尔干地区国家缺少民主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政治体制转轨方面的差异。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是“路径依赖”，认为这种变化只能在过去的路径规定的界限中发生。应该说，“路径依赖”适用于个别案例，但是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所以说，历史决定论对中东欧国家的转轨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

    2、文明决定论。

    1990年，波音公司的一位分析师在探讨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时，认为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经济表现将会非常出色，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前景将非常糟糕，而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前景将会更糟。这就是文明决定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腔调。但是如果我们从过去二十年整个转轨国家的发展来看，这种判断似乎是对的。可以看到，那些在转轨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往往是天主教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家，东正教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表现稍微差些。而穆斯林地区，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纳、阿尔巴尼亚以及科索沃的经济表现是非常糟糕的。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实还不了解不同的文明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机制。而且不同文明的国家能否取得经济的进步，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文明内部的革新能力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一些穆斯林国家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所以说，文化传统对未来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度夸大这一因素的影响力，文化决定命运的这种论断显然陷入了文化的宿命论。

    3、地理决定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欧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国家之间的差异是由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中欧国家之所以在政治和经济转轨上领先于西巴尔干国家，主要是由于中欧国家在地理上接近西欧，促进了中欧国家跨境贸易、私营部门的发展。波兰作为一个转轨的成功案例，也得益于数百万的波兰小商人在德波边境从事商业活动，刺激了波兰私营经济的发展。接近西欧也促进了对中欧国家的投资，中欧国家成为了西欧国家大公司投资的首选之地。

中欧国家位于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独特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背负奥斯曼遗产的西巴尔干国家远离西欧，实际上，西欧国家在1999年之前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关注是不够的。欧共体（后来的欧盟）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也曾介入过南斯拉夫冲突的调停，但是由于其硬实力不足，虽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并没有实现巴尔干地区的和平。1999年科索沃问题尘埃落定之后，西欧才真正介入了巴尔干地区。从地理上接近西欧是中欧国家转轨相对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样地理因素也不是其决定性的因素。

    4、 “世界体系范式”。

    沃伦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可以解释中东欧转轨从苏联帝国的西部边界转向扩大的欧盟的东部边界的转轨进程。世界体系范式是基于作为中心和外围联系的西欧和东欧历史关系的分析。

    东欧的政治和经济转轨证明了中心-外围的模式。东欧的政治和经济的重新定向符合上述的欧洲地理关系模式。在雅尔塔体系下，东欧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于苏联，而转轨的一个主要的现象是从对东方的依赖转向对西方的依赖。从经济上看，俄罗斯作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效仿的模式被西欧国家所取代。中欧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统一的德国，波罗的海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芬兰和瑞典，而巴尔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意大利。从政治上看，中东欧的转轨意味着拒绝苏联的标准，解散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采纳欧洲中心的政治标准。东欧国家与德国的经济联系加强；欧盟成员国地位；接受西欧共同体的法律遗产即共同法。

    东欧国家与欧洲中心的贸易、经济和政治联系愈快，克服转轨危机，恢复或超过转轨前1989年，经济发展水平就愈快。2004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989年水平的几乎142%，匈牙利为120%，捷克为114%，斯洛伐克为118%。罗马尼亚为100%，保加利亚为92%。

    转轨绩效差异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家主导议程的差别。1989年以后中欧国家的国家主导议程是加入西方体系，特别是加入欧盟，建立良好运行的经济体制，缩小中欧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西巴尔干国家的国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解决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的继承问题，民族主义和冲突是西巴尔干国家的主旋律。2000年之后，西巴尔干国家的转轨才开始走向了正轨。

    2、经济转轨政策转型的差异。

中欧国家经济转轨政策的执行保持了连续性。波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1月1日，波兰实行了“休克疗法”，波兰社会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变化。转轨初期，波兰政府的权力更迭是很频繁的，虽然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都致力于经济的市场化，保持了市场取向的转轨方向。而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经济政策的波动是非常大的，缺乏连续性，这直接影响到了转轨的绩效。

    3、外部约束，主要是欧洲化的约束强弱。

入盟的议程成为了中欧国家经济政策的中心，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与欧盟法规的协调，而且影响到日程的经济决策。与欧盟政策的协调不仅是中欧国家推进改革的催化剂，而且也是政策约束的来源。入盟谈判对中欧国家的约束是比较强的，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成为第一批受邀进行入盟谈判的国家。巴尔干国家特别是西巴尔干国家与欧盟的制度联系姗姗来迟，从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欧盟才开始更加关注这个地区，《稳定联系协定》成为了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的一种制度联系的方式。尤其是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欧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导致了欧盟政策的实质性变化。所有的西巴尔干国家都被视为潜在的欧盟成员国。

    4、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历史的状况看，中欧国家的发展水平显然要比西巴尔干国家较为发达。

从改革经验的积累来看，中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有过市场取向改革的经验。波兰在1982年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非常类似于1968年1月1日匈牙利实行的新经济机制。南斯拉夫虽然有过1965年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但是他们的改革经验并没有被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政治精英所吸收，因为当时他们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民族主义与地区冲突的问题。一般而言，具有改革经验的国家转轨要快于没有改革经验的国家。

    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的差异。虽然都是传统的苏联型的社会，但中欧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存在很大的差异。波兰1980年产生了团结工会，当时工会会员人口占据了波兰人口的1/4，即一千多万人，官方的工会日益边缘化。公民社会得到了发展，这些因素都是有助于这些国家进行转轨的因素。

    剧变方式的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中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的转轨方式是通过圆桌会议的方式，共产党的改革派和建设性的反对派达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安排，以一种社会契约的方式进行。罗马尼亚是中东欧国家里唯一通过暴力方式完成政治剧变的国家，这种剧变的方式影响到了罗马尼亚在转轨之后的经济表现。

    中东欧国家在民族同质性方面也是存在差异。如波兰在二战之后成为了一个几乎全部是波兰人的一个国家。在巴尔干地区，民族的异质性很强，因此在民族同质性强的地区进行转轨要比民族异质性强的地区进行转轨要相对容易。

    全球化、一体化与转轨

    在过去的改革历程中，无论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还是中东欧国家20年的转轨历程，以及俄罗斯将近20年的改革历程，全球化对转轨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一方面，转轨国家的经济日益市场化，另一方面，所有的转轨国家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中东欧国家参与全球劳动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创造了条件。

    1989年之前，东欧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微乎其微，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到10亿美元。到了2004年，流入中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800亿美元。

    2004年5月中东欧8国家加入欧盟，2007年1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欧盟。欧洲化是转轨激励的一个来源。欧盟提供了正常社会的标准，通过提出要求、制度转移以及帮助入盟国家加强民主制度，对中东欧国家的转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早期阶段，欧盟向中东欧国家开放市场，后来迫使新成员国接受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标准。

在过去的转轨的20年，事实上也是中东欧国家融入国际组织的进程。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中东欧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时间表。

表2  中东欧国家与国际组织

    大转型背景下的民主与市场

    民主与市场问题是所有转轨国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鱼与熊掌之间的关系。但从转轨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与市场可以兼得。

Michael D. Intrigator(1998)对后共产主义体制进行了分类。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增长的经济体制：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民主的政治体制与崩溃的经济体制：俄罗斯和乌克兰（1998年前国内GDP下降明显）；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与增长的经济体制：中国与越南；经济增长的记录良好。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与崩溃的经济体制：北朝鲜。

民主既非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表3  民主与市场不同组合

    从民主与市场的不同组合来看，中东欧欧盟成员国的民主制度较为健全。如波兰总统专机失事事件对波兰政治精英的损失是非常大。在事件发生之后，波兰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片哀痛之中，但是波兰社会、波兰的政治体系非常平和地应付了这次空难，并且顺利进行了总统选举。所以说波兰的政治体制是非常稳定的。中东欧欧盟成员国的经济体制也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俄罗斯虽然也具有民主制度，但是带有威权色彩，其经济体制还是寡头主导的市场经济。

    中国政治体制上来说是权威主义，经济体制上来说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当然国内有些不同的说法，如权贵资本主义等。

    北朝鲜仍然实行非民主的制度，经济体制上来说，还是非常正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俄罗斯在普京执政期间，有种观点称俄罗斯的民主是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为主权民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称“俄罗斯是民主国家。俄罗斯的民主是年轻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经验不足的。”当被问及为什么俄罗斯不能走中国式发展道路时，梅德韦杰夫的回答是“民主发展允许有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当时我们选择了自己的社会模式，是有许多的原因的，包括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走中国道路，我国有不少的社会力量经常说，‘很遗憾，我们没有选择中国道路’，我仍然认为不能走中国道路，苏联的破产确实让我们承受了巨大的考验，许多人认为这是悲剧，但我并不认为我们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当然我们可以做的缓和一些、谨慎一些。我们犯过大的错误，但也取得了大的成绩，这是绝对客观的现实”。 梅德韦杰夫还声称，“在千年的俄罗斯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过民主。我国的民主发展只有20年，我们的民主发展带有很大的威权趋势。”

    最近，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民主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声称，“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强调自己的政治理念是“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非常好的政治理念。

    经济转轨的大国案例：俄罗斯与中国

    俄罗斯在1992年实行了“休克疗法”，从基本的措施来看非常类似于波兰的1990年实行的“休克疗法”，而且杰弗里·萨克斯也担任了俄罗斯经济制度改革的顾问。但是遗憾的是，1990年代被认为是俄罗斯“失去的10年”。

    1989-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爆发期间，俄罗斯经历了转型性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1989年水平的55%。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89年水平的65%。在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日益实物化，70%的贸易是以货易货。出现了货币抽逃和卢布的大幅贬值，以及债务危机

    2000年，俄罗斯进入了普京时代。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7%。（2000年10%；2001年5.7%; 2002年4.9%; 2003年7.3%；2004年7.2%；2005年6.5%；2006年7.7%；2007年8.1%；2008年5.6%）。应当说在普京执政的8年见，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记录是非常良好的。工业增长75%，投资增长125%。平均工资增长了8倍，从80美元增长到640美元。中产阶级从800万增长到5500万，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了近7倍。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的比率从30%下降到14%。普京为俄罗斯带来了稳定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俄罗斯也有些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扩大：2000-2007年14-17倍。 2007年俄罗斯GDP超过了1990年的水平。之所以说俄罗斯转轨的前十年是失败的十年，是因为俄罗斯直到2007年经济才恢复到了转轨时的水平。

    2009年俄罗斯又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虽然普京在危机的初始阶段持乐观态度，认为俄罗斯受危机冲击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2009年俄罗斯经济下降7.9%，石油价格下降；融资困难；资本抽逃，表明俄罗斯经济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

    1990年代末俄罗斯人均收入为近1500美元，2010年为10000美元，增长的速度也是很快的。但是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财政收入；出口)；国家对经济的影响过大；腐败仍很严重。

    关于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转轨为何失败有不同的解释：1、民主化之祸：在缺乏必要文化条件下推进民主理想。2、私有化的问题：叶利钦改革最成问题的是快速地将银行和石油天然气等部门实行私有化，私有化使那些偏爱的朝臣得到报偿。3、推行“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精英以革命方式推行俄罗斯经济的转轨，其结果是摧毁了俄罗斯工业基础，造成人口下降、经济的犯罪化和国家的私有化。4、70年社会主义的沉重遗产：重工业占整个经济的70-80%。

对于俄罗斯转轨失败的原因，本人有如下几点认识：

    1、苏联解体增加了俄罗斯转轨的困难。最大的灾难是卢布区保持了一年半，这导致了12个独联体国家的10个国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月通货膨胀率超过50%），因为多家中央银行竞相发行货币。1990年末，苏联作为一个财政和货币实体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因为共和国不再向联盟上缴财政收入，而同时不负责任地增加其支出。

    2、宏观经济稳定化的问题。俄罗斯未能保持紧缩的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当时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格拉申科被称为最糟糕的央行行长。

    3、苏联的沉重遗产。工业结构，重工业占整个经济的70%~80%，并且大部分是军事工业，因为当时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现象严重。另外一方面，缺乏市场文化和企业家精神。

    4、国家的攫取之手和寡头的掠夺。在俄罗斯的转轨的第一个十年期间，政府官员发挥了非常不好的作用，在市场化过程中，那些和权力机构有勾结的寡头形成了支配俄罗斯经济的寡头集团。

    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78-1992是经济改革，1992之后是经济转轨。

    中国经济转轨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30万亿元，而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624亿元。200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占到了世界6.4%的比重。2004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综合国力得到了提升，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国家财力空前提升。而且中国对外开放成绩卓著，到2008年中国连续17年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500强的企业有近490家在中国内地建立了企业和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超过了1160个，中国成为了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和研发首选地。

    中国经济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和中国改革的特色有关系的，或者说中国经济转轨的中国道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卓越显露，俄罗斯日益开始关注中国的改革。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如下特点。

    1、中国改革的哲学为实用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将实践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唯一标准。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提出判断的标准，不是姓社姓资，应该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助于增加综合国力，是否有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受到束缚，主要是由于对意识形态的争论，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在东欧剧变之后，俄罗斯的一些改革者摇身一变变成了市场原教条主义者。

    2、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认识经历了较长的过程。从1978年一直到1992年，我们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从中东欧国家来看，改革的目标模式非常明确，如当时的捷克总理克劳斯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没有任何形容词的市场经济”。

    3、经济改革战略是渐进式的。这与19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居主导地位的激进改革形成了鲜明对照。

    4、中国的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5、中国的经济改革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东欧国家是个非工业化的过程。

    6、中国的经济改革伴随着经济的开放。

    7、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倾向于特殊利益集团。

    8、中国的转轨是人类社会经济史上最为复杂的转轨之一。三个转轨交织在一起：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轨。如何实现上述三种转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是转轨时期中国决策者面临的严峻挑战。

    经济转轨是中国全面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经济转轨的相对成功有助于其他领域的转轨，但不会自然而然导向其他领域的改革。中国转型主要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政治改革的推进。

    温家宝总理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提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从总的方面来看，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配套，遗留下来很多问题，如市场经济的扭曲、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配的不公、权力的寻租、贪污腐化、道德诚信的沦丧、假冒伪劣的盛行、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的恶化、官民矛盾的突现、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民粹主义高涨等等。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宪政体制，是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中东欧国家通过二十年的发展，确立了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真正的保障，政府更迭有效运行，政治改革的结果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社会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把握可能的机会之窗，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门，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宪政框架。当然，政治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试错，需要探索试验。

    2、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尚待加强，政府仍然掌握着相当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对资本和土地等资源的价格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3、建立法治。

    中欧国家，特别是加入欧盟的中欧国家，法治建设取得了较快的进步，实现了司法的独立，建立了现代的法律制度。改革三十年，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中国的法治建设落后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法律制定出来之后，还涉及一个执法的问题。

    4、政府的改革。

    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对政府的作用进行界定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的改革由政府主导的，应当说政府在改革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从提供公共品的角度看，中国的政府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尚不能满足公众的期望。政府应当为市场经济提供基本的“游戏规则”，提供基本的法律与秩序。但是政府过多地卷入经济活动，甚至以权力介入市场，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不利于公平的市场秩序的形成。政府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有限有效的责任政府是政府改革的努力方向。

    5、关注社会公平。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公布的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407增加到2004年的0.47，接近拉美地区的水平。这表明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收入比先缩小后扩大。改革开放之初，倍数为2.5倍，1985年为1.8倍，后来变为3.3倍左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盛行的新圈地运动，压低农村土地的价格，农村和农民成为了利益受损者，产生了数千万的失地农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应当将效率与公平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否则改革难以持续，改革也不可能获得社会支持。

    6、发展模式的转变。

    中国已经意识到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2007年的十七大强调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目前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紧迫性。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破除影响和制约发展模式转变的体制因素，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

    7、关注价值观的问题。

    在如此波澜壮阔的大转型时代，必须关注价值观的问题。人类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尚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不能回避价值观的问题。民主、自由、法制和人权应当成为核心的价值观，因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把社会主义看作发达的和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在转型时期必须防止社会意识形态的空心化与虚伪化，避免出现信仰危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仰危机，殷鉴不远，值得注意。

    8、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中国力量的上升是近三十年国际格局的最大变化，对我国的国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正处在大转型的进程中，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力量的上升是近30年来国际体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然而必须对我国的国情有清醒地认识。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达4.326万亿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4.204万亿美元，。日本为4.909万亿美元。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为为1.607万亿。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美国为46716美元（12位），日本为38443美元（18位），俄罗斯为11339美元，排42位，中国排第96位，人均3264美元。转轨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斯洛文尼亚为26784美元（26位）、捷克为20760美元（28位）、斯洛伐克为17565美元（33位）、爱沙尼亚为17218美元（34位）、克罗地亚为15638美元（36位）、匈牙利为15408美元（37位）、拉脱维亚为14909美元（38位）、立陶宛为14098美元（40位）、波兰为13823美元（41位）。罗马尼亚为9300美元（51位）、黑山为7268美元（56位）、塞尔维亚为6811美元（60位）、保加利亚6546美元（64位）、波黑4891美元（77位）、马其顿4672美元（78位）、阿尔巴尼亚3912美元（86位）、乌克兰3899美元（88位）。这表明我国发展的水平仍很低，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经济的发展问题，以增进人民的福利。因此，在国际舞台上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避免承担超越我国国力的国际责任，坚定捍卫我国的核心利益。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也有的人认为即使有也是不完善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根本就不存在。周有光认为“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转轨经济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转轨经济，本人有如下几点判断。

    1、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会导致转轨的逆转。所有的国家都不可能出现市场经济的逆转。

    2、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迫使转轨国家调整其发展战略。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言，资本和市场高度依赖西欧的状况不可能根本改变，因为它们具有路径依赖性，但可能会进行微调。对俄罗斯来说，金融危机后，更加强调从能源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换。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从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到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3、后危机时代转轨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可能进一步增强。中国、俄罗斯以及中欧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