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克罗地亚入盟进程经历了从“疑欧主义”到“欧洲主义”的转型。在与欧盟的谈判过程中，反腐败问题和与前             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合作是其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克罗地亚入盟对该国、西巴尔干地区和整个欧盟发展产             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疑欧主义 欧洲主义 转型 反腐败 入盟

　　克罗地亚在入盟前经历了艰难的转型过程。自脱离南斯拉夫联邦独立之后，虽然经济发展基础较好，转型也一直在进行，但受制于国内的特殊情况，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如何从“民族主义”转型到“欧洲主义”并最终加入欧盟，其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一 图季曼的疑欧主义及其对克罗地亚转型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克罗地亚曾被西方政治家和学界描述为“极权国家”（authoritarian country）[1]、“准极权国家”（semi-authoritarian country）[2]、“不自由的国家”（illiberal country）[3]、“有缺陷的民主国家”（defective democratic country）[4]或“冒牌的民主国家”（simulated democratic country）[5]。上述表述说明，按照西方的所谓民主体制标准来看，克罗地亚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是不成功的。期间，图季曼的总统身份和对克罗地亚内政和外交的影响是西方关注的焦点。在领导克罗地亚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图季曼一直扮演领袖的角色，因此被克罗地亚民众称为“国家之父”。从1990年开始，图季曼及其领导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一直掌控着克罗地亚的内政和外交走向。在1992年举行的独立后第一次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共有41.93%的选民参加投票，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获得了占据绝对多数的议会席位。[6]民主选举给予了该党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绝对的优势地位，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可以按照该党领袖图季曼的偏好来规划国家制度和政策。克罗地亚虽然形式上是半总统制国家，实际上却是超级总统制国家。[7]图季曼不仅有效控制了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组织，而且干预市民社会，严格管制媒体，甚至引导大众文化的取向。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是从南斯拉夫最早独立的两个国家，但克罗地亚没有像斯洛文尼亚那样迅速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民族孤立主义转向更加开放的欧洲主义。图季曼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以一直对欧洲化保持警惕为特点。自1992年起，民族主义和反塞尔维亚族的沙文主义势力抬头。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强调克罗地亚作为“对立并否定南斯拉夫-塞尔维亚”[8]的一方，并且在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中成功说服许多选民支持其政治议程。[9]借此，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的统治得以强化，并消除了政治多元化的可能。

　　图季曼对欧洲观念一直怀有敌意，而且对来自欧洲的批评极为敏感，他批评欧洲在南斯拉夫解体危机中自负而又无所作为。[10]在图季曼看来，没有美国的决定性支持，克罗地亚在1995年将无法确保领土完整，因此欧洲国家没有道德权力来批评克罗地亚的体制。同时，图季曼坚持认为，欧盟是一个多民族的、超国家的自由组织，加入欧盟将会对克罗地亚的独立国家身份造成威胁。对于欧盟1997年4月提出的区域立场中的条件（参加国必须尊重民主、人权和基本自由、法治），图季曼严辞拒绝。对于欧盟的“西巴尔干”观念，他并不认同。图季曼认为，欧洲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新南斯拉夫”。作为对区域立场政策的回应，克罗地亚修改了宪法，并且在宪法中补充了下述条款，禁止谋求类似南斯拉夫的国家联合体的成员国资格。[11]

　　在自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到与欧盟签署《稳定和联系协议》（2001年）期间，克罗地亚和欧盟并没有建立固定的契约关系。[12]受欧盟区域立场以及随后的稳定和联系进程中条件限制的影响，克罗地亚和欧盟的财政合作仅限于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部分民主化进程，1996年之后欧盟才开始向克罗地亚提供重建援助。[13]显然，克罗地亚的“疑欧主义”政策对其融入欧盟的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 克罗地亚“疑欧主义”和“欧洲主义”之争

　　受“疑欧主义”政治气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克罗地亚国内疑欧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非常活跃，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坚持本土战争（Homeland War，指1991—1995年的南斯拉夫解体期间发生的战争）的价值及成就（克罗地亚主权和独立、克罗地亚社会的单一民族特性以及民族主义特色），并认为克罗地亚一旦加入欧盟，将会对上述特色造成威胁。[14]他们视欧盟为共享自由价值观的国家和社会的组织，而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存在很多问题。此外，根据民族主义者的想法，克罗地亚如果同意把主权让渡给另一个超国家组织将铸成大错，他们甚至回想起南斯拉夫的历史，认为布鲁塞尔是“新的贝尔格莱德”，如果通过国内改革和重新调整对外政策来投向欧盟的怀抱，这将有悖于克罗地亚的国家利益。[15]

　　克罗地亚毕竟是个开放的国度，历来受西方思潮影响很大，国内许多知识精英对于融入欧洲、远离巴尔干这个是非之地有着较为迫切的愿望。作为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精英扮演了与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对立的角色。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克罗地亚影响力不大，为了加强左派力量，社民党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党开始商讨合并，最终于1994年底成立了新的社民党，成为国内最大的左翼政党。它重申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宣称吸收西欧式社民党的因素，奉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政治上实行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政治，建立现代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实行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混合所有制，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反对不可控的私有化和贫富差距过大；在外交关系上主张加快欧盟一体化进程，并积极与欧盟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开展友好合作。[16]

　　由此，在克罗地亚的政治和社会光谱中，逐渐形成了坚持国家主权独立的“疑欧主义”和融入欧洲一体化的“欧洲主义”的对垒，也造成了克罗地亚内部政治和思想的分裂。[17]1995年，克罗地亚举行了独立后的第二次议会选举，民主共同体仍具有绝对优势。尽管如此，克罗地亚社会中要求融入欧洲的呼声日高。多数精英和民众希望国家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环境，而不是固步自封。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逐渐减弱，对反塞尔维亚主义渐渐失去兴趣。此时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政府由于私有化进展不顺而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和民众失业，经济萎靡不振，战争破坏区域的重建及移民问题更使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私有化过程中的贪污渎职、少数群体的特权和行政腐败越来越严重；在与欧盟的对话中，图季曼政府的强硬立场导致克罗地亚无法开启入盟进程。上述因素大部分中上阶层精英尤其是萨格勒布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支持左派的政治立场。克罗地亚逐渐酝酿新的变革。

　　三 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的欧洲化政策

　　1999年12月，图季曼逝世，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克罗地亚人民党副主席斯捷潘?梅西奇（Stjepan Mesic）在2000年1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由社会民主党主席伊维卡?拉昌（Ivica Racan）领导的联合六党（社会民主党、社会自由党、农民党、克罗地亚人民党、自由党和伊斯特拉民主议会）在同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在国家政治体制中被边缘化，这也标志着“疑欧主义”在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

　　社民党能够上台执政，主要是因为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已经无法吸引民众。该党尽管有南共联盟的影子，但经过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依然是强大的思想武器，更何况原来的共产党政权比其他东欧共产党政权更为自由，民众基础较为广泛。

　　从东欧国家政党发展历程来看，在共产党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庞大的中产阶级在紧要关头的觉醒确保了社会民主党快速成为最强大的政党之一，而且历史性的变革导致了社民党组织体系的快速发展。此外，社民党建立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展现了与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不同的政治选择。社民党主张效仿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吸引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亲欧”和民主社会主义逐渐成为最进步的政治选项，而支持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和强调民族政策则意味着选择经济停滞和政治孤立。

　　社会民主党竞选方法得当，也是成功执政的重要原因。在选举前，社民党开始与其他中左翼政党为组建选举联盟进行谈判，目标是确保取得选举胜利。在谈判过程中，社民党向其他左翼政党作出了较大妥协，许诺在未来政府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参与机会，并承诺实行地方高度自治。到 1999年，社民党成功地集合六个反对党并为2000年大选准备了共同的议程。

　　有学者称“2000年的选举是克罗地亚作别极权体制的决定性的第一步”，[18]这一评价比较准确。此后的“去图季曼化”是后图季曼时代精英们形容21世纪头三年实施的一系列宪法和外交政策变革的词汇。在此期间，梅西奇和拉昌放弃了图季曼时代对融入欧洲—大西洋机制的孤立主义情绪和抗拒政策，[19]放弃了图季曼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主张，强调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政治参与，包括不干涉波黑政治以及波黑克罗地亚族的生活。

　　2000年11月，克罗地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半总统制为议会制，总统的职位逐渐变为象征性角色。政府对媒体也采取了更加自由而透明的政策。克罗地亚中央电视台还解雇了支持民主共同体的职员，并开始批评图季曼政策的错误，尤其是官僚腐败和私有化问题。此后，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合作、难民回国以及解决政治腐败成为政府与欧盟接轨的重要政策方向。由于政策的转型，克罗地亚的入盟出现了转机，得以全面参与稳定与联系进程，并于2001年10月与欧盟签署了《稳定与联系协议》。[20]

　　克罗地亚在后图季曼时代的三届政府：2000—2003年社会民主党伊维察?拉昌政府，以及经过改革后重新上台执政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伊沃?萨纳戴尔（Ivo Sanader）政府（2003—2009年）和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的亚德兰卡?科索尔政府（2009—2012年）一直致力于加入欧盟，并且在克罗地亚国内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能够在2003年议会选举中成功翻身，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其果断地放弃“疑欧主义”政策，全力支持加入欧盟的政策，同时，尽力提高民众福利。

　　克罗地亚的努力也得到欧盟的回报。从1996年到2000年，克罗地亚仅获得了欧盟奥布诺瓦计划（主要是重建）的技术援助，2001～2004年则获得共同体重建、发展与稳定援助计划（CARDS）的资金支持，以增强克罗地亚参与执行稳定与联系进程。该计划主要帮助克罗地亚强化边界控制、支持民主稳定、增强国家机构的能力、区域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2004年，克罗地亚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得到了入盟前援助工具（IPA）（2007～2013年）的支持。入盟前援助工具包含五个部分：转型援助和制度建设、跨边界合作、区域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开发。在该项目框架下，欧盟共资助了克罗地亚7.4983亿欧元（2007～2011年）。[21]

　　四 克罗地亚入盟的谈判进程

　　克罗地亚于2005年10月开始与欧盟展开入盟谈判，经过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欧盟的认可。2011年6月30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理事会建议结束与克罗地亚的全部谈判，宣布其将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在谈判进程中，经济领域较为顺利，而在打击腐败和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合作上则面临了诸多困难。

　　（一）经济转型和入盟谈判

　　克罗地亚1991年独立后，实行经济转型，变中央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克罗地亚1990年底通过的宪法规定，所有制权利受到保障；企业和市场自由是克罗地亚经济体制的基础；国家保证企业家在市场上的平等地位；禁止垄断；通过投资所获得的权利不得通过法律和其他法规性条件加以缩小；保障外国投资者自由带出利润和所投入的资本；公民就业自由，就业者可参加企业决策，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可成立大会，有权罢工；每个公民有权享受健康保护；所有人都有义务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分担公共消费的需要，平等和公正是税收制度的基础；克罗地亚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负责保护货币稳定和对内对外的支付能力。[22]尽管在随后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遭遇诸多困难，如战争对基础设施的破坏、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存在腐败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使克罗地亚经济持续衰退且失业率高企，但克罗地亚一方面按照欧盟的要求积极应对上述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克罗地亚经济转型时间较早，在涉及到经济领域的谈判大致比较顺利。在经济和货币政策章节的谈判在2006年开始谈判，2008年就顺利完成，明显要快于其他大多数章节的入盟谈判。

　　但经济领域的转型并不都是一帆风顺，这集中体现在与欧盟进行的“竞争政策”的谈判上。克罗地亚的一些重要产业、尤其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有国家的巨额补贴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且南斯拉夫自治管理模式根深蒂固，政治上的权势联盟不愿意变革。入盟要求必须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的、支持竞争政策的改革很难被某些部门或产业所消化，因此在政治上难以执行。亚德里亚船厂就是政治上抵制新自由主义式重组的阵地，它就象针对亲欧政治精英的一根毒刺，严重影响了入盟谈判：欧盟和克罗地亚对于竞争政策的协商一直拖到了最后。该船厂以前依靠苏联的市场，负有盛名，但来自亚洲市场的竞争使其不再有生命力。为了应对欧盟的审查，部分船厂被外迁。欧盟坚持认为船厂在缺乏重组的情况下，有关竞争政策章节的谈判不能结束。事实上，在2011年6月结束入盟谈判后，重组这一任务仍没有全部完成。在2013年入盟之前的两年，仍受到欧盟的全面监督。

　　从更广泛地意义上说，许多克罗地亚人都讨厌欧盟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这是南斯拉夫过度的社会保护和国家主导式体制影响的结果。一位媒体人写道（Robert Bajrusi）：“总体而言，许多克罗地亚人不愿意放弃过去遗留下来的相对舒适的生活和社会权益，但这恰恰又是欧盟想要改变的。”这一点在身受民众支持和影响的政党上有所体现，如克罗地亚农民党，它的支持者们是疑欧主义者。甚至两个主要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均倡导缓慢的市场化改革。在克罗地亚甚至存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共识，应以牺牲外部投资为代价保证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社会保障。例如，在2007年选举前夕，经济学家、总理候选人Ljubo Jurcic说：“我支持左翼的经济政策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把什么事情都留给市场的做法过于轻率和简单化，这样一种政策可能会破坏克罗地亚经济并把老百姓逼到大街上（抗议）。此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国家只采取单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反，需要定义其国家优先重点并实施国家干预。克罗地亚同样需要做这件事情。”[23]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论精英还是民众，并不愿意在经济某些领域进行快速的改革。

　　（二）克罗地亚入盟进程中的腐败问题

　　克罗地亚的腐败、尤其是高层腐败问题是横亘在入盟面前的重要难题。萨纳戴尔执政时期的腐败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据媒体披露，萨纳戴尔在担任总理期间，时常有人扛着大口袋现金出入他的办公楼。维基解密披露2009年美国驻克罗地亚大使发回的秘密电报中说，萨纳戴尔有可能涉及数宗案件。一份国际教育机构的报告称，在萨纳戴尔任职期间，克罗地亚教育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教师普遍受贿，学生不行贿，无法毕业拿到学位，学校买卖文凭现象泛滥成灾。欧盟扩大进展报告也多次强调克罗地亚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坚持要求克罗地亚当局必须予以解决，否则难以入盟。

　　迫于欧盟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萨纳戴尔于2009年7月宣布辞职，亚德兰卜·科索尔继任其职。2010年12月 27日，科索尔撤换了4名关键职位的部长：国防部、财政部、文化部、建设部部长，显示其反腐决心。2012年4月16日，克罗地亚最高法院对萨纳戴尔和其所在的政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的腐败问题进行了审判，重点审查非法使用国家基金的问题。这是自克罗地亚独立以来一个政党首次因非法行为而被审判。

　　尽管克罗地亚在反腐败上作出了巨大努力，但仍与欧盟标准存在差距。欧盟向克罗地亚开了“绿灯”——遵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模式”，让克罗地亚带着尚未解决的腐败问题加入欧盟，入盟后继续在腐败问题上接受欧盟的严格审查。欧盟让克罗地亚入盟，有着多方面原因，首先它是成员国经过多次协商后达成的一项既定日程，并最终在2011年的欧盟峰会上得到确认。其次是克罗地亚作为西巴尔干转型的标志，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转型相对彻底。为了鼓励后进者，维持扩大的势头，欧盟决定吸纳克罗地亚。

　　（三）克罗地亚入盟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合作

　　与前南刑庭合作是克罗地亚政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在遵守“欧洲规则”上，所有其他领域都得到了克罗地亚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唯独与前南刑庭合作是个例外。因为克罗地亚民众和精英认为这种要求过于政治化，而且很多方面并不合理。法庭成立头两年（1993～1995年），前南各国不仅没有逮捕一名被起诉者，反而有些被告还被提升，公开与法庭对抗。克族嫌犯布拉斯基奇在被起诉后的第二天，即1995年11月14日被图季曼提升到克罗地亚军队的一个高级职位。时任克罗地亚国防部长苏萨克（Gojko ?u?ak）[24]称，被国际法庭起诉的两名嫌犯“仍是克罗地亚民族最伟大的儿子”。[25]

　　欧盟要求西巴尔干诸国与前南刑庭合作是入盟的前提条件，而克罗地亚和波黑等国最初因无法满足与前南刑庭合作的条件，导致其在入盟中处于落后地位，欧盟甚至对克罗地亚实行了惩罚。[26]克罗地亚对欧盟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不遗余力采取很多措施使自己远离西巴尔干地区，不惜重新定义自己为“中欧”而不是“巴尔干”国家。[27]

　　拉昌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虽在口头上宣布与前南刑庭合作，但实际执行中难以做到。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处理国际上声名狼藉的克族将领诺拉茨（Mirko Norac）、格特维纳（Ante Gotovina）和波贝特科（Janko Bobetko）长时间没有取得进展。欧盟指责克罗地亚没有遵守《稳定与联系协议》。英国和荷兰甚至一度拒绝与克罗地亚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并威胁阻止其申请入盟。

　　萨纳戴尔领导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上台后，立刻展开穿梭外交来取信国际社会，尤其是争取到前南刑庭主审判官蓬特（Carla Del Ponte）的谅解，表达与前南刑庭完全合作的意愿，并陆续抓捕了一些战犯。2004年4月，蓬特首次承认新政府在积极配合前南刑庭的工作。科索尔上台执政后，对前南刑庭采取了密切合作态度。2010年7月，国际犯罪法庭对科索尔政府改善与前南刑庭合作的努力表示认可。

　　五 克罗地亚入盟的意义

　　入盟提高了克罗地亚的国际地位，增加了国际影响力；成为欧盟大市场的一员，又使克罗地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来自欧盟基金和外部战略投资的支持，使克罗地亚有望提振萎靡的经济；成为欧盟成员国后，克罗地亚可为其他西巴尔干国家入盟进程提供技术支持，借机提升自己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从而扮演与斯洛文尼亚相似的作用——成为沟通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关系的“纽带”。

　　就西巴尔干地区来说，克罗地亚入盟为其他未入盟国树立了一个“样板”，使其更有针对性、也更有信心迈向欧洲一体化。黑山在2012年开启入盟谈判后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改革；马其顿也获得了欧盟的特殊优待，在与希腊“国名”纠纷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欧盟已开始与其展开了某些入盟方面的谈判；塞尔维亚则在2013年6月28日得到了欧盟的“绿灯”，为鼓励其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努力，欧盟宣布2014年1月开启与塞尔维亚的入盟谈判；黑、马、塞的进步也给阿尔巴尼亚、波黑的入盟进程带来不小的压力，增加了它们入盟的紧迫感。

　　就欧盟而言，它通过克罗地亚入盟向外界展示了欧洲一体化的信心。欧元区虽仍处于危机之中，但欧盟有能力解决危机，而且既有的扩大政策不变。欧盟仍有能力扩展其影响力，改变周边动荡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路径，将周边动荡区打造成和平区。

　　当然，“扩大疲乏症”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如果说克罗地亚体量不大，对整个入盟进程不会产生大的冲击，那么将问题和麻烦不断的其他西巴尔干五国吸纳进来，欧盟面临的挑战巨大。这五国的入盟之路也会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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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 Peskin and M. Boduszynski,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Domestic Politics: Post-Tudjman Croat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55, no.7, 2003, pp.1117-42.

[2] M. Ottoway, Democracy Challenged: The Risk of Semi-Authoritarianis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3] M. A. Vachudova, Democrat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lliberal Regimes and the Leverage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39, 2006.

[4] N. Zakosek, ‘Democratization, State-building and War: The Case of Serbia and Croatia’, Democratization, vol.15, no.3, 2008, pp.600-601.

[5] M. Boduszynski, Regime Change in the Yugoslav Successor States: Divergent Paths toward a New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74-114.

[6] C. Lamont, ‘Explaining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Croatian Democratic Union in Post-Presidential Authoritarian Croatia: Elites, Legac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Balkanistica, vol.21, 2008, p.65.

[7] Dejan Jovic and Christopher K. Lamont, Introduction Croatia after Tudjman: Encounters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and Authoritarianism, Europe-Asia Studies, vol.62, No.10, 2010, p.1613.

[8] Nenad Zakosec, “The Legitimation of War: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 New Reality”, in Nena Skopljanac Brunner et al (eds), Media & War, Zagreb and Belgrade: Centre for Transition and Civil Society Research and Agency Argument, 2002, pp.109-116.

[9] Gordana Uzelak, “Franjo Tudjman’s Nationalist Ideology”, in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31, Issue 4, 1998, pp.449-472.

[10] Dejan Jovic, ‘Croat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Long Delayed Journey’,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8, no.1, 2006, pp.85-103.

[11] Dejan Jovic, ‘Croat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Long Delayed Journey’,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ume 8, Number 1, April 2006, p.86.

[12] http://delhrv.ec.europa.eu/images/article/File/Strategija_EK_za_CARDS_za_RH_2002-2006.pdf

[13] http://delhrv.ec.europa.eu/images/article/File/Strategija_EK_za_CARDS_za_RH_2002-2006.pdf

[14] Dejan Jovic and Christopher K. Lamont, Introduction Croatia after Tudjman: Encounters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and Authoritarianism, Europe-Asia Studies, vol.62, No.10, 2010, p.1614-5.

[15] Dejan Jovic and Christopher K. Lamont, Introduction Croatia after Tudjman: Encounters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and Authoritarianism, Europe-Asia Studies, vol.62, No.10, 2010, p.1615.

[16]（克罗地亚）白伊维：《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较量：克罗地亚社民党的演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3期。

[17] Dejan Jovic and Christopher K. Lamont, Introduction Croatia after Tudjman: Encounters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and Authoritarianism, Europe-Asia Studies, vol.62, No.10, 2010, p.1614.

[18] C. Lamon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liance, Farnham, Ashgate, 2010, p.38.

[19] D. Jovic, ‘Croat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Long Delayed Journey’,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8, no.1, 2006, pp.85-103.

[20] http://delhrv.ec.europa.eu/images/article/File/Strategija_EK_za_CARDS_za_RH_2002-2006.pdf

[21] 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candidate-countries/croatia/financial-assistance/index_en.htm

[22]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950页。转引自左娅：《克罗地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3] Arolda Elbasani edited,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Balka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3, p.44.

[24] 1991～1998年任克罗地亚国防部长。

[25] 凌岩：《跨世纪的海牙审判：记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26] See Milada Anna Vachudova, ‘Strategies for Democrat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e Balkans’, in Marise Cremona (ed.), 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48.

[27] See Romania Vlahutin, ‘The Croatian Exception’, in Judy Batt (ed.), ‘The Western Balkans: Moving On’, Chaillot Paper no.70, Paris EUISS, Octo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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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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